看江山风雨情想到的
李自成身经百战，经常甘冒矢石，身先士卒，确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战略眼光，往往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进京后不久，迅速溃败，死于通山县九宫山下反动地方武装的无名鼠辈之手，遗恨千古，至今令史家扼腕难平
李自成在崇祯17年旧历正月初一日，即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张岱：《石匮书后集》卷63）正式登基当上皇帝。我认为，从各种史实的记载来看，这是千真万确的。李自成既然已经在西安当上皇帝，理应在这座古都认真地当皇帝，使西安这个大顺政权的首都，能够成为大顺军坚强的政治中心、经济后盾。李自成完全可以留在西安，行使皇帝大权，令部众继续征战，消灭明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却亲率人马，贸然向北京进发。这里，李自成有一系列重大失误：第一，进军北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捣毁明王朝的权力中心，派大将刘宗敏等人去就行了，何必要亲自上阵？明初朱元璋摧毁元大都（北京），就只派大将徐达完事。而李自成却在占领北京一个多月、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而归后，匆匆在武英殿登位，接受百官朝贺，“尊七代考妣为帝后，吏户部六曹各赦书。”（《甲申传信录》卷6）当然，事先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包括制定、刊行《永昌仪注》。
  这里的问题是：李自成在西安称帝还算不算数？当了皇帝又再当，只能制造政治上的混乱，贻人笑柄。事实上，李自成四月二十八日在武英殿即位，但当夜五鼓，即“潜遁”，仓惶撤出北京，堪称屁股还没有在龙椅上坐热，不啻是一出闹剧！第二，李自成在建立政权后，很早就提出“三年免征”的口号，这对民众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但严格说来，并不妥当。不征赋，大顺军的开支从何而来？在进军河南后，李自成更让士卒到处散布“迎闯王，不纳粮”，“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明季北略》卷23）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筹集军费，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将富裕阶层完全推向绝路，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第三，李自成进京，带了多少人马？顾诚教授估计是十万人，我认为大约是八万人，这是有史料可查的。这充分反映出，李自成的轻敌思想，尤其是对关外的清廷，认识太差。清廷曾派人携国书给大顺军领导人，联合推翻明朝，“共享富贵”，李自成不予理睬，这是李自成一生中光采的篇章之一，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但是，他对清廷磨刀霍霍，准备随时见机而作，入侵关内，夺取政权的野心，却视而不见。山海关之战，他至多带了六万人马（程源《孤城纪哭》），而吴三桂的兵力是五万人，加上乡勇三万人，以及约十万以上的清兵（参见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中之《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在总兵力上，超过李自成军三、四倍，而且大顺军与强大的清军，是头一次遭遇战，猝不及防，终于一战而溃，一败涂地，从此走上败亡之路。第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况大明王朝乎！李自成虽然当了皇帝，但在广袤的国土上，地方政权绝大部分仍然由明朝势力控制着，在南方，更迅速成立了南明朝廷，对抗大顺军、清军。如何南征？与如何东进一样，李自成有很大盲目性。他只派了原明朝柳沟参将、进京后被封为权将军的郭升，带了三千人马，出兵山东，虽先后克德州、泰安州等地，但终因人马太少，大顺军山海关之战惨败后，郭升在山东虽经苦战，终于全军覆没，‘单骑逃走’。（孙廷铨《颜山杂记》）后在南明永历政权中，与李来亨一起坚持抗清。耐人寻味的是，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遭遇程九伯等地方反动武装突袭时而牺牲，此时的通山仍然在明朝势力范围之内。“堪叹陕北农家子，轻取皇冠葬九宫。”岂不悲乎！第四，前文曾述及，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宫，与崇祯皇帝谈判。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是什么？据清初史家戴笠、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清初李长祥《天问阁集》的记载大同小异。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谈迁《国权》卷101）以及把在京中拷饷追赃得来的大量金银，不停地运往西安，可以充分看出，李自成的目光是多么短浅！他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掠钱财；在明宫里过把皇帝瘾。因此，他才会贸然入京，又仓促退出。如果把李自成进京比做赶考，他是落第了，失败了。何以故？作为一个领袖，他政治上显然不及格。
   “皇冠落地类转蓬，空教胡马嘶北风。”明朝、南明、清朝早已化为历史的烟尘，随风而逝。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评判台前，应当更理性地审视甲申之变。那种对李自成一味高唱赞歌的态度；虚构大顺军进京很快腐化变质，因而导致失败的神话，都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与歪曲。实事求是地回味360年前那场大悲剧，今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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