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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与后金交战，一方面兵力不足，另一方面将领又心怀鬼胎，不能全力以赴，企图保存实力。大家都明白，手中有兵，就是实力。一旦改朝换代，这就是筹码。而大明的最后一个支柱，让后金闻风丧胆的袁崇焕又让崇祯皇帝杀掉了，大明军队就没有了善于将兵，可以抵御后金进攻的将领了。 崇祯皇帝是大明王朝最为用功的一个皇帝，然后又是最为悲情的皇帝。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让他频繁更换大臣、将领，文臣武将很难得到他的长久信任。残破的大明大厦岌岌可危，崇祯皇帝已经无法力挽狂澜，虽然他想振作，先后启用了袁崇焕、孙承宗督师辽东，又以洪承畴、孙传庭、杨嗣昌等镇压农民起义，但是他对于这些文臣武将又不信任，不能放手让他们去拼杀，反而处处牵制，这皇帝当得真累。
崇祯皇帝 后金对大明疆土虎视眈眈，不断袭扰、攻击，已经让大明力不从心，几次交战，都是败多胜少，难得遇到袁崇焕这样的忠心耿耿，又有计谋，可以阻挡后金大军的良将。假若放手让袁崇焕指挥辽东军队，或许有胜算的机会，大明军队逆袭并非不可能。努尔哈赤、皇太极与袁崇焕交手都很紧张，努尔哈赤还被袁崇焕的炮火击伤，最后一命呜呼。辽东战场的军事态势已经出现转机，再让袁崇焕经营几年，或许可能直捣后金的兴京。此次皇太极巧使离间计，竟然让聪明一时的崇祯皇帝上了钩，崇祯帝以“谋叛罪”杀了袁崇焕。辽东地区从此少了一位横刀立马，阻挡清军入关的威武大将军。 后金来势凶猛，大明虽然军队比后金多得多，却抵挡不住，政权腐败、军队腐朽，战斗力下降。与后金打则败，不打更不行。 让大明王朝感到头痛的还不只是这些。打仗要增加军费，钱从哪里来？增加田赋，增派三饷，大明的百姓负担又重了，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农民反抗集中表现为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武装是其中最大的，对朝廷威胁最大。辽东要对付后金的攻击，在山海关以内的地方，又要剿灭农民起义，崇祯皇帝太累，大明军队太累。
李自成 明末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遍地开花。大明朝廷开始对全国农民起义围剿甚是厉害，李自成、张献忠几次被逼到绝路。张献忠还演出过投降明廷受招安的把戏，一旦有机会居再次“反叛”，挑起大旗，与明廷对抗。在后金军队多次越过边界，深入河北、山东等地攻城掠地之时，农民起义也得以乘乱兴起，发展壮大。外有后金之患，内有农民之乱，已经日薄西山的大明政权禁受不起折腾。抵御后金攻势，内陆腹背受敌；围剿农民起义，辽东岌岌可危。农民起义武装虽然没有后金勾结，但是客观上，后金与李自成、张献忠等知道利用大明前后夹击，内乱外患的困窘，不时地出击，消耗大明力量，壮大自己。对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导者来说，推翻大明王朝，远比后金入关更重要，他们饱受大明朝廷的欺压，并不清楚满清的统治对自己的欺压更甚。宁愿国土让后金侵占，也要推翻大明王朝；后金则要进入山海关，席卷中原大地，管你是大明王朝，还是农民起义，都要消灭。 按照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来分析，看历史要过后几百年，假若没有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大明王朝未必在崇祯皇帝手上会断送，或许还会维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那么，或许也不会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明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之后兵发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上吊自缢，大明王朝年江山至此土崩瓦解。 驻守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闻风而倒，投降清军，引清军入关，进攻北京，成为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李自成建立时间不长的大顺王朝，匆匆撤离北京，退往陕西。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长驱直入北京，取代了大明王朝的统治。随后，清兵破陕西，入湖广，连败大顺军，又败张献忠于四川。 吴三桂是引领清兵入关的罪魁祸首，农民起义则摧毁了大明大厦的根基。过去，我们更多地从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角度考量农民起义，有其进步性，很少从政权的稳固，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角度来考量农民起义对社会的破坏。人民其实是不喜欢战争，他们需要稳定的生活。国泰则民安，民安则国泰，任何时候，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睦，人民才会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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