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简朴的纪念册
□沈建中
掐指算来，岳父缠绵病榻已有十来年了。这个暑假，岳父昔日同事为祝贺他90华诞而冒暑聚集进行学术研讨座谈，自制了数量极少的纪念册。我有幸得到这本平装册子，实话实说吧，以目前装帧规格显得简朴。但照九四老人、金融学家洪葭管先生赐函所说，“……也算是‘风烛残年’者报平安的一种方式”。 我一页页浏览纪念册，为岳父丰富的阅历，为其中蕴涵的那份深沉的师友感情，一遍遍动容。戚教授回忆1980年代教研室最缺人手时，老师从学科长远打算，送他去医科院、军科院进修，又赴美做访问学者。1989年回国后，老师全力支持他建起我国第一个丙型肝炎病毒实验室。缪晓辉教授说老师“是一个可敬可爱的‘老头子’”，“大年初一早晨，老师如同平常，不例外地来到教研室，看到我刚刚从折叠式钢丝床起来，老人家见面的问候是：‘缪大夫值班啊，好！’”远方的陈景山教授“回顾恩师对医学事业的贡献”后又写：“我不知道老师最遗憾的事是什么，但我为我们教研室最遗憾的是，我们当年没能掌握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未能克隆干扰素基因，制备重组干扰素。当时我们已经有戚中田老师创建的干扰素纯化系统，也知道用PEG去稳定纯化的干扰素。”“我带着遗憾到了美国，学习分子生物学，但也因此误入歧途，远离了病毒学和干扰素学，这是我学成后没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违背了老师对我的教诲。不过我记住他让我报效祖国的话，一直在做力所能及的事。”这些回忆在令人感动同时，也启人深思。 连续几个晚上读这本80页的小册子，思绪翻腾，想起许多往事…… 1985年春寒料峭时节，我结识一位姑娘。她说起她爸爸小时候家里虽穷，但奶奶“砸锅卖铁”供他上私塾，她爸识字之余到寺庙帮工；“文革”时她随爸爸去了西安，她爸还去贺兰山养猪。她又说，最近她爸又获得研究成果。我不懂专业术语，没能记住，现在得知应该是国内首次成功制备重组人γ干扰素单克隆抗体；不久再说，她爸获得解放军三总部嘉奖（现查纪念册是“从事国防教育三十年，为我军建设做出贡献”）。那口气颇为自豪。 深秋了，一个周日下午，我随她踩着小道落叶，拐进小楼她的家，进入她爸那明亮整洁的书房。傍晚军号照例吹响，过半小时，她爸走进客厅，挂好脱下的军装，与我寒暄几句坐下吃饭，给我倒酒，居然像熟人似的与我聊起来。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测，我准备考问的答词一点儿没用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一年后，他成了我的岳父。 去了几次，我知道他每天作息听从院里军号，就连大年初一也按部就班，直到1990年代后期，“每天都徒步走来教研室，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因此，家里中午开饭固定十二点半，晚饭六点半。我那时饭量大，挨到开饭总饿得慌，还得装秀气，被他一眼看出：“哈哈，用大碗吃。”我才一改装模作样。他总是先吃饭，不大说话，至多叫我多吃点。吃完饭时，端起小酒盅，与我边喝边聊天，像我当时喜欢到处见的学问家老先生一样，和蔼虚怀。 这么多年来，我与岳父的交流大都在饭桌上，很随意。他在报上见到我的文章，谈起也笑笑，后来他说，写文章要有新材料、新观点，哪怕是不成熟的想法；切忌洋洋洒洒地写，却是内行皆知的东西。他闲聊时也会插入英语单词，发现我不通英语时，说外语好比帮你打开学问门窗的工具，我虽认同，却无意学习。这或许是因患了病，浮躁多动无定力，与岳父那种“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作风，相去甚远。 他聊起1950年代初练字，觉得“海”字难写，没有退缩，发现把握习字结构的问题，深入练习，逐步驾轻就熟。我觉得他把练字作为一种修养。他不跟我讲大道理，可他闲聊却颇蕴含些许儒道释，偶尔觉察他熟读《庄子》《淮南子》，我悟出他熟谙传统哲学思想，他的恬淡中透出充满睿智、勤奋、自信和执著的气质。有时我在他书房里遐想，他幼年做工时耳濡目染禅学，是否对他产生过影响。而我近三十年来，在修身处世方面，确实受到他的影响。 我只去过一次他的实验室。那天午饭时，他谈起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当时我正沉湎摄影，他叫我午休后去实验室参观。一路上碰到的同事、学员纷纷行军礼，他一一还礼；踏进教研小楼，大家亲切称呼他“老师”。这是我在家里从未见过的情景。看到放大近两千倍的细胞显现奇异的色彩形象，我很新奇，他鼓励我以此专门摄影，要我能沉得下去，钻得进去。可我兴奋一时却没有列入工余计划。 他常在看似不经意间关心我，有时在饭桌上见我心绪欠平，会微笑地与我碰一下小酒盅。有一次，他淡淡地对我说：“要以极大的耐心……”我牢记了。后来他老人家病了，竟病得无法言语，这是2003年的事。那年入春传染病闹腾，又遇小人之厄，加上有位敬重的老先生也远走，颇像我的华盖年，我心绪低落。就是这句“极大耐心”，伴随我跌跌撞撞中走了过来。 说起来，我的岳父我当然熟悉，如今读此册，他在我心目中向来平淡的印象，忽然变得有些高大起来。“前言”称他“是一个传奇式人物”，我一下子不太习惯，可仔细想想，他由一位穷苦孩子成长为“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及干扰素研究家，也是我国知名的医学微生物学教育家”（闻玉梅院士贺信），又按他自己的说法由“战火硝烟”（从戎）转为“学路烟云”（治学）。他参加过浙西天目山三次“反顽”、迫降高邮日寇、苏中七战七捷，以及淮安、涟水、枣庄、莱芜、孟良崮、确山保卫战和淮海、渡江战役。我还在册内见到他获得的数枚奖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独立自由奖章”等。 1998年他自撰《战火硝烟录》，回忆身经战役的战况战绩，也不乏幽默。一次部队在向火线运动时，从后方来的记者直喊：“不要把老百姓的瓜踏坏了！”战士们都发笑，打仗还顾这个。战斗打响了，副营长端起卡宾枪就是一梭子，吓得两位从无战斗经验的记者在瓜田里乱爬一气。但他写到自己，每战均“从事火线救护”。惟在孟良崮战役里多写一句：“我在战役开始时丢失手表。”我想象，对于守时如命的人来说，不啻是最大的财产损失，难怪五十年后他仍然耿耿于怀。 我对岳父的专业研究一窍不通，对其学术成就也不甚了了。1996年他把自己代表性的论文编为《学路烟云集》，我一点都看不懂。但有一次，我在他书房里等开饭，顺手把书橱里他的出版专著点数一下，共有20部，大都关于病毒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和干扰素学等学科的，我只能对他的勤奋用功肃然起敬。读过此册，让我有了大致了解。他转向“学路”的最初成果是1956年发现“金葡菌滤过形态及其再生株的形成条件与特性”，否定苏联学者认为细菌滤过型是细菌“发育阶段”的论点。1957年流感流行期间，发现了“亚洲甲型（A2）流感病毒的实验性相变异”，研制出“A2流感活疫苗”。 册内说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在干扰素及细胞因子研究领域，是我国干扰素学术事业发起人和奠基人之一；陈景山教授说“他也是中国生物技术工业革命的开拓者”，1979年前后，美国刚创建Genetech和Amgen，而老师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人白细胞干扰素，已带领同事开展小规模生产，能够这样快地赶上美国，是个奇迹。此后侯云德、闻玉梅、刘新垣教授常从国外带回先进的实验材料，凭着老师面子，从三位著名同行手里得到细胞株和纯化的重组干扰素，这样的合作精神是老辈科学家树立的典范。 戚教授还在纪念册中写到，早期国内从事干扰素研究的知名学者有三位：侯云德从事基因工程重组干扰素；刘新垣研究干扰素诱导的抗病毒蛋白2′–5A′合成酶及基因工程γ–干扰素并产业化；而自己老师则致力于自然干扰素：利用NDV病毒，诱导人胎盘脐带血中的白细胞产生α-干扰素。三位各有所长，经常交流。目前侯、刘二位院士仍活跃在学术界；而自己老师在研发兼具α-β-干扰素活性的Namalva干扰素并率先在临床应用后，由于年龄、身体的原因，壮志难酬，“这是我们为老师感到最遗憾的地方”。 岳父病卧后，仍心存高远，可能还在不断思考研究。病魔阻断他学术攀登的步伐，不然，他会贡献更多的研究成果——这是我在读了纪念册后的感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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