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相洲在1995年7月一起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他的专业是唐代文学，我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研究领域并不一样，但却一起进入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 虽然以前并不相识，但却一见如故，成为终生的朋友与兄弟。直到他调离本校而入职广州大学，我们在一起整整相处了21年，而且我们曾经一起居住在筒子楼三年，自那时起，我和相洲，还有学报的编辑刘艳老师三家，每年春节轮流做东聚会一次，从未间断，即使他到广州工作以后也一直保持着此一习惯。 开始是三家九个人，后来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就成了三家六个人。每次把酒言欢，海阔天阔，气氛轻松而温馨。 和相洲朝夕相处，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上午参加完他的告别仪式，回来的路上又想起过去的一幕幕情景，有几件事情记忆犹真。  1995年刚入职时，我们两人住在七号筒子楼，家属也都没来，时不时喝酒聊天。有一天晚上为学科前辈廖仲安先生举行70周岁的纪念活动，全教研室的老师都在一起吃饭。那时古代文学教研室共有22人，是全系最大的一个教研室。 我们是刚入职的两个博士，初来乍到，大多老师都是生面孔，席间除了要为廖先生敬酒祝寿外，自然也需要对于每位老师表示敬意。于是，我和相洲从廖先生敬起，每人满满一杯，一轮下来就是20几杯，然后又重点敬几位年长而又有量的先生。 当时一共喝了多少杯也不太能记清楚了。在座的一位李思永先生号称教研室里酒量最大，酒趣最浓，但见此情景，连连劝到：“两位注意，千万不要喝多了。” 宴会结束后，我们一起回到筒子楼寝室，两人相视一笑，觉得兴致正高，就又到了我的房间，拿出一瓶红星二锅头，斟满对饮。二人酒酣耳热，高谈阔论，纵谈学术，畅叙友情，甚至设计中文系以后如何才能兴盛发达，一付不可一世的架势。又是一瓶酒下肚，似乎依然未能尽兴。可惜天色已晚，未有觅酒之处，只得悻悻而散。 后来相洲由于身体原因，常常控制自己，一般场合都浅尝辄止，似乎无量无趣，但我永远记得那天晚上的场面，那种豪饮高论的快意，深深印在脑海之中。 相洲入校不久，就表现出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参与精神，被学校党委任命为统战部长。他工作出色，不仅与众多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关系融洽，还牵头编写了不少统战理论读物，得到学校党委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2003年，经过民主测评，学校党委有意让我出任文学院院长一职。我自博士毕业时起，导师罗宗强先生就嘱咐我要潜心于学术，不要把精力浪费到行政管理上。当时我已做了两年管科研、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深感工作繁忙，耽误时间太多，因此当时打心眼里不愿再担此重任。 但被党委书记做了几次工作，眼见难以推脱，于是就提出一个条件，只有相洲回文学院担任书记，我才能担任院长，而且只答应试一试，如果不行一年以后可以辞职不干。相洲本来好好地在担任统战部长一职，而且极有可能继续升迁。可是当党委把我这个要求告诉他之后，没料到他一口答应愿意回文学院和我搭班子工作。 我们在一起一晃工作了五年，由于学科相同，性情相投，眼光一致，不仅工作起来开心愉快，而且也取得了令学校满意、学界认可的业绩。可以说，相洲在这件事上体现出了朋友的真情与义气。 转眼五年过去了，又到了换届之时，我们俩都想解脱出来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两人商量着一起退下。可是经过换届的民主测评，党委又要我继续担任院长一职，并且说已经为我配好了班子。 我拿到班子名单之后，当即表示目前的人选无法接受，提出除非相洲做书记，我才有可能继续任院长一职。并且私下里要求相洲再共事一届。相洲其实对于专职行政工作并无兴趣，他其间曾有机会到外校担任校级领导，都因不愿意离开学术而放弃了。 可是在校党委和我个人的邀请下，他又爽快地应允，而且一干又是五年。说实话，我能够前后担任十年的院长，文学院能够取得博士点一级学科、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科评估进入A类学科行列，都与相洲的通力合作、辛勤投入密不可分。 一个人帮一次忙或许不难做到，可是试想一下，十年的漫长时间，而且又正当学术研究的黄金年龄，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相洲的担当 我和相洲在文学院共事十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困难，诸如评职称时的吵闹，分经费时的矛盾，学科发展中的先后次序争论等等，都能够依靠我们的团结与努力一一予以化解，从而使那一时期的文学院成为历史发展上的快速阶段。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那时从国家到个人都缺乏抗疫的经验，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是好。看着每天都有病例发生，甚至校内也有了病例。我们请示学校如何办，校方说是要等市里的指示。 我和相洲一起主持召开了文学院班子会议。最终决定不再等待上级文件，文学院的学生马上离校回家学习，让任课教师布置好阅读书目和作业。我们认为，与其发生病情后匆忙溃散，不如主动安排疏散撤离。 做出决定后，边向学校汇报，边安排学生放假回家。我和相洲当时已做好被撤职查办的心理准备。我向班子成员说：“将来如果追究责任，就处理相洲我们俩。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与其让学生冒风险，不如我们来冒风险。”当时相洲说：“我是书记，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 情况汇报给学校后，他们说我们未经上级指示就擅自放假，属于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师生们当时也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好在刚过了两天，北京市教委就下发了全市学校统一放假的文件。我们不仅没有受处分，还成为了学校及时组织学生撤离的正面榜样，可谓是因祸得福。 然后，今天想来，并不是所有的祸患都能有幸转为福音的。那一句“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记忆。这就是相洲，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的男子汉爷们。 如今，相洲已离我们而去，他有太多的故事等待有时间了慢慢整理。刚刚听到相洲病逝的噩耗时，一时难掩悲伤心情，就乱诌了四句诗： 廿载为兄弟， 一朝成永诀。 念之肠已断， 默然洒悲血。 平仄韵脚皆难顾及，算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吧。 左东岭 202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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