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下题目之后，觉得似乎有些不妥，于是我赶忙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找到了这部权威词典对“家”的解释。该词典对“家”有11种释义，我这里所使用的“家”的概念，应当是其中第二种，即“家庭的住所”。也就是说，该文题目完整的表达应该是：“我的家庭在济南的住所”。为了省事写了四个字，反而又要多说一些话来解释，什么叫书呆子？这就是。
（一）
农历乙酉年腊月二十九（公历1946年1月31日），我出生在济南后宰门街，那里是我的第一个家。不过这只是听父母说的，对那个家，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父母健在时，我一直没有想起来问问那个家的具体位置，1993年父亲突然病逝后，便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所以，虽是“老济南”，但我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出生地在哪里，只知道一个大体方位——后宰门街。
后宰门街是一条只有400多米长的老街，上世纪90年代我在考察济南老城时，特地留心了这条老街，还为这条老街里尚存的老建筑拍了一些照片。说起来，后来我与这条街还真“有缘”，这“缘”至少有三个。一是：1969年春节回济探亲期间，23岁的我在大明湖的冰窟里救过一名落水女童WXH，她的家就住在后宰门街（好像是路南50号）。那次，如果湖水深一些，就没有我的今天了。二是：2002年秋天，读硕士研究生的女儿在考察即将拆迁的县西巷时，在与县西巷北头相接的后宰门街东端一户人家（门牌5号）墙下，发现了一方清乾隆四十八年的《太和阁》碑。赶在拆迁前，我们去为该碑拍了照片、做了拓片。女儿据此碑写的《三百年前的一则促销广告》一文后来发表在《齐鲁文史》2003年第一期上。三是：2004年我在主持编写《历史文化名城济南丛书》时，其中《济南民俗风情》一书的封面，就使用了我拍的后宰门街老民居的照片。那幅照片“老济南”味十足，用在该书上恰到好处。
（二）
我记事后记得的第一个家，是在芙蓉街北头，那是一条东接芙蓉街，西连府学西庑的小胡同，胡同很短，只有两个小四合院（原址现已被某省直机关宿舍楼所占），记得我们住的是东边那个小院。至于我们家是什么时候搬过去的，我不知道，后来听说我的大妹妹是在那里出生的，那就应该是在1947年9月之前了。
那个小院里好像住着四户人家，北屋住的是房东，姓高，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我家租住的是南屋，东厢、西厢是什么人家已记不得了。小院不大，院子里有石榴树、大水缸等等，小院里有一条半米左右宽的小水沟（我们小孩子都叫它“小河”），上面铺着几块石板，水沟里常年淌着清澈的泉水。那水冬暖夏凉，夏天谁家买了西瓜，都会装在网兜里吊在水里先“拔拔”，冬天有时候会从石板缝里往外冒热气。除了不作饮用水外，院子里大人们平时洗洗涮涮等都在院里就地解决了。记得我母亲每次洗衣服时，推开一块石板，就可以在清水里洗涮了。每次洗完，她都要把石板再推回来盖好，怕的是我们小孩子不小心掉进去。有时候，母亲洗衣服时，会发现从“上游”漂来的洗衣棒槌、衣服等（那是街上邻居们洗衣时失手被水漂走的）。小院里几家人家关系处得很好，房东家的女儿在铁路部门工作，好像是一位列车员，她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特别亲，我们都叫她“大姐姐”。
记得母亲多次讲过1948年济南解放时的故事：那时，父亲在商埠一家印刷厂工作，解放军围攻济南老城时，正是中秋节，但父亲已经无法回城里了，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住在城里。解放军攻城那几天，时时有炮弹飞到城里，母亲就让我和妹妹都躲在大方桌下面，那样，一旦房子倒塌，我们也不会被砖瓦砸着。那一年的中秋节，我就是在桌子底下过的。一天，枪炮声退去后，有人在院门外叫开门，说是解放军。那时候老百姓只知道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兵，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并没有多少了解，所以尽管外面怎么拍门，满院子的人都不敢去开。后来，还是我母亲胆大，去开了门。原来，是刚进城的部队在挨家挨户搜查国民党溃兵，知道我们院里没有国民党兵后，解放军很快便离开了。从那次“事件”起，院子里的几户人家对我母亲都有了几分敬意，母亲成了小院中的英雄。
住在芙蓉街时，我们小孩经常去玩的地方是文庙，夏天大孩子们喜欢到泮池去游泳，我那时小，不敢下水，就在池子边瞎乱哄。极富传奇色彩的济南铁牛，那时就在路边，半埋在地下，孩子们不懂事，经过那里时往往故意从铁牛背上走。当然，如果和大人在一起，每每会被大人喝住。一是大人怕我们摔倒，二是大人们对铁牛都是心存几分敬畏之意的。从府学西庑穿过一条很短的胡同，就是贡院墙根街。那时候我对这条街充满了神秘感，原因是路西那一道墙太高大了，高得让我必须仰着头才能看到墙头。我那时候并不知道那里面是省政府，就是知道也不会搞清楚省政府是干什么的，但我好像已经知道了住在墙里面的都是一些“当官的”。
逛芙蓉街也是孩子们的一大乐趣，因为街上一些小铺的零食、糖果等最吸引我们，而且街上人也多，十分热闹。稍长大一点后，打酱油、买盐醋等活儿就是我的了。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会拿出一张五百的纸币（相当后来的五分钱）说：“到街上去买两根哈德门来。”我就乐颠颠的去了，买两根哈德门烟还会找回一百元，有时候那就是我的跑腿钱了。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条街上那林林总总的店铺都有什么“名堂”，当然更不懂得这条街有什么“文化底蕴”了。只是到了后来，当我对这条街有了更清晰、更理性的了解后，我才知道，芙蓉街是济南老街巷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文化名街，是济南最值得珍惜的老街巷之一。
（1949年的全家福。右二站立的男孩是我。当中坐着的男孩是后来夭折了的“剩橘子”弟弟，前面坐的是我的大妹妹。）
（三）
我在济南的第三个家，是“大山铁工厂”，在经五路纬三路向西不远处的路北。那时候经五路是被三里庄隔断的，由纬三路向西到三里庄东路就断了。大山铁工厂的具体位置在三里庄东街向东二三十米处，是一个大院子，大院与经五路小学（即后来的职业大学）只一墙之隔，墙那面就是经五路小学的操场。大山铁工厂的马路对面，是一家面粉厂（后来成了济南市粮食局），门前出入的车辆很多，都是来拉面粉的。那时的“大山铁工厂”好像活儿不是太多，有几个红炉，工人也不多，院里倒是住了不少户人家。搬到那里后不久，我就上了经五路幼儿园，家门离幼儿园不过百米，而且无须过马路，所以都是我自己走着来来回回。
上幼儿园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一是经五路幼儿园的孩子都要戴镶蓝边的白兜兜，个个显得十分神气。也许是我那时老实，身上很少沾脏，所以白兜兜总是干干净净的。为此我经常听到母亲对别人夸奖我，说别的孩子的兜兜穿一两天就脏了，我的能穿一个星期才洗一次。再一件事就是去为新娘“牵纱”。当时结婚的举行婚礼时，新娘穿的婚纱后面拖着老长老长，要由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后面牵着。当然，这牵婚纱的孩子是要经过挑选的，年龄一般在五六岁左右，长相要好，还要精神可爱。当我如今已齿缺耳聋时，想起自己小时竟然会被“入选”牵纱角色，觉得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但那确实是事实，而且这一“事实”好像还不止一次（印象中应该有三次以上）。
记得每当有这种“好差事”时，母亲都要把我好好打扮一番，通常的打扮是：白短袖上衣、蓝短裤、白长筒袜，白胶鞋；梳小分头，脸蛋还要搽些胭脂什么的。打扮好后，与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一起坐上花轿，就去接新娘了。我们的任务是，新娘从家里出来到坐上花轿这一段，我们要在后面牵纱；到了举行婚礼的地方后，新娘一下花轿，我们赶紧再去跟在后面牵纱，一直把新娘送到典礼主席台。记得一次我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那次的婚礼是在一个学校的礼堂举行的，主办者在礼堂中间摆了一排课桌，新郎、新娘要从高高的课桌上走过去才能到达主席台（那样子很像今天时装模特走得T台）。那课桌对新郎、新娘来说，不算太高，他们很容易就爬上去了。可是跟在后面的我们却犯难了，那个女孩子露出了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在下面犹豫着，我却充起了好汉，一边牵着婚纱一边开始爬桌子；但是人太矮怎么也爬不上去。由于我一只手仍然尽职尽责地牵着婚纱，所以早已上去的新娘想往前走又被我拽住走不动，惹得场内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好在主事人赶紧跑过来，把正在努力上进的我抱下，示意我们不必跟着上去，在下面分开从两边走即可。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出了“洋相”，红着脸稀里糊涂地完成了差事。
扮演牵纱的角色曾是我十分得意的事情，一是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那多半是一些糖果之类，它们是我此后许多天中最美好的物质享受；二是每次都会感受到人们对自己的欣赏。因为参加婚礼的人们除了欣赏和评价新郎、新娘之外，还少不了对他们身后的一对“金童玉女”欣赏评价一番。从人们的眼神中，我获得了精神享受。许多年后我曾偶然想到，不知道当初那个女孩子（我的搭档）后来出落的如何，我想总该会比我强许多吧。
在“大山铁工厂”住时，我有了一个小弟弟，记得他的小名叫“剩桔子”。
（四）
我在济南的第四个家，在经二路纬六路路北一个短胡同里（胡同只有两个院子，我家住在第二个院），胡同西边就是发祥巷。
搬到经二路后，我仍在经五路上幼儿园，每天都是我自己步行来回，好在那时社会秩序很好，而且街上车辆也少。我的路线一般是出胡同向东到纬四路，拐弯向南，至经四路后顺三里庄东街到经五路，有时候也从小纬六路向南，到经四路拐弯向东到三里庄东街。父亲工作的地方“东兴印刷局”就在经三路纬四路路口西南角，我有时候放学路过那里时会去玩一小会儿。“东兴”的楼下是门头房，经营文具、账本等，楼上是印刷厂，父亲在那家印刷厂是技师，负责印刷业务工作（相当于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在“东兴”，我很少上楼，一般只在一楼柜台外边玩，有时候，“掌柜的”还会送给我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之类的。很少上楼是因为大人不允许，因为楼上对于小孩子来说不安全。我偶尔上去过一两次，记得楼上满是放铅字的大架子，另一边好像有那么两三台印刷机，整天“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我对那机器感到十分好奇，每印一张，那一排“叉子”就翻一张，那大概是我对“自动化”的最初直感了。长大后我才知道，印刷机分“八开机”（即印八开纸）、“四开机”（印四开纸）和“对开机”（印二开纸），好像我见到的只是四开机和八开机。“东兴”掌柜的姓兰，待人很和气，后来当我知道他们那种人就是“资本家”时，好长时间脑子里“兰掌柜的”与“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两个概念合不到一起。上世纪80年代，济南许多单位、学校都办起了旨在“创收”的小印刷厂，父亲退休后，和这位“老兰”一起又干起了印刷老行当，在“省科协印刷厂”重操旧业。父亲当年的徒弟“魏叔叔”是技师，父亲则成了“顾问”。60多岁的父亲在省科协印刷厂“发挥余热”大约有六七年，后来退出了。
“东兴”对我也有可怕的记忆，记得有一天特别冷，放学时一路上很少见到人，气氛十分可怕。我走到“东兴”时“果断决定”进去暖和暖和，等到父亲下班后才一块回家的。第二天，听说那天夜里就在纬四路街上冻死了一个人。上世纪90年代，我在编写《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时，查阅了有关济南的气象资料，知道济南在二十世纪最冷的一天是1953年1月17日，气温是摄氏零下19.7度。我记得的那一天，应该在1951年底或1952年初，还算不上是济南最冷的一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济南冬天确实很冷，下雪后，屋檐下常常挂着一二尺长的“冰绺子”；马路牙子下面的积雪冻成冰，是我们小孩子极好的“溜冰滑道”——快速起跑，然后从冰上滑着向前冲（或单脚，或双脚，或站式、或蹲式，小一点的孩子则干脆采取屁股着地的坐式），比赛看谁滑得远，是我们的极大乐事。七十年代以后，济南在冬天已很少见到“冰绺子”了，而那种“溜冰滑道”则彻底绝迹了。
我们这个院子的北屋，住的也是房东。房东家好几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好像已经上中学了。一次她在自己家门前削茄子皮，从坐着削到站着削，竟然把那茄子皮削得三尺多长而不断，看着她的“表演”，我不仅十分吃惊，更是十分佩服，觉得她实在了不起。北屋西山外与西厢房之间，是一片小空地，房东家在那里养了几只鸡。那个“鸡场”也是我们小孩子避开大人视线聚会嬉玩的地方。一次我们竟做起了互相“打针”的游戏，就是每个人拿一根削尖了头的秫秸篾当作“针”，轮流给别人“打针”。大家都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大夫”给大家挨个扎一遍，然后另一个人再装“大夫”，挨个扎一遍。当然，大家谁都不许哭。参加游戏的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好像大家根本没有什么性别概念，都心甘情愿地露着屁股让别人扎。
我家住的是西屋。那个院子的最大特色是，家家门前都有一个“大锅头”——那是一种用泥巴糊成的炉子，炉口与锅口一般大，炉箅子下有进风口，旁边安放风箱，与风箱的出风口相连。燃料是“大炭”（一种有烟的面煤，用水和湿），先点燃劈柴后，边拉风箱边用煤铲往炉里加炭。每当做饭的时候，也是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家家门前都会响起“呱嗒呱嗒”的风箱声和锅铲翻菜声，炉中火苗熊熊，满院充溢着煤烟、油烟和蒸汽。一般都是家庭主妇忙活锅台上的事（糊锅饼、炒菜等），小孩子坐在下面拉风箱、加炭。有的人家没有小孩，主妇就锅上锅下一起忙，一边拉风箱，一边炒菜。我那时已经能帮大人干活了，放学后拉风箱已经成了我的“日常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自己家庭的不幸消息，就是在我正拉着风箱的时候。那一天，我正拉着风箱帮母亲做饭，忽然父亲回来，说“剩桔子不行了”。母亲赶紧撂下做饭的事，含着泪跟父亲走了。我知道，那是我生病的弟弟在医院死了。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家一直笼罩在悲哀中。我的“剩桔子”弟弟死时好像还不到三岁，他是一个十分聪明可爱的孩子，满院子的人都喜欢他，都爱逗他玩。据母亲后来告诉我，在我姊妹几个中，“剩桔子”是小时候最讨人喜欢的一个，我知道，母亲每当叹息“好孩子不长命”时，就是想念我的“剩桔子”弟弟了。后来我又知道，“剩桔子”弟弟得的是肺炎，起初是咳嗽，后来越来越重了。那时候我就听大人们说过，治肺炎的特效药盘尼西林（青霉素），一支值一口袋小米（约100斤）。从大人的谈论中，我知道，父母当时是没有力量用一口袋小米去为我的“剩桔子”弟弟换一支盘尼西林的。这可能也是母亲经常念叨我的“剩桔子”弟弟的一个原因。
1952年9月，我从那个院子里走进了经二路小学，成了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第一课题目是《开学》，课文是：“开学了。”我们大声朗读这篇课文的情形，我至今记忆忧新，那是既不断句也无抑扬顿挫的几个单字：“一、开、学、开、学、了。”其中那个“一”，是课文的序号，“开学”是题目，后面才是课文。我们之所会以连在一起读，足见我们是多么的忠实于原著了。1952年入学的小学生，使用的是国家统一编的新教材，早我们一年的小学生，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第一篇课文是“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满山跑。”当时，我们是很为能用上新教材而自豪的。
住在经二路时，我对周边环境已经有较深刻的印象了。经二路是当时济南市最繁华的一条马路，经二纬四路是当时济南的商业中心，由纬四路向西到小纬六路，商气就属“强弩之末”了。记得胡同西边发祥巷到大纬六路之间，有一座极高大的房子，而且窗子都很小，据说那里是当年日本人建的一个仓库（有的说是军火库），解放后成了百货公司（或是储运公司）的仓库。仓库东面在发祥巷、西面在纬六路都有大门，有军人站岗，时时可见有装满东西的汽车进出。从大门往里看，知道里面还有一个垛满货物的大院子。这个高墙大院一直是我感到十分神秘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听说这里对外开放，成了纺织品批发市场，我还特地去“参观”了一次。从我们胡同向东，直到纬三路，有几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一是经二路小纬六路路口西南角的“文华文具店”，那是当时济南市最有名的几家文具店之一，从小学到初中，几乎我凡是买文具都会去那里。二是五里沟的石阶，和石阶东边的“宏济堂”药店。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都要到五里沟台阶西侧一家买豆浆（有时也买豆腐渣），那时觉得五里沟的台阶极深，感到那条杂乱的小街确实是“沟”。宏济堂药店在当时是一座十分气派的建筑，台阶高高的，店堂里面的柜台也高高的。成年后一次我路过五里沟，发现路口的台阶并不多么深，宏济堂门前的台阶也不多么高，大有“不过如此”的感觉。可想而知那时候我是多么“小”了。三是万字巷（后来改成了万紫巷），那是一个小巷交错的市场，以卖肉类、水产品为主。万字巷东街有几家卖活鸡的，我和几个小朋友还曾去那里偷拔过鸡笼里活鸡的鸡毛。因为我们听说，用死鸡的鸡毛做毽子不如用活鸡的好。四是“大西洋”，那是经二纬四路路口东北角的一座三层楼——一家钟表眼镜店。“大西洋”的店门，我好像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钟表眼镜那时属于“高消费”，不是我等光顾的地方。之所以对那座楼印象极深，是因为听说“大西洋”的“资本家”从那三楼上跳下摔死了，待我们听说后赶到那里去看“热闹”时，只见店门前已恢复正常，并没有看到那个死了的“资本家”。我那时已经知道，全中国都在搞“三反五反运动”，“大西洋”的那个“资本家”，是我平生知道的第一个在“运动”中殒命的人。五是“瑞蚨祥”。瑞蚨祥的建筑极有特色，建筑立面富有变化，令人一见难忘。有一年正月十五，瑞蚨祥在东西两座塔楼之间（门厅的上方）的阳台上演木偶戏，街上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几乎难寻立足之地。记得是父亲把我和妹妹抱到路南一家店铺的窗台上，我们抓着窗户的铁栏杆看的那场木偶戏。
在经二路那个小院，我又有了一个弟弟。
（1952年春节的全家福。右二站立的是我，母亲抱着的是我的二弟。当中大妹烫了卷发，那是母亲自己动手用烫发火钳给她烫的。）
（补注：2007年10月23日下午，我和弟弟通电话，告诉他发祥巷、五里沟一带已经列入“棚户区改造”范围，他出生地那个小胡同可能要拆掉。弟弟表示要抓紧过去看一眼。10月25日上午10点，弟弟用手机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经二纬五路，发祥巷、五里沟一带已经全部拆完，经二路路北已经全部用铁板挡起来了。听到这一消息，我怅然良久。本来，我还准备周六（27日）或星期日带着DV去那里给老住处录像呢，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遗憾，实在遗憾！我结婚成家前在济南住过9个地方，其他8个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都“改造”掉了，硕果尽存的这最后一处，也在眨眼间消失了。怎能不遗憾？）
（五）
我在经二路小学只上了一个学期（半年），1953年年初，我们家搬到了经五纬五路的裕梅里，我的一个在省教育厅工作的大哥哥，帮我转到了经五路小学。
裕梅里在经五路路南，里分对面是一个教堂，教堂西面是济南六中（今济南宾馆南门处）。裕梅里是一条很窄的里分，里分里有七八个格局相同的小院，一个院子里有三四户人家。我们住在倒数第二个院子里。记得我家刚搬去不久就赶上过年了，多数人家还不认识。大年初一大清早，一位住在第一个院子里的老先生，先来我们院打听了我父亲“贵姓”，然后他从第一个院子开始挨家挨户给邻居们拜年。待来到我家后，他一边抱拳作揖一边对我父亲说：“荣先生过年好！”就像老相识似的，其实他知道我们家姓什么只是几分钟前的事情。
搬到裕梅里时，我的算数课还没有学到两位数以上的加减法。记得一次母亲给了我一万元钱（旧币，相当于后来新币一元），叫我去经六路纬四路一家粮店买几斤面，回来路上，我担心人家找给的钱不对，就犯愁了。当时小纬四路正在铺设沥青路面，路上有许多石子，我就蹲在路上数着数拣了100个石子，然后又数着数减去了花掉的钱数，见余下的石子跟手里的钱数一样，才放心地回家了。这件事情汇报给母亲后，我多次受到了母亲的夸奖。
裕梅里最有钱的人家，是一家“大胶皮”车主。当时济南汽车很少，运输工具一般是人力车，而人力车又分地排车和“大胶皮”两种。地排车如今依然可以见到，街上送蜂窝煤的拉的就是地排车。而“大胶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所谓“大胶皮”，就是一种体量大、载货量大的地排车，车盘有四五米长，宽一米半左右，厚重而结实，而车轮好像就是汽车轮胎。一般拉“大胶皮”至少要三个人，当中一个“驾辕”的，左右是“拉套子”的。“拉套子”的人多少，因车的载货量决定，有的多至10几个人。行进时一人踩着点领呼号子，众人响应，大街上每当有“大胶皮”通过，都是令人注目的一景。拉“大胶皮”挣钱最多的是驾辕的把式，据说他一人挣得比所有拉套子的都多。当然，最挣钱的还是“大胶皮”的拥有者，据说拥有两三辆“大胶皮”的，就算“资本家”了。裕梅里这位的发迹史颇有传奇色彩，他的故事我是听里分里大人们说的。据说，离裕梅里不远的纬五路上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仓库(今属公交公司），解放军攻打济南商埠时，别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而这位老哥却冒着枪炮声跑到了大街上。他看到那个仓库的国民党守军都溃逃了，就冒死推出了几个飞机轮胎。后来就用这些飞机轮胎做了几辆“大胶皮”，一夜间成了有钱人。据说他的“大胶皮”比别人的都好，好就好在那轮胎上，因为飞机轮胎比汽车轮胎质量好的多。这位有钱的主儿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大人们讲的他的故事，我却牢牢记住了。
裕梅里对面的教堂，我很少进去，原因是进过一次后被吓怕了。那次我是随院里一户信教的人家的孩子一块去的，教堂院子里的草坪上落了许多杨树叶子，我们是去拣杨树叶柄做“老根”（当时孩子们有一种游戏叫“拔老根”）的。玩着玩着，我跟他进到了教堂里。我一眼看到了那副高高挂着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像，吓得再也不敢看了。后来转到教堂后面，又看到一个留须穿长袍的人在给另一个人后背扎针，见那人光着的后背上扎了许多铜针，吓得我赶紧跑出去了。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那叫针灸，还是中国医术的独特疗法呢。反正那个教堂我就去过那一次，在其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一提到教堂，我的第一反映就是可怖。那个教堂临街的院墙上用白灰抹了六个大圆形，每个圆上写了一个大字，记得那是“反帝爱国爱教”。
住在经二路时，每天我要纵向穿过大半个三里庄到经五路上幼儿园；搬到裕梅里后，到经五路小学上学则要横向穿过三里庄了。当时经五路从西向东到小纬四路就断了（中间隔了一个三里庄），但是在丁字路口北边不远处有一条极窄的无名小过道，窄得两个人相遇时必须都侧身才能通过。这是我上学时唯一的近道，我们小孩子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小火车道”。这条“小火车道”长不足百米，穿过之后就是三里庄西街，再穿过一条比较宽的小路就到了三里庄东街，从东街向南拐一个小弯，就回到了经五路东段，隔老远就可以看到路北学校的大门了（即今经五路幼儿园所在地）。
有一段时间，这条“小火车道”我们不敢走了，因为有一伙大孩子常常在这条道上欺负我们小孩子，倘若“狭路相逢”，我们多半会吃些亏。所以我们只好到小纬四路后向南绕到经六路，再经三里庄东街回到经五路。路虽远了点，但路宽人多，绝对安全。这段时间也不太长，后来那一伙大孩子不在那里“横行霸道”了，“小火车道”又成了我们的“快车道”。上世纪80年代，经五路东西贯通，两侧盖起了楼房，当年的“小火车道”也随之不见踪影了。
1953年下半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了班上第一批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是在经五路小学礼堂举行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隆重场面。当我们新队员列队站在主席台上等着让老队员戴红领巾时，我十分激动，我想，当时我的脸一定是红红的。入队不久，我就当上了中队的护旗手，虽然我没能当上最令人羡慕的旗手，但这毕竟是我童年的第一个荣耀。每当有大队活动时，也是我们旗手、护旗手最风光的时候，因为接受大队辅导员的检阅时，我们要打着队礼走在本中队的最前面。谁知好事不长，不久我就被“罢官”了。那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跑到大观园去看“小人书”，我明明知道下午是有大队活动的，估计时间来得及误不了事，就去了。谁知道看起来就忘记时间了，待急急忙忙赶回学校时，队列式早已结束了。我挨了老师好一顿“熊”，老师还在班上当众宣布，由另一位队员取代了我的护旗手工作。这次“罢官”，是我一生“政治生命”的第一次受挫。
说到看小人书，又不能不再多说两句。所谓“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64开，巴掌大小，厚薄不一。大观园里有许多“小人书店”，一般就是两三间房子，有的是墙上有一排排架子，排列着一本本小人书；有的是墙上拉着一道道铁丝，小人书就挂在铁丝上；还有的是在墙上有一排排铁钉，小人书左上角穿有绳扣，挂在钉子上。屋里放着一排排小板凳（有的就是几块砖支一块长木板），“板凳”密度极高（店主要充分利用空间）。你选好哪一本，到店主那里交上钱，就可以坐在板凳上看起来。价钱是薄的一分，厚的二分。一般店主不允许多人共看一册，有的店主好说话，对我们小孩子要求不那么严，所以常见一个孩子翻书，两三个孩子围着看的现象。遇到不许多人看一本的店主，我们也有办法：一人选一册，看完后趁店主不注意偷偷交换了再看，等于花一分钱看两本书。大观园的小人书店大约有十多家，生意都不错，有时抢不到座位的人，只好在屋子外面蹲着看。我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小人书迷，只要兜里有一分钱，多半都会花在看小人书上。不过那时有一分钱也不容易，所以我光顾小人书店的机会并不是太多。那次好像是同学“请客”，我只是“陪看”，没想到一不小心栽了跟头。
住在裕梅里期间，我们家发生了三件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一是我父亲离开私营的“东兴印刷局”，到国营济南印刷厂去工作了。这在当时被许多人看作是一次“革命”——一个普通工人，毅然脱离了“资本家”，跟随共产党去建设社会主义了。济南印刷厂是解放后济南新建的最大的国营印刷厂，当时十分需要技术工人。父亲当时是济南市数得着的印刷技工之一，他的转向国营印刷厂，在当时是具有“跟共产党走”的榜样性意义的。二是1953年春天，父亲当上了“济南市劳动模范”，父亲的劳模奖状在我们家一直挂到“文革”之前，奖状是镶在一个玻璃镜框里的，上面正中是“奖状”两个大字，中间是两三行文字，记得好像是“荣鸣珂同志被评为济南市劳动模范，特颁此状，以资鼓励。”我对下面的署名印象最深，那是“市长陈梅川”。“市长”两个字印的是仿宋体，“陈梅川”三个字印的是手写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位陈梅川市长充满了敬意，也充满了神秘感。后来，在我关注济南地方史研究后才知道，陈梅川同志已于1985年去世，终年76岁。他是1938年由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离开济南市长任后，还当过山东省统战部副部长等，后来当的最大的官是“山东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指挥”）。奖状是父亲出席市里一个大会后带回来的，记得父亲开会回家时穿的是一身新中山装。三是父亲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大约也是在1953年。
1954年的春天，我的二妹妹出生了。她出生后，我们家添了一件新“家什”——一辆藤子婴儿车。
（1955年春节的全家福。左二戴红领巾的是我，坐在最前面的是我的二妹。父亲照相时胸前佩戴了他不久前获得的“济南市劳动模范”奖章。）
（六）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1955年秋天），我们家又一次搬了家。这次搬家是我记得的第一次搬家（前面几次搬家的经过我都记不得了）：父亲用借来的一辆地排车，拉着我家全部家当（大件好像只有一张大方桌，两把椅子、一只床头，几页床板，一个柳条箱、一个风箱等），搬到了位于经三纬十路的济南印刷厂宿舍大院。那次搬家，我已经能帮上忙了，我的任务是推着坐着弟妹的小藤车（车上还有其他杂物），跟在地排车后面行进。
经三纬十路是一个“丁”字路口，宿舍大院就在路口往北不远处，路西。前院是济南印刷厂职工宿舍，后院是一家制革厂。那院子有一个极大的门洞，两扇厚重的大木门。我家就住在大门后的第一个门，虽是东屋，但门开在南山墙上，里外两间，外间兼作宿舍大院的传达室（搬到那个大院初期，我母亲确实是兼着传达员工作的，只不知有没有报酬）。房门外的东边，支着我们家的“大锅头”，我放学后帮母亲做的主要家务活，就是坐在“大锅头”前拉风箱。
那个大院住着济南印刷厂的10多家职工，院里一排北屋，一排南屋，大门里影壁（其实就是南屋的东山墙）前，南边还有一个小套院。北屋最西头一家住的是房东（房东也是后院制革厂的老板，可能印刷厂宿舍是租的他的房子或买的他的房子）。西院制革厂我们很少进去，因为那里的气味实在难闻，只记得院里有一个大石灰池子，里面泡着许多牛皮、羊皮之类。大约在1958年前后，制革厂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西院也和我们住的院子隔开，成了另外一家单位的地盘，在南面的善德里开了新大门。
上世纪70年代，一次路过纬十路时，我特地去看了一下那个大院，觉得那两扇大门并不多么大，院子也不算大。想起小时候我们曾爬在门扇上以脚蹬墙转着玩，想起我们曾在院子里踢足球、藏马虎，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那个宿舍大院里，南屋住的多是单身职工，北屋住的几家中，有两家是刚从上海调来的，一家姓龚，一家好像姓夏，都是小两口（当时上海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济南印刷厂也来了一些上海工人）。记得好像姓夏的那一家小两口经常打架，一打起来就摔暖瓶砸镜子扔被子，闹得天翻地覆，我们小孩子听到动静后都爱围在他家门前看热闹。记得那摔暖瓶的声音特别响，就像炸弹爆炸一样。母亲当时在街道居委会当“调解委员”，所以每次都是母亲去拉架、劝和。疾风暴雨之后，只见小两口又亲亲热热地一起上街买暖瓶、镜子之类东西去了。那小两口究竟摔过多少暖瓶，我无从统计，反正不少。对姓龚的那位我之所以记得比较清楚，是因为从他们搬来后我才认识“龚”字的，那是我当时认识的笔画最复杂的字之一（当时还是使用繁体字）。
1955年那时候，我父亲好像已经脱产当了济南印刷厂的工会主席，整天在厂里忙。由于我们家还兼着宿舍大院的传达室，而且父母人缘都不错，所以晚上我家外屋总是不断人，成了单身职工聚会聊天的地方。有一位叫罗青的叔叔画画很好，经常以我们兄妹为模特儿，用炭笔为我们画素描。给我画的至少有三四次，画完后他就给大家看，问“像不像？”时时会得到大家的喝彩声。印象中最深的是他给我画的一张戴“皮帽”的像，我戴的是一种仿空军飞行员式的人造革小帽，当时在儿童中十分流行。我觉得那一张画得最漂亮。后来，每当我逛新世界商城三楼的书画商场时都会想到，如果这位罗叔叔的绘画水平继续发展下去的话，现在应该是一位有名气的画家了。
1956年，我的三妹妹出生了。父亲给了我一个十分光荣的任务——让我到医院去看望母亲和小妹妹。当时母亲住的槐荫区医院在经二路纬九路路北，步行不远就到。父亲给了我7角钱，叫我给母亲买一斤点心，并且特别嘱咐，要“大桃酥”（当时桃酥有大、小之分，小桃酥是粗面粉做的，较硬，不如大桃酥质量好）。我按父亲说的，在医院附近一家副食店买好大桃酥，提着去了医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母亲送礼品，我一直记得母亲当时那惊喜的神色。后来我才悟到，当时母亲肯定是把我买大桃酥的事情当成是我的主动行为了，她当时可能不知道，儿子那只是在“照章办事”。那一斤大桃酥是给母亲用开水冲着当粥喝的，对于我的母亲来说，那已是十分高档的营养滋补品了。母亲在医院住了没有几天，当她抱着小妹妹回到纬十路的家里时，带回的东西中还有包装纸已经油透了的大半包大桃酥。
住在纬十路时，我还十分幸运地跟随父亲进行了一次“远游”。那是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不知道那天是因为父亲心情特别好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父亲破天荒地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我出去玩了一次。记得路线是从经七路向东，又穿过岔路街到了岔路街东口。在机床一厂南墙外，父亲停下，让我看了那高大的厂房。父亲特地指点着，让我透过厂房的大玻璃窗子，看里面屋顶上过来过去的天车（当时我们叫“老刁”）。我觉得那老刁真了不起。后来父亲又沿经七路东行，穿过西青龙街、正觉寺街，到了黑虎泉。对黑虎泉我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对它旁边的青年游泳池印象极深。那时还没有修解放阁，作为济南城墙的东南角，那里只剩下了一个高高的土台子（连砖也没有），我和父亲坐在土台子东坡，看游泳池里人们游泳，觉得十分羡慕人家。当时倒是也想过，自己要是会游泳多好，可惜自己不会。后来在烟台读书时，4个夏天我都在海滨浴场泡过，可就是没有学会游泳，可见我有多笨了。这次“远游”还有什么内容，后来都忘了，记得的只有机床一厂车间的天车和青年游泳池。这是我自打记事以来记得的第一次跟父亲出去玩。可惜，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们那个大院大门南边是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储蓄所里有一位职员，个子不高，小白脸，分头整天铮亮。那是的银行储蓄所业务量不大，顾客很少，我们小孩子经常在储蓄所里玩。那位小分头对我们小孩子很好，经常逗我们玩。一次我见他在看一本厚厚的书，就问他看的什么书，他告诉我，是《五子登科》，还问我：“你知道五子是什么吗？”我当然不知道了。他十分得意地告诉我，五子是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加上女子，还说那本书是写国民党官员的。虽然我稀里糊涂没怎么听明白，但觉得他很有学问。后来在大学学现代文学时，才知道了这部《五子登科》，从图书馆借出后翻了翻，没有耐心看下去。
大门南边第二家，住的是王大爷和王大娘。王家开了一个只一间门头的小杂货铺，货架子隔开的里间就是老两口的居室。那个杂货铺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多半是奉命前去的。母亲经常支使我和弟妹：“去，上你王大爷那里赊两根烟来。”“上你王大爷那里赊盒洋火。”等等。好像我从来没有拿现钱去买过东西，跑到王家后，喊一声“王大爷（或王大娘），俺妈要两根烟”或者“俺妈要盒洋火”，人家就递给我，几分钟就可以回家“复命”了。每到夏天，王大爷就在门前马路牙子上摆一张桌子卖西瓜（现在叫占道经营）。王大爷是把瓜打开切成块卖的，最小的五分钱一块（大约是一个瓜的三十二分之一或六十四分之一）。那时候，能买得起整个西瓜吃的人家不多，较富裕的人家会买半个或四分之一个。王家扯了根电线，在桌子上面挑着一盏电灯，切好的西瓜就摆在桌子上，灯光下鲜红鲜红的，十分诱人。顾客选中哪一块，交上钱就可拿走或就地吃起来，桌旁有两只铁筲，一只泡西瓜，一只盛西瓜皮。王爷长得很胖，他买西瓜的样子十分潇洒：光着上身，坦胸露背，一边不停地挥动手里的苍蝇拍子驱赶苍蝇，一边高喊：“西瓜唻，拔拔凉卖！”我好长一段时间搞不清这个“拔拔凉卖”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原来西瓜泡在水筲里就是所谓的“拔拔凉”。1957年，济南建成了南郊宾馆，王大爷被招到南郊宾馆当了“掌勺的”。我那时才知道，这位“王大爷”原来还是济南小有名气的厨师。
出大门再向南，到丁字路口，有一家“茶馆”，那也是我经常“出差事”的地方。那时济南人所称呼的“茶馆”，主要不是喝茶的地方，而是卖开水的地方。“茶馆”里的设备，最醒目的是那个多头灶，还有大水缸、大风箱等。所谓多头灶，是在主炉膛两边和后边还有几个相通的炉膛，往主炉膛加煤，拉起风箱时火苗会从主炉膛散到其他炉膛里。后来听样板戏《沙家浜》，阿庆嫂唱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我想大概就是指的这种多头灶。坐在副炉膛的水壶，只是借火苗余热对壶里的水预热，坐主炉膛的壶水烧开后，副炉膛的“第二把壶”就升格坐主炉膛了。这是店家对热能的充分利用。“茶馆”的风箱特别大，也特别沉，有时店主忙，去卖水的人就帮店主拉风箱。记得那风箱我用两只手拉还觉得十分吃力，当然，那风箱风劲儿也大，拉动以后炉膛里火苗子能窜很高，显得“茶馆”里格外旺火。开水一分钱一壶，不过去打开水的一般不交现金，而是用水牌。那水牌是一扎来长的竹签，上面有店家烙的印记，每家都是一次买一把水牌，到时拿水牌去打水。
“茶馆”旁边，是一家“压面条的”，我经常端着母亲挖好的大半瓢面，去加工面条。我十分喜欢光顾面条店，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由面团到出面片、再到出面条的过程，每当一排面条从机器里出来时，我都有一种愉快感。另外，我还特别喜欢帮店主摇面条机的大轮子（那时还没有电动面条机），一是觉得好玩，二是显示自己有力气。
纬十路北头路东，有一家理发店，那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家理发店就一间门面（后半间就是店主一家住处），店主自任理发师，是一个50多岁的汉子。后来熟悉了，每次我去他都是先给我理，而且每次都说：“我就是喜欢给你铰头发，嘎吱嘎吱地像铰钢丝似的。”
好像我还曾经以自己有一头好头发而骄傲过好长一阵子。谁知天不助我，上大学后我的头发就日渐变软，工作后即开始脱发，才30来岁就谢顶了。而如今，头发已经比胡子都少了。
由于是学期中间搬的家，我不能马上转学，从纬十路到经五路小学，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中午就不回家了，午饭就是带一块干粮，和几个家远的同学在教室里烤着吃。路远也有路远的好处，那就是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经过位于经三纬四路路北的新华书店，我可以在那里看一会儿“闲书”。那是济南市当时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开架售书，不买书光看书也没人干涉，你从书架上挑出一本书，坐在墙根下就可以看起来。有时候，星期天我也去，一坐就是半天。在那里看书的孩子很多，有时靠墙根坐满了，就只好坐到过道上。上世纪80年代，看到一篇报道著名歌唱家朱篷博的文章，说她小时候就是天天放学后坐在经三路新华书店里看书的，我那时才知道，这位大歌唱家还曾是我在那家书店的“读友”。朱篷博是我们济南老乡，应该长我几岁，60年代考上了同济大学，没毕业就调到了上海歌舞剧院，因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主唱而出名。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朱篷博名气很大，绝不亚于李谷一，后来不知为什么悄然退出歌坛了，十分遗憾。
我一直十分感谢那家新华书店，因为我后来之所以会走上靠写字为生的道路，应该与那家书店给我的文化启蒙有关。我想，那家新华书店应该给不少济南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少应该是两位数以上吧？后来，大约1958年前后，济南所有书店不再开架售书了，书架被挡在了柜台后面，读者想买什么书得请售货员取下。我们兜里没有钱的小孩子就只能看着高高书架上的一排排图书淌口水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济南各书店才陆续恢复了开架售书。
上世纪50年代，济南街上行人不多，汽车更是少见，所以，大街也是孩子们玩的好地方。别说孩子们敢在街上弹球、跳房、扇洋画了，甚至都敢在街上打尜。那时我就是一个打尜高手，在我打尜史上战绩最辉煌的一次是，我和同伴从画在纬十路口的“城”里（用瓦片在地上画的约一米见方的方形“城”）一气打到了八卦楼（经三纬八路），给对方饱饱地灌了一顿“尜汤”。说来也怪，虽然我们经常在街上打尜，却从未发生过伤人毁物的事故。现在想起来，主要还是那时候街道上人稀车少。
说到那时街道上人稀车少，我还想起一件事情：一次我上学沿经三路东行，走到纬九路与纬八路之间时，忽然觉得头顶上掠过一阵风，眼前一阵黑，只见前面不远处一只老雕俯冲下去，叼起一个什么东西就飞走了。那一次着实把我吓坏了，估计那老雕的爪子差一点就会擦到我的头皮。至于那老雕俘获的到底是什么猎物，我根本没有看清楚，事后觉得好像是一只过街老鼠。如今，别说老雕在大街上俯冲的情况绝对看不到了，就是想看一看老鹰，也得专门到动物园去了。
纬十路离西市场很近，向西一拐弯就到。记得西市场对面路南也有一家新华书店，门面只有五六间房，我平时攒下点零花钱就去买一本想看而且买得起的书。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年人一下子买了一大摞书，花了五块多钱，看着售货员为他用纸经子（一种纸绳，当时零售商店捆扎货物的用品）一道道地捆扎那捆书，馋得我可不轻。回家后我对母亲说，等我长大后挣了钱，一定一个月买五块钱的书。母亲当时愕然的样子我永远难忘，因为那时候父亲月工资不到70元，一家7口，人均生活费不到10元，在母亲看来，一个月买5块钱的书，简直是天方夜谭。后来每当我以5元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买书时，我都会想起母亲当年那愕然的表情。
西市场那时就是济南西部最为繁华的地方，在全济南市仅次于大观园。到西市场看摔跤的、听说书的，也是孩子们最有趣的“课外活动”。我不太喜欢听说书，喜欢看摔跤的和变戏法的，好长一段时间，济南的几位摔跤高手（如谭树森、宛殿文）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上初中后，课业重了，西市场也去得少了。
 五年级下学期，我转到了纬十路小学，据说也是在教育厅工作的大哥哥托了人才转成的。纬十路小学是当时槐荫区最好的小学，学校操场北面有一座二层教学楼，虽然上下总共才有四个教室，但在当时的小学生看来，已颇够壮观了。我在平房教室读完五年级后，就搬到那座楼上去了。当时的济南中、小学学生，大兴打小皮球，操场上的篮球场是我们男孩子课外活动的必争之地，为了争夺球场而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打半蓝”和“接台”。这样，一个球场可以分为两个场地，一个场地可以多队轮流“上台”，有机会打球的人就多了。应该说，我的小皮球在班里打的不是最好的，但也堪称班队主力。我个子虽然不高，但弹跳力较好，有的大个子也会被我“摘帽”，我的传球技巧好像也不错，就是投篮命中率不怎么样。
一说起打小皮球，就会想起我第一次掉钱。当时各班都成立有小皮球队，球队是自愿组合的，几个球友凑在一起，推举一位队长，起上一个队名，然后买来一色背心，印上队名、号码，就算成立起来了。各球队的名字五花八门，有什么“雄鹰”、“钢刀”、“三好”、“云中燕”等等。我们班成立了一个名字叫“体练”的小皮球队，大家约定一律买苹果绿的背心。当我向母亲讨钱时，母亲没有零钱，就给了我一张五元的——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我跑到纬四路百货公司买了背心后，当场就穿到了身上，提着衣服往回走时，一路上光顾了高兴，又是跑又是颠的。当我回到家里向母亲“报帐”时，才发现衣服口袋里的钱全丢了。母亲当时的神情我记得十分清楚，她先是触电似的一怔，接着眼睛里像燃起了火，再后来，火熄了，只听她长长地叹了一声“唉——”。我是知道自己犯的错误有多么严重的。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人，人均一个月摊不上两张五元的票子，而我的一个背心竟用去了一张。虽然母亲没有多指责我，但我还是哭了。这次丢钱我终生难忘，连那背心的样子和价钱至今还记得：那是苹果绿色85公分的，定价7角4分。
纬十路小学校园操场的北端有一个高台，那是做广播操时体育老师的领操台，也是学校重要集会的主席台。1958年元旦，学校举行联欢，我们班出演的节目是“男声四重唱”（就是4个男生站成一排一起唱），我有幸成了其中四分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记得上台前腿都打哆嗦。我们唱的是一首水兵返航的歌曲，歌名早就忘了，但歌词却清楚记得，那是：
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祖国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秀丽的海岸，锦延万里，美丽的浪花也使人感到亲切甜香。
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祖国，我们的亲娘！
也许人们看到里面的“锦延”两字会感到奇怪，反正当时我们4个人歌本上抄的和在台上唱的，都是“锦延”。后来老了，想起了这首歌，我自己也怀疑起这个“锦延”来了，我忽然间意识到，那两个字应该是“绵延”。那时候，小学六年级的孩子还搞不清“绵延”是怎么回事，既然抄的是“锦延”，就扯着嗓子唱了“锦延”。不过我一直奇怪的是，我们反复排练时班主任老师怎么就没有听出来？我们登台演唱后怎么就没有人指出来？可见我们当时卖力地排练、甚至抖胆登台演唱，其实别人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六年级寒假时，我亲身经历了一场“恶战”。老师为我们划分了寒假学习小组，我参加的小组在经四路纬九路路南的一个大院里（忘记是谁家了），那个大院是某机关的宿舍，房子一排排的很整齐。大院里面地势较高，从街上看，院墙有2米多高，但在里面看也就是1米左右。那次，忘记“战火”是怎么点起来的了，我们和大院里的几个孩子，与街对面的一伙孩子打起了弹弓仗（当时，弹弓是男孩子的必备玩具，几乎人人都有）。对方在路北，有10多个人，我们人数略少但得地利之便，因为我们是从墙头上向下“俯射”，而且那1米多高的墙正好又是我们的俺体。对方是完全暴露的，他们只能贴着北墙根向我们“仰射”。双方的“子弹”飞来飞去，打得十分激烈。后来我们从院子里找来几把大扫帚，立起来当“挡箭牌”。对方的子弹时时有“射”到扫帚上的，而人却安然无恙。几个女孩子则满院子为我们找“子弹”（小石子）。至于我们到底命中他们多少发，谁也没顾得上注意，反正我们毫发无损。激战好久之后，有过路的大人把街上那伙孩子赶走了。我们自以为大获全胜，个个兴奋不已。
六年级下学期，班里转来一个女生，老师让她跟我同桌。那个女生很瘦弱，黄头发（决不是染的），十分文静。更令人羡慕的是，她说的是普通话。那时的小学生，虽然男女同桌，但都是“严男女之大防”的，同桌半年，好像我们没有多少来往，顶多就是借个橡皮用用什么的。她的功课与我不分上下，好像数学比我稍好一点。临毕业时，她送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半寸的（当时照相馆洗印照片的最小尺寸）。我本来想也回赠一张，因为几天后就分手了，没有顾得去加洗。考上初中后，她的那张半寸照片一直在我一个小本本里夹着，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回想起来，她应该是我至今还有清晰印象的第一个女同学，或者说，是一直没有忘记的第一个女同学。她的名字叫方铮。
在纬十路小学快毕业时，我得了一场病，病因是贪吃。那是六月底或七月初的一天中午，我和同学打完小皮球后来到马路上，天阴沉沉的想要下雨。一个买菜的拉着一地排车西红柿，喊着“贱卖”，我一问，一分钱卖二斤。我身上只有两分钱，就拿出来都买了西红柿。当时我是对四斤这一数量是没有概念的，称好后才知道那是好大一堆。我用衣襟兜着回了学校，在水管子旁洗一个吃一个，一气“消灭”了那一堆西红柿。最后几个是硬挨下的，之所以舍不得弃之不食，是因为我知道那是花钱买来的。下午上第一节课时，我肚子了就翻腾开了，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忙举手请假，跑到厕所大泻了一批。这次拉肚子闹了两三天，可折腾坏了。上世纪80年代，一次我对几位年轻同事说起此事，他们对1958年西红柿卖一分钱两斤表示绝对不相信。不过，那确实是事实。如果不是那次闹肚子，我是不会对那车西红柿的价格记得那么牢的。当时的物价确实很低，西红柿最贵也就是五分钱一斤，这是其一；再者，那天眼看就要下雨，菜农怕下雨后西红柿烂掉，所以只好“出血甩卖”了。
我家住在纬十路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在城市，有两件大事，一是“反右”、一是“大跃进”（农村则是“合作化”和成立“人民公社”）。虽然我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但我和社会每一个成员一样，都不是当时那“政治漩涡”的局外人。如果说，“反右”在我印象中还比较模糊的话，那么，对于“大跃进”，我的印象就十分深刻了。不管怎么样，这两件事情是不能不写的。
1957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天气忽然转冷，母亲于是派我到厂子里去给父亲送衣服。济南印刷厂在道德街西头，父亲曾经带我到厂子里玩过，记得父亲所在的工会办公室在厂大门东边的一排平房里。那一阵子，我知道父亲经常晚上在厂子里值班，但不知道为什么值班。这次进了厂大门，就觉得与以前气氛不大一样：那一排平房的厦檐下，墙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厂工会外间是一个小活动室，墙上也贴了许多大字报，通往里间（父亲在里间办公）的门上，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字很大，写的是“工会是党委的尾巴！”我虽然只是一名小学生，但我知道，那大字报是针对父亲贴的，因为父亲就是工会主席。父亲当时不在办公室，看着那黑墨写的大字，我很有些害怕，感觉好像父亲被人家逮走一样。就在此前不久，街坊邻居间就传说，有几百名搬运工人到搬运公司闹事，还打了人，连我这个小学生也从大人们的言谈中感到当时的“政治空气”有些异常了。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收下了衣服，看到父亲跟平时一样，我才放心了。后来，我知道党中央发起了“反右派运动”，党领导人民向“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反击”；再后来，许多人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坏蛋”。直到“文革”后我才知道，当年的“反右”原来是共产党的一大错误。当我真正能够清晰地认识那场所谓“反右斗争”时，对后来为“右派分子”恢复名誉的做法，我是由衷赞同的。只是不知道当年给父亲贴《工会是党委的尾巴》大字报的人，后来被打成“右派”没有。
1958年，是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忘记的年代，全国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把每个人都鼓动起来了。当时有两个数字最鼓舞人心，一是“1070”——即全国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二是“15年赶上英国”。到处可见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我们家在“大跃进”中也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就是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母亲“参加工作”了。母亲参加的“工作”，是在街道洗染组当洗衣工，那个店在经二路纬九路西南角，离我们家不算远。不久，母亲又在旁边的缝纫组当了缝纫工。父亲依然整天在厂子里忙，早出晚归，我们和他见面都很少。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也开始“吃食堂”了，我们居委会办的“街道食堂”在梁苑里一个院子里，我去那里打过几次饭，使用的是饭票。我一般只是去打早饭，端一个小搪瓷盆去买点稀饭、油条什么的，偶尔也买过几次晚饭。打饭时要排队，人多时会排到院门外。厨师会在墙上挂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当顿供应的两三个菜名。一次，有一个菜名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大杂烩”，而且是那一天价钱最贵的一个菜。我自然是买不起的。但在厨师给我盛菜时，我依然好奇地瞟了一下那一盆“大杂烩”，只见是肉块、丸子、白菜、土豆块、炸豆腐、粉皮等等，全是好东西。于是，我记住了“大杂烩”这个菜名。
纬十路的印刷厂宿舍大院及周围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一是后院的制革厂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房东也不知什么时候搬走了。二是宿舍里单身职工越来越少，我们家也不再兼任宿舍传达室了。印刷厂已在经十路路南（今铅笔厂一带）盖了一个正规的宿舍大院，设了正式的传达室，一位手指被切纸机切掉的工人郎叔叔当了在编的传达员。三是王大爷家夏天不再卖西瓜了，而且不久也搬走了；路口的“茶馆”、压面条店，不知什么时候也关门停业了。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味”越来越浓了。
1958年春末夏初，快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参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消灭四害”。所谓“四害”，是老鼠、蚊子、苍蝇、麻雀。记不得灭老鼠、蚊子都做过什么了，只记得灭苍蝇和麻雀。灭苍蝇主要是挖苍蝇蛹，我们要到厕所里和其他一些肮脏地方，用竹夹子（或镊子）去挖拣蝇蛹，装到小瓶里到学校交给老师。每人上交的数量会在教室后面张榜公布，为了争取先进，大家都十分努力，蹲在厕所便坑旁（那时居民家都是旱厕）谁也不嫌脏。印象最深的是灭麻雀。麻雀之所以会被列为“四害“之一，据说是因为一只麻雀一生会吃掉多少多少粮食，是国人大敌，故当消灭之。济南市于1958年5月11日至13日搞了一次全民灭麻雀运动，消灭麻雀的方法主要是打、毒、掏（掏雀窝）、轰。据后来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市有62万人参加了灭麻雀运动。不知是哪一位专家研究的，据说麻雀连续飞行不能超过4公里（也许5公里，记不清了），超过4公里就会因疲劳过度而坠下摔死，所以就有人发明了连续轰赶麻雀、让所有麻雀都“累死”的“绝招”。那3天，全市所有屋顶、墙头等“制高点”从天将亮到天黑都有人值班，或敲锣打鼓（多数是敲盆子敲碗），或摇旗呐喊，反正不能让一只麻雀落下来“歇脚”。连济南周边的山上也由各单位派人负责把守，不能让麻雀飞出济南市。我们学校的“阵地”是五里牌坊西南边的一座山（那座山如今已被水泥厂采石头挖光了），我们班是第一天上山的，我们卖力地摇旗呐喊了半天，下午才由另一班的同学接替了我们。我们上山就那一次，其他时间就是在学校里和街道上轰麻雀，我还爬到我们院门楼子上面轰过半天。那时我们这些孩子一点也不知道累，反而觉的很好玩。每当我们看到有的麻雀飞着飞着突然掉下来时，都极为兴高采烈。事后“有关方面”公布了具体到个位的“战果”——全济南市那三天共“消灭”麻雀37966只。1958年的全民灭麻雀运动，今天看起来是十分可笑的（应该说是十分荒唐的）事情。但那个时代，党中央号召的事情，大家都是自愿地、努力地去做的。历史已经证明，当时的消灭麻雀运动是错误的。但我认为，那错不应该记在老百姓的身上——包括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那场运动的我。
这一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离家最近的一处中学——济南四中。
入学不久，我们就赶上了“大炼钢铁运动”。那时的济南，大兴“土法炼铁”，到处是小“结铁炉”（俗称“一脚踢”）；伴随着秋风落叶，人们到处可以听到拉风箱声，到处可以见到熊熊的火苗。四中校园里也搞了不少“一脚踢”，炉子是老师垒的，风箱是学生从家里抬来的。我们低年级学生分派的任务，主要是“砸耐火粉”（即把碎耐火砖、瓷片等砸成粉末，为泥结铁炉炉膛提供原料）和“砸矿石”（即把大块铁矿石砸成乒乓球大小的小块儿），有时也跟着高年级学生去砚池山拉矿石。随着“大跃进”的呼声不断高涨，济南街头出现了一道新景观，那就是汽车拉拖斗。起初是卡车后面挂一节车斗，后来出现了挂两节、三节的，再后来逐步升级，我见过最多的是挂了11节。那是在经三纬十路路口，一辆“长龙”似的汽车由南向东转弯，11节车斗拖在后面，好不壮观。我那时多少怀疑过这种“跃进”形式，一是怀疑它安全吗？二是怀疑多挂拖斗就能多拉矿石吗？因为我知道，卡车是有一定吨位的，车斗的容积应该与货物重量成正比的，如果把一个车斗能装的4吨矿石分到10个车斗去，那又有何意义呢？不过，我的怀疑只是“一闪念”而已，当时有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么汽车就不能人们想拉多少就拉多少吗？不过，济南街头的汽车拖斗长龙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后来，一辆汽车顶多挂两节，再后来便一律挂一节了。
像汽车拖斗长龙一阵风般消逝了一样，不久，遍布各地的小“结铁炉”也忽然都停了、拆了，据说是炼出的“铁”都不合格（实际上就是铁渣）。各单位又联合搞了一些“炼钢基地”，基地里都是一些“小高炉”，炼出的铁好像还算合格。济南四中的“炼钢基地”在济南交通专科学校，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一两天，我们要排着队伍到交专工地去砸矿石，路线是从四中沿纬十二路北行，过两道铁路岔口（一道是津浦线，一道是某工厂专线，后来专线拆除了）到八里桥，再北行就到交专了。交专的炼铁基地在校院西北角，再向北就是锅炉厂。我们砸矿石的锤子要自带，没有锤子的同学，就干些抬矿石之类的活儿。有时候我们还要加夜班（那时特别时兴“挑灯夜战”），当时已是深秋、初冬季节了，晚上坐在露天地砸矿石，有时冻得发抖。当然，我们也有办法，就是找个借口溜开，跑到小高炉旁边去看出铁，赶上出铁时，淌出的铁水通红火热，一切寒气便全消除了。特别有趣的时，当铁水刚刚凝成铁块，还微微呈现红色时，我们就把带来的馒头放上去，一烙一层屹馇，比在炉膛里烤馒头快多了。吃掉一层接着再放上去烙一层，吃起来特别香甜。
劳动休息时，我们有时会跑到附近的匡山去玩。山不高，全是大石头，半山腰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的是“太白读书处”。后来我才知道，太白就是大诗人李白；再后来我又知道，李白根本没有在这里读过书，李白读书的那个匡山远在四川，这里的碑原来是济南人附会的。前两年我曾从匡山附近经过，发现那山已经淹没在楼群中了。
过去，人们都爱说1958年是一个“火红的年代”，现在，许多人又把它说成是“疯狂的年代”。“文革”后，当我和大家一样，开始理智的分析那个年代时，我从理论上承认，搞“大跃进”应该是共产党继“反右”之后的又一个错误。“疯狂”的表面是几亿工人、农民的热情（或者叫狂热），实质却是决策者的不清醒和贯彻者的投机。广大人民是无罪的，也是不应该受嘲讽的。我反而认为，“大跃进”时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可贵的、难得的。如果1937年的中国人有这种精神面貌，抗日战争也许不会长达8年。再者，几亿人能够这么迅速地被决策者发动起来（或者说被决策者所利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不管怎样，反正1958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年代，尽管那时我仅仅是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七）
按理说，父亲由一名工人当了干部，母亲也“参加工作”了（尽管一个月工资才20几元），我们家的日子应该越来越好过才是，可是恰恰相反，自1959年以后，我开始感觉到我们家生活越来越艰难了。比如，小时候我还能吃上水果（住在经二路纬六路时，光冬天窗台上晒的橘子皮就满满一簸罗），上初中后好像再也没尝过水果是什么滋味。记得院大门外北边那家有个闺女在罐头厂上班，有时会从厂里买回半盆苹果核、梨核什么的（罐头厂做水果罐头的下脚料），看着他们一家人啃果核吃，馋得我直咽酸水。再就是每到开学时，交学费都使父母犯难，常常要由家长写个条子，申请缓交（班主任一般都会批准的）。至于学习用品、文具什么的，我都难以装备齐全，比如圆规，直到初中毕业我也没有买得起，做作业时都是借同学的用。现在回想起来，除了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一客观原因之外，主观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家人口较多。我们姊妹五个，这五张嘴无疑已成了父母的最大负担。
我的一次买东西和卖东西的经历，足以说明当时我们家生活已困难到了什么程度：那次买东西是到城里南北历山街买豆腐渣。那是父亲托厂里的同事联系的（买豆腐渣也要找关系），一个星期天，我按照父亲告诉的地址，用家里的小藤车推着弟弟一起去的（也算是带他出去玩一次）。我从纬十路沿经二路东行，经普利街、估衣市街、院西大街、院东大街至南北历山街，几乎穿过了当时的整个济南城。找到那家豆腐厂后，联系人恰好不在，于是我就和弟弟在那里等着。就是那次，我知道了腐竹是怎么做出的：只见一口大锅里煮着豆浆，工人用一根竹批子轻轻挑起漂在上面的一层薄皮，挂在竹竿上；竹竿上先前捞出的豆腐皮已收缩成条状，干透的就是腐竹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腐竹，因为太贵，那次我才知道，怪不得腐竹那么贵，原来产量太少了（据说，现在早已不使用这种工艺制做腐竹了，而是大批量直接加工）。直到天快黑时，联系人还没有回来，弟弟又饿又悃，我束手无策。后来豆腐厂有个管事的人说，你们别等了，先卖给你们一些吧。于是给我们秤了一盆。当我推着弟弟和那一盆豆腐渣沿原路回到纬十路家中时，天已经很晚了，弟弟早趴在小车上睡着了。
那次卖东西是我没有完成任务。父亲有一把刮胡刀（即理发匠用的那种剃刀），据说是当年的日本货，钢口极好，父亲十分珍爱之。记得父亲曾多次夸他的刮胡刀，每次用完，都仔细擦净放好。一天，父亲叫我把他的那把刮胡刀拿到经二路纬五路路口东北角的一家理发店去卖掉，他说，理发店的师傅识货，一定知道这把刀是好东西，会给一个好价钱的。我当时就意识到，家里一定是十分缺钱了，不然父亲不会卖他的心爱之物的。肯定是父亲爱面子，自己不愿意去卖东西，所以就交待给我了（他也放心，不怕人家欺负我是小孩，少给钱）。我拿着父亲包好的剃刀，心情十分沉重地去了。经二纬五路东北角那家理发店是当时档次较高而且比较有名的理发店（可惜店名忘记了），店面很大，顾客也多。当我走到那家理发店门口时，怎么也没有勇气迈进门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隔着玻璃门见里面顾客很多，理发师都忙着，不知道进去后该找谁；二是自己从来没有卖过东西，总想不出进去后该如何向人家开口；三是潜意识中总觉得手里的东西应该留着，能不卖最好不卖。我在理发店门前踟蹰良久，最后还是又拿着剃刀回家了。返回路上我精心设计了“汇报方案”，到家后我对父亲简单说了句“人家不要”，就依然把剃刀交给父亲了。看父亲那眼神，好像有些不相信“人家不要”，也好隐含着失物复得般的欣喜。我不知道我们家后来是怎么度过那次难关的，我只知道，直到1964年我离开济南到外地上大学，父亲依然使用着他的那把刮胡刀，依然每次用完都精心地擦净放好。
1959年或者1960年，父亲由济南印刷厂调到济南砖瓦窑厂当副厂长去了（再后来还任过厂长、党委书记等），也许是为了保住母亲那每月20几元的收入吧，我的两个小妹妹都被送到了济南砖瓦窑厂的幼儿园，全托，一周回家一次，周六下午接回，周日下午送去。每周接送两个小妹妹的活儿，多半是我大妹妹干的（此前，为了照看两个小妹妹，我大妹妹不得不休了一年学），我好像只送过一次。可是就那一次，却让我刻骨铭心。
当时砖瓦窑厂的厂部在小梁家庄（现在海鲜市场所在地），那个星期天下午，我是用家里的小藤车推着两个小妹妹去的，她们俩一路有说有笑，起初十分高兴。我有时在马路上推着小车跑一段，然后使劲一推松开手，任小车自己向前“冲锋”，她们俩就在车上高兴得哈哈大笑。那时经十路就算南郊了，街上车辆极少，一路上我们几乎都是这样“前进”的。等走到小梁庄的窑厂南大坑宿舍时，她们就不再那么高兴了。窑厂南大坑宿舍是厂部北边的一个宿舍大院，当中是一条小道，两边是一排排平房，从南到北大约有五六排的样子。幼儿园在路西南边第二排，与其他各排平房不同的是，两排房子之间有一道墙，形成了一个独立小院。当我推着她们来到幼儿园小院门前时，二妹妹自己爬出小车，进了幼儿园小门；我要抱小妹妹下车，她死活不下，大哭起来。我把她抱到幼儿园门口后，她又挣脱着，死活不进那个小门。此时幼儿园阿姨迎出，与其说是领着她，不如说是拉着她进了那个小门，随后只听“哐当”一声，小门关上了。门外的我只听到小妹妹的大哭声（我想她肯定也在死命挣脱），那哭声令人撕肝裂肺，我真想上去拍门，把她“救出来”，试了好几试，还是没敢轻举妄动。我在门外停了好久，直到听不到她的哭声了，才推着小空车离开。那一次我才知道，原来妹妹是不愿意去那个幼儿园的，至于原因却是后来才知道的，是因为在那里吃不饱饭。
那时候，我二妹妹大约5－6岁，三妹妹3－4岁。
（八）
1960年，我们家由纬十路印刷厂宿舍搬到了位于小梁庄的砖瓦窑厂北大坑宿舍。那是离南大坑不远的一片新平房，大约有十几排。我们家住两间房子，门前依然是盘的“大锅头”。北大坑的“水管子”（即公用自来水龙头）离我们那排房子很远，刚搬去时，我们家还没有买水筲，是用一只腌咸菜的瓷坛子去打水的，记得那瓷坛子特别沉，要两个人一起去抬水（多半是我和大妹妹或者母亲）。
住在北大坑时，是我们家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当然，不仅我们一家，当时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日子都不好过。最大的问题就是挨饿。到1961年春天，别说豆腐渣了，树叶子我们都吃过。记得每到星期天，我都要到西郊挖野菜或到老屯村北面的黄河三道坝勒榆叶。后来，三道坝的榆叶勒光了，榆树皮也被人们剥光了，我就到二道坝去够槐花、勒槐树叶子，甚至有一次竟然背回家一布袋杨树叶子。春天的嫩树叶子在水里泡一段时间后，捞出来和点玉米面蒸菜团子吃，孬好能把肚子撑圆。榆树叶子是最好吃的，能吃上榆叶窝窝头，那将是高级美餐了；槐叶也凑付，但据说槐叶有毒，吃多了肿脸，所以每次不敢多吃；最难吃的是杨树叶子，好在我们家就吃过那一次，因为怕有毒，把剩下的杨树叶子都扔掉了。父亲是我们一家的顶梁柱，所以，母亲对父亲的营养问题特别关心。我们家两间屋子之间的隔墙是个半截墙，墙头上放着一个竹簸罗，里面放的是给父亲留的营养滋补品——胡萝卜干。母亲有纪律，不准我们动那个簸罗里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兄妹几个实在馋得抗不住了，便一人偷吃了几块胡萝卜干。事后被母亲发现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
那时我在四中读初三，每天早走晚归（下晚自习后才回家），家离学校又远，只好在学校食堂入伙。每月我都要去粮店办理“转粮食关系”手续（即从家里粮本里面的粮食定量划转一部分到学校），在学校伙食科那里交上钱和“粮食关系”，下个月就可以在食堂编组吃饭了。每组10个人，大家轮流值日打饭、分饭。吃饭时10人蹲在院子里蹲成一圈，一人面前一只饭碗，值日打来饭后，给大家分菜。菜几乎每顿都是胡萝卜汤（即水煮胡萝卜块，上面漂一些熟油油花），主食一般是地瓜面窝窝头，一人一个（倘主食是地瓜或地瓜干，也要由值日分）。一个窝窝头4两粮（16两一市斤，一斤蒸4个），吃一个不够的，自己可以用“机动票”再去食堂买。当时每人一个月只有三斤细粮（细粮包括面粉和大米），星期六的午饭，食堂就“改善生活”，蒸大包子，多半也是胡萝卜馅的，一人6个（半斤粮，4周共吃2斤细粮，另发给1斤细粮机动票）。每次“改善生活”，我都是只吃两个包子，再用机动票买个窝窝头吃，剩下4个包子用手绢包了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当然，第二天（星期日）家里多半也会“改善生活”，一般也是包子、面条或者疙瘩汤。实际上，我一周有两次享受“改善生活”的待遇，比起弟弟妹妹们来，还是幸运的。
后来，学校食堂不分组吃饭了，大家每月自己买饭票，自己凭票打饭。这样，许多同学就控制不住饭量了，常常不到月底26号（26号即可以到伙食科借下个月的粮票）就把一个月的饭票吃光了。我的自制能力也很差，有时吃一个窝窝头不够，就加一个两个，加来加去，过了20号再数数饭票，就害怕了，只好减量。所以，月底挨饿是经常的事。记得我最多一顿吃过5个地瓜面窝窝头（一斤粮四个），同时也曾两天没有吃一顿饭。那次两天没吃饭的经历实在难忘，头一天在学校没有吃饭，回家还不好意思说；第二天上午就饿得头晕了，上课时迷迷糊糊的，下了课从二楼走廊看下面的人，觉得都在乱晃。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在教室做作业，有几个老师的孩子跑到教学楼玩，同学们嫌乱，赶他们他们就是不走。我忽然来了精神，撵上去逮住一个把他揍哭了。我当时百分之百是一种失态，而这种失态百分之百是因为饿的。可见，人饿极了也有提精神的时候。后来，我在一本什么书里看到有“阶级敌人像饿极了的疯狗似地向贫下中农进攻”的字样，我马上想到，那一天大概我就是“饿极了的疯狗”。后来我才知道，我打的是音乐老师的孩子，每次再见到那孩子，我都愧愧的。那天，好歹捱到下晚自习后，我才回家吃了点饭。还有一个月也是月底断粮了，饿了两顿，后来实在撑不住，就跑到纬十一路的自由市场（今称农贸市场），花四角钱买了两根大拇指粗的熟胡萝卜吃。那个年月，我们的主粮是地瓜面，主菜是胡萝卜，后来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对地瓜、胡萝卜这两样东西没有好感。现在，它们都是好东西了。
由于饥一顿饱一顿，吃饭没有规律，我终于得了胃病。有时胃疼得恨不得在床上打滚，上课时也经常用拳头按压胃部。我的胃病一直到30多岁才见好转。
就是在那种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我的初中毕业考试（1961年6月）依然各科都得了“五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报考了一家中专——济南化工学校（中专一是不收学费，二是吃饭不交钱）。7月考过后，自我感觉不错，语文是我的强项，估计作文不会失分太多；数学考完后和同学对了一下题，好像只错了一道小题，顶多会扣3－5分。谁知阴差阳错，后来我收到的却是济南九中的录取通知书。据说，那一年报考高中的学生太少了，为了保证高中的生源，教育局把一些报考中专但成绩较好的学生划拨到各高中去了。也亏了当时把我划拨到了高中，一年后，国家调整国民经济政策，砍掉了一大批中等专业学校，济南化工学校也被撤销了。考上化工学校的我的同班同学黄宝利，1962年就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
在北大坑，还有一件事情终生难忘，就是我大醉过一次。那是1961年端午节那天，在教育厅工作的荣积川大哥哥来我家玩，父母备了几个简单的菜招待他。我依例还是干老本行——拉风箱。边拉风箱边看书，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那次忘记是看的什么书了，反正是入了迷，炉膛里的火快灭了，我还没发觉。父亲从屋里出来看锅，发现我把火拉灭了，十分生气，就踢了我一脚。我还不服气，干脆罢工不干，跑到里屋躺到床上去了。后来母亲喊我吃饭，我也不答应；再后来，客人走了，父亲出去送客，我才来到外屋。见酒壶里剩下一些酒，我就喝了两盅，然后胡乱吃了几口饭。谁知自己天生不胜酒力，回到里屋不久，肠胃就翻腾起来，后来实在憋不住了，跑到屋外在门前呕吐起来。那次呕吐翻肠搅肚，难受极了。当天，我在自己的小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告诉你，宪宾。酒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以后坚决不可喝酒，哪怕是一点也不行。要再喝，你就想想61年端阳节那天。
自，61、6”
这几行字在我这一生中还真的起了作用，从那时起，我基本上戒酒了。之所以说“基本上”，是指在任何公开场合坚决不喝酒，顶多象征性地沾一沾应付一下。老了以后，家里倘有存酒，有时自己也喝一点点，只不过是略微辣辣口舌而已（反正年轻时对自己的要求并没有百分之百做到）。可能正是由于在任何公开场合从不喝酒的缘故吧，自己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比如，1983年我就担任了“副局级领导干部”，在这个位子上坐了21年，直到2004年离职。在济南市的市管干部中，像我这样误在“副局级”20多年不“进步”的，据说只有我一个。当然，我不敢把自己不进步的原因归于不喝酒，那样就对“组织上”太不恭敬了。不进步关键还是在自己，试想，“组织上”怎么会让一个不求进步的人“进步”呢（哈哈，有点像绕口令）！
1961年9月1号到九中报到后，经十路就成了我从家门到校门的“两点一线”。每天早晨，我要沿小梁庄东边的小路北行，路两边到处晒的是大粪干（晒好的大粪干卖给郊区农民），到传染病医院宿舍（那是当时经十路路南唯一的一座楼房，三层）后，就上经十路了。当时的经十路还是沙土路，一过汽车即尘土飞扬。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正从东向西走着，还没到五里牌坊，忽然听到西边传来轰隆隆的巨响，一会儿就见有坦克车开过来，一辆接一辆过了四五辆，眨眼功夫就过完了。我站在路边简直看傻眼了，因为我没想到坦克会跑那么快。以前在电影上看到的坦克都是像乌龟似的爬（后面跟着美国鬼子兵），这回第一次见到真家伙，才知道坦克原来还能跑这么快。1966年9月我到北京“串连”时参观了军事博物馆，我特地注意了展览的那些坦克，从那些说明牌中我才知道，许多坦克时速都在100公里以上，最快的能达到180公里。
作为高中生，我依然是早出晚归，冬天天不亮就动身，下晚自习回到家一般就9点多了，只有星期天能在家里帮大人干点活。主要干的就是砸石子。当时住在小梁庄的窑厂职工家属，几乎家家砸石子。所谓砸石子，就是把大块石头按照要求规格砸成小碎块（一般指甲盖大小），一个人砸一天大概能挣几角钱。我的任务多半是把大石块砸成乒乓球大小的小块，后边砸成碎块的工作多半是弟弟妹妹的了。宿舍区每排房子前面都有一堆一堆的石头和砸好的石子，家家门前都响着叮叮当当的铁锤砸石子声。
（1961年春节的全家福。当时我读初三，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照相时我特地在上衣口袋插了一支钢笔。母亲抱着的是我的三妹。由于营养不良，那时全家人都比较瘦，三妹稍“胖”些，不过那是浮肿。）
（九）
大约在1962年，我们家又搬到了窑厂宿舍的南大坑，就在厂幼儿园前面那排房子，东头也有一个小门，形成了一个小院。院子里有公共水管和水池子，不用到远处去打水了。母亲那时候靠为厂里洗工作服挣点钱贴补家用，记得那水池子里整天泡着一堆堆的脏工作服。冬天天那么冷，母亲照样在院子里洗，手都裂得满是口子。院子前面是一个约两米高的高台，再前面就是窑厂厂部的办公室，从我们家门口，就能看到父亲所在的党委办公室后窗。为了“生产自救”，我们在那个高台上开了一块菜地，种了水萝卜、胡萝卜什么的，好像还种了几行玉米。为了给菜施肥，父亲曾派我去厕所掏大粪，那是我第一次干那么脏的活儿，当粪舀子插到茅坑舀屎尿时，我差一点呕吐了。
1962年，仍然是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一年。这一年春天，父亲在济南砖瓦厂二车间（后改为砖瓦二厂，在工业南路现小鸭集团一带）开了一块荒地，种了一些地瓜、胡萝卜。砖瓦厂有的是闲地，二车间的劳模贾叔叔帮我父亲找了一块。一个星期天，贾叔叔、父亲、我，三个人一人一把镢头刨了一上午；又一个星期天，贾叔叔和我平整好，挑好畦子，撒了胡萝卜种。地瓜秧是什么时候插上的，我不知道，估计也是贾叔叔帮助干的。再后来，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二车间去一趟，主要是去拔草、浇水。那年暑假，我还在二车间住了好多天，一是看管地瓜、胡萝卜，二是天天去附近电解铝厂批发冰糕到二车间来卖，挣点钱好缴下学期的学杂费。记得一次我背着冰糕箱子走到牛旺庄时，突然背带断了，冰糕箱子摔在了地上。当时我真傻眼了，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冰糕摔碎了不少，急得只想哭。万般无奈之际，我解下腰上的皮带穿到箱子上，把那箱冰糕背了回来。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10月底11月初的几个星期天，我连续去了几次——刨地瓜和胡萝卜。头一天在厂里借好地排车，星期天大清早动身把车拉到二车间，下午再把刨好的胡萝卜装车拉回小梁庄。从小梁庄到二车间，步行要两小时左右，到了那里再干上一天活儿，可想该有多累了。最后一趟拉地瓜的情形十分难忘。那一次，我是带了弟弟一起去的，一是带他去玩，二是他能帮忙干些拾地瓜之类的轻活。当我下午装完车后，天色已不早了，我在前面拉，弟弟在后面推，一会儿天就黑了。那时的工业南路还是沙土路，两边全是庄稼地，从二车间到甸柳庄，一路上只有两个单位，那就是山东省监狱和省外贸汽车队。我害怕有坏人劫道，就让弟弟坐在车上（他也走不动了），拉着一车地瓜和弟弟一路向西小跑。一直跑到荣军医院，马路上有路灯了，才舒了一口气，不慌不忙地走起来。过了杆石桥后，我已感到精疲力竭，弟弟也早就躺在车上睡着了。过了经七纬一路路口，再往西是一个大上坡，走了不远，我就实在拉不动了，只好停下车，坐在一家小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歇起来（商店早已关门）。坐着坐着，我自己也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后来听到有人叫我，原来父亲一等再等不见我回去，担心我在路上出事，便估计着我的必经路线一路找来了。我和弟弟醒过来后，在后面帮父亲推着地排车，总算回到了家。以后，当我每次经过经七纬一路时，我都会特意看一看那家门面，回味一下当时的艰辛。后来经七路拓宽，那家门面拆掉了，回想起来，位置就在现在的鄂尔多斯羊绒衫专卖店一带。
第二天，我累得没有起床，旷课了半天。这好像是我自上学以来第一次旷课。
那年秋天，我们家收获了600斤胡萝卜、800斤地瓜（数字是估计的），我和父亲在院子前面的高台上挖了一个地窨子存放它们。有了它们，1962年的冬天和1963年春天，我们就不再挨饿了。到196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大有好转，老百姓的生活才开始有了起色。我们家比一般家庭，提前半年结束了饥饿，多亏了那几地排车地瓜和胡萝卜。
砖瓦窑厂工会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生活困难，由合作社（职工集资成立的小商店）组织，一些职工家属和子女参加了运输队。1963年的暑假，我基本上是在运输队拉地排车度过的。那个运输队好像有五六辆车，成员有男有女，印象较深的伙伴是住在南大坑的几个学生，其中有老关家的“小老头”、老宋家的大女儿、还有一位女学生忘记姓什么了，长得很漂亮，甩着两根长辫子，后来听说她考上了老家（日照）的县剧团当了演员。运输队主要是给客户送砖，一车拉400块，两个人一架车，自己装车卸车。那时济南砖瓦厂的位置算是济南的南郊，送砖一般是往北边走，济南地势南高北低，所以送砖的活儿一般不累。不过也有几处上坡，如从水泵厂向东（经十一路西头）就是一个大上坡。我们拉到前卫文工团门前时就停下，互相合作，四个人“盘”一辆车，拉到坡顶（军区后勤部门口）再一起回去“盘”第二辆。除了送砖，我们还从造纸东厂往窑厂三车间（在黄台）运过炉渣，从造纸厂大锅炉下面掏炉渣装车，又热又危险。最累的活儿是给粮店运面。从官扎营西街的面粉厂到小梁庄粮店，一路是上坡，实在吃力。特别是小梁庄粮店又在南大坑东边一个高崖子上，越快到终点越吃力。再就是卸车，一袋面粉45斤，一人一次要扛4袋，将近200斤。4袋子面粉压在背上，弓着腰上台阶、一直扛到库房，不咬紧牙关是坚持不到地方的。1965年在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看到黄浦江码头工人扛大包的场面，我深有感触。当然，我知道我生活在新社会，是不能与灾难深重的旧社会相提并论的。但至少那弯腰扛重包的感觉，我想应该是一样的。
运输队的活儿不是每天都有，为了不闲着，运输队没活儿时我还去郊区割过青草，拉到牛奶厂去卖。当时的牛奶厂就在经十路路南，现在的社会福利院东面（割草一般是到西郊周王庄一带）。我割草太慢，一天比别人割的少许多，加上牛奶厂收购价压的太低（主要是去送草的太多，属于买方市场），挣钱极少，所以割过几次后就不干了。总之，那一个暑假，我基本上是在阳光下（准确地说是烈日下）度过的。干活时，有时候穿一件背心，多半时候干脆“赤膊上阵”，那一身打扮，跟街上那些拉地排车的汉子一样，多的只是鼻梁上的一副眼镜。
那年暑假后开学时，父母没有因为学杂费替我为难。
一年后，我高中毕业，离开济南到外地上大学去了。济南九中那年被录取的不多，我不知道四个毕业班共考上几个人，我只知道我们班当时只考上了两个，四个班报考中文专业的也是只考上了两个（一班的一位同学比我考的好，考上了兰州大学）。公道地说，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不是名列前茅的（语文除外），许多学习比我强的同学没有被录取。因为当时正在“抓阶级斗争”，一些学习成绩好但“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关在了大学校门之外。
（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外地接到家里来信，说是我们家又搬家了，搬到了岔路街198号（后来改为208号）原济南砖瓦厂子弟小学那个院子里。“大串连”时，我回了一次在岔路街的新家。听母亲说起来我才知道，我们家是被“红卫兵小将”从南大坑赶出来的，因为我父亲已经成了“走资派”。
（1967年春节的全家福。当时胸前戴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是照相的“标准动作”，那家照相馆只找到了4本《毛主席语录》，我和大妹、二妹只好免了。照相时我们姊妹五个还都戴了黄军帽。）
岔路街的新家是一个由小学校改造的大杂院，大院里套了四五个小院，住了20几户人家。我们家住在南边第二个院子里，是三间西屋。大院里一个公共水管（在我们小院东头），一个厕所（在南院西头）。邻居们抬头不见低头见，除个别户以外，大多相处都很好。我们小院里住了5户人家，关系处得都很好，谁家有什么事情都会互相关照。
由于我当时在外地上学，后来又在外地工作，岔路街这个家，只是我回家探亲时才住些时日，实话说，我对它了解得远远不如弟妹深刻。但也有印象深的几件事情，比如，我的大儿子出生11个月后就送到了岔路街那个大杂院，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再比如，1977年，我的母亲于岔路街病逝，只55岁便离开了我们，我们兄妹相继成人了，她却没有来得及享一天福；再比如，1981年，妻子调来济南后暂无住处，我们一家人也住到了岔路街208号一间18平米（隔为两间）的小房里，直到1985年才搬离那里。
应该说，岔路街208号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家，一是住的时间最长（加上我回到济南后居住的一段，合计达19年之久）；二是离现在时间最近。本来，我应该把岔路街这一段好好写写，可是怕可写的东西太多，自己刹不住车。前面写得已经不少了，这个题目不能没完没了地写下去，应该及时打住。我想，这篇《家在济南》就写到这里吧。如果有时间有精力，以后另起炉灶，再续新篇。
（1974年的全家福。那时父母已经有两个孙子、一个外孙了。）
结束语
回头数一下，在我结婚自立门户之前，我家在济南共住过9个地方：从后宰门街到岔路街，从城里到商埠，从中心到边缘（小梁庄当时就是城乡结合部），前后25年。那四分之一个世纪（1946－1971），中国社会发生了多少事情啊！我看过一位河南人写的《我的家族史》，当看到1960年河南信阳一个地区上百万人饿死的一些细节后，我的心一直紧缩着，泪止不住地流。当我写这篇东西时，也有过几次眼圈湿润的时候，不过没有落泪。因为我毕竟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时代和美好的少年时代。稍长之后，虽然吃了一点苦，但那些苦也成了我人生的一大财富。在我后来的大半生中，应该说也经历过一些磨难，但是比饿肚子还严重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就在昨天，在我出席一个会议并且作了发言后，同时参加会议的山师大教授宋遂良先生发来一条短信：“我平日只知你儒雅谦和，今天才见识了你金刚怒目的一面。敬重！11－08、18：01” 对“金刚怒目”，我受之有愧，但我知道自己性格中确实是有软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那硬的一面应该说是被当年的穷磨出来的，它虽然藏在骨子里，但却是我做人的有力支撑。我不希望我的子孙辈再经历苦难，但我希望他们在苦难来临时能够正视苦难，勇敢地去拥抱苦难。也许，那些苦难带来的会是一笔人生财富。
上世纪50年代初，济南的孩子经常做这样一个游戏：一人先用瓦片、木棒之类在地上画一个“田”字形方框，然后“贼吆贼”（也叫将军宝），谁赢了就可以在方框里写下一个笔划，以谁最后先写完“天下太平”四个字为赢方。我不知道这个游戏起源于何时，玩游戏的孩子们也不理解这个游戏的政治意义（后来，这一游戏和许多儿时游戏一样，被历史淘汰了）。如今我已60多岁了，如果别人问自己最大的祈盼是什么的话，我想说的还是那四个字——天下太平！
2007、9、20——1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