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与重阳糕 文|朱伟 农历九月九日，又一年重阳。“重阳”二字的原始意其实特别简单——《周易》以阳爻为九，两个阳爻相叠，自然就是“重阳”。就数字意义而言，六是阴爻，六六为顺不知何时开始构成吉数。古人称鲤鱼为“六六”，因为它身上有三十六鳞，“具六六之数，阴也”。八的好处是因为八八六十四是六十四卦统称，《汉书·律历志》:“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所以说“八八推荡，运造纵横”。 古人观念中，九与一是两个最大的数。一二不能尽，就以三为多;三不能尽，就以九为极多。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天有九重，按汉代扬雄《太玄》中的说法，这九重从“中天”开始，“中”是到达均分后的中央，然后从“羡天”开始一层层升腾，最后到九是“成天”——成熟、成全了，但不是尽头，而是通向高不可测。天有九重，黄泉也就有九重，“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为什么称黄泉？天玄地黄，土色黄居中，为中央正色;而泉也就是脉，九泉也就是地脉最深处，同样也是通向深不可测。天地各以九数为尽，方圆自然也就以九州、九塞、九薮等来表示辽阔。道家就在此基础上，称万物之源为先天九气——天地混沌时为先天，有玄、元、始三气，三气各化生三气，合成九气:“始气生混混气苍，混气生洞洞气赤，洞气生皓皓气青;元气生气绿，气生景景气黄，景气生遁遁气白;玄气生融融气紫，融气生炎炎气碧，炎气生演演气黑。”也就是“三”与“九”的关系。为顺应这自然，甚至人食用的也是九谷。九是数的尽头，实际也就是无限。从“九”到“一”，一是始也是无限，九也可以是始与无限，一切如此循环。 茱萸花 由此可见九月九这个日子在一年中的重要性。重阳登高的原由，现在都引南朝梁吴均所作志怪小说《续齐谐记》中的说法——汝南（今河南上蔡）桓景随费长房游学多年，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中有灾，要让家里每人都做大红色口袋，装上茱萸，系在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桓景按其说法，全家在这一天登山。结果日落时分回来，家中鸡犬牛羊全部替代暴死。这《续齐谐记》现存仅17条，该故事结尾说，登高习俗就始于此。吴均作此书约在梁武帝年代，在它之前，其实《南齐书》就记“高祖以九月九日登高”。再之前，晋人所作的《风土记》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无射”是古音十二律之一，位于戌，戌是地支第十一位，气象表现为秋风生哀，花落悲心。重阳时的节气是寒露，露水因寒而欲凝，九九阳阳重叠，万物既成而收藏，随阳而终随阴而起，“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所以顺应天时地理，护生辟邪，登高原始就为祭祀。吴均只不过是把消灾护生的目的变成了具体故事而已。 重阳节有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吃重阳糕三大习俗，佩茱萸应该是最早的工具，目的就为辟邪——茱萸气味浓烈，早时就用来驱鬼，邪不能近。到东晋葛洪撰录，称是西汉人刘歆所作的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中，有一则“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说“每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还注明“菊花酒”的做法是，“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如《西京杂记》真是西汉著作，此时三大习俗已全都出现。但因最早著录它的《隋书·经籍志》不署撰者姓名，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葛洪伪托的可能性很大。此书中提到“蓬饵”，“蓬”是“飞蓬”，一种所结果实可以食用的草，“饵”在西汉扬雄《方言》中已经说明就是“餻”。东汉刘熙的《释名》随后也有解释说:“饵，而也，相粘而也。”以什么相粘呢？同样作于那个时代的《玉烛宝典》说:“九日食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粘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可见用的是北方的粘米而非南方糯米。 重阳糕 那么，“糕”字是否就是“餻”字？古人笔记中曾有记载，说刘禹锡梦得重阳诗境，却遍找六经，就是找不到一个“糕”字。之后有文人曾根据此说，对比扬雄的《方言》，嘲讽他的学问。我感兴趣的是扬雄当时“餻”字的原意。值得注意的是，残存在《太平御览》、《说郛》中有东汉人崔寔所作《四民月令》中“冬至之日荐黍羔”的记录，这里的“荐”是祭献的意思，这个“羔”字我以为就是扬雄《方言》中的“餻”，后来又演变成“糕”字的原形。古人以黄米磨面蒸食的历史应该很早，做成羔状祭献玄冥、祖先，重阳的“糕”最初当然也就是羊羔的“羔”而非登高的“高”字之意。只有这样，献羔祭祀才能与节令所需的驱邪结合在一起——祭祀目的是求天地祖先庇护平安的生活。 与佩茱萸、吃重阳糕相比，登高在秋风萧瑟、秋阳残照中饮菊花酒是最有诗意的。因怀疑《西京杂记》的著作年代，研究中国食物发展史的日本学者认为，魏文帝曹丕是最早将菊花与重阳联系在一起的。曹丕的《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说重阳取“日月并应”“宜于长久”之意而登高，是为在猎猎秋风中豪爽地“享宴高会”。这与唯恐阴气侵蚀而惶惶然靠茱萸辟邪，跑到高处去避灾延寿，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气度。在这样境界中，才需要菊英灿烂——“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从草木凋零联想“冉冉之将老”，却将菊英之缤纷明亮突出于阴霾遍地而起之上，于是重阳登高远眺，把酒高歌，一醉方休，以畅秋志，才真正有一种沐浴在高风艳阳中的飒爽。我以为，对深秋的态度，很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我们对自然的态度，眼看是一代又一代地退化，退化前提是越来越敬畏自然，刚烈的感觉也就越来越无立足之地。现在一说重阳，必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变成对衰老的仰慕。九九变成那样微弱的余光熹微，寒意自四周合拢，哪里还有那种归一后在潜藏中的勃勃萌动呢？我觉得，这不应是曹丕或者陶渊明过重阳节的原意——九九重阳若为始，这一切味道才可能根本改变，古代算学其实就以九九八十一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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