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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妖女”形象重新解读
——对《金瓶梅》的男权意识批判之二
摘要：明代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为了维护男权统治，笑笑生精心塑造了潘金莲这一妖女形象，并通过她一系列的罪恶行动把女性的丑恶演绎到了极至，最后让其惨死以实现对女性的惩戒和警示，而潘金莲则沦为封建男权意识下的一个淫恶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潘金莲
男权意识 人物塑造 文化符号
前文已述(详见拙作《男权统治下文本的说教性和权威性——对<金瓶梅>的男权意识批判之一》，笑笑生是站在维护男权统治的立场上来塑造女性形象的，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最恶毒的笔墨去塑造潘金莲这一“妖女”形象，其目的就是为了惩戒明代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以挽救日益颓废的父权社会，维护男权的统治地位。所谓“妖女”，原指命里注定勾引男人、出没于晚间森林、十分可怕的“鬼魂”形象。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妖女不过是男性出于“厌女症”而虚构出的种种歪曲、贬低妇女的形象，是父权文化语境中的不祥之物。在男权意识操纵之下，潘金莲这一妖女形象，是通过她的通奸、杀夫、善妒、谋害他人性命（如宋惠连、官哥儿、李瓶儿等）、施虐他人（如秋菊、孙雪娥等）等一系的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动表现出来的，最后让武松举起维护男权社会统治秩序的“正义”之刀将其了结。笔者在此无意于给潘金莲翻案，但认为潘金莲确是一个封建男权操纵下的受伤者，是一个可怜的、不幸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是男权意识操纵下精心塑造的淫恶女性形象，并且笑笑生试图用这种女性形象的悲惨结局来警示其他女性。
一
笑笑生精心设计潘金莲偷奸是女性堕落的开始。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笑笑生决意要将潘金莲塑造成一个罪恶的女性形象，而诋毁一个女人的最好方法是令其不贞，在有着种种性禁忌的中国封建社会，女子的贞节就成了一种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符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旦失节——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都会打上终身耻辱的印记。在父权制社会，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招来更多的指责和唾骂。遵循着这一思维，笑笑生让风流倜傥、“语言甜净”的西门庆出场了，并让他费尽心思地诱奸了潘金莲，以至于令其陷于泥污之中永远不能自拔。
很显然，笑笑生在此批判的对象并不是西门庆，在男权观念看来男女之间关系的不正当，责任首先在女方。尽管是西门庆主动勾引了潘金莲，但在男权操纵一切的时代里，男人可以拥有三妻四妾，还可以在外面眠花卧柳偷香窃玉；相反，男性对女性的贞操却控制得极为严密，女性若有红杏出墙之举，父权社会将严惩不贷，“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力罢了。”[1]P70笑笑生在潘金莲与西门庆二人偷奸之后将批判的锋芒便直指潘金莲，从第四回的回目
“淫妇背武大偷奸”即可看出潘金莲落了个淫妇的恶名，而西门庆却轻松地逃脱了指责，尽管是他主动地勾引了别人的妻子。“因为封建社会遵从的是片面的贞操观，男子无所谓贞操问题。”[2]P238因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具有双重性。尽管女性在情感、婚姻上会遇到种种痛苦不幸，但这些并不可能赢得道学家的同情，只要她们跨越雷池一步就会引来无尽的指斥和责骂，仅一个偷奸养汉的罪名就可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贞洁的评价标准是男性制定的，言说的权力也尽在父权的掌握之中，男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语言任意塑造女性，现成的语言系统是作为主流的男性建构的，“构成世界并形成主体的语言本身带有家长式或男性性格”，[3]女性则普遍处于失语状态，她们只能任由男性去塑造，去涂抹，去评价。
二
潘金莲杀夫使得她堕入万恶不赦的深渊。当堂堂打虎英雄武松的出现时，确实给犹如身陷死水中的潘金莲带来了一丝曙光，激起了长久压抑在她内心的爱情渴望，但在那个男权主导一切的社会，女人是不配享受感情生活的，她们的存在只不过是供男性驱使享乐的玩物和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如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4]P69从此，“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5]P69作为男权意识中道德楷模的武松当然严厉地拒绝了她，感情追求的破灭势必造成潘金莲痛苦失落的心理，而一个爱而无望、对生活基本失去信心的女子，是很容易受外界诱惑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门庆出场了，他不失时机地钻了空子，勾引了潘金莲。当乔郓哥把这一消息告诉武大时，武大是怒火中烧，当时就要去捉奸，（有趣的是张大户把潘金莲养为外室时经常当着武大“私会”，武大却未出一言，由此可见武大也只不过是把她当作换取生活补贴的工具。）其言行的果敢是不同与往日的。后经乔郓哥撺掇，一场周密的捉奸计划便展开了。在捉奸行动中，一向老实懦弱的武大却是“从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抢入茶房里来”，而高大威猛的西门庆此时面对矮小委琐的武大却是慌忙不迭，甚至吓得要钻床底，原因何在呢？因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性普遍要受到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约束。这些权力是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集中体现，它们贯穿到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之中，故而在家庭中充当丈夫的武大，拥有对潘金莲的绝对主权，这是由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准则以及法律赋予他的。这种权力是以全部封建道德法律作为靠山的，使得武大敢于直面侵犯他的任何强敌。由此可见，中国的夫权对于妇女妻妾，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封建社会，丈夫就是妻妾的一切，作为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的一切，否则就被视为大逆不道。可是潘金莲却也太“大逆不道”了，不仅背夫偷奸，还向高高在上的夫权举起了反抗的武器，竟用一包砒霜谋杀了自己的亲夫，这当然是十恶不赦的。不管武大与潘金莲是如何不般配，也不论潘金莲与武大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的寂寞和痛苦，谋杀亲夫这条罪状即使拿今天的法律中来审判，也不可能得到谅解和宽恕，因而等待潘金莲的不仅有道德的审判，还有法律的制裁。在封建道学家看来，潘金莲不仅是“贪淫无耻坏纲常”的罪人与“败坏风俗伤人伦”猪狗，更是药鸩武大郎的凶手，她如何能逃脱这些指责和制裁呢？
三
潘金莲的嫉妒反抗使得她的妖女形象的彻底定位。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既成的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就是以菲勒斯为中心而构成的象征秩序，女性若要进入这种主流文化之中，就必须服从父权的文化法则，将自己纳入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象征秩序之中，所谓“菲勒斯”（phallus），原指男性生殖器形象，是生殖力和创造力的象征；而菲勒斯中心主义则意味着父权制的正面价值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否则，就会被视作妖女，这不仅为政治家、道德家、文学家、批评家所不容，更是“男人”所不可容忍的，厄运必定会降临到妖女的头上。
在西门家族，有财色有仁义好性儿的李瓶儿是后来居上，生子之后更是得到了西门庆的专宠，这势必大大刺激了潘金莲的嫉妒性和攻击性心理。在男性看来，女子的嫉妒心理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强烈自我表现，是对夫权压迫的不满与反抗，这当然是不能容忍，因而在潘金莲的一系列的反抗之中，她的妖妇形象也彻底定位了。
纵观《金瓶梅》全书，潘金莲最尖刻最恶毒的嫉妒莫过于与她对李瓶儿产生的嫉妒，李瓶儿有钱，人也年轻漂亮，风月也不比潘金莲差，性格又好且颇得人心，这对潘金莲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威胁，因而潘金莲常像幽灵一样监视着李瓶儿，并且随时准备出击。在私语翡翠轩那一节（第27回），她先是在旁偷窥李瓶儿和西门庆的房事，当得知李瓶儿怀有身孕后，她是妒火中烧，吃酒时不时冷嘲热讽，“羞得李瓶儿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后来李瓶儿的儿子终于养下来了，潘金莲见全家都欢天喜地，乱成一团，妒火则更旺了。但她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只能闭门到床上去哭，嫉妒心之强烈可以见之。在封建社会，女人的嫉妒也在“七出”之列，笑笑生竭力写潘金莲的妒性，用意亦是很明显的。
李瓶儿因为有了官哥儿，地位是蒸蒸日上，潘金莲的处境则是每况愈下，妒忌心强的潘金莲当然不甘心如此。她知道李瓶儿的儿子怕惊，便故意痛打秋菊，打狗子来刺激官哥儿，最后干脆利用条件反射原理训练雪狮子猫，官哥儿终于惨死潘金莲苦心训练的雪狮子之下。在李瓶儿整日以泪洗面的时候，潘金莲则每日抖擞精神，拍手称快，讽刺她是“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李瓶儿在其折磨下终于凄惨夭逝，潘金莲也终于除去了眼中钉、肉中刺，女性的狠毒凶残可耻被潘金莲发挥到了极致，令人发指。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感到气愤，指斥潘金莲为“恶妇”“妖女”也顺理成章的事。潘金莲在笑笑生的涂抹下终于成了一个淫恶的文化符号。
总之，潘金莲这一女性形象在男权意识操纵之下，已演变成为一个凝聚着复杂的男权文化语码的文化符号，弥漫着菲勒斯中心话语。笑笑生不惜用一切恶毒的文字来精心塑造潘金莲这一淫妇典型，最后让武松将其剖腹剜心以实现其道德惩戒则是对女性的警示，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菲勒斯中心的威严。
参考文献:
[1]
[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
吴秀华.明末请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3]
陈铉美.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的潮流与动向[J].东南亚研究,2001.(2).
（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1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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