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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的父亲逝世14周年。2000年8月27日那一天，是父亲离开人世的日子；2014年8月27日这一天，我坐在电脑桌前，回忆着父亲平凡的一生，心里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辛酸和落寞…… 父亲出生于1915年，由于世代家境贫寒，直到36岁时的1951年，才与丧夫后的母亲结婚，组建了家庭。母亲和父亲同龄，带着和前夫生育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嫁给了父亲。父母结婚后1年，又生了我姐姐；3年后，又生了我。此时的父母，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维持一个七口之家，在解放初期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其生活境况的窘迫，也就可想而知了。 解放前，父亲从15岁开始，就给财主家打长工或短工。据父亲后来对我说，财主并不像我们后来宣传的刘文彩、黄世仁那么狠毒、那么凶恶，对雇工反而是非常体贴、非常和善的。有一次，父亲背粮食背得多了点，财主就说：娃娃家背那么多干啥？正长身体呢，别把小身子骨给压坏了。解放后，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66年“四清运动”开始才卸任。 大概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吧，村里人都自己开垦一点荒地种庄稼，我母亲也在河滩地里开了一小块。眼看要下镰收割麦子了，上面下来一纸文件，要求把私自开垦的土地一律收归集体。母亲看到有人偷偷去割自家种的麦子，也就去那片河滩地里割了一捆背回了家。父亲回来吃早饭时看到了，把母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吃完饭就把那一捆麦子背到生产队的麦场上去，母亲流着泪没有吱声。正吃着饭，大队长来到我家，阴沉着脸，对我父亲说：“二哥，你看这事咋办？”父亲说：“兄弟，没说的，咱干部要带头执行上级文件。我吃完饭，就把麦子背到队里的麦场上去。”大队长听完，依然阴沉着脸，背着手走了。 有一次，母亲从公共食堂打回了午饭。按常规，总是先给我们姊妹5个各盛出半碗面条，然后她和父亲才吃。可是这一次给我们盛过之后，盆里只剩下稀汤了。母亲很为难地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父亲说：“先给孩子吃吧。国家有困难嘛，咱要体谅着点儿。” 另一次，我肚子实在饿极了，嚷着要吃东西。姐姐没法子，就领着我向食堂走去，路上正好碰见父亲。他问明情况后，便蹲下来牵住我的手，把我搂在怀里说：“乖儿子，听爸爸的话，白吃食堂的东西，可就不是好孩子了。” 还有一次，公社来了几个干部，要在食堂里炸油糕吃。父亲断然回绝了他们的要求，说：“群众没给俺这个权利。如果你们要吃，得先问问村里的大大小小，男女老少！”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疼爱自己的儿女，却不溺爱；他体谅国家的难处，没有半句怨言；他维护群众的利益，不搞特殊。可是，在1966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却遭受到痛苦的折磨。 运动伊始，父亲第一个被揪了出来，接受批判斗争。我那时正在小学读书，因为是“四不清”干部的儿子，所以被开除学籍，在家里教父亲念《毛主席语录》。有一次，当我念到“一个共产党员，应当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时，父亲颇为感慨地说：“对！对！主席的话说得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共产党员就是要这样！” 不久，父亲上了“两干会”（大队、小队两级干部会），昼夜不得回家。姐姐每天给父亲送饭，经常是哭着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母亲整天伤心掉泪，我也陪着哭。一天，姐姐没在家，母亲做了一碗面条，让我给父亲送去。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就听见一阵刺耳的狂笑。定睛一看，原来几个恶棍正在围打父亲。他们你一拳，我一脚，把父亲拽过来又搡过去。父亲手捂胸口，跌跌撞撞，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往下滚落。我心如刀剜，喊了一声“爸爸”，就扑到他的怀里哭起来。那几个恶棍停住了手，点燃香烟，吐着烟圈，优哉游哉地踱着步子，还发出“哧哧”的笑声。我伏在父亲怀里，不住地啜泣。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别哭，回家去吧，啊？”我抹了一把泪水，站起来去给父亲端饭。当他刚刚伸出颤抖的手来接时，猝然“啪”的一声，饭碗掉在地下了，摔得粉碎。随即，打手们又恶狠很地斥骂：“老顽固，不交代问题还想吃饭！”接着又是一阵狂笑。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握紧了小拳头。父亲急忙按住我的手，哆嗦着嘴唇，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你回……回去吧，爸爸不……不饿。” 我看到他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但是没有一颗掉下来！ “文革”以后，父亲的身体差多了，本来就很瘦削的面容又刻下了几条皱纹，脸色灰蒙蒙的，还时常腰痛。他的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劳动时精神还可以，一回到家里却极少说话，只是皱着眉头抽闷烟。 尽管如此，他过去的一些老脾气还是改不了。比如，他总爱给队上那个年轻的生产队长提建议，说队里的什么活儿应该啥时做，怎么做。虽然人家并不采纳，他还是经常挂在嘴边。这一点，连我都看不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再比如，姐姐给队里的棉花打药，队上发给她一块肥皂，她想用它洗一件衣服（因为当时农民买不到肥皂），被父亲阻止了。父亲亲自到商店买了一块香皂给了姐姐。 那时候办什么事都兴“走后门”。我高中毕业后，眼巴巴地看着一些学习远不如我的同学，通过各种关系，被推荐上了大学或者参军去了，心里很焦急。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咱不眼红人家。公社、县委都有我的熟人，可咱不能求人家办这种事。我是党员，不能让人指着我的脊背骂共产党！”我生气地反问道：“只你一人是党员吗？只你一人就能维护党的声誉吗？为什么有的党员不学无术、拍马逢迎？为什么有的党员投机钻营、大搞特权？为什么有的党员出卖良心、说谎升迁？”父亲吃惊地看着我，嗫嚅了半天才说：“这些人不配当党员。他们为啥会这样，我也说不准。反正咱不跟他们学。”唉，可怜的父亲，凭你只认得几个字的文化水平，怎能解释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呢？ 1975年，我被公社派到学校任教。从此以后，父亲就更辛苦了。他每天下地劳动，回来还要干家务活，简直是手不停，脚不歇。每当我抢着去干时，他总是说：“去看书吧，多认些字，别误了人家的孩子。” 1981年，我报考师范学院，开始心里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我走后家里缺少劳动力。父亲知道后，对我说：“考！怕啥呢？咱这又不是‘走后门’。家里你别管，有我哩！”开学那天，父亲一直把我送了五六里路。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安心学习，别操心家里。临分手，我第一次看到他落泪了，而说的还是那句老话：“去了多认些字，别耽搁了公家的事，以后别误了人家的孩子。” 我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家50多里地一所高中任教，那时交通很不方便，而我连自行车都买不到，也买不起，所以即使是礼拜天，我也很少回家。夏忙、秋忙时间，我还经常要给毕业班补课，根本就顾不了家里的农活。这下可就害苦了我年近七旬的父母和瘦小孱弱的妻子，但他们对我连一句怨言都没有。现在回想起这些，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愧疚。 记得有一次回家，我在路上碰到村支书，他对我说：“叔，你家我二爷都好长时间没缴党费了。”我说：“多少钱？我来缴吧。”他说了个数字，我就掏出钱夹给了。回家后问父亲为什么不缴党费，父亲忿忿地说：“缴什么缴？都几年了，连一次党员生活会都不开！光知道要党费，光知道捞钱，还会干什么？” 父亲去世后，我的单位、我女儿的单位、我儿子的单位，都来了许多人吊唁，村里几乎家家都来人吊唁，可是村里的党支部居然没有一个人露面，更别说给一个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送一个花圈了！ 我无语，我悲哀，我心痛…… 写于 2014.0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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