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小档案
吴天其，１９５８年出生，深圳市沙头角沙栏吓村原居民，１９７４年高中毕业，１９７６年参加沙头角镇渔业大队任会计工作，１９８２年深圳特区农村城市化后，曾经营过汽车运输、商店、蔬菜批发等行业。１９９９年被推选为沙栏吓自然村村长，现为沙栏吓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
赖水娇，１９６０年出生，惠东平海镇人，１９７７年被招工到盐田水产站工作，１９７９年结婚后随夫生活定居深圳沙头角镇沙栏吓村。
中英街，一条在全中国都曾经炙手可热的小街。它长不过２５０米，宽不过三四米，上世纪８０年代后却吸引了潮水般的购物人流，日人流量曾超过１０万。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后，它的人流量又直线下降，风光不再。
作为中英街鼎盛时期的两三百家店铺之一，土生土长的原居民吴天其也曾开过“其记”杂货铺。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当沙栏吓村村长，现为沙栏吓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的他，可谓是看尽了中英街的兴衰变迁。他成家于１９７９年，如今子女事业有成，家庭生活美满，正如他所说：“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
坚信不去国外
也能过上好日子
吴天其家祖祖辈辈一直都在沙头角中英街沙栏吓村以打鱼、种田为生，是地地道道的原居民。后来香港经济繁荣了，中英街两边居民的生活出现了巨大反差，街景也明显分出了繁荣和萧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沙头角居民人均年收入仅为１００元人民币，而对面香港居民却高达７万港币。”
吴天其说，那时由于日子过得紧巴，村里有海外、境外关系的人纷纷往外跑。他的两个姐姐先后嫁到了英国，舅舅也在英国定居。他１９７４年高中毕业后，姐姐觉得他脑子活，有眼光，曾多次劝他也移民去英国，可他不想在异国他乡生活，没有动心。随着１９７８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春潮涌起，吴天其从中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曙光，坚信不去国外也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１９７８年，沙栏吓村渔业队解散，生产队把所有渔船都卖了，所得２６万元一部分用来还了国家贷款，余下的钱计划筹建沙栏吓新村。当时吴天其是队里的会计，村里决定由他和另一个村民负责搞基建。
思维活跃、敏感的吴天其认为，改革开放必定推动深圳现代化建设，要建就建一个高标准的新村，保证几十年不落后。
于是他们来到当时算深圳最先进的市旅游公司宿舍参观，参照这一标准，按个人、村里各出１万元投资，于１９８３年建成２０多栋居民新舍，每户约２００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他家也分到１套。当时显得非常气派的新村舍，引得深圳和其他地方都组织人来参观，这也是深圳最早期的城中村改造。
１９８０年，深圳经济特区实行农村城市化，这时田没了，船也卖了，为了解决村民的生活出路，村里引进香港一家公司的牛皮加工厂，由生产队出地、出人，港方出钱出技术，集体经济开始有了积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村民谋生方式发生了变化村民赚钱的路子也越来越多。为了做生意，吴天其专门去考了驾照，开了一辆从香港引进的１４座中巴，在沙头角和深圳之间载客和给酒楼送货。后来又去了香港，给香港路政署一个搞道路维修工程部门开车，早出晚归，每月工资１８００元港币。
１９８４年，村改居委会，在香港干了２年多的吴天其回到沙头角，做起了把深圳的蔬菜批发到香港去卖的生意。直到现在，这仍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家里开过“其记”杂货铺
说起中英街的变化，吴天其还记得，１９８３年，有关开放中英街的协议签订后，中英街炙手可热。由于当时内陆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很多内陆游客来深圳就必到沙头角中英街。那时这条小街上，商铺一家挨一家，光大型银行代理点就有五六家，可见当时商贸之活跃和庞大的市场需求量，大量的电子手表、录音机、照相机、折叠伞、黄金首饰等商品，从这里流向全国各地。
１９８５年前后，中英街有２００多家店铺，经营金器的接近５０家。有时候一天就有两三家黄金首饰店同时开张，香港的四大金行在中英街都设有点。当时黄金在内陆是限制销售的，但是在中英街，不仅可以买到比内陆更便宜的黄金首饰，而且也不限量。
“据说有一个月，就是中方这一侧的黄金销售量就已经达到了一吨左右，老板用麻袋装钱。”中英街一时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街”，被人们称为“购物天堂”。有资料表明，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０世纪末期，中英街每天游客逾万人次，节假日和高峰期有上１０万人次，１年游客数量可达１５００万以上。
在这种情形下，沙栏吓的不少村民也开始做起了小生意，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就有钱赚。１９８９年，吴天其家也开了家“其记”杂货铺。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后，由于内陆商业日趋繁荣，中英街一枝独秀的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后，内陆居民去香港采购十分方便，中英街游客数量直线下降。有数据显示，１９９８年，游客人数跌到８００万人次，到２００２年只有１２８万人次。商铺从３００多间萎缩到１００多间，沙栏吓村９０％以上的商铺改建成了住房。１９９４年，吴天其家的“其记”也不得不收摊。目前仍保留的只有“波记”、“实惠”等杂货铺，但是，曾用麻袋装钱的风光已成历史。
而吴天其则坚持做蔬菜生意。他每天凌晨１点钟起床，把头一天采购来的蔬菜运到新界北区的农贸批发市场卖。香港回归后，运输的方式也由刚开始的手推车改为用汽车运输。
“尽管当时做和现在做这种生意都比较辛苦，但性质和感觉却完全不同。当时完全是为了生计，心情紧张，虽然生意好做，但不稳定。现在虽然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比较规范化，轻松得多。”吴天其说。
浪漫往事
对着大海
给她吟诗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不爱唱歌的吴天其对《酒干倘卖无》的歌词倒是记得蛮清楚，他说：“因为这首歌表达了我对妻子的心声。”
吴天其的妻子叫赖水娇，惠东县人，小他两岁。
１７岁那年，赖水娇被招工到盐田水产站加工厂工作，当时，老吴在村渔业队当会计，经常要到水产站办事。一天，发现了长得漂亮、举止稳重的她。得知她还是“吃国家粮的城镇户口”，吴天其更是设法主动去接近她。
刚开始，吴天其每次约她出来，她总会带上一个女伴。
“我也是初次谈恋爱，我看她对文化很感兴趣，就经常在书信中谈些天文地理，尽量逗她开心，并展示自己的才华。记得有一次黄昏，我们在海边漫步时，我牵着她的手，对着大海给她吟诗，挺浪漫的。”
“后来她慢慢对我产生了好感，高兴起来也开始给我唱情歌。她的声音优美，我至今还记得有这么几句：星星出来太阳落，我在家中等阿哥，日久盼来一封信，伤心眼泪往下流……阿哥阿哥好阿哥，你不真心对待我，往日的恩情已消逝，只好回头往西河……其实，现在想想，当年她唱这些歌，是在担心我、警示我。”吴天其说。
婚后，赖水娇来到沙头角一家丝花厂工作。有了孩子后，她便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对孩子学习抓得很紧，“３个孩子的成才，她功不可没”。
育儿心经
“把孩子培养成才是最大欣慰”
从１９７９年结婚到１９８３年，吴天其的大儿子、女儿和小儿子先后出生。
“那时，我们家生活只能说刚刚有所改善，并不富裕。３个孩子上学读书，家庭经济负担还是很重的。但是，家里再困难，我们也要保证孩子有学上，保证学习用品从不短缺。”
吴天其和妻子都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知识、人才越来越重要。为了孩子的前途，在教育上花再多钱也值。这些年，为几个孩子上学，他除日夜操劳外，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当时有人劝他把投资放在置业、购房、买地建别墅等上面，可他认为给小孩创造一个走正道干事业的条件最重要。为此，夫妻俩结婚后十多年没出去旅游过，更不用说在外消遣了。
吴天其夫妇先后将３个孩子都送到英国的知名大学上学，一年大概需要６０多万元，好在孩子们有奖学金。大儿子大学毕业，是学电脑工程的，２００９年已经在香港成家；女儿学传媒，是研究生，现在在香港一家设计公司工作，曾经当过香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小儿子读初二时就去了英国读寄宿学校，直到大学毕业，现在香港一家会计行做审计师。
吴天其说：“现在三个孩子都成才了，而且都很听话，很孝顺，出外工作每周都回来和家人相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也是我人生的最大成就和希望！”
话本
“过去看穿戴，
现在看内涵”
记者：从村民到村长，你始终表现出对文化的重视和追求，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吴天其：我很小就记得这么一句话：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信念是文化的基因。记得我一直渴望上大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文化人，而且很早就对文物、古董、旅游和民间文化艺术感兴趣。可是，过去由于受温饱问题的束缚，主、客观都错过了大好时期，至今留下不少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也从过去的看穿戴、求温饱到了现在的看内涵、讲素质，我总希望这一遗憾能得到一些弥补，因此，我不惜倾尽家庭的所有财力，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才。后来当了村长，我又在传承本地民间文化艺术上大动脑筋。十多年来，为挖掘和整理原生态的沙头角鱼灯舞、整修“天后宫”等，我确实没少费心血。
沙头角鱼灯舞已成功入选国家“非遗”名录，沙栏吓天后宝诞也入选了市级“非遗”代表作名录，２００３年，我们村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昔日收网上岸、洗脚上田的村民文化底蕴厚实了，业余文化生活丰富了，日子过得更有滋味了！
记者：你组织村民排练鱼灯舞、麒麟舞，有经济效益吗？
吴天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是：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抛开一切私利，才会使人服你。我一直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去保护村中将失去的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全村人都非常支持我们村委的工作。
记者：你先后将３个孩子都送到国外一些知名大学上学，现在有回报吗？
吴天其：哈哈，当初培养孩子我就没想过图他们的回报，倒是希望他们能回报祖国、回报社会。我常给孩子们说：“读书多不一定能赚钱多”。读书就是一种修养，但有知识修养不代表有道德修养，感恩也是道德修养的一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