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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论文写结语，怎么写都不满意，好想有很多话要说，一下笔却无从写起，可能是想说的话，不适合写在学术论文中吧。凭什么学术论文就不能写慷慨激昂的文字呢？从很早的时候，我们就被灌输这种理念：写学术论文，文字要平实，才严谨客观，才能摒除主观思想。这是一种什么理论呢？难道平平淡淡真的就是历史的客观真实吗？ 当然不是！ 我研究的是东汉历史上激烈的政治斗争，残酷的政治斗争总是以肉体的消灭为终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曾经在那个时代呐喊、绽放，有过火热的人生，然后血淋淋离去，青史留名。为什么写在我的论文里，却是那么冷冰冰没人味呢？当我写这些打打杀杀时，就好比在写某头大象踩死了几只蚂蚁，不痛不痒，无动于衷。历史学研究的本来就是人嘛，怎么研究出来的东西反而失去了人味儿呢？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富有激情，充满激荡的。可是我们翻开历史学学术著作，全是冷眼旁观蚂蚁搬家式的描述。或许那些英勇献身的东汉名士，就有我们的祖先。若不是这些富有激情的节操，中国的士大夫哪里来得气节？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难道到头来就是为了看这些冷冰冰没人味儿的文字么？ 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上篇日志所提到的，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底什么内涵。为什么司马迁要把“究天人之际”放在首位。我在上篇日志中笼统谈到，这是关于人类发展命运的终极关怀。今天我想具体地谈，是对命运的关怀，促使我们去读史。 我们一方面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读史使人明智，观往以知来，另一方面又说，历史不可能重复。这不是矛盾嘛，读史还有啥用？我想，是每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渺茫感，促使人们回过头去看看前人们是怎么做的。 不管社会怎么发展，人性当中有永恒不变的某些因素。在扑朔不定的命运——或者说不确定因素——面前，我们往往无法预测未来，只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这可能是读史的一种原始动机吧。 到底什么是命运，命运是不是可以被自己掌控？命运——或者说不确定因素——与自身到底什么关系？我想，这才是古代思想家们思考的一个终极问题。“究天人之际”中的“天”、“人”怎么理解，见仁见智。我以为，“人”可以理解为处在不确定因素中、无法预测未来的自身、自我，而“天”，可以理解为命运等不确定的因素。须知，司马迁要成的“一家之言”，并不是要有自己的独立学术创建就满足了，而是要把自己的著述上升到诸子百家那样的高度。而天命人事、性命学说，正是诸子思想的核心论题之一。孔子的得意弟子得了病，他感叹道：“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命也夫！”连孔子面对个人与命运的不确定性，也感叹无力，况平凡之人乎？探讨修身养性的《中庸》，一开篇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一开始就设定了主题，你想修身养性吗？好，先关注这个人生大问题：上天赋予你的，和你自己所能做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尽人事，听天命”，其实就是没给明确答案，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探索空间。所以，自我与不确定的命运之关系，乃是一个永恒问题，一个个体的人，在命运面前，其实很渺小。 用驴唇不对马嘴的现代学术术语说，司马迁《史记》作为史学著作，只要做到“通古今之变”就合格了，他又要追求“究天人之际”，这就是又有更高层次的哲学追求了。笑话，司马迁哪里顾得上哲学和史学的差别呢？是自作聪明的现代人强作划分。司马迁太不朽，他的徒子徒孙们太不肖，惭愧。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学术著作那么冷冰冰没人情味儿？原因很简单，我们放弃了对自我命运思考的人本关怀。我们看再多关于项羽的研究著作，顶多得出个不识时务非俊杰的结论，而读《项羽本纪》，明知他的错误，也会为霸王的气魄感动；我们看再多研究韩信的学术著作，也就得出个不可妄自夸大的教训，而读《淮阴侯列传》，明知他的自傲，也会为他的际遇感到同情。何也？司马迁的纪传体史书，以人为中心，关心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而现代的学术著作，以社会现象为中心，泛泛而论群体，忽视了个体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的相同相异性。 千百年往矣，人不再使用竹简木牍，不再使用青铜刀剑，可是在生活变化之中有不变：面对命运，你如何选择？读史的魅力正在于此，看看我们的老前辈，他们如何与命运挣扎，有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 古人读史，好做笔记式的评论，嬉笑怒骂，就在“理解之同情”中还原了历史本来就富有的张力与吸引力。今人读史，不得不做学术论文，自从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以社会科学化的手段观察历史，侧重于现象而忽视了个人，看到了变迁却放弃了人性中不变的情感与心理。这样的研究取径，板起面孔自封学问，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怪道没有人情味儿了。 我们本来研究的就是人，却恰恰忘记了最人本的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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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联合参谋学院 > 《读书方法&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