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家卡纳曼认为这是他和特维斯基一起做的“最著名和最具争议性的”实验。实验的参与者会听到一个虚构的、名叫琳达的年轻女人的故事，她单身，坦率，非常开朗，在学生时代非常关注各种歧视和社会正义。 接着，参与者会接受提问，以下哪一个更有可能：（1）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2）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活跃于女权主义运动。大多数人都选择了（2）。换言之，提供的背景讯息表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比“银行出纳员”更有可能。当然，这明显违背了概率法则（每一位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都是银行出纳；补充的细节越多，可能性就越低）。 然而，甚至在斯坦福商业研究院受过大量概率训练的学生当中，也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无法通过琳达问题。有一位学生在得知她犯了一个低级的逻辑错误后，答道：“我以为你只是在询问我的看法。”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简单的问题（叙述有多清晰连贯？）被一个更难的问题（它有多大可能？）替代了。在卡纳曼看来，这就是我们在思考过程中出现许多偏差的来源。第一系统匆匆得出一个基于“启发”的直觉结论——这是回答艰深问题的一个简单却不完美的办法——第二系统就懒惰地接受了这一启发式的答案，丝毫不想细查它是否合乎逻辑。 卡纳曼描述了许多这类经过实验证明的理性故障——“比率忽略”(base-rate neglect)、“有效性级联”(availability cascade)、“有效性的错觉”(the illusion of validity)等等。其结果就是逐渐让读者对人类的理性绝望。 我们真的如此无可救药吗？ 再想想琳达问题。甚至连伟大的生物进化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都受到它的困扰。作为一位概率专家，他知道正确的答案，但他写道，“有一个小人儿在我头脑里不断地跳上跳下，对我喊道——‘可她不仅仅是一个银行出纳；看一下描述吧。’” 卡纳曼使我们相信，是古尔德的第一系统一直朝他喊着错误的答案。可是，也许发生着更为微妙的事情。我们的日常对话都发生在一个对期望未加说明的丰富背景下——语言学家称之为“言下之意”(implicatures)。这些言下之意可以渗透到心理实验中去。鉴于我们都期望让对话更加简洁，实验的参与者将“琳达是一位银行职”当作是在暗示“此外，她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是相当合理的。如果是这样，他们的答案就并非那么谬误。 这似乎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它却适用于卡纳曼和特维斯基，还有其他研究者所声称的在正规的实验中发现的一些偏差。在更加自然的情景中——当我们在侦查骗子而不是解决逻辑谜题，在推断事物而不是象征物，在评估原始数据而不是百分比的时候——人们就不太可能出现同样的差错。至少，后来的许多实验都间接地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是那么不理性。 当然，一些认知偏差甚至公然出现在最为自然的情景中。比如卡纳曼所说的“规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我们倾向于高估利润和低估成本，因而愚蠢地施行一些存在很大风险的方案。例如，在2002年，美国人改建厨房，预期这项工作平均花费18,658美元，但他们最后却花费了38,769美元。 规划谬误“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乐观偏差的一个表现”，卡纳曼写道，这“很可能是最重大的认知偏差”。在某种意义上，一种倾向于乐观主义的偏差显然是糟糕的，因为它带来错误的信念——比如：是我们在掌控运气而不是运气在玩弄我们。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掌控的错觉”，我们在早上甚至都没办法起床吧？ 比起与之相对应的更立足于现实的人，乐观主义者更具心理弹性，具备更强大的免疫系统，平均寿命更长。此外，正如卡纳曼所指出的，过分的乐观主义使个人和组织都免受另一种偏差的麻痹效应，这种偏差就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我们对损失的畏惧更甚于对获利的重视。当约翰·梅纳尔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谈到驱策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时，他头脑中就存在着过分的乐观主义。 即便我们能够摆脱这本书所指出的那些偏差和错觉——卡纳曼以他自己在克服这些偏差和错觉方面殊少进步为例，怀疑我们也不能克服它们——我们也根本不清楚这是否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引发了一个根本问题：理性的意义何在？ 说到底，我们全都是达尔文学说里的幸存者。我们日常的推理能力为了有效地适应一个复杂的动态环境，已经随之进化了。因此，这些推理能力大概也会适应这一环境，即便它们在心理学家那些多少存在人为因素的实验中出错。 如果理性的模范不是对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推理的一种理想化，那它们又是从何而来？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判断存在普遍的偏差，就像我们不能在使用语言时普遍地不顾语法——抑或在对像卡纳曼和特维斯基所做的研究进行批评时也是如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