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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离开白宫时就决心已定，要在有生之年为有意义的事业付出时间、金钱和技能，尽管当时我不完全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我只是想致力于拯救生命，解决重大问题，使更多的年轻人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我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因为美国人民给了我并非人人都能享有的美好人生，而且耗费了我大半生的政治生涯是一个“索取”的过程：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获取支持、捐助和选票。如果你干得不错，那无非是一笔公平的买卖而已。不过，对于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而言，若是不认为自己仍须付出更多来回报社会，是不会像我这样持之以恒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对于回报社会乐此不疲。和许多有幸度过圆满而有意义的一生的人一样，我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除了照看亲人并与家人及朋友和睦相处之外，我最关心的是尽我所能地帮助比我年轻的人摆脱早逝的厄运，有机会去实现抱负。尤其当我2004年心脏病突发大难不死之后，这种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 这个想法敦促我投身到形式更加广泛的服务性活动中去（我将在本书中按时间先后顺序描述其中的一部分活动），也使我更加赞赏一生中亲眼目睹的、有时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无数个付出行为。它也使我深信，几乎每个人—无论收入高低、时间多寡、年龄大小、技能各异—都能为他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并且在此过程中加强我们共同拥有的人性之根本。 我和大多数同时代的美国人一样，最初在我参加的教会里受到了付出精神的浸润，在那里学会了捐助。当时大部分和我同龄的孩子还拿出仅有的微不足道的钱捐给出生缺陷基金会防治小儿麻痹症的活动。1958年，在中央高中因反对种族隔离斗争被迫关闭、葛培理牧师于小石城举行的一次跨种族集会上发表演讲之后，我连续几个月把一小部分零用钱寄给葛培理牧师所在的教会。十多岁时，我在学校组织的活动里当过普通的义工，并且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去帮助过穷人。 我在上大学一年级时，曾腾出一些时间参加了乔治敦大学在华盛顿特区穷人居住区举办的一项社区活动，并且向为此举行的慈善活动捐过钱。我大部分课余时间不是与朋友在一起，就是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我在校园的最后两年—在牛津大学和耶鲁法学院期间—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很少拿出时间或金钱干别的事情。 我回到故乡阿肯色州担任法学老师后，做过一些公益性法律工作，并开始向我感兴趣的活动捐赠少量的钱财。在担任州长的年月里，我尽可能拿出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献给教会、母校和当地的慈善活动，比如保护社区中受虐待妇女儿童的活动。从1974年开始，我因为政务繁忙，没有很多时间顾及其他事情。 我妻子希à里的情况和我不同。我在耶鲁法学院刚结识她时，她正在参加当地的一项活动—向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她在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和大学附属医院里多待了一年，研究儿童的特殊需求。毕业后，她放弃到收入更高的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机会，去保护儿童基金会上班，帮助穷苦儿童。她来阿肯色州和我一起教法律后，开办了法律援助讲习班和监狱服务项目。我们婚后搬到小石城居住，其间我先后担任了州首席检察官和州长，她则同别人一起创办了阿肯色儿童与家庭法律事务所，同时还担任了小石城儿童医院的?事，参与医院的集资活动（在这个只有280万人口的小州里，该医院后来跻身全美十大儿童医院之列）。她从以色列引进了一个向全州贫困家庭提供学前教育的一流项目，负责一个旨在帮助更多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医疗福利待遇的工作组，并主持了一个提高阿肯色州学校教育水平的委员会。她还参加了美国律师D会的维护法律界妇女地位委员会。总之，她一边担任全职律师、积极参与教会事务、出席女儿切尔西的所有校内外活动，一边还能挤出时间从事上述一切志愿工作。在如何做一名没有公职的公仆方面，妻子是我的第一个榜样。中華勵志網 www.zhlz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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