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读莫迪亚诺的最好方式

真友书屋 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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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中先：读莫迪亚诺的最好方式

采访：肖海生

十月初，我给深圳一家报社写文章时还说：如果法国文学可以再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那我觉得有三个人。其中第一个，我就说的是莫迪亚诺。

我和莫迪亚诺没有见过面（不像今年另一位大热门人物昆德拉，我曾和他有过两面之缘）。我曾给他发过两次奖：一次是2004年人民文学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我和吴岳添先生一致同意把法语最佳的奖给了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再一次是2011年，我们把中文翻译最高奖“傅雷奖”给了翻译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的金龙格。可以说，我们先于诺贝尔文学奖认可了莫迪亚诺。

莫迪亚诺80年代就在柳鸣九先生主持下进入被翻译引入大陆，90年代再有一次他的翻译热潮，我给其中一些版本写过导读。随后因为版权的原因，他的书见得少了。但在法国，他一直是一流作家，也是40后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十分活跃，每3-4年就会出版新作品。他的十六、七部作品中，有六到七部都有中文版本。

我个人很喜欢莫迪亚诺的小说，从80年代就在读他的小说，在《世界文学》杂志工作时，写过不少关于他的文章。他的小说母题很吸引人，大多是追寻记忆、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包括40年代的战争、犹太人的历史放逐，等等。其次，他的写作手法虚实结合，将历史资料和故事融炼一体。

其实，读莫迪亚诺的最好方式是：跟着他的作品去游历巴黎。他会提到各种小地名，每个地点里都有故事，有时间上的跳跃，你可以按图索骥，一点点去实证和体验。当年我在巴黎留学时就经常这么干。他的小说，是一份最好的关于巴黎的文学和历史记忆的地图攻略。

《暗店街》是莫迪亚诺1978年的作品，获得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它继承了莫迪亚诺自1968年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以来的“寻找”主题，讲述一个失忆的私家侦探不停地寻找过去

《暗店街》节选

译 | 薛立华

一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那天晚上，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我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当时，我正在等着雨停，——那场雨很大它从我同于特分手的那个时候起，就倾泻下来了。

几个小时前，我和于特在事务所里见了最后一次面，那时，他虽象以往一样在笨重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不过穿着大衣。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将要离去了。我坐在他的对面，坐在通常给顾客预备的皮扶手椅里。房间里，乳白色的玻璃灯具射出一道道强烈的光线照得我两眼发花。

“完了，居伊……一切部结束了……，”于特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写字台上，摊着一卷档案材料。它也许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目光惊愕、脸部浮肿的男人的，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那天下午，她要去和另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脸部浮肿的男人幽会，地点是在同保罗-杜梅林荫大道相邻近的一条街上，即维塔尔路上一家备有家具的公寓里。

于特沉思地捂着胡子。那灰白色的短胡子，把他的两个腮帮子都盖满了。他那一对通常很亮的大眼睛，此刻显得茫然失神。在写字台的左边，放着我在工作时坐的柳条椅子。在于特的背后，一些深色的木制书架挡住了半壁墙。书架上面，放着最近五十年来的各种《博坦》和年鉴。以前我常听于特说，这些工具书是他须臾也不能离开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代替它们。他还说，这些《博坦》和年鉴是人们所能拥有的最珍贵、最生动的图书馆，——因为在它们的一页一页上，汇编着许多人和事以及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行当，它们只有在这些《博坦》和年鉴上才能查到。

“这些《博坦》，您打算如何处理呢?”我问于特，同时抬手指了指书架。

“居伊，我把它们都留在这里。这套房子，我将继续租下去。”

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周围。通向隔壁小间的两扇门敞开着，可以瞥见里面旧的天鹅绒长沙发、壁炉以及反映出一排排《博坦》、年鉴和于特的面孔的一面镜子。在这个小间里，经常等候着我们的顾客。地板上，铺着波斯地。墙上靠近窗子的地方，挂着一幅东正教的圣像。

“居伊，您在想什么7”

“什么也没有想……那么说，您要继续付租金了？”

“是的。我不时还要回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的落脚点。”

他把香烟盒向我递来。

“只有使事务所保持原来的样子，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八年多了。一九四七年，他亲手创建了这个私家侦探事务所。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他已和其他好多人共过事了。我们的职责是向顾客们提供一些于特称之为“风化情报”的东西。“这一切都发生在，”于特常常得意地这样说，“‘上流社会的人们’中间。”

“您觉得您能住到尼斯去吗？”

“当然可以。”

“您不会感到腻味吗？”

他喷出一口烟雾。

“居伊，人总有一天要退休的。”

于特笨重地站起来。他的体重大概要超过一百公斤，身高可能有一米九五。

“我乘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的火车走。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喝上一杯呢。”

他走在我前面，我们一起来到了通向前厅的走廊。前厅的形状稀奇古怪，是椭圆形的，墙壁上的颜色呈浅灰褐色，有些地方已经褪色了。地上，扔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皮包，因为里面的东西塞得太鼓，它的盖子已经无法关上了。于特把它捡了起来，用手托着拿走了。

“您没有什么行李吗？”

“我把一切都预先托运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了前厅里的灯。在楼梯的平台上，于特踌躇了一会，然后才把大门关上。关门的金属碰撞声使我感到揪心，它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一段很长的时期结束了。

“哎，居伊，真叫人伤心啊，不是吗？”于特一边对我说，一边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绢，擦着额头。

门上，仍然挂着那块长方形的、黑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着金色的、并以闪光片装饰起来的两行宇：

C·M·于特

私家侦探

“我把它留在这里，”于特对我说。

接着，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圈。

我们顺着尼埃尔林荫大道，一直走到佩雷尔广场。虽然是在夜间，而且早已进入冬季，但是天气还很暖和。到了佩雷尔广场，我们坐在“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这里的椅子“和以前一样”，是细藤编花的。

“您呢，居伊，您以后怎么办呢？”他喝了口兑水的高级白兰地，这样问我。

“问我吗？我正在追踪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是的，关于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用夸张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弄得他笑了。

“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过去的。”

这一回，他态度严肃，我很受感动。

“但是您得考虑考虑，居伊，您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必要，我可吃不准……”

他缄默不语了。他在想什么呢？在想他自己的过去吗？

“我给您一把事务所的钥匙。您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那样会使我高兴的。”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它放进我的裤袋里。

“打电话到尼斯来找我。随时告诉我……有关您过去的事……”

他站了起来，同我握手。

“你要不要我送您上火车?”

“啊！不！……不必了，……那太叫我伤心了……。”

他只一步就跨出了咖啡馆，头也没有回。我的心里，立即出现了一种空虚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人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十年前，我突然患了遗忘症，犹如堕入五里雾中。他同情我的处境，并且靠他的门路多，甚至还使我获得了户籍。

“拿着吧，”他那时一边对我说，一边递给我一只大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现在，您叫‘居伊·罗朗’了。”

这个私家侦探，我以前曾经求他帮过忙，请他用他的机智协助我寻找我过去的证据和踪迹。此刻，他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居伊·罗朗’，请您从观在起，不要再往后看了，多想想现在和将来吧。我建议您和我一道工作……”

如果说他同情我，那么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记忆也有漏洞——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失去了他自己的踪迹，他一生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了，没有留下一点线索，没有留下一丝一缕还能同过上挂上勾的关系。可不是吗，我目送着在夜色中离去的这个身着旧外套、挟着黑色大公文皮包、年迈力衰的男子，他同过去那个波罗的海的网球好手、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二

“喂，您是保罗·佐纳基奇先生吗？”

“是我。”

“我是居伊·罗朗……您知道，那个……”

“是的，我知道！我们可以见见面吗？”

“当然可以……”

“比方说……今天晚上九点左右，到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怎么样？……您看行吗？”

“一言为定。”

“我等着您。——回头见。”

他突然挂上了电话，我的额上汗流如注。在那以前，我还吗了一杯白兰地给自己壮过胆子的呢。但为什么象拨一个电话号码这样的区区小事，会使我这样费劲和害怕呢？

在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的酒吧间里，一个顾客也没有。他站在柜台后面穿着一套便服。

“您来得正好，”他对我说。“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我都放假。”

他朝我走来，饱住我的肩膀。

“我非常想念您。”

“谢谢。”

“这个真叫我担心，您知道……”

我很想对他说，请他不必为我操心，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总之，我觉得您同我过去有段时间里经常见到的一个人是很接近的……但那个人是谁呢？”

他摇了摇头。

“您不能给我提供什么线索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先生。”

他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而好象这是一场游戏或者猜谜似的，他说：

“好吧，我独自去想办法。您让我全权处理吗？”

“随您的便。”

“那么今天晚上，我带您到一位朋友的家里去吃晚饭。”

在走出去以前，他用一个干脆利落的动作把电表的闸门拉下来，然后关上厚实的木门，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几围。

他的车子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那是一辆黑色的新车子。他彬彬有礼地给我打开了车门。

“我的那位朋友在维尔达弗雷和圣克卢门交界的地方开了一个餐馆，那是一个非常叫人喜爱的餐馆。”

“我们要到那里去吗？”

“对。”

我们的车子从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开上了格朗德·阿尔梅大道，我突然想跳下车去。要一直开到维尔达弗雷，我觉得是做不到的。但是应当勇敢些。

在我们抵达圣克卢门之前，我得不断克服一种恐惧感——它紧紧地抓着我。这个佐纳甚奇，我几乎不了解，他会不会把我引进一个圈套里去呢？但是我听他说着话，也就渐渐地放下心来了。他把他各个时期所干过的行业，都一一地告诉了我。起初．他在俄国人开的一些夜总会里干过，接着到香榭丽舍花园的朗热餐馆和康邦街的卡斯荣耶旅馆里谋生，后来又在其它的一些机构里混过事，最后才来开了这家座落在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上的洒吧间。每次换工作，他总是遇到让·厄尔特尔——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位朋友的家里——，因此他们已是二十年的老塔挡了。厄尔特尔的记忆力也很好。他们两个人，一定能够解汗我的“谜”。

佐纳基奇小心翼翼地驾着车，我们花了将近三刻钟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幢带游廊的平房，左边的部分被一株垂柳遮掩着。在房子的右边，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片灌木丛。这个饭店的餐厅很宽敞。餐厅的深处，光线很强，一个男子正由那里朝我们走来。他向我伸出手。

“先生，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让·厄尔特尔。”

接着，他对佐纳基奇说：

“保罗，你好。”

他把我们领到客厅的深处。在那里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三副餐具，正中还有一束花。

他指着其中的一扇落地窗子，对我说：

“我还有一些客人，他们在另外的一幢平房里。那里正在举行婚礼。”

“您从未来过这里吗？”佐纳基奇问我。

“没有。”

“那么，让，带他去开开眼界吧。”

厄尔特尔走在我的前面，踏上一条俯瞰池塘的走廊。左边是一座中国式的小拱休它通向池溏另一边的一幢平房。落地窗里，灯火辉煌，我看见一对对男女的身影从窗前掠过。人们正在跳舞。我们可以听到从里面传来阵陈的乐曲声。

“他们人不多，”他对我说，“我觉得婚礼结束以后，会有一场放荡的聚会。”

他耸了耸肩膀。

“您应当在夏天来。在游廊上吃晚饭，那才惬意呢。”

我们又回到饭店的容厅里，厄尔特尔关上了落地窗。

“我给你们预备了一顿便饭。”

他对我们做了个手势，请我们入座，他们两人并排地坐在我的对面。

“您喜欢用点什么酒？”厄尔特尔问我。

“随便。”

“用点‘帕特吕堡’酒怎么样？

“好极了，让，”佐纳甚奇说。

一个身着白上衣的青年待者伺候我们吃饭。从壁灯里射出来的光线直照向我，使我眼花，而其他人却都落在阴影里。也许，他们把我置于灯光下，是为了更清楚地辨认我。

“让，怎么样？”

厄尔特尔早就开始吃起他的肉冻了，他不时向我投来锐利的目光。他的头发象佐纳基奇一样是棕色的，也象佐纳基奇那样是染过的。他有着粗糙不平的皮肤、松弛的面颊和美食家的薄薄嘴唇。

“是的，是的……”他哺喃地说。

由于灯光太强，我只得眯起眼睛。他给我们斟了酒。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位先生面熟……”

“真使我们伤透了脑筋，”佐纳基奇说，“这位先生不肯帮我们的忙……”

他似乎灵机一动。

“也许，您希望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您情愿一直隐姓埋名？”

“丝毫也没有这个意思，”我微笑着说。

青年侍者端上一盘牛犊脑腺。

“您在哪里做过事？”厄尔待尔问我。

“我在一个私家侦探事务所，也就是C·M·于特事务所里干了八年。”

他们端详着我，全都楞住了。

“不过，这同我的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算了，你们不要去想这个了。”

“奇怪的是，”厄尔特尔盯着我说，“我们说不出您有多大年纪了。”

“可能是因为我留了小胡子吧？”

“您如果没留小胡子，”佐纳基奇说，们也许会立即把您认出来的。”

他伸出一只手臂，把手平放在我的鼻子底下，盖住我的小胡子，接着象一位肖像画家看着他的模特儿那样，眯起眼睛瞧着我。

“我越是看着这位先生，就越是觉得他曾经是一个夜游神团体的……”厄尔待尔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阿？”佐纳基奇间。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保罗，我们不在那些夜总会里工作，已经很久了……”

“那么你认为那是塔纳格拉时候的事啦？”

厄尔特尔盯着我，目光越来越强烈。

“请原谅，”他对我说，“您能站起来一下吗？”

我站了起来。他把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打量了一番。

“对了，您使我想起一个顾客来了。您的身材……请等一等……”

他举起手，然后一动不动，好象要抓住什么随时可能消失的东西似的。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有了，保罗……”

他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您可以坐下了……”

他高兴极了。他也许认为，他将要讲出的东西肯定会引起注意的。他过分谦恭有礼地给佐纳基奇和我斟酒。

“对了……以前有一个同您一样高的男人，总是同您在一起……也许他比您还要高一点……保罗，这难道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吗？”

“不过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佐纳基奇问。

“当然是在塔纳格拉时候的事啦……”

“一个跟他一样高的男人？”佐纳基奇自言自语地说，“在塔纳格拉时候……”

“你记不起来了吗？”

厄尔特尔耸了耸肩膀。

这一回，该轮到佐纳基奇露出胜利的微笑了。他点了点头。

“我记起来了……”

“说下去！”

“是斯蒂奥巴。”

“这就对了。是斯蒂奥巴……”

佐纳基奇朝我转过脸来。

“您认识斯蒂奥巴吗？”

“也许认识的，”我谨慎地说。

“一定认识的……”厄尔特尔说。“您从前经常同斯蒂奥巴在一起……这我可以肯定……”

“斯蒂奥巴……”

从佐纳基奇发音的方式可以看出，这肯定是一个俄国人的名字。

“就是他，总是叫乐队演奏《阿拉维尔迪》……”厄尔特尔说。“那是一首高加索歌曲……”

“您记得那首歌吗？”佐纳基奇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腕说，“《阿拉维尔迪》……”

他打着口哨，吹出这首歌子的曲调，两眼炯炯有神。我也立即被感动了。这首歌曲，我好象是听到过的。

就在这时，伺候我们吃晚饭的青年侍者走近厄尔特尔，对他用手指了指饭厅的深处。

有个女子孑然一身，在半明半暗中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手掌托着下巴。她在想什么呢？

“她是新娘。”

“她在那里干什么呢？”厄尔特尔问。

“我不知道，”青年侍者说。

“您有没有问过她想用点什么？”

“问过，不，她什么也不要。”

“其他的人呢？”

“他们又叫了十多瓶‘克吕革’。”

厄尔特尔耸耸肩。

“这同我不相干。”

佐纳基奇一点也没有去注意那个“新娘”，也没有去听他们在说什么。他只是反复地对我说：

“那么说……是斯蒂奥巴……您记起斯蒂奥巴来了吗？”

见他那样激动，我故意神秘地笑着回答说：

“对，对。有点记得……”

他转向厄尔特尔，用一种严肃的语调对他说：

“他记起期蒂奥巴来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穿着白色上衣的侍者一动不动地站在厄尔特尔的跟前，好象有点为难的样子。

“

先生，我想他们是要开房间的……该怎么办呢？”

“我早就料到了，”厄尔特尔说， “我早就料到婚礼结束以后，他们会放荡一番的……算了，老朋友，随他们去吧。这跟我们不相干……”

在那边，新娘靠着桌子，把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我在想，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呆在那里，”厄尔特尔说。 “不过，这同我们完全不相干。”

他用手背一挥，仿佛是在驱赶一只苍蝇。

“言归正传，”他说。“这么说，您承认早就认识斯蒂奥巴了？”

“是的，”我叹了一口气。

“因此，你们是一伙的……是一群活神仙，保罗，对吧？……”

“唉……！他们都过世了，”佐纳基奇用一种凄凉的声调说。“先生，只有您还健在……我能够把您……把您‘确定下来’……真是太高兴了……您是属于斯蒂奥巴那一伙的……我祝贺您……那个时代要比今天美好得多，尤其是那时人们的品德要比今天的好得多……”

“特别是，我们那个时候要比现在年轻，”厄尔特尔笑着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一边问着他们，一边心里怦怦直跳。

“在我们的脑子里，日期已经全都乱套了，”佐纳基奇说。“但不管怎么说，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

他突然支持不住了。

“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厄尔待尔说。

他起身走到餐厅角落里酌一个小酒吧柜台前，给我们拿来了一份报纸，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未了，他把报纸送给我，叫我看下面的这则讣闻：

我们受死者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侄子侄女和侄孙侄孙女，以及朋友乔治·萨谢尔和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委托，谨讣告：玛丽·德·罗泽纳于十月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兹悉丧家定于十一月四日十六点在圣日内弗埃弗-德·布瓦公墓的小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和遗体安葬。九日弥撒将于十一月五日在巴黎75016克洛德一洛兰街19号俄国东正教教堂举行。谨此不另通知。

“那么说，斯蒂奥巴还活着？”佐纳基奇说。“您还见到过他吗？”

“没有，”我回答说。

“您是对的。应该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你给我们拿瓶白酒来好吗？”

“马上就来。”

打那时候起，他们似乎对斯蒂奥巴和我的过去丝毫不感兴趣了。不过这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终于掌握一条线索了。

“您可以把这份报纸留给我吗？”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问。

“当然可以，”厄尔特尔说。

我们喝得脸红耳热。这么说来，在这两个酒吧侍者的记忆里，我的过去只有一个轮廓，并且有一半还被一个叫做期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人给遮掩住了。而关于这个期蒂奥巴，他们从“很早很早以前”——象佐纳基奇所说的那样——就没有听到过他的稍息了。

“这么说，您是私家侦探了？”厄尔特尔问我。

“现在不是了。我的老板刚刚退休。”

‘那么您呢，您还在继续干？”

我耸耸肩膀，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