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都有强烈的“根”意识，这来源于绵延5000余年的农耕文化。中国人即便漂流万里，也要寻找到自己的根。 我生长在重庆市江津区（原四川省江津县）。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背山面水，长江绕城而过，形似“几”字，江津城就居于“几”字围成的半岛之中；其背后，则是一座名为“鼎山”（也称“艾坪山”）的孤山。鼎山俯瞰津城，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它突兀于江津城身后，好似守卫江津的卫兵。我生于斯，长于斯，江津也为我提供了人生的主要舞台。我有着很深的江津情结，以生长在江津为荣；与人交往，我都自称江津人。按说江津应该是我的家乡。 然而让我颇为尴尬的是，这里并不是我的“根”之所在。虽挚爱江津，但江津只是我人生意义上的故乡，并非文化意义上的故乡，——我的根并不在江津，江津只是我的客居地。 中国的“根”文化也反映到户籍制度上，这就是户口本上的“籍贯”。按照中华文化，“籍贯”要以父系三代为准。这样，我的“籍贯”，也就是我的根，应该是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原江都县）大桥镇。因为我的祖辈、父辈都生于此，长于此，并从这里走向外界。——江苏省江都县，就是我户口薄、档案袋中的“籍贯”。“根”虽在此，然而山重水复，我却无从与之谋面。老家于我，真乃雾暗云深，隔阔相思，无法释怀，因而在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漂浮之感。 说实在话，老家于我真有些隔膜。改革开放前，或许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父亲从来不提老家的人和事，甚至连老家在扬州也守口如瓶，告诉我们老家在江苏镇江，亲人也全部失散。改革开放后，他才开始与老家亲戚联系。无奈不久后父亲突然因意外去世，致使我对老家的一切不甚了了。 为了寻找自己的根，今年（2014年）国庆，我通过曲折的渠道，联系到惟一尚在扬州老家的五叔的后代，前往扬州寻根问祖。 这次是我第一次回文化意义上的老家，当然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老家信息。遗憾的是老一辈大多去世，惟一健在的五婶上世纪50年代初才嫁进周家，几年后五叔被打成右派，死于劳改农场，因而五婶对周家的往事也知之甚少。故乡之行，所获多为一些粗线条的东西。 周家的祖辈经营盐业。到了曾祖周兴一辈，转而经营钱庄，并在江都大桥镇购得房产，安营扎寨。曾祖周兴所购大桥老宅本系一汤姓进士的府邸。按照清制，作为没有功名的周兴，虽然手中有点银子，但也无权拥有此宅。周兴动用了生意场中的诸多关系，打通许多关节，方才购得。 如今周家人虽早已四散各地，但大桥百年老宅居然还在，虽破败不堪，前庭也被推倒重建，但主体保存至今，堪称奇迹。此次回到故里，有幸目睹老宅原貌，真该感谢远在天堂的老祖们的护佑。只是老宅早已不姓周了。不过这没关系，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要拥有老宅。 据称，大桥虽为乡镇，但濒临长江，交通极为便利，当年人流、货流、资金流往来频繁，是经营钱庄的理想之地。在大桥购房，是曾祖周兴的一个深远谋略。 据说，曾祖周兴曾出资在大桥镇上修建了一条青石板路，道路建成后，两旁陆陆续续建起了许多商铺，逐渐成为镇上的闹市中心。周家修建这条道路的初衷恐非为公益，但的确促进了本镇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为本镇市民提供了出行方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实乃真理。这次回到大桥，我到镇上一条石板路上走了走，岁月的磨砺已使其光洁如玉，不知这是不是当年曾祖所建那条。 周家向来注重子女教育。清末，国运不济，民不聊生。周兴信奉教育救国。遂送自幼聪慧，敦敏好学的我的祖父周达人去法国留学。祖父也成为我们家族第一个，也是迄今惟一的一个有留洋背景的人物。祖父回国后进入中国银行，由于业绩突出，很快升任中国银行九江分行经理。——我的父亲对其家世讳莫如深，大概就是出于这些原因。 然而命中注定周家将经受风浪。1937年初，年富力强的祖父突患“背痈”去世；紧接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不久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进行了几个月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没有了当家人的老周家兄弟五人四散逃亡。至今周氏后代分散各地：有在江西的，有在安徽的，有在天津的。至于我父亲，则携其四弟逃难来重庆。后来父亲进入重庆一家私营保险公司；其四弟则被抓入国民党监狱后不知所终。我父亲在重庆站稳了脚根，解放后结婚生子，始有我们这支重庆后裔。 寻根之旅，有一种落地生根的感觉；老家在我的心中充实了起来。它不再陌生，不再隔膜，不再是一种似有似无的影子，而是一种有老屋，有故事的实在。江津依然是我的生活舞台，我依然有着浓烈的江津情结。然而从此我人生的故乡和文化的故乡互相支撑，我的故乡意识将更加立体和丰富；我生活的根基亦将更加深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