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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医对中医现状的反思: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至真至程 2014-10-18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惑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時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

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些迷茫和焦虑了。心有迷茫可问谁?我将这些诉诸中学时代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都说适当的困惑和焦虑兴许就是动力,会促使自己去作更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有位较为达观的老师说,其实,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对人的一生来说,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一种积累和沉淀,倘能留下来也是一种财富,一种奉献。他还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髙致”!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们的师傅的阳波先生,就曾私下与其同学及弟子们说过,王老师思维严谨、逻辑性强,是学不好中医的。我自己也深感不是学中医的料子,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更无“面壁而坐”的定力与修行,只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德性。想当年学有困难时,连梦里都希望有“非人”相助,传授“禁方”,赐饮“怀中药”、“上池水”,以求得道“知物”,是为“圣贤”、“良医”。有道是:“我读越人列传,心随桑子饮上池”!

后来由于相信“道在山林,学在民间”之说,曾寄希望于熟读《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民间中医”,因而演绎了一段“隐谦斋问道沙井”的故事来,成全了“沙井学派”后来的崛起。也曾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后所导致的“医学科学革命”以至于产生“科学革命”。希冀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将中医理论“翻译”出来。

其实,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就是一个“气”,只要把握“气”的本质、功能、作用及其运动形式和规律,捕捉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就算把握了中医。憧憬着如同“髙压氧仓”般的“平衡仓”出现,所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偏颇、升降出入异常的病人,只要进去出来就“平衡”了。损太过补不及,精足、气充、神全,一切疾病都会转好。可这“气”却是地地道道哲学意义上的“气”,怎么也看不见摸不着啊!

再后来,基于现实只好寄希望于“中西医结合”了。一位曾在县医院共过事的西医外科医生问说,兄弟,别瞎扯了,马褂套在西装上!“占星术”与“现代天文学”,“点金术”与“现代化学”能结合吗?其实,所谓“结合”,在我自己看来,就是用现代医学的诊断,加上中医的辨证施治,或者西医的治疗。在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基础上,一个一个病地进行研究和探讨,什么病只能用西医治疗,什么病用中医治疗较好,什么病什么阶段用西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用中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相互配合治疗更好。这样做,由于诊断的明确,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治疗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是承认差异,寻求互补,而绝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然而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却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想不到后来竞成了不管什么病都是“中药”加“西药”了,既增加了病家负担,又浪费了医疗卫生资源,也看不出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中药”还是“西药”的疗效,成了“半吊子西医”,甚至最后完全西化了,使人更加茫然。

自己的心情正如余云岫老先生〔1879~1954〕当年所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往后也就逐渐明白了先生之所以提出“废医存药”的道理。

记得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1913~1993〕在其1983年出版的《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下称刘易斯·托马斯的书〕一书中曾经对十九世纪前页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的状况写到:“……探讨医学的历史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医学的起源……是和纯粹的猜测和最为粗陋的经验主义相依相傍的。在人类的活动中,真难料想还有比它更不科学的行当。实际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来治病的东西,不在此时就在彼时已经用过了;而且一经试用,便持续使用几十年、几百年才把它放弃。回顾起来,在人类的实验之中,它真是属于最为儿戏、最不负责的实验,完全依靠先试试然后看看错不错的办法,而结果常常是总是出错。放血,导泻,拔火罐,服用各种植物的浸剂、金属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种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根据对病因的一些荒诞绝伦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虚构。这就是略多于一百年前医学的遗产。医学……能延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侥幸获取去如此之多,但却遭到如此之少的谴责,这真是不可思议。……蒙田……前几百年就严厉地论说了医生给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数的人却坚信医药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着它。……”。

作者虽说是在述说自己行业过去的历史和状况,美国或世界的医学史,但他所描绘的史实似乎与我们的国情,与我们现在所学习和工作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模一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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