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黔南的两个水族村庄

窗外，是城市人向往的青山绿水；屋内，昏黄的灯光下，老人佝偻着背在四处充斥着腐烂菜叶和猪食的味道中，不慌不忙地缝着满是补丁的衣服。我们为了猎奇的心理来到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生活其中的人的命运。我们在赞叹他们为保护自然资源以及文化多样性所做出的贡献时，是不是也该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做些什么？

围城内外：黔南的两个水族村庄

 

本刊记者/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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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民族杂志》56民族论坛2008.01

 

钱钟书先生在其名作《围城》中曾有一段精辟的描述：“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对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两个水族小村寨——水浦村与尧古村拉桥寨的村民来说，县里划分的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他们的围城。这两个水族村寨，一个在围城内，一个在围城外，遥遥相望，互相羡慕，却各有各的喜悦和烦恼。

 

围城内——拉桥村寨的故事

 

2007年11月15日，星期四。冬日里和煦的阳光被窗外斑驳的树影切割成无数道细碎的金黄，透过干栏式的二层小屋朝南的窗户，星星点点地撒在拉桥寨村民组长吴汉能的脸上。嗅着暖洋洋、甜丝丝的阳光味道，吴汉能一面起身穿衣服，一面想象着妻子蒙学花怎样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里梳妆打扮，和寨子里其他的妇女一起，挎着装满了泡制好的蓝靛膏以及齐整的土花布匹的篮子，兴高采烈地端坐在开往县城的中巴车上的情景。

妻子是去县里赶集的。每周的周三、周四，是尧古村村民固定的赶集日。拉桥水族自然寨隶属于荔波县永康乡尧古村，距离县城约20多公里。20世纪90年代初通了公路后，从县城通往茂兰保护区的中巴车会途经此地，于是，拉桥寨的村民赶集再也不用摸黑起床上路、沐着月光回家了。

简单地巡视了一下屋子，一切已经被妻子收拾干净，牲畜也喂过了，吴汉能叫上儿子吴国攀随便吃了一点涮锅子，便督促他骑自行车去三公里外的尧古小学上学去了。

村民组长是吴汉能被村民们选举出来的职务，在村子里，他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职务”：保护区护林员。

1984年，荔波县划分了212.85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立了茂兰自然保护区。吴汉能所居住的尧古村，就恰好被囊括在保护区的范围内。保护区成立后，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世代都是依赖大山生活的，农闲时去山里采药、砍木材，偶尔会打些山里出没的野兽。自从划为保护区后，这些行为都被禁止了。”吴汉能摇着脑袋，叹了口气。

拉桥寨地处茂兰保护区西北部，现有22户共96人。其中男性52人，女性44人。寨子里最高学历为初中，至今仍有约40%的文盲。问及原因，村民的答案十分一致——没钱供孩子念书。

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传统的以农耕渔猎为主的经济方式中，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对于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茂兰保护区来说，土地是最为珍贵稀有的资源。喀斯特岩石的可溶解性造成水土极易流失，几乎1万年才能降解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土层稀薄导致农业极其不发达。在人口较多时，人地矛盾就突出起来。人为了生存要开荒，要寻找其他经济补充方式，比如打猎、采药等。

保护区的成立的确切断了拉桥寨村民传统的收入来源。村民仅靠在洼地田里种植粮食根本无法维持温饱。“保护区成立后，由于生态资源的恢复，这里的动物也多起来了。以前我们还可以在山上种点小米、包谷（玉米），现在都种不成了。种一点，就被野兽糟蹋了。”在山林间巡视的同时，吴汉能特意让我看了一眼山间出没的动物足迹。

“保护区刚成立的时候，与我们村寨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张的。1990年保护区管理人员下来没收我们用来捕猎的枪支时，寨子里很多人都故意躲起来不交枪，或者干脆就跟保护区拧着。采伐和上山捕猎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的确，茂兰保护区在成立之初，管理的方式比较单一，只是从保护出发，与当地老百姓形成了一种“警察抓小偷”的可笑局面。经过20多年的摸索，公平地说，保护区在强化生态资源保护的同时，也逐渐开始了对于保护区内村寨发展的思考以及解决村民生计问题的实践。

2002年1月，在世界保护联盟（IUCN）——荷兰委员会的资助下，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茂兰保护区合作实施了“少数民族社区参与喀斯特森林湿地资源保护项目”。项目积极引入社区保护自然资源的新理念，动员当地社区积极参与资源保护，开展对环境友好的经济活动。在促进湿地资源保护的同时，还帮助社区开展替代性生产生活。

在吴汉能的家里，专门有一间房用来展示保护区在拉桥寨实施的各类项目细则。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从2002年开始，保护区依托外界资金支持，陆续在拉桥寨实施了沼气池建设、养殖、种植、妇女传统纺织、抽水泵共5个项目，这些项目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了村民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

“以前没有建沼气池时，每家每天消耗木材大约是20斤。自从保护区出资给每家建了沼气池后，除了偶尔去捡一些枯树枝外，村里人再也不会去滥砍滥伐了。”吴汉能介绍到。

下午差不多三四点光景，吴汉能的小儿子吴国攀和妻子蒙学花前后脚地进了屋。吴国攀进门就径直走到电视柜前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四年级的小学生津津有味地进入了剧情。蒙学花进屋时见家里有客人，略有些害羞地冲我打了个招呼。把手里的篮子放置好后，随即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作为寨子里的妇女代表，蒙学花这几年在保护区的培训下，成为一些项目的带头人。她告诉我，今天赶集时带去的10斤蓝靛膏以每斤3元的价格被一抢而光，自己织的腰带和布匹也卖了一些，收获颇丰。5年前，蓝靛膏的单价只有0.5元，近几年，随着土布在市场上的需求量增大，作为染料的蓝靛膏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因为家里有客人，晚饭吴汉能特意杀了一只土鸡。蒙学花在自家种植的菜地里拔了几根萝卜和几捆蔬菜，大家支起锅子，就着小碗辣椒调料吃涮锅子。灯亮起来，电锅冒着热气的当口，记者才发现，他们家所使用的唯一能源是电。

“保护区不是援助你们修了沼气池吗？”我问他。

吴汉能的儿子吴国攀抢着回答道：“没有猪圈，哪来的沼气！”

的确，记者在寨子里走了一圈，发现在寨口的这几家，几乎都没有猪圈。老实巴交的村民告诉我，以前的确是有猪圈的，自从保护区把这里开发成旅游示范点之后，为了怕影响寨容寨貌，就取缔了原本设在寨门口的猪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椭圆形的花坛。

吴汉能告诉我，他们家一个月大概要用200多度电，一度电0.5元，算下来一个月的电费是100多元，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一笔较庞大的支出。而村子里的其他家庭，情况也并不乐观。在记者所拜访的几户中，几乎每一户都安装了电灯、电炉，每月的平均电费也在50元左右，当问及为什么不用沼气能源，他们的答案是：沼气不够用。

沼气维持一家的能源需要是有条件的。在保护区援助拉桥寨沼气池项目的管理制度上，就清楚地注明了：每家要有能力养两头以上100多公斤的猪才能保证沼气池正常出气供应。可是对于要在赶集时才能买得上肉吃的村民来说，并不是每家都能符合这个条件。

此外，为了招揽游客而被改建成的花坛，也并没有为这个村寨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村民告诉我，虽然身处茂兰保护区这一自然资源宝库，大部分来寨子的人也基本以问路为主，能在这吃上一顿饭的游客少之又少。旅游示范点开设以来，寨子里还没有一家接待过住宿的客人。

晚饭的价格是100元。据吴汉能介绍，一只土鸡就值50元。如果住宿，一个床铺收20-30元。这价格与记者以前所了解的农家乐接待点相比，并不算便宜。

晚饭过后，一家人团坐在客厅电视机旁。蒙学花听说我对水族歌曲感兴趣，嘱咐儿子放自己花10块钱买的水语歌的碟给我听。但是禁不住小家伙对电视剧《太极张三丰》的热情追捧，只好把听歌的日期推到第二天。

“阿姨不会喜欢听的”，小家伙自以为是地告诉他妈妈，“城里人都喜欢听流行歌曲。”

 

围城外——水浦村的故事

在拉桥寨某些村民撇着嘴巴议论保护区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时，距离荔波县城不足10公里的水浦村村民却日夜盼望着能够被划入保护区的范围。

问及原因，村民组长老潘咧着嘴乐道：“保护区钱多，项目多啊。”的确，同拉桥寨的水族同胞比起来，水浦村的各项建设不仅需要村民自己出一部分钱，而且项目数量要少得多。同样的沼气池项目，在水浦村，县里只补助总投资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还得村民自己想办法。

“400块钱，相当于普通人家大半年的收入了，不是说拿就能拿出来的。”老潘不服气地说，“人家拉桥寨，都是保护区给的钱哩。”

水浦村隶属于玉屏镇，有农户300人左右，在过去交通尚不发达时，是通往广西、广东地区的交通要道，曾经也繁华一时。此外，这里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革命烈士邓恩铭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水族英雄，村里至今还保留着邓恩铭家里遗留的5块水缸石板。

“这里就是以前邓恩铭家所在的位置”，随我一同前往水浦村采访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莫雄亮介绍道，“邓恩铭家是开杂货店的，那时来往贵阳、广西的商旅都会路过此地，杂货店的生意还不错。后来兵荒马乱，贼匪横行，在邓恩铭4岁时，全家就搬到荔波县城了。”

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往往是由无数的故事串联起来的。那些小小的村庄、码头，日久年深，人气逐渐兴旺起来，于是便有了染坊、杂货店、豆腐店、学堂，便有了一个个暖洋洋、湿漉漉的日子。还是无知孩童的邓恩铭，在这些过客们的对话中，在他们或落寞、或喜悦的表情中，看到的是不同的人生。

后来，他们一家迁走了；后来，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后来，现代化交通的发展使得这个小村庄黯然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于是，那些曾经一度热闹繁华的瞬间，被舞台的追光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中。

这时，新的水浦人出现了。从世代务农的生活生产习惯中挣脱开来，他们用自己的双脚，踏着曾经往来商旅的脚印，去经济较为开放发达的广东，寻找另一片天空。

“单单靠种田，活不下去的。”60岁的潘祥明一边编织着竹篾，一边同我说话。他有6个子女，除了出嫁到邻村的2个女儿外，其余三子一女都在广东打工。

我问他，孩子每月都给他寄多少钱？他冲我摆了摆手，说：“孩子在外面用钱的机会多，没问家里要钱就不错了。”

竹篾的作用是放置杂物。编制竹篾是当地水族的传统经济收入方式之一。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细致的工作，潘祥明每天清早要去山上砍竹子，把砍下的竹子背回来后，再用镰刀把竹子切割成细竹条，然后才可以编织。在这些过程中，经常会被坚硬的竹子割伤手。可是，如此辛苦的劳动却与收入不成正比。潘祥明告诉我，他每天从早到晚，最多只能编两三对竹篾，1对卖3块钱，也就是说，1天最多能赚9块钱。这些钱是用来购置一些基本生活的原料，此外，便需要靠田里种植的水稻、蔬菜维持生计。

即便生活得如此艰辛，潘祥明依然是乐呵呵的。在他忙乎着为我们蒸糯米饭的当口，还不忘抬头冲沼气灶台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问个好。

在村头的一户人家前，一个身着绿色长衫的女子正在把刚刚纺好的棉线清洗晾晒。水浦村的女子大多擅长纺织，一家老小的衣服，都是凭借她们的巧手做成。与比邻而居的布依族和瑶族不同，水族的服饰崇尚简约雅致。纯朴简单的土布，用一种名叫蓝靛草的植物，印染成或蓝、或绿、或黑的颜色。在我细细欣赏绿衣女子衣服的同时，她即将家中柜子里所藏花费两年时间织染而成的一件蓝色土布长衫递与我，并嘱我穿上。

我双手捧过长衫，因为是崭新的，甚至都可以闻见衣服上遗留的淡淡的蓝靛清香。一个民族的审美往往与民族的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水族的服饰，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朴素的颜色，唤起了人们生命中最美好单纯片断的记忆。对于朴素色彩的执著，不仅流露出水族人民性格中的内敛含蓄，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单色的沉稳、温静、亲切，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在清寒中保有适当的自尊。

在村子里，我一直穿着那件蓝色长衫，直至离开前才还与那名绿衣女子。而这名一直不肯告诉我名字的绿衣女子，也被我姑且称作“阿绿”。这使我想到了村山春树的著作《挪威的森林》中那位活泼可爱的妙龄少女阿绿。不同的是，与生活在1970年日本东京的阿绿相比，生活在2007年水浦村的阿绿，对于大都市以及现代化生活，毫无概念。

 

围城内外——相同的故事正在上演

几天的所见所闻使记者意识到：贫穷，是保护区内外的这两个水族村庄所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拉桥寨，吴汉能家算得上比较富裕的，这可能要得益于他的特殊身份。作为保护区聘用的护林员，他每月有100元的工资。加上保护区项目的收入，一个月平均也只有300元左右。这点钱够生活吗？吴汉能给我算了一笔账：他有4个儿子，除了最小的在尧古小学念书外，其余三个都在县里念初中。一个学期，四个儿子的学费就要800块钱以上，这还不包括3个念初中儿子的住宿费。此外，一家人还要吃饭、购买织布的原材料，一年下来，往往是入不敷出。

当被问及这样的生活如何维持下去，吴汉能的答案很简单：“借钱！”借钱，在整个村寨都如此贫困的情况下，问谁借？

“亲戚，朋友，只要外出打工的，都会有点钱，起码比我们留在村子里的人有钱。”

据吴汉能介绍，拉桥寨的第一波打工潮出现在1994年公路修通之后。那时，仅有三四个寨子里脑筋活络的年轻人，自己坐车去县里、甚至更远的地方谋生计。2000年前后，这批“最先吃螃蟹的人”在初尝甜头之后，回到寨子里，带走了更多同寨的兄弟姐妹。据统计，拉桥寨年纪在18岁到35岁之间的人，几乎全部加入这轰轰烈烈的打工队伍中。

身处保护区外的水浦村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21岁的蒙秋15岁时从荔波二中初中毕业，在家种了两年地后，终于熬不住贫困，被村子里年长一些的姐姐带到广州的一家卷纸厂打工。“一个月挣八九百块钱不够花的，广州什么都贵。”当被问及村子里有多少人外出打工时，俏丽的蒙秋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年轻人谁不出去啊？全部都走了。”

“这样也好，年轻人都出去了，粮食也不那么紧张了。”这是村寨里留守人员普遍的想法，虽然可笑，但也透着纯朴的美好。

正当两个村寨的村民们苦于寻找各种致富之道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某种集体记忆的逐渐丧失，这种记忆，则主要体现在本民族的多元文化上。

 

某种集体记忆的遗忘

在1997年12月出版的《荔波县志》中详细记载了水族的起源、迁徙过程及风俗习惯。据县志介绍，水族是由我国南方古代“百越”族群中的“骆越”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民族。又据民间歌谣和传说，其古代先民原来居住在邕江流域，经广西河池、南丹沿龙江溯流而上，最后在荔波和三都水族自治县一带定居。

当问起两个村寨的村民关于民族起源及迁徙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摇着脑袋，表示对这些历史毫不知情或者知之甚少。拉桥寨一位90岁的蒙姓老奶奶告诉我，她们家祖上是宋代从广西那边迁徙过来的。问她如何得知以及信息的可靠性，老奶奶砸巴着嘴巴说：“以前的老祖宗一代告诉一代的，错不了。”

老奶奶的话我们无法考证，据荔波县档案馆保存的资料记载，水族迁徙定居荔波最可靠的时间，应该是雍正十年（1732年）。历史总是充满着某些戏剧的巧合，也就在这一年前后，欧洲土地上的一支奇特的部落——阿米什人迁入了北美新大陆。

被称为“美国的桃源中人”的阿米什人（Amish）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他们的祖先德裔瑞士人因为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拓荒定居，目前人口20万人。他们与外界几乎是完全隔离的，在科学高度发达的超级大国，他们拒绝使用电和电器；在号称“轮子上的国家”的汽车王国，他们顽固地以马车代步。对于电视、照相、电影、时装等等现代化产物，他们一律排斥。或许正因为此，几百年来，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被最大程度地保存下来。

且不论阿米什人对文化、宗教、传统的恪守对错与否，他们这种态度的确令人尊敬。同阿米什人不同，拉桥寨和水浦村里更多的人已在日常生活中忽略了他们的历史。不仅是历史，《荔波县志》上记载的很多水族的文化传统，如卯节对歌、马尾绣、水书等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淡出村民们的视线。在上述两个村子里，几乎很少有人能绣出祖辈传承下来的马尾绣了。随着大批大批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原本最热闹的“水族情人节”——卯节对歌定情已形同虚设；拉桥寨中至今保留的祭祀水书始祖的仪式，甚至被当地人看作是招揽游客的一种表演形式和商业行为……

沉迷于武侠电视剧以及周星驰喜剧电影的吴国攀告诉我，学校里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电视迷，他们会在课余时间或者放学回家路上谈论前一天看的电视节目内容。“我们都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双节棍》什么的。”一边说着，吴国攀一边嘿嘿哈哟的表演起来。当问起会不会唱水语歌曲的时候，吴国攀很认真地摇了摇头，告诉我：“妈妈还会唱点，村子里其他的人都不太会唱了，我们小孩子没人会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水浦村，当我向村里几个中年妇人询问她们是否会唱水族歌曲时，她们只以“嗤嗤”的笑声回答我，“不会，不会啦！”

被誉为水族“百科全书”的水书，专家佐证源于殷商时代，其文字与甲骨文同源，与《易经》相通，是水族民间文化知识的综合典籍，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攻守、营造、出行、伦理道德、工艺美术、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听荔波县档案馆的有关同志介绍，县里对水书的抢救保护工作十分重视，目前已经成立了水书征集抢救工作领导小组，还在积极努力准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可是对于民间来说，县里、自治州甚至来自北京的专家所啧啧称奇、极力保护的水书和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大关联。电视、杂志、报纸上都是汉字，大伙儿对被专家学者誉为象形文字“活化石”的本民族文字越来越不感兴趣。在水族的很多村寨中，唯一能看懂水书的只有本村的水书先生。

水书先生是指在水族聚居地区，能看懂和使用水书的水族人（只限男性）。历史上，水书先生的地位很高。据说，水书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水书先生通过口传、手传的形式流传几千年至今的。在采访中，记者得知，如今的水浦村已经没有自己的水书先生了。这就意味着，村里已经没有人看得懂自己民族的文字了。拉桥寨倒还保留着一位水书先生吴小奇，据他介绍，如今用得上水书的地方越来越少了。以前大家祭祀的时候，都会来找他，现在祭祀习惯在某些家庭也开始淡化了。“所以大多数时间，我就下地干农活，人还是要吃饭啊！”

 

文化多样性迸发出的生态力量

“茂兰保护区需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家文化的保护结合起来。”展示在荔波县档案馆的水书展厅的一幅题词，充分显示出题词者的慧眼独具。

前不久在荔波召开的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CBRN）第九次大会和东南亚地区生物圈保护网络（SeaBRnet）第五次会议上，就频频提到文化多样性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促进作用。

参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在生态保护领域，我们需要开启新的视角。现在看来，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除了来自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化发展之外，在许多地方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与本土文化丢失相关。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话题。

在水浦村和拉桥寨的水族人民，因为世代与大山为邻，已经形成了许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间智慧。

“靠山吃山、靠山养山、靠山护山的规矩，我们从小就遵守。逢年过节村民也都会自发地去祭山神、树神。”吴汉能告诉我，在他们寨子里，至今还保留着“生子种树”的传统风俗，当生命结束了，把树砍下，做个木槽，安葬在这棵树下，在上面再种棵树，用已结束的生命滋养泥土。

现在，世界各国的智者面对地球的生态危机都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这些村寨里人即是树，树即是人，全然一体，何来关系？

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死观念。既然灵魂与躯体都与树林山川全然一体了，那又何来生死？陶渊明所说的“托体同山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存在于民间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在不自觉之中行使了生态保护使者的职能。据说，当地政府和茂兰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也正在逐步把目光重新聚焦在民族文化上，发掘这些文化中潜藏的生态力量。比如在拉桥寨，保护区与乡政府就开始着手挖掘当地的水族文化作为旅游资源，打造以民族风情、民族文化为特色的生态旅游项目。未被划入保护区的水浦村在这方面则要逊色很多，这个村子如何脱贫，至今仍是一个难题。此外，因为旅游项目的不成熟，拉桥寨至今还未能从中得到太多实际利益。将来该怎么发展，文化和生态资源如何更加有效的结合，当地政府和保护区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水浦村和拉桥寨来说，他们互相羡慕对方的原因，都是以为对方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利益更大。保护区里的拉桥寨，认为脱离保护区，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比如可以在山上种植；可以拾柴火当燃料；甚至可以采些珍贵的山药在集市上转手卖钱。保护区外的水浦村，则认为划在保护区内的拉桥寨占了大便宜，项目上不用自己出钱，保护区还经常给予资金援助。此外，依托保护区的资源优势，还可以发展旅游业。

实际上，就记者的了解，两个村寨里稍微富裕的家庭，与他们是否在保护区里，并无太大关系。一般都是通过在外打工的方式勤劳致富。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政府和保护区下大力气帮助村寨挖掘、恢复、保护其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却没有多少人真正领情。“大家都忙着去建设现代化，过现代化的小日子了，谁还有那心思管老祖宗的东西啊！”水浦村的一名2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对电视节目中演员的服饰指手画脚评论个没完，“我在广州东莞的服装加工厂打工，1个月可以挣到1000块钱。在家，1年也挣不到这个数啊。1年中，也就新年前回来一次，家里的那些习惯，在外面全丢了。”

至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我们这个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保护”等词汇已经成为地球村之父麦克卢汉所谓的“hot topics”(热门话题)了。可是除了政府之外，真正在保护这些人类珍贵的自然和文化遗存的，却是一些头衔很响亮的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等等。也有很多文人学者开始或出于某种目的追捧，或真的关心这些话题。记者周围的朋友，很多认为谈论此类话题非常时尚，因为这些话题“充满人文主义精神”。更有甚者，认为谈经济发展简直就是“庸俗”，那些“西洋镜”一般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也好，自然环境也好，才是真正风雅的话题。

在拉桥寨，我曾经在傍晚时探访过一位75岁的老奶奶。奶奶名叫蒙学英，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寨子里。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弱智，被招去洞塘乡当上门女婿；小儿子外出打工，回来看她的次数有限。老伴几年前去世了，她一个人守着一间破旧不堪的屋子，在呼啸而过的山风间宠辱不惊地度生。

几年来，她一个人耕地种田、一个人去保护区问守林员要几根干枯的树枝当柴火、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里一颗颗的剥玉米，摘菜叶，准备一日三餐……我拜访她的那个傍晚，她破天荒地为我打开了那盏平日在夜间也从不轻易开启的电灯。那么微弱的一盏灯，可能连15瓦都没有，却负担着将近40平方米的屋子的照明。在微弱的灯光中，那些从田里收获的红薯、萝卜、青菜，还有用来做竹篾的黔竹、破旧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我和她分别坐在炉灶的一角，一边聊着家常，一边不断地往炉子里添点柴火。火星四射，炉子里的火苗别扭地扭着身子的当口，我开始思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支撑着这位老人。窗外，是城市人向往的青山绿水；屋内，昏黄的灯光下，老人佝偻着背在四处充斥着腐烂菜叶和猪食的味道中，不慌不忙地缝着满是补丁的衣服。我们为了猎奇的心理来到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命运。我们在赞叹他们为保护自然资源以及文化多样性所作出的贡献时，是不是也该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