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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朗朗在《大雅宝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一书中描述了父亲张仃（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与林徽因等一代知识分子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不为人知的往事：
那是一九四九年吧，我才五岁。我妈说我四岁，因为我妈什么事情都记不太清楚，看我的样子又神不守舍，觉得我大概还很小。就算是四岁吧。其实我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可我似乎有些语言障碍，除非讲故事，其它时间就很少说话了。
我估计我爸那会儿还是一直没醒过闷儿来的主儿。就拿国徽这个故事你就看出来了。在北池子那会儿，我爸忙得一个礼拜见不到他几次，倒是可以看到他拿回来的各种各样国旗的设计图，国徽设计图。那时候好像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全国一起过家家。
我那时候就估计，毛泽东没准当年就是一个孩子王。他就是爱和别人较劲，要不他怎么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呢！那时候正好的玩儿大发了，得了一个大国，所以一起来个人人动手、人人参与玩个天花乱坠的大游戏。
朱德本是个打仗的将军在这边也童心大作设计了一面国旗，那边更热闹许多和音乐不沾边的人也提出了上千个国歌候选，最后大家皆大欢喜地同意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建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这个建议居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的首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在没有正式国歌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于是这样这个新中国就有了国歌，中央美术学院全院欣喜若狂，好像他们的院长就是国歌的作者，这种游戏参与者的胜利感觉，更感觉到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翁了。几千年来，大概建国这个游戏从来没这么好玩过。好像人人都在参加这个不分类别和不设等级的杂烩大比赛。人人有份参加，人人有中彩的机会。
后来，也就是这两年，人们前一段在认真激烈争论国徽是谁设计的？真是笑死人了。其实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样，你有自己的设想，自己独特的设计。投标中的以后，还有你的版权，你的专利。那都是私有制的垃圾。那是新中国，一切都是公有的。连你本人也是公家的人。设计国旗，国徽，甚至纪念碑，即使你已经是核心小组的成员了，还只是完成国家给你任务的一个小小螺丝钉。任务完成的好，就有可能多给你若干斤小米的奖金，以示奖励。
其实，在一个国家一块玩童话的时候，人人都成了孩子，在毛泽东不断突然改变的游戏规则下，大家乐不疲此，一起疯玩儿。
从延安来的我爸他们，都已经跟着毛泽东玩儿好几年了，虽然也有挨罚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可是有了这么惊天动地的结果，国家给拿下来了。绚丽的结果，当初的苦难和委屈都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代价。以为过去就是咬牙背后受罪了，现在似乎理所当然开始人前显贵的时期了。
所以，要玩儿设计国徽了，大家一定更加要努力加倍。
没去江南，更没去台湾的清华的教授们，个顶个都是理想浪漫的抉择。新的时代固然有难以适应之处，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的知识和才智，协助这些山沟来的革命者，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中国？
如今有了设计国徽的机会，才可以让清华多年来积淀的底蕴为新时代谱写最高贵的篇章。
周恩来是游戏中的平衡者，如果这是个球赛，他就是个裁判。因为他曾经是留欧的学生。固然和清华的教授学者的根底无法比拟，但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至少他明白猪肉熬粉条里的猪肉味儿，和做成东坡肉的猪肉味儿的大不相同之处在哪里。我再琢磨他还是巡边，最多也就是个副裁判，一言九鼎的还是毛泽东本人。
在国徽设计前期甄选后，零七八碎都淘汰了。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
另一个是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林徽因、漠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你想这个两个组实在大不相同，中央美术学院组是延安牌儿为主的的。虽然张光宇是从香港回来的上海人，但是在清华人眼中，还是野路子。张光宇是这个组最德高望重的专家，可是他没出国留洋过。而且还是画舞台布景和广告、月份牌儿出身的。可是要不是这几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也不能从多少亿人中就脱颖而出。绝对进不了这个组，中央美术学院也不会拿出这个方案，也不会出这个阵容。
清华大学个个学富五车，差不多都有留洋的文凭。这正是开国初年的总理大臣周恩来所倚重的，那时他已经觉得以后要玩的是治国，还得慢慢建立另一套。但是，要适当的、逐渐的给这些留洋的孙猴子搁到老君炉里历练一番，再带好了金光灿灿的紧箍，才能俯首甘为孺子牛。
林徽因与梁思成
再说林徽因更是才女加美女，常有闪电般的灵感，颇得老周的欣赏。过去即兴的长短句，也让告别康桥的徐志摩五体投地。她和红楼的林妹妹不仅同姓，还同样有才，还有一样的多愁多病身子骨。也伶牙俐齿嘴上不饶人。美女有才，可爱可气都如出一辙。在清华教书的时候，看一个学生的素描画的不好，就当众说他：不像人画的！那学生愕然不语，然后就愤然转系。
就她这刀嘴豆腐心，幸亏早早撒手人寰，否则赶上反右、文革真是难以设想。
所以这个比赛就更有点意思了，有点看头了。
其实那时候不是艺术家、设计家自己冥思苦想如何设计出自己独特风格的艺术品，而是在想象什么样的图形才配得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同时，也不可避免在潜意识上，也或多或少揣测一下什么样的国徽才合乎当权者们的欣赏习惯，即便这样，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一定会有不同的结果。
周恩来说最好的设计是：群众鼓掌，专家点头。其实后来才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徽能让毛泽东点头，才是根本。
中央美术学院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和绶带等。
清华大学设计组设计的方案，以中华民族建国为主题，也就是以一个大孔玉璧为主体，中央有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有国名、五星、齿轮。
在激烈的争论后，毛泽东出来定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
肯定了中央美术学院组的创意之后，也就是要确定新的国徽中哪些标志物属于必须出现的。
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新的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据说这是宋庆龄的设想，因为许多中国农民是种稻子的。再说当时多数的中央领导人都是出生于吃米饭的地方。
周恩来不愿像政协会徽那样迅速完成，再说也要给清华组发挥的机会。要两个组都按照这个创意，重新画出一个正式定稿。那样就可以从技术上更完善地作出一个人们都满意的国徽。
在清华创意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可以想象林徽因当时多么难过。她诚恳地列举了她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为例，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放进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门。
然而，毛泽东觉得天安门不但可以进国徽，而且必须进国徽。这是他随心所欲，他觉得应该那就是应该，根本不在乎其他国家的国徽里有没有建筑物。
这里她有两个盲点：第一：她举例的国徽是爱尔兰的，那是西方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而她忽略了苏联阵营的国徽。所有苏联集团的国家的国徽差不多都有建筑物，差不多都有麦穗和绶带。就像国旗差不多都是以红旗为底色的，只有德国用了蓝旗。这几乎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标志物的标准符号系列。可惜过去这些革命艺术设计的成果，几乎不会在她的视野之内。
恰恰中央美院组的人，明白当时新中国的领导阶层，是向苏联坚决一边倒的。那是流行的歌曲是：《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以林徽因的知识结构框架和生活的实际环境，当时尚且还在暂时是世外桃源的清华园里。因此她也许都没有听明白过这支歌，或者至少不会完全理解这个国策。
第二：她不理解毛泽东的全貌，她也许听说过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喜欢写诗，那也是她当年养病和得到徐志摩探望的地方。
或许还听说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几次恳请毛泽东进驻中南海。他一直不同意，说：我不要当皇帝。有人认为这种劝进是必然需要的程序，都是一种姿态。
从我一个孩子的角度，认为他是一派真诚。他是农村来的孩子王，真要进京上宝座了，当然有心底的抗拒。知道一旦进入那个新领域的游戏了，规则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能像他最喜欢的“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农村儿童游戏了。可能因此就没意思了。最后他决定进城的时候，心里想：老周、老刘，你们想给我戴上紧箍咒，没门儿。
林徽因这样看主席也没有错，可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君临天下，一声传遍世界的巨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多少个林徽因都因此热泪盈眶，这比当年孙大炮、蒋中正气魄百倍，震撼人心。但是林徽因忽略的是，从此天安门的象征意义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第二：她不理解毛泽东的全貌，她也许听说过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喜欢写诗，那也是她当年养病和得到徐志摩探望的地方。
或许还听说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几次恳请毛泽东进驻中南海。他一直不同意，说：我不要当皇帝。有人认为这种劝进是必然需要的程序，都是一种姿态。
从我一个孩子的角度，认为他是一派真诚。他是农村来的孩子王，真要进京上宝座了，当然有心底的抗拒。知道一旦进入那个新领域的游戏了，规则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能像他最喜欢的“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农村儿童游戏了。可能因此就没意思了。最后他决定进城的时候，心里想：老周、老刘，你们想给我戴上紧箍咒，没门儿。
林徽因这样看主席也没有错，可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君临天下，一声传遍世界的巨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多少个林徽因都因此热泪盈眶，这比当年孙大炮、蒋中正气魄百倍，震撼人心。但是林徽因忽略的是，从此天安门的象征意义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周恩来对林徽因的好感当然远远超过对钟灵他们的好感，梁思成的家学和身世背景更是中央美术学院组的各位难望其项背的。
清华组个个都是建筑绘图高手，对正式图样的操作，绝对专业。所以最后他们的定型图被选中，不应意外。
中央美院组，在第二轮的竞赛中有两个盲点：第一，他们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都是绘画性的。苏联更是如此，我们也不能例外。但是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到苏联一行，内心已经有极大的不满。他这个无冕皇帝，怎么甘心在斯大林的脚下匍匐，而斯大林已经习惯这样的地位。所以毛泽东清楚，翻脸的时候还没到。至少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我不必完全和你一致。可能除了周恩来，还没有更多的战友知道他的这门心思。
第二，知道毛泽东在艺术上，偏爱民族的、民间的，对于外来的东西不甚了然。最典型的是在延安，他逢京戏就看，对于话剧，特别是苏联来的话剧，就完全没有兴趣。对帝王将相，他已经一再批判。大金大红、这种皇族特色，或许也是他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画的定稿，使用中国的重彩方法来绘制的。画了一个民族的、土的，民间的。为了和过去的皇族标志拉开距离。
没想到，主席在主题定下了以后，就比较简单了。而且也不一定要和皇族拉开距离，过去皇族的色彩就是大红大金大黄的富丽堂皇。如今用这些富贵堂皇的色彩，更使当权者心里舒服。
但哪个更好他就不大在意了，但是决不能让民众说他“土”了。所以，在周恩来等人选中清华的定型图方案，他也投了赞成票。可见两个组的人都没明白，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他天马行空的审美趣味。其实在国徽整个的设计过程中，他给所有的人上了一堂新时代的无产阶级美学新编课本。
国徽挂到天安门上，据说有功人员八名：梁思成、张仃、林徽因、张光宇、钟灵、周令钊等，每个人奖励八百斤小米。梁思成还建议多给高庄一些，因为他修改有功。张奚若也建议要给清华重奖，这都是刚解放的时候，他们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到了反右的时候张奚若先生才醒过闷儿来，但是为时已晚。
当时高庄建议，把所有的奖金都捐献给抗美援朝，得到无一例外的赞成。于是没有一个人去领取，都捐献了。
前两年人们还在争论到底谁是唯一的设计者，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细看这来龙去脉，并没有一个这样唯一的人。
钟灵老头实话实说：周恩来才是这枚国徽的总设计师，他才知道主席的意见，也知道如何安排在什么时间、地点让毛泽东有兴趣拍板。这个典型的集体创作，周恩来就是这个集体游戏的舞台总监，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演，艺术家和建筑家都是适当时间出现的陪衬者和手艺人。最后玩儿个皆大欢喜，真是和凤姐一样，成功地给贾母做了一个大寿桃。
虽然，梁思成先生，曾为清华大学的画的设计图最后被选中通过而骄傲，可以理解。这是书生的一种参与的喜悦。国歌都让中央美术学院选中了，国徽当然要多提清华了，这个平衡术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
悖论是现在梁先生的崇拜者用毛泽东的肯定、甚至用张奚若的建议，要以此为梁先生树碑。他们或许忘了，就在国徽悬挂了没有多久，梁思成先生就被迫洗澡，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烙印。甚至在报纸上多次自我羞辱。看来这个丰功伟绩没能得到执政者的谅解和宽宥，他建议多给小米的高庄先生，很快就被定为了反苏分子，还是被同一个代表团的艺术家检举出来的，并且被送去劳动教养。
可见开国时这些热情的自由知识分子和自由艺术家，都在一起走钢丝。后来都先后中箭落马，每个人的命运还是如此得不知所以，现在还有什么意思谈什么殿前争功？
据说：林徽因走之前，表示自己一生中只做过三件事：一是参加国徽设计，二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三是改造景泰蓝。这也许是她的肺腑之言，也许是她崇拜者设计的桂冠。幸运的是她还没赶上反右，还没看见文革，但是已经开始看见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开始受到批判的尴尬岁月。她强调这些，也许是为将来梁思成的苦难，事先扔了一个救生圈。她冰雪聪明或许已经从五二年对梁思成的批判，就预感到她走后，梁先生还有苦日子在后面。
有些好心的后人需要的这样的历史纪录：写清楚她首先是个革命者、爱国者，是有巨大政治贡献的。他们希望强化这个记忆，以便让她以爱国者、革命者的形象，永垂不朽。
平心而论，写诗的，画画的林徽因是不是更加活泼动人？
梁思成老先生的一生最亮的闪光点，也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他老人家最光辉的时刻，就在于清华组的国徽最后定稿被毛主席选中的时候。也就在他和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恰好同步的短暂时刻。也有人说：应该是他在一再被批判以后，还为北京的城墙和寺庙被拆除，而大声疾呼，甚至和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激烈争吵。最后成了不戴帽子的右倾分子。
也有人说那个才是他灵魂中唯一真正的亮点。
谢咏先生的《梁思成百年祭》一文，显然不是前者的论点。他引用的一本书里的话做了这样的总结：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错批一人，少了名城。
前面是说马寅初，后面是说梁思成。
我们那时太小不知道梁思成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后是否有过某种宽松的时刻？
他在临终前会给自己拟定一个什么样的墓志铭？
记得普希金自撰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我的墓志铭１８１５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和爱神结伴，慵懒地度过欢快的一生，他没做过什么善事，然而凭良心起誓，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
我想林徽因那样飘逸聪慧，如果她自己写自己的墓志铭，不至于比不上普希金的淡泊与宁静。一定要给她戴上政治正确的桂冠，我想那也许是后人多事，真是以粗人之意度才女七窍玲珑心。
试想一九一七年以后普希金的祖国，那故事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游戏，还要辉煌百倍。如果要歌功颂德，要有多少个空前？要有多少的第一？你手指头用完了，加上所有的脚指头绝对不够。那时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国徽设计，那还了得？那国旗，那列宁巨大的铜像，那捷尔仁斯基的铜像……。因此就出现了多少个列宁勋章获得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艺术家，当时风光无比谁也不会怀疑：这些艺术家从此就流芳百世了。当时的欢乐，举国同庆甚至得到世界范围内知识界、艺术界中相当广泛的欢呼。当时谁知道：这不过是将来一定要消失的过眼烟云。
如今除非是专门研究这段俄国美术史的人，谁还会记得他们？谁还会说起他们？谁会知道他们？
然而穿过历史的浓雾，普希金俏皮的笑容，继续让后人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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