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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冬天，一座276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在四川省新津县被发现，这也是中国继石峁、良渚、陶寺之后的第四大史前古城，有力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2012年冬天，古老的三星堆遗址又带给世人惊喜，中国第二大商代单体建筑在青关山露面，自1986年以来三星堆已历经十余次发掘，神秘的三星堆人终于向世人敞开心扉；而早在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已出土了中国商周时期最多的金器与象牙……
散落在成都平原的古老遗址，如同一幅卷轴画，随着历史的演进慢慢拉开：它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到周代，走过了两千余年的生命历程；它是青铜、黄金、象牙、美玉描绘的丹青；它自成体系的祭祀与诡谲、古拙的珍宝，让史前的古蜀国逐渐清晰起来，中国文明的另一扇大门，正在缓缓开启。 青关山是继祭祀坑之后的最大发现 就在宝墩不断带给世人惊喜之时，古老的三星堆也蠢蠢欲动了。1986年盛夏，广汉鸭子河畔，砖厂的挖掘机意外挖出了两个惊人的宝藏，这是两个埋藏着大量珍宝的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纵目面具、青铜神树、金杖、玉璋，让世人得以管窥古蜀文明的神秘荣光。20多年后，鸭子河畔再次沸腾了，在三星堆古城一个叫青关山的地方，一座大型建筑基址浮出水面。 2012年一个冬日清晨，我穿过成都平原的薄雾、走过田垄来到青关山，巨大的考古探方中，隐约可见一个长55米、宽15米的长方形建筑基址，根据残存的柱洞分析，这处建筑由6—8间房屋组成，沿中间廊道对称分布，每间长6—8米，进深约3米。墙基内外各有一排密集的土坑，总数近200个，可能是支撑屋面出檐的“檐柱”，底部由红烧土垒砌，夹杂大量卵石。 青关山北濒鸭子河，南临马牧河，是三星堆位置最高的风水宝地，站在这里，整个古城尽收眼底。考古勘探显示，青关山台地上分布着大片红烧土与夯土，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年代被确定在商代，这也是中国继安阳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之后，发现的第二大建筑基址。 地处河南省安阳市的洹北商城是商代中期都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号宫殿基址，东西长173米，南北宽约90米，面积16000余平方米，呈“回字形”结构，由主殿、耳庑、廪台、南庑等部分构成，将中国四合院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商代。已发掘的四个封闭式的台阶上有保存完好的木质踏步，每个台阶正对一间正室，其中两个正室还有用“猪、狗、羊”作祭品的奠基坑。同样，青关山下方也埋藏着多处破碎的玉璧、石壁以及腐烂的象牙，可能是奠基时埋下的，玉璧、象牙曾在祭祀坑中屡有发现，它们是古蜀国的祭祀重器，由此可以管窥青关山的尊贵地位。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青关山迄今只露出了冰山一角，它的性质与用途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猜测：四川大学历史系林向教授认为，从玉璧、象牙的奠基来看，青关山基址是一座礼仪性建筑，可能是古蜀国的宗庙或神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则认为是府库，即王室专用的仓库，府库遗址过去在商周的古城中时有发现，一般建在古城边缘，这也与青关山位置颇为吻合。宗庙也好，府库也罢，青关山始终透着一股王者之气，它也被誉为继两个祭祀坑之后，三星堆古国的最大发现。 宝墩文化是孕育三星堆的土壤 自1986年以后，三星堆遗址已历经十余次发掘，发掘显示，三星堆文明延续了2000余年，可分为四期，其中一期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比如镂空圈足豆、敞口圈足罐、喇叭口高领等，与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鸟头陶柄风格迥异，似乎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 这个现象曾令考古学家困惑不已，宝墩、芒城、鱼凫城相继发现后，学者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三星堆一期就是宝墩文化，也就是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三星堆就已出现，宝墩文化是孕育它的土壤。根据三星堆工作站雷雨站长的统计，三星堆一期分布范围为3.7—5平方公里，超过了宝墩、芒城、鱼凫城等其他几座古城的面积总和，不过城墙始终没有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鸭子河畔古蜀人活动频繁，城墙不容易留存下来，而宝墩、鱼凫城废弃后，直到大约2000年后汉代才有人活动的痕迹。”雷雨说，虽然三星堆现存城墙修筑于商代，但他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城墙就出现了。 在其他几座古城陆续走向衰亡后，文明的曙光最终降临到鸭子河畔，这种演进是以一些器物的出现为标志的，青铜器便是其一。此前，砖厂工人在一个叫仓包包的土堆取土时，曾挖出过一个夏末商初的器物坑，里面埋藏着两块铜牌饰品，由几何图案代表口、面颊、眼、眉、兽角，组成饕餮纹，内镶嵌绿松石，这也是四川迄今最古老的青铜器。在中国，只有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过类似铜牌，是古人悬挂在胸前或腰间的饰品。 大约从二期开始，陶盉在三星堆出现，这种炊具有三只袋状大足作为底座，管状流嘴，一侧有柄。中国文明史上，盉的发明，要归到二里头人名下，他们仿造鸡、鸟的形态，创造出这种特殊的陶器。二里头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就代表夏文化。 就器物出现时代而言，二里头在前，三星堆在后，它们的联系不可能通过交往而相互影响，唯一的途径是传承，而在古代，这种传承又多以部落迁徙为主。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向桃初研究员认为与夏朝遗民的迁徙有关：商代夏后，迅速展开了对夏人的清剿，在商人战车的驱赶下，一支夏朝遗民穿过鄂西、三峡来到成都平原。在此过程中，一些三峡流域的部落也随之逃亡，三星堆出土的鸟头陶柄细颈圆头，勾喙尖长，过去仅在三峡地区的中坝子、中堡岛、路家河等遗址出现过，大概可以视为迁徙的佐证。 伴随着夏朝遗民的到来，成都平原波澜再起，几座宝墩文化的古城相继衰落乃至废弃，与此同时，三星堆古城的人数却急剧增长，原本孤零零的遗址连成一片，规模迅速膨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支夏朝遗民来到三星堆，与土著部落联合，陆续消灭、吞并了其他古城，并最终取得了成都平原的统治权。 三星堆的“故宫”与“天坛”“地坛” 2013年7月，广汉的雨下个不停，鸭子河湍急、昏黄的河水冲过浅滩，水鸟栖身在茂密的水草中，渔人也早早地收起鱼竿躲避风雨。从一条泥泞的小路走进真武村二组，一个高约1米的土埂子横亘在农田中，上面玉米成林，豇豆爬满了竹架。这幅田园风光之下却大有文章，几个月前，雷雨和同事们发现仓包包原来是截城墙，并进行了解剖，确认其残长约400米，宽20—30米，修筑于商代。 毗邻鸭子河的北城墙随后也被发现，残长210米，宽15米，地面已了无痕迹。如果将北城墙向东西两端延伸，便与此前发现的东城墙、西城墙相接。东城墙长1100米，现存狮子闹、陈家梁子、燕家梁子、真武梁子和马屁股五截。 两段城墙的确认，使得三星堆的城墙数目已从之前的5段增加到7段，轮廓与布局也更加清晰：古城东西距离从1800米（北部）到2100米（南部），南北长2000米，总面积3.6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商代古城在中国并不多见，郑州商城被认定为商汤的都城亳，面积约3.6平方公里；洹北商城略大一些，大约4.7平方公里。 古城中心有块三角形台地，形如一弯新月，当地人称月亮湾，1929年春天，农人燕道诚在月亮湾自家院子旁车水挖坑时，在沟底挖出了400多件玉石器，一时间广汉玉器声名鹊起，三星堆由此“沉睡数千年，一醒天下知”。站在月亮湾台地上，两侧城垣呈八字形排开，从月亮湾往南跨过马牧河，便是三星堆，过去有三个相连的土包，后来由于砖厂连着取土烧砖，只剩下半个小土堆，著名的祭祀坑便是在这里发现，可能是古蜀人祭祀的高台；向北，是西坎泉台地。 建筑学家杨鸿勋参观了三星堆遗址后，感叹地说：月亮湾如同“故宫”，南面的三星堆是“天坛”，北边的西坎泉像“地坛”，东边的狮子闹与西面的横梁子就是“日坛”“月坛”了，三星堆布局像极了北京，真有帝王之气。这固然是玩笑话，三星堆有了明确的布局、分区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古国宗庙、墓葬、殿堂区尚不清晰，想全面了解古城的布局，还有待更多发掘。 2013年4月，为配合兰州—成都区间铁路工程建设，德阳市文管所在什邡市南泉镇星星村发现一处古遗址，发现灰坑62个、墓葬12座，出土了诸如小平底罐、高柄豆、敛口瓮等简陋文物，推测可能是三星堆周围的聚落。类似星星村的遗址近年来屡有发现，比如广汉兴隆乡毗庐寺、烟墩子，金鱼村石佛乡，什邡市马井乡大碑、农科采集点，彭州竹瓦街、三星乡，新都水观音等，众星捧月般拱卫着三星堆。三星堆古国的疆域，看来远比我们了解的更为广阔。 祖先传说与多重崇拜 恢弘的城垣与庞大的疆域是古国实力的见证，商代的三星堆走向了鼎盛，成为四川盆地乃至中国西南最强盛的国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被源源不断铸造出来，玉石从岷山开采回来，黄金被锻打成金箔，用于追忆和崇拜他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无所不能的神灵，展示他们对太阳、树、眼睛的幻想。 那个夏天，三星堆开启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另一扇大门：高396厘米的青铜神树，枝繁叶茂，九个枝头栖息着九只正欲展翅高飞的鸟儿，或许是《山海经》记载的神树扶桑，巫师通过扶桑往来于天上与人间，传递神灵的旨意；纵目面具的眼球夸张地凸出眼眶，耳朵则像飞鸟的翅膀一样张开，而古史记载的首位蜀王蚕丛，就是“其目纵，始称王”的；菱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被组装成一只只圆瞪的眼睛，在世界已知的古代文明中，还没看到哪个民族如此崇拜眼睛。 自大禹铸九鼎以来，鼎、尊、罍、彝、盘、豆、簋等青铜容器便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主流，三星堆却自成体系，一棵棵神树，一个个铜人，一只只飞翔的鸟儿，一双双神秘莫测的眼睛。也许，当风拂过古国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到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演奏出的音乐，那一声声清脆的声响证明了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成都平原达到顶峰。 迄今为止，三星堆主要文物都是祭祀坑出土的，它们似乎耗尽了古国的全部财富。可奇怪的是，考古工作者打开祭祀坑时，青铜人头像与纵目面具被火烧成了半融化状；青铜神树被无情地砸烂，原本在树上悬挂的鸟、走兽、饰件四处零落；连青铜大立人都被拦腰斩断，上半身在坑东部，下半身压在神树底下。如果仅仅是祭祀，为何这些奉献给神灵的重器会遭遇如此对待？ 一种观点认为，商朝末年，敌军攻入三星堆，将宗庙洗劫一空，尔后将残损的器物倾入坑中。不过，中国古代虽然有焚烧宗庙的传统，宗庙中的宝物却不在毁坏之列，而是作为战利品炫耀胜利，齐国伐燕时，齐宣王“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将燕国的宝物送回了齐国。有专家据此认为，在都城快被敌国攻陷前期，古蜀人将神庙中的宝物付之一炬，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在凄凉的祭祀之后，埋入地下，当变形的青铜器、玉器、金器被尘土湮没的刹那，三星堆人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财富化为乌有。 无论哪种猜测，都显示此时三星堆遭遇了重大变故，也是在祭祀坑出现前后，三星堆古城被废弃乃至年久失修，人口锐减，进入了第四期文化，一种以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为代表的陶器悄然兴起。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无法知晓古国出现了什么变故，落魄的古蜀人又去往了何方？他们的行踪最终在成都金沙遗址被发现。 神从何来 宝墩遗址 古蜀文明之源 谢伟 追寻古蜀的荣光 说到古蜀文明，成都平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提及。向西迎青藏高原势力东进，向东临长江上游，直逼长江三峡以东，向南面对云贵高原，逼临横断山区，又北穿秦岭，交通中原，无可匹敌的地理战略优势，决定了这片土地上古蜀文明的诞生、发展和繁荣。 成都平原地理区位造成的向心结构，吸引了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同样也吸引了各种古文化沿河谷和山间谷地走向成都平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汶山郡有“六夷七羌九氐”，其中“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的部族就是冉駹，即蚕丛氏后裔未南迁进入低地平原的一支。 我们或许能对生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大致定义，但是在太遥远的年代，古蜀人对文化的感觉更多地将其归结于神明与信仰。从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中的各类文物，都能看到鲜明的特点，纵目、长耳、青铜面具、鱼纹与鸟饰，复杂、新颖、神秘，造型奇特，精美绝伦，完全打破了我们对青铜器的认知，古蜀人对神祇的信仰可见一斑。 根据现有遗址和史料考察，追溯成都平原的文化，从商代至西周的十二桥文化开始，我们看到了庞大恢弘的金沙遗址文化。作为古蜀国都邑，那金光闪耀的王权权杖依旧让人敬畏；向前走，神秘辉煌的三星堆文化象征了古蜀国那段最灿烂的繁荣。 再往前，是位于新津的宝墩古蜀文化，宝墩是迄今被学界认定的“古蜀文明发祥地，长江文明之源”，如今却仍旧鲜为人知，是因为太神秘了让人们实在是无从下手？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 古城现身惊世人 资料显示，宝墩遗址以成都平原上相继发现的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六座史前遗址群为代表，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新津宝墩村的宝墩古城遗址。 现在，新津宝墩文化遗址已成为这方土地上人们心中引以为傲的历史宝藏。当初，在新津市宝墩村张老汉家的农田里，两段不会引人注目的土埂子，因为一次偶然的农耕，疑似城墙痕迹的出现，才激起了村民的好奇。 虽然上世纪50年代这座遗址就已经受到人们关注，土埂子周边也曾有一些战国时期和汉代的砖瓦、陶片被发现，但1986年广汉三星堆的惊世发现，逐渐冲淡了人们对宝墩村这两段土埂子的好奇与猜想。 1996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对遗址进行发掘时，又在一个叫真武观的土埂子上发现了大量石斧、石凿、陶片。随着挖掘工作的继续深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蚂蝗墩、李埂子、余埂子与之前那两段土埂子，同样均为城墙遗址。这样，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600米、达60万平方米的古城就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在城墙横截面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根根不规则的曲线，这些曲线就是古人夯筑城墙时痕迹。 王权下的奇迹 在古代，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城墙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城市与郊野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防御工事。古城墙主要由墙体、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部分构成，绝大多数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京紫禁城的红墙和金水河了。 2011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的考古研究队进驻新津宝墩村，经过历时一年多的考古发掘，终于让这座沉寂了太久的古城重见天日，一座由内外两重城墙包围，戒备森严，内外城墙四个方向布有壕沟的恢弘古城，让考古工作者激动不已。古城的出现不仅将成都平原文化起点向前推进至距今4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更向世界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 经过精确测算，宝墩遗址外城为不规则圆角长方形，长约2000米，宽约1500米，周长近6200米，实际面积达到了惊人的276万平方米，一跃成为成都平原乃至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史前古城遗址，它与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约425万平方米）、浙江余杭良渚古城（290万平方米）、山西襄汾陶寺古城（280万平方米）遗址被称为“中国四大史前古城”。 如此庞大的工程，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令人难以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民间力量所为，也不是几个有钱人就能办到的，这是为了体现王权意志，举部族之力兴建的浩大工程，王室的经济与组织保障使之得以成为现实。 这座遗址中发掘出的水稻、粟等农作物表明，宝墩人在距今4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告别游牧生活，定居下来；这一时期，宝墩人已经制造出石镞与石刀这样的工具，工具可以让他们猎捕野兽，获得肉食。即使隔着玻璃展柜，这些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文物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生活在成都平原的远古先民，比人类其他许多部族都更早地过上了相对安宁、舒适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成都人悠闲舒适生活的历史源头。 凝聚文明之城 “民得安居则民心所向”，长久的岷江水患一直都是统治阶级最头痛的问题，而古蜀国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与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是不可分割的。古蜀人深知，要想发展壮大自身民族，就必须要有一片安宁平和的土地繁衍生息，远离水患与战争，部落氏族才能持续走下去。 统一政权对人力、物力统一支配和征发，加之人类对大自然的长久斗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宝墩古城遗址及周边同时期各个遗址的挖掘，我们看到，几千年前的宝墩人相当重视水患治理工作，多条人工与自然交汇的河道蜿蜒流淌，这些远早于李冰治水的水利工程，为宝墩古城带来200余年的宁静生活，同时也为宝墩人的繁衍生息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建筑师说，中国古城的最高成就在于城门。假如说城门犹如城市的表情，勾勒城市沧桑，那护城河就是城市的血脉。被宝墩人驯服的河水沿着护城河缓缓流过，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也为宝墩文化带来了更多其他氏族文化的精髓。 从目前众多周边遗址考察结果看，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一定关系，但年代较宝墩文化早；而四川盆地以北嘉陵江上游地区的张家坡和邓家坪遗址，在石器、陶器等方面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同样有一定联系，年代比宝墩文化早一二个阶段，很可能是宝墩文化的来源之一；宝墩古城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可以与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相衔接。 宝墩文化作为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关于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节，既是成都平原时代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川蜀即将承接中原文明的历史见证。而宝墩古城是宝墩人的都城，即使时光流逝，依旧是宝墩文化乃至古蜀文明这一历史乐章中的最美华章。 神向何去 金沙 三星堆人国破后去到哪儿 迄今为止，金沙已出土文物6000余件，包含金器、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象牙等诸多类别，这些文物无论形制还是图案，都能轻易找到三星堆的影子。 与大立人比起来，金沙的小立人就是个小不点了，还不到一个成年人巴掌长，他戴的帽冠上有十三根旋转的弧形芒，象征光芒四射的太阳，脑后拖着一条长辫，腰上别一根短杖，双手跟大立人一样握在胸前，似乎同样在主持一个神圣的仪式。三星堆还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顶部有一块可以拆卸的铜板。金沙迄今虽没有发现铜人头，却出土了同样的铜板，把它们往三星堆人头像上一扣，嘿，不差分毫，似乎是同一个作坊生产的。 金沙出土的金冠带上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一条鱼、一只鸟被利箭穿过，箭杆横穿鸟颈，箭头深深插在鱼头之中。类似图案，在三星堆金杖上也能看到，只不过变成了两条鱼、两只鸟与两支利箭。金是古蜀国重器，先秦时期蜀地尚无文字，古人将图案刻在金器上，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等大事，显然，那是三星堆与金沙人共同的秘密。 众多相似性暗示着三星堆与金沙之间颇有渊源，它们如同父与子一样，传承着别无二致的手艺。孙华先生的推测，最终为我们复原出古蜀国的风云变幻。三星堆古国衰落后，他们中的一支来到成都，在金沙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度。 2007年4月，成都金沙博物馆开馆，金沙人的千年珍藏首次与世人见面。太阳神鸟发现后，考古学家猜测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是组合图案的一部分。当时一起出土的，还有几个动物形金箔，尖尖的嘴巴，背上有乳丁纹，模样看起来像蟾蜍。在中国，太阳被认为是阳性，月亮则代表阴性，《淮南子》说“月中有蟾蜍”，又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蟾蜍又成了月亮的象征。广西出土的一件铜鼓上，鼓面中心是十二芒太阳纹，外围分布着四只蟾蜍与两个骑士，这也揭开了金沙神秘拼图的谜底—太阳神鸟位于中心，周围等距离分布4只或更多蛙形金箔，寓意日月。
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此前中国商周时期的遗址，比如安阳殷墟，青铜器如此盛行，却极少有金器出土，那时的“金”，其实就指青铜，黄金则称为“汤玉”。与之相反，黄金在古蜀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单金沙就出土了200余件，数目与种类堪称同时期中国之最，金冠带、太阳神鸟都是王权的象征，那些寓意着“群巫”或祖先的青铜人，还要戴上黄金面罩显示其高贵地位，它们昭示着金沙人的卓尔不群，也将一个古老的黄色王国展示于世。 宝墩文化是我们通往失落的古蜀文明的大门，写下了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上拓荒的史诗；在三星堆，那些诡谲莫名的青铜器，奏响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神曲；而在金沙，贵重的黄金被捶打成器，镌刻下古蜀人的权力誓言以及他们的自然观与宇宙观。一个个重见天日的遗址，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文物，拼接它们，我们最终复原了一部古蜀史—这是一部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的史书，也是一部用青铜、美玉与黄金写下的漫漫长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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