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对于古玉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考古发现提供了数量众多、种类多样的玉器制品 ；其次，这些经考古发掘的玉制品因其相对或绝对年代确切、出土位置及共生物明确，可提供玉器编年和使用的多种知识；再次，考古发现在丰富人们的玉器知识的同时，更凸显了玉器在古代社会（特别是汉代以前）中的意义。 同时，考古发现又不断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课题，许多观点和看法被不断更新。红山玉、良渚玉、龙山玉、三星堆玉器、齐家文化玉器等，因考古发现的重要而成为学术界熟知的词汇或术语。古玉文化研究成为文物考古研究中极富特色的一个门类，也促进了美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重要的玉器发现。时间上，从新石器时代到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地域上，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东南的良渚文化和石峡文化，从东部沿海的大坟口—龙山文化到中原的陶寺、石峁及西北的齐家文化等等，可以说是全面“开花”。所以，学者们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玉器的大发现”时期。历史进入90年代，这一喜人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果说80年代是“史前时期”玉器发现的“黄金时代”，那么90年代则是“历史时期”玉器的“大发现”时代，最突出的就是周代诸侯国（如三门峡的虢国、天马—曲村的晋国）公室墓地玉器的发现。 1990年初，在河南三门峡市北部上村岭一带跷国墓地，发现了辘国的国君墓，经前后两期的田野发掘，共出土文物1万多件，其中第2001号墓（M2001）和第2009 （M2009）均为九鼎大墓，仅出土玉器就有数百件（组）之多。第2001号墓为重棺单撑墓，出土文物计有3200余件，其中玉器有150余件（组），种类繁多、造型多样。所有玉器都很精美，许多器型为前所未见。如结构完备的玉组佩，和墓主人面部所覆缀玉面罩（有人称为玉面幕）。面罩由耳、鼻、眼、口、眉、额等组成；玉组佩以7件玉璜为主，附以对称的玛瑙与琉璃串珠连缀而成，挂于颈部而达于膝下，排列整齐，颜色艳丽。左右肩脾骨及骨盆处的上下部位均有玉璧（玉环），且头上冠玉，口中含玉，手中握玉，脚下踏玉，甚至脚趾缝中也各夹有小玉饰。葬玉之精美、华丽，用玉数量之多，均令人震惊。这种“满身皆玉”的玉殓葬与后世的缀玉衣服（玉衣）有一定渊源关系。该墓还出土一件玉柄铁剑，长37厘米，是目前发现的我国第一把人工铸造铁剑。关于该墓的年代，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西周晚期，有人认为是两周之际，即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之际。但从 玉器来看，张长寿先生考证其与丰京遗址墓葬中出土器物有某种一致性，如见于长安的第157号墓（M157）并叔墓的冥目残件与上述缀玉面罩有一致性，知这类缀玉面罩在西周中期即已存在。又如，七璜玉佩之类的玉饰，在丰京遗址西周晚期墓中多有发现，只是璜的件数多少不等，其中也有相当完整的组玉，主体为3件玉满，两侧为4件对称的玉管和数百件玛瑙串联而成，与上述组玉显系同一时代的产物。至于鱼、鸟、鹿等动物形象的玉饰更是西周墓葬中常见的玉饰品。因此，张先生认为第2001号墓是西周晚期墓葬。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一下，以玉器为标尺来断定墓葬的年代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玉器的使用与流传常常较青铜器还要长久，因此晚期墓中可以出土时代很早的玉器，这是玉器断代中须慎重留意的。如第2001号墓所出一件玉龙（龙形玦）显系后世改造（磨薄）的商代或以前作品。“古玉新作”有久远的传统。 第2009号墓也是九鼎大墓，陪葬的青铜器、兵器、车马器的种类和数量均超过第2001号墓，棺盖上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多器形较大者，少量玉器书有文字。所有玉器均雕刻精美，除大型的玉环、玉铄、玉戈外，还有玉人及玉兔、玉虎、玉鹿、玉龟、玉蜘蛛等等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玉赚。该墓也被定为西周晚期。玉戈、玉俄及玉环（璧）应是仪仗或礼仪用器，而不是单纯的装饰品（或佩饰品）。组佩中玉璜的作用是最突出的，处于核心位置，当有一定的含义。 山西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也是近年重大考古发现之一。1992, 1993年数次发掘，揭露数座晋国大墓，分别列为1992和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1992年发掘的I11M8（晋献侯之墓），1993年发掘的I11M64, II1M62, 111M63号墓，所出玉器均甚精美，可列为西周玉器之冠。这批墓葬的发现对于研究传世玉器亦极具意义。下面简要介绍上述大墓所出主要玉器，与读者共飨。 111M8晋献侯之墓，属西周晚期，所出随葬品共计有金、铜、玉、石、牙、陶器等239件（套或组，若玉器按件计，则达数千件）。其中玉器最多，主要放在棺内。玉器可分为礼玉、佩玉和葬玉三大类。有专为殓尸的饭含（玉殆）、覆面（缀玉面罩）；墓主头部有玉筒，头下压玉龙项饰，过颈有双环双玦三璜佩饰；肩下有双环三玦，背下有玉钱、玉环；胸腹部有大玉戈及玉环，旁侧有柄形器，上置玉缓，再上为三璜双环双玦组佩（组玉）和多璜连环组佩；腿部有玉琮、柄形器、玦、玉板等。棺内他处还散有玉虎、玉鸟形晰等玉饰。真是和三门峡截国M2001号大墓一样的“满身皆玉”。 晋侯墓缀玉面罩由52玦玉石分上、下两层缀合而成，以鼻为中心左右对称分布，比三门峡所出者远为复杂。上层27玦，周边有8个玉坠，四角有角有颐，上有菱形额，下有近似半圆的9，两侧有耳，中问为眉、眼、鼻、嘴、颊等：下层有玉人、虎、眼、鼻、嘴等（发掘报告是如此介绍的，这种两层分布颇奇怪，需进一步研究）。胸腹部的组佩组合复杂，发掘者分为两组，即三横双环双玦玉佩和多璜过琦连环玉佩，恐未确当。玉戈用细腻的牙黄色玉材琢制而成，长达58.5厘米，似墓主怀抱于胸，应有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意义，或其他特别的用意。这种大玉戈与商代大玉戈（如盘龙城出品）、西周“太保”玉戈等，有颇多一致性，可做对比研究。所出玉踪，置于墓主大腿根部的生殖器处，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所出以玉琮改制的生殖器罩盒异曲同工，有学者认为有一定的寓意，值得考虑。所出玉人多件，衣饰清晰，制作精美。该墓的佩饰组合多变，为研究两周“组玉”的发展演变及用玉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 64号墓以铜器为主，但棺内仍有许多玉器，其中以一件完整的缀玉面罩最为精美。 62号墓随葬品较少，总计有750余件。玉器皆置于棺内，头部有缀玉面罩（由48件玉片组成），上置柄形器及2件玉玦；玉at面下置有2组玉佩（组玉）。另外有少量玉饰散置于胸腹部及足端。 63号墓级别看似低于上述二墓，仅三鼎二篮组合，却拥有超规格墓穴和4280件随葬品。其中玉器一项即达800余件，系晋侯邦父夫人杨姑之墓。所出玉器种类繁多，计有玉环（璧）、玉璜、玉戈、玉人、玉鹰、玉鹊、玉龟、玉熊、玉牛、玉马、玉鹿、长羊、玉蝗螂等。有片状饰。亦有许多栩栩如生的圆雕器（似为陈设品）。多数玉器制作精美，技术娴熟。尤以各种圆雕动物为佳。原报告编号I11M63=60的玉戈，通长36.2厘米，厚仅0.6厘米，内部雕琢有细密纹饰—一侧视人头怪兽，整体造型以双勾隐起阳线为主，以极细阴线补自，头发细密，每毫米并行5一6条细线饰，实为“游丝刻”之源头。 此外，1993年发掘的天马一曲村遗址还有III M31和111M32两座大墓，所获玉器亦异常丰富，不可忽视。由于I11M32被盗严重，墓内仅残存铜器碎片，全貌无法窥知。M31保存尚好，系上述晋献侯（M8）的陪葬墓。墓主为女性。为一椁二棺，三鼎二簋，可见级别并不很高，所出各类随葬品达1000余件，其中玉器占相当大的比例。所出玉器中有缀玉面罩、项饰、串饰及胸饰（实均为组玉佩）等，复杂华美，其他还有玉玦、玉环、玉璜、圭形饰、龙形镂空玉佩、玉蝉等，亦制作极佳。缀玉面罩由79件各式玉器组合而成（按面部特征），基本组合与上述玉覆面一致，但更为复杂。组玉佩有多种，六璜连珠组佩置于墓主胸部，由6件璜为主体，串以料珠和玛瑙珠，凡400余件。玉“牌”连珠组佩放置于胸右侧，以玉牌为首，其下数串玛瑙、料珠。长达67厘米。玉牌玉龙连珠组佩，置于左臂处，由玉牌、玛瑙串珠、玉管、玉龙、玉蚕等组配而成，长达30厘米。其他重要的玉器，如“文王”玉环，出于墓主胸侧，刻有12字，是极珍贵的玉器。 以上所述天马一曲村晋侯遗址所获玉器，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多数玉器位置明确，且组合相对完整，特别是大型佩饰（包括组佩）、玉覆面等均能准确对位复原，不仅为研究西周礼玉及葬玉制度提供了可信的丰富的实物资料.而且为研究古玉发展史、玉器断代及工艺技术等提供了相当可靠的依据。它们和三门峡镜国墓地一道，堪称本世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玉器的最重要发现。 当然，除了以上重点介绍的玉器发现外，新近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不少玉器出土。80年代后期至今，良渚文化玉器继续发现，东北地区除红山玉器不断发现外，也扩大成“东北系玉器”的大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以及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所发现的大量玉器都是考古学上的惊人发现。篇幅所限，恕不详说。 考古发现是如此多，如此频繁，以至于任何欲全面介绍古玉新发现的文章都难免会有许多遗漏，或有过时之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公布新材料的杂志报纸已不限于以往的所谓三大杂志《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差不多每个省区都有一份与文物考古相关的刊物，诸如（中原文物》、《华夏考古》、《考古与文物》、《文博》、《文物季刊》、《文物春秋》、《南方文物》、《北方文物》、《东南文化》、<江汉考古》，等等。加上不定期的发掘报告、论文集或各种“以书代刊”性质的杂志，文物考古方面的书刊真是琳琅满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