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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在五岁前可以讲流利的蒙语，后来不断的迁徙流离中，她学会了国语、学会了广东话、学会了闽南语，能说流利的英语，可是她把蒙语忘了。面对故乡的亲人，她不能用母语和他们交流，只能通过翻译。在鄂尔多斯那片歌的海洋里，她一首蒙语歌都唱不出来。这令席慕蓉无比心痛。她向父亲学了一首蒙古族的民歌，并在各种场合唱起。有一次，她唱给姐妹听，那歌唱家的姐姐说，这是姥姥从前梳妆时爱唱的歌。原来，生命中的很多事情，是早就安排好的。最深沉的原乡呼唤，从未停息，作为个体的人，只需一一经历。席慕蓉是不幸的，年幼时就被连根拔起，在异乡辗转。席慕蓉是幸运的，草原还在，亲人还在，萨如拉和通戈拉格（席慕蓉的两位侄孙女），是她明亮的光和清澈的希望。 不要让美好成灰 “俄斯塔荷是消灭，苏诺格呼是毁坏，尼勒布苏是泪，一切的美好成灰。”（席慕蓉《蒙文课》）这些年，草原消失的速度是令人心痛的。几千年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一直在长城两边角力。秦人北逐戎狄修筑长城；西汉与匈奴间的长期征战；五代十国的南北大混战；隋唐与突厥和回纥之间的冲突；宋代和辽、金、西夏三国形成复杂纷争，最终为后起的蒙古所灭；元代游牧民族大举南下，版图空前广阔；明朝中期蒙古部族进入河套地区，引发了朝野关于“复套”问题的长期争论。河套问题未能解决，北方的后金又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直至清兵入关。 清代统治者对蒙古部族实行旗界封闭制度，蒙古王公各有领地，分为200余个盟旗，用法令规定游牧界限，不得逾越，违者处罚。自成吉思汗至明代末期，蒙古的游牧界限在战争中不断变化，游牧民也处于流动中。游牧和草场共有是维系草原生态的必备条件，远距离游牧（走“敖特尔”）更是牧民躲避黑白二灾的基本手段。旗界封闭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性相悖，造成了蒙古各部的封闭和落后。 同时，清初在长城以北的毛乌素沙地一带严格封禁，设置了南北宽50华里，东西延伸2000华里的边界，不准汉人种田，也不许蒙人放牧，称为“黑界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鄂尔多斯右翼中旗贝勒阿松拉布奏请开边，令汉人进入耕种。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南西，私向蒙人租地耕种，而甘肃边氓亦逐渐垦殖于伊盟七旗内，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迹”。 [责任编辑:熊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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