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萧红在港患病，先是被误诊为“喉部肿瘤”，手术摘除；后来确诊为肺结核与恶性气管扩张，不能进食。同年1月22日去世，年仅31岁。她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的这份不甘，不光是哀叹自己的年命不永，更多的是人生末路之际，掉转头来，回看一生，她的31年岁月竟是如此坎坷辛酸。学者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曾将萧红定位为“漂泊者”，确实，十年间，她辗转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香港等地，从未在一地久居，好似找不到栖息之枝的飞鸟，即便折翼断翅孤行无助，也不得不淋风沐雨彷徨前行。
而这份无枝可栖的孤立与悲伤，不惟是时代的战火流离，迫得人人都要几度辗转流徙。更因为在萧红短短的一生中，她的情感世界从来都是创痛处处的。这其中，她与萧军的一段感情，也自来让人惋叹嗟伤。
萧红出身本系呼兰城的一个大财主。当她渐渐成人之际，父母包办，要将她嫁于汪殿甲。萧红坚执不肯，逃婚出走至北平，考入女师大附中，汪氏尾随而至。两人又因经济困窘折返哈尔滨，在一家东兴顺旅馆同居。孰料1932年汪氏以回家取钱为由，径将怀孕中的萧红抛弃。孤苦无助、有孕在身的萧红，不得已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投书求助。而报社主编裴馨园收到信后，所派去探望萧红的青年编辑，正是萧军。
一边是英姿飒爽的文章才子三郎，一边是无人可依楚楚可怜的萧红，偶然的际遇，悲伤的故事。人生的患难，当此都不再是爱情的阻扰，相反倒成了感情的催化剂。一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萧军遂趁乱从旅社救出萧红，两人结为夫妻。萧军不仅搭救了萧红，也使得萧红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不过这段似乎应该美满幸福的感情，却并未有始有终。
萧军固然是豪气干云的大丈夫，也未尝不是一个易动心性的风流才子。而两人初识的方式，也注定萧红不能在这段感情中得到应有的平等。
真是黄金时代，乱世女人。美国学者黄心村的《乱世书写》探究的正是这仓皇年代里的女作家的故事。在夺目的张爱玲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有无数不知名的或已然为历史忘却的曾经知名的大大小小的“张爱玲”在上海书写她们各自的“传奇”与“流言”；更重要的是，这些女人并非不世出的仙女与才女，而是直面她们所处的世代，一个炮火轰鸣、人生流离的乱世。以往，我们的目光从未真正触及孤岛时期生活在上海的女性创作者，但其实“沦陷上海的文化图景的真正占领者是她们”。历史不该忘却这些美丽名姓，作家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潘柳黛和关露，艺术家陈小翠、周炼霞和吴青霞。无论当日她们各自具有怎样卓越的成就和响亮的声名，又或是昙花一现、闻者无几，日后等待她们的都只是历史空白。
女人难为，乱世中的女人难为，乱世中的才女更难为。不论是萧红、张爱玲还是关露、陈小翠，乱世中的才女在惘惘的一生中力求不受战争和政治的戕害，不断在创作中召唤日常生活的常态、召唤受破坏的心灵的常态、召唤不知往何处去的世界的常态，虽然她们自己的人生总不免有令人扼腕的残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