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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读书须成诵”的启示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精神的食粮。读一本好书乃一生的财富。读一本好书感觉是在与智者交流一样。 读书是我们一生中学习的重要途径，然而读书本身也需要学习。 在读书时你一定要进入状态，需要有一种凝神聚气的专一的精神，方能达到真正读书的效果。如何使你具备全神贯注的精神状态，背诵就是培养一个人在读书时能很快把自己调理到入神状态的一种基本的训练方法。在这点上背过书的人和没背过书的人截然不同。 你能背诵古代和现代的最经典的篇章或是段落，是最好的可取的读书方法。熟读背诵一两百篇不太长的名作在心里，你的言谈中能够出口成章，那么你的气质就会与众不同。古人读书讲究“成诵”而我们现代人也要如此，要培养一种读书的好习惯聚精会神的阅读。把最精美的篇章读到“成诵”是我们学会读书的基本功。 一)人体的潜能、用进废退 人的某些技能即有极大的潜力，也非常容易衰退。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各方面信息资讯的条件太好了，很大程度上导致人的能力下降。如：有了手掌计算器，人们的心算能力急剧的衰退；在手机流行前，所有的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都能记在脑子里，有了手机后所有的信息都存在里面，不用脑子去记。读书也没有背诵的习惯了，写东西想引用哪本书，就有书抄得到，有了电脑就更方便了，可以直接把电脑上的文字复制到自己的文章里，很容易的就“一字无遗”甚至把别人写的错字都复制到自己的文本里，这是一种现象，值得我們深思。 二）如何读书： 人的一辈子一直是在学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书面阅读，学习书面的知识；另一种渠道是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来学习，然而读书是学习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图书形式： 依赖漫画或动漫的图画来叙事的书，即传统书，主要是用文字来交代问题的，也有图片，称之为插图，图文并茂。现代书籍文字在其中只是作为辅助形式称之为“绣像版”的图书，“绣像”在中国古代指刺绣而成的佛像或人像。从明朝开始，为了增加阅读的趣味性，一般的通俗小说在书最前面画上书中人物的图像，由于这些图像大多用线条勾描，绘制精细，因此被称作“绣像。”现在书籍中常见的插图本和这类“绣像”极为相似。另一种叫“中华鳖精版”图书。由编者把书里面的各个章节，个大段的中心思想，主要结论，特别精彩的议论或见解等等，都排印在正文的边框部分，帮助读者去消化文本，代替读者做读书笔记，也叫名师伴读，虽然能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但却剥夺了读者自己对书本的心得体会，思维和休闲的乐趣。“有声版”的图书，用得最多的是电子版的外文词典。 阅读方式： 阅读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阅读习惯也在发生改变。绝大部分人们中间最流行的阅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应试读书的方式，其主要流行在中、小学生的群体里。另一种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即浅阅读，很浅层次的阅读，目前这种阅读方式很普及，越来越支配已经没有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随时随地的阅读。我们读书需要各种各样的阅读方式，免不了要有非常浅的随意的浅阅读方式。 记得当年在历史系学习时，老师要求我们说出一种感到印象最深刻的书时，同学基本上都说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都蛮喜欢读这本书。因为此书跟我们读过的其它历史著作不大一样，书里有好多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故事，有意思的细节，这是在历史著作里看不到的。书中提到很多有名的历史人物，崇祯皇帝、当时的宰相申时行、当时已经死了的宰相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还有行为有点怪的思想家李贽等等。在这无关紧要的一年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老师问此书有何意义时，同学们不知所云。读后完全不得要领含糊其辞，阅读后在脑海里留下十分浮泛的印象，看完书却说不出所表达的主要意思。这种读书方法是不可取得。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主要还是没有掌握阅读方式。当你掌握了读书要领再读《万历十五年》就不一样了，此书围绕1587年这无关紧要的年份大肆描述，表面上看这一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但当时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感觉当时清朝已经面临一系列深层的危机，为此而焦虑。从各自的经验，各自的角度出发，想去解决明朝已经遇到的那种深层的危机，也都失败了，此书最后一句话“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失败的总记录。”这就说明明朝的灭亡要到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才真正地灭亡。可在事实上，清军入关前的六十年明朝差不多已经灭亡了。这就是《万历十五年》书中讲述的最主要的见解。所以读书不能光觉得书写得好，一定要读懂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 如何掌握阅读原则： 中国人过去讲究“敬惜字纸，”意思是凡是对写过字的那种纸加以尊重和爱惜。那当然对书就更加郑重其事了。古人在读书前，讲究先要“焚香沐浴”。首先端正好精神，再把书打开读，显现出读书是很庄严的事。现在就没必要这样看待读书了。 我们一生中会接触到许许多多不同类型、不同质量的书，要有选择的阅读，因为世界上的书我们是读不完的，有的书可随看随丢，有的草草的浏览一番就可以了，有些需采取跳跃式的阅读方法。但是有的书就值得从头至尾通读，熟读。无论看什么书都想达到相同的阅读效果，不是聪明的做法。我们需要随时随地根据不同的阅读材料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选择不同的阅读方法。在多种读书方法中最重要、最关键、最需要用心去加以培养的是“精读”的方法。古人云“书贵熟读”，“熟读”即精读。宋朝大学问家朱熹是中国文化传统完成从唐到宋的转型过程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朱熹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说过许许多多的话，后来被他的学生们回忆出来收集在一起，编成一部大书《朱子语类》其中有两卷专门谈读书法的，第十卷——读书法上，第十一卷——读书法下。值得我们借鉴。应该好好读读这两卷，会得到很多启示。 三）从古人的读书故事漫谈读书 古人读书的方法其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体会如何做到精读。读书时力求达到的境界。概括说来四句话: 1）读书需成诵 （能背出来，读书的基本功） 2）不动笔墨不翻书（要勾勾画画做读书笔记） 3）读书要专一和善疑 4）读书要讲究“入味”而“贵自得” 古人云：“书贵熟读”其实就是精读。朱熹对他学生讲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老苏只取《孟子》《论语》《韩子》（今天称韩非子的书） 与诸圣人之书 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定下心来坐在那就读那么几本书读了七八年） 后来做出许多文字 如此好 他资质固不可及（他的天才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然亦需如此读（他的天才纵然有那麼高还需要这样用功地读书） 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它言语做文章（朱熹指出老苏的缺点） 若移此心 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 那里及得来（如果他把这个心思用到追求文章里面的理义，那还有谁能及得上他） 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这段话朱熹用五个字概括了苏洵的读书方法“书只需熟读”还强调一句，此外“别无方法”。所谓熟读，就是选择少数量重要的书“安坐而读之”。不贪多，不求快，不偷懒，反反复复，老老实实，熟读吃透，从而就变成一辈子的学问和涵养的根基。阅读贵在“精”而不在“泛”。一个人的学问再高，其真正奠定他的基础，真正会影响他的一生，会让他不忘所珍视的，是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你有没有这几本书透彻地印在你心里，对一个人来说肯定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精读是我们学习阅读的关键所在。要学会读书，就要掌握精读的方法。同时也不排次其他的阅读方法。可以说一个人一辈子能精读的书籍非常有限。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过精读的体验，从来没有通过精读几本或十几本书来训练和改善自己的阅读习惯，提高自己的阅读质量等于没有真正掌握读书方法。只有学会精读，你的速读，跳读。泛读，甚至是随便翻翻，才会有充分的效果。熟读也好，精读也好，专注阅读也好，精读与浅阅读可以并存。平时也有必要作为一种休闲放松自己的思想的浅阅读方式。 我们更加着意地去学习精读，让我们在其它各种阅读方式中间，都收到好的效果。在读书过程中有意识的培养自己既能让你赏心悦目，又能使你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方式 。读书是有技巧和方法的，掌握阅读的方法你才能品出书的味道。书怎么读才有效，怎么品才有味道，原则是“书只贵熟读”“熟读”又是抽象的要求，古代读书人最起码的表现就是能成诵，“诵”指大声的的背诵，不出声的默记叫背。古人非常重视背诵的能力。古代读书人在背诵方面的能力，是我们现代人自叹不如的。 宋朝人的笔记里记载：当时有个姓葛的秀才，江阴人。有一次葛秀才去拜见地方官，拜见的人蛮多的，他就在侯厅里等待，当时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准备拜见地方官的读书人，此人衣着华丽，神气活现。葛秀才便恭敬地向此人作揖问候，对方看葛秀才衣着贫寒，就有些轻蔑他，不理不睬。这使葛秀才非常不满，他坐一会就故意问那人说：“你来拜见父母官有没有衔袖之文（古人藏在袖子里面的文章，古代读书人为了求的长辈的赏识提拔，故去拜见之时，常在自己的袖子里面藏着一卷自己的代表作叫行卷献给长辈）葛秀才说能让我拜读一下你的行卷大作吗？此人素来非常自负，便得意的把行卷借给葛秀才看，葛秀才接过来疾读一过（就是很快的读一遍），葛秀才边看边赞大好！大好！阅后还给此人。很快就轮到他两人拜见地方官。当谈话快要结束时，葛秀才向地方官提出说“我写了一些不成样子的文章，都被这位老兄据为己有了，他刚刚呈献给父母官的那些文章其实真正的作者是我。如果各位不信，我可以当面背诵一遍给你们听，证明文章是我写的，他只快速的读了一遍而已，竟背的不差一字。叫“过目成诵的葛秀才。”当时在坐的人都相信文章的真正作者是葛秀才。觉得这个衣着华丽的的秀才夺了葛秀才的创作，故纷纷指责那个被捉弄了的可怜虫。当时笔记里如此写道：“其人出不意（出乎他意料）无以自解（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解）仓皇却退。”当然这种行为是不足为取的了。其实这个古代传闻故事说明古代的读书人强记绝人。除了葛秀才具有传奇色彩的读书人之外古代的一些名人在记诵方面同样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 如苏东坡，史料记载他曾经受到别人的检举，其罪名是他利用诗歌创作和谢恩表一类的文字，去攻击政府，苏东坡因此还吃了冤枉官司。负责审问案子的人，也就是苏东坡的对头，后来说，在审讯时苏东坡对自己二三十年前所写过的文字、诗句包括引证的经典和关于经典的注释，都能做到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差舛就是差错）。苏东坡以此说明写过的东西毫无攻击政府的目的。如此做法让主审官大吃一惊。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中小学写了无数的文字，作文呀、论文呀、那在大学里写的论文就更多了，是在写作业。然而我们能够记得三、四年以前某一篇作文是怎么写的吗？大概没什么人会记得。而苏东坡二三十年前的作品他居然能够琅琅上口，毫无迟疑地背诵出来，他不仅背诵自己的作品，还背诵各种各样的经典的文字。苏东坡的这个例子其并不是个例。在古代的历史记载中，常常可见有人以类似的句子来描写某人记诵的能力如“千言过目成诵不遗”（一千句话的文章，只要看了一遍，就能一字不漏地念出来）“一览记诵不一字差"（一览：一过目就能背诵出来，无一字背错）。这些例子也许有些夸张。 古代书籍中引用经典字句的时候，常常会跟原文的字句小有出入，如果我们很仔细地把他所引用的那些句子跟原文去对一对，就很容易发现有些地方字句会有点出入。所以也不是完全无一字差或一字不遗，然而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加佩服引用那些文字的作者，因为他们全靠自己的记忆而引用的。而不是像现代人这样想引用哪本书就有书让你抄。而古人完全是凭脑子记。对读过的书文本的记忆而写出来的，所以会有些出入。无论是葛秀才这样的普通读书人，还是苏东坡这样的著名人物，都能说明古代读书人在记诵方面的杰出能力，让现代人大为汗颜！ 中国古代在纸张还没有普遍的成为书写材料之前，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绢帛，所以古代书籍的宝贵程度可想而知。现在任何一本书，一部《汉书》，一部《史记》可以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得到，但是对古代人来说，一个人一辈子中可能只有非常稀少的机会能接触到想要看的典籍，古人知道有《汉书》而真正有机会看到《汉书》的机会少之甚少。古代在印刷术普及以前，在两晋之际（公元四世纪前后）纸张取代竹简和绢帛前要复制一部《汉书》蛮困难的。因此“记诵”就是一般人保存文本的惟一可行的办法，记到脑子里。因此古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被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其实这种能力并不是少数人有，而对绝大部分读书人来说那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记诵”是古代读书人必备的技能，看过的文本要很快地把它记在脑子里保存文本的内容。古代读书人特别重视“记诵”的能力，记诵潜力发挥固然跟典籍难求有关系，其实不完全为保存文本。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人们有了更多更方便的手段代替“记诵”。那么现代社会还有没有必要提倡记诵能力呢。朱熹说：“读书须成诵。”在朱熹那个年代，印刷老早就普及地用于书籍的传播，为什么在读书时还强调记诵呢，成诵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对它加以解读。 朱熹说：书须熟读 所谓书 只是一般 然读十遍时 与读一遍时终别 读百遍时 与读十遍时 又自不同也 意思是书是要熟读的，所谓书只是一般，书只是同一本书，但是你读几遍它是不一样的，读十遍与读一遍终究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读了百遍与读十遍又不同。 我们现代人大可不必机械的照搬古人的读书方法，也不是我们今天读书的标准方法。从古人读书须成诵的经验得到启示。 读书的技巧和方法： 书海无涯，我们如何从书中获取精髓，只有掌握阅读的方法才能品出书的味道。那书怎么读才有效，怎么品才有味道。读书不仅要用眼，必须动手。古人曰：“不动笔墨不翻书，”如何动笔墨，古代读书人给予我们两条非常好的经验“录”和“校” A 录：就是抄书。 古代纸张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大约两晋之际公元四世纪前后。此前竹书体积大很难自备，存放困难。而捐书又太贵买不起。所以当时只好靠背诵来保存文本。纸张的使用流行后，记诵作为吃透文本的一种读书方法而保留下来，而靠记诵来保存文本的方法慢慢被抄写书籍的方法所取代。虽然从北宋开始雕版印书广泛地被投入使用，但在现代商业出版发展起来以前，人们获得雕版书籍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抄书就成为很多人复制自备文本的一种重要途径。由于纸张的发明，古人对书籍的保存手段，逐渐从记诵转为抄录。中国古代不少著名的文人，都有着非常勤奋的抄书经历。 抄书对阅读有何帮助：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公元1310——1381年）明初文学家。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送东阳马生序》很多中学生都读过这篇文章。书中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 余幼时即嗜学 家贫 无从致书以观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手自笔录 计日以还 天大寒 砚冰坚 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 （一点都不敢松懈） 录毕 走送之 不敢稍逾约 以是人多以书假余 余因得遍观群书 为什么他不敢稍逾约，拖延送书的日子。因为当时有所谓“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借书”与人曰痴。 但是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单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其本身就是一种读书的方法。古人还有一种说法：“一录则胜数过”意思是你把一本书抄录一遍它的效果要远胜于从头至尾地读上好几遍。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当时在洛阳非常有名的他的花园）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里面的藏书万卷，但他经常动手抄书，整篇整本的抄书，摘录以外，笔记也整篇整本地抄。做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条途径。古人留下了很多读书笔记，可以让我们从中去体会他们是如何读书的。 沈鳞士——宋朝教育家。他一生中勤奋抄录古书，在他80多岁时家里遭遇火灾，所抄之书全都毁于一旦，可是他毫不灰心，又重新抄录了几十卷。由此可见古代读书人对于抄录的重视。古人除了重视抄录以外还非常重视“校”。 B 校——是指校勘。 校对勘正书中的讹误并对书籍加以整理。其实就是发现和求证书面文本在被反复地传抄或是雕版印刷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错误。即错字、漏字、衍文（衍文就是文本中本来不存在的多余的字）、错行、错简、就是把文本原来的行列次序或书页的次序搞颠倒的等等，尽可能的保持文本的准确性。古人非常重视“校对”发现错误就用刮刀将简牍上的字刮掉重新填写，校书之难。然而更难在从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要作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和取舍。而且很多古代典籍最标准，最权威的可作校对依据的文本（首本）可能早已不复存在。做“校勘”就要求读书人凭自己的学历、见识和经验在几种不完全相同的文辞中间决定谁是谁非，从而为自己的文本挑选出一个符合上下文的原意，最合情合理的词语。 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曾说过“教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有句成语“新亭对泣”说的是西晋北方所谓“五胡之乱”西晋政府被迫放弃了中原，逃到淮水以南成立了偏安半壁江山的小朝廷，这就是所谓的东晋。《晋书、王导传》里面说：东晋的贵族们每逢闲散的日子经常会互相邀约，在长江边的新亭宴饮。一次在新亭宴饮的时候，一个叫周顗的人在坐中叹了一口气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相视流涕。”（意思是，大自然的景色本来没有什么变化，可是你举目一望，我们这些宴游的人即在这里游玩的人，却已经从黄河边搬到了长江边上。他这么一提醒，大家都伤心起来而相视流涕。在记载这同一个故事的《世说新语》里，周顗的这段话就有出入了。“江河之异”写成“山河之异”而流传至今的《晋书》的各种版本都已经把“江河”这个词改成“山河”了，到底哪一个对呢？北宋的大学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晋书》的时候采用“江河之异”。宋元之际有一个为《资治通鉴》写注的大学问家——胡三省他也不赞成把史文中的“江河”改成“山河”。因此现代校订《晋书》的学者就根据《资治通鉴》和胡三省注释的选择，决定把《晋书》里的这句话重新改成“江河”。（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晋书、王导传》“江河之异”一语就是这来的。）校对文本，去伪存真，是项非常严谨的工作。也是古代读书人的基本功，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又能从古人读书的基本功里面学习到读书的方法。 古人把“录”和“校”看成与“成诵”同样的一种读书基本功。然而现代的读书者是不是有必要完全按古人那样做，那肯定无人赞成。不过对现代人培养健康的读书习惯很有借鉴意义。虽然我们今天很少再通过抄书的形式来研读文本，而校勘古书的方法在现代它是极少数专门家才掌握的技能。但是在贯通“录”和“校”中间的一条读书的法则，在今天仍是充分有效地。概括说：“不动笔墨不翻书。”然而读书时一定要做到“五到：”眼到、口到、耳到、手到、心到。眼、口、耳其实就是强调“成诵”的诵字而手到就是“不动笔墨不翻书，”有了前面四到才更容易让你进入心到的状态，真正的使你进入到文本里面去。“不动笔墨不翻书”更直白的讲就是读书一定要勤于做笔记。 “不动笔墨不翻书”如何做读书笔记： 我们最初学习做笔记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到的往往是文本中那些非常吸引人的片言只语闪光的语言。然而我们做笔记千万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坚持读书时做笔记，不完全是为了今后好把它当作储存知识点的备忘录来使用。而更应该在读书时用它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力和领悟力。因为借助于笔记最容易促使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不断地清理和消化已经获得到的种种初步印象，以及阅读者对这些印象的感受，从而及时地把它们转化成更确定的判断和认识。而寻章摘句式的笔记它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好文章只读一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书中的知识转化为心中的的才富，方能一生受益无穷。 作读书笔记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对训练精读最有助益的一种是写读试笔记。就是把阅读的那本书用简写的方式，很简练地重写一遍的方式。这就要求作笔记的人，在认真通读全书的同时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下全书的总线索，写出作者一层一层推展开来的基本环节，基本论据，最关键和最重要的细节讨论以及全书解释框架的内在的逻辑和建构的特点。这样的笔记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述。但是特别精彩或者重要的地方尽量采用文本原来的文字加以压缩，然后重新组织成文。如果我们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选一两种或几种可能影响你一辈子的书籍，通过写读的方法，眼手并用，认真阅读，那么阅读的效果因此获得极大的提高。 在使用写读法来从事精读有一个很好的典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公元1889——1975年）写的《历史研究》声誉全球的名著。一般都知道这部书，而且因为这部书而崇拜汤因比的人蛮多的，但真正读过原书的人却少之甚少，原因是书写的实在太长，共十卷三千多页。很多学术界的学者，可能也不是通过阅读原书，读的是本书的缩写本来了解这部巨著的。此书缩写本的作者叫索麦维尔，大大简化了原书的叙述，三千多页的篇幅压缩到三册，共五百六十多页，但是却能巧妙地把原书中几乎全部精华甚至包括很多非常辉煌，非常生动的句子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连汤因比自己都承认，这个缩写本做得太出色了，他自己动手缩写恐怕也做不到这么出色。从原书和缩写的篇幅相比较就会有大致的概念。用写读法来做一个精读的笔记，篇幅最大的可以达到原书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十分有益。 读书是有技巧和方法的，掌握阅读方法，你才能品出书的味道。书怎么读才有效，怎么品才有味道，我们从古人读书的故事就得到启示，古人读书高度重视“诵”“录” “校”三种基本功。强记博闻并非读书的终点。宋朝的谢良佐最初以为学问不过就是强记博闻而已。他最初见他的老师程颢的时候，举史书成篇不遗一字，他引用史书上的话，一篇篇地能背出来，而且一个字都不漏掉，自以为表现非常出色。想不到程颢并不欣赏他，对他说：“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贤：在交谈时对对方的一种尊称。）你是记得很多，可以说是玩物丧志。谢良佐听到这样的评价，窘的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但后来等他看到程颢自己读书又却逐行看过，不蹉一字（蹉：错失）他一开始很不服气，但后来他终于省悟过来。并拿自己的这个认识过程开导其他以记诵为学的学生。这个故事说明读书不可不始于”诵”“录”“校”。但光做到逐行看过不蹉一字是不够的，读书的所有基本功都有助于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良好的境界，而良好的境界本身也应成为我们有意识地去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专一与善疑、入味与自得。 专一与善疑：是阅读的一种境界。古代读书人给现代人留下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心得。读书时要做到对文本的理解字字到位。朱熹说：“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一个人如果不能定心专一于书中的文字，就做不到这样的效果。）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读书时心要像止水像明镜一样，如果心是一面暗的镜子，它当然就照不出东西来。朱熹对把这样如止水如明镜的心称为“湛然凝定心”，只有持着这样一种湛然凝定心去读书才能看到文本的缝罅处，才能透彻地寻着文字中间的道理。所以朱熹又说：“若不见缝罅（缝罅：指构成文本的各部分之间接缝的地方，就是衔接的地方）无由入得（没有办法进入文本的内在精神）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要看到缝罅，整个文本的脉络就开了） 朱熹说：“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浑沦物事（指浑然一体，未经剖分的）久久看作两三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看久了就能看到文字结构处的互相衔接的地方）。”朱熹用“庖丁解牛”来譬喻读书。 庖丁——是古代的一个宰牛的人，宰牛非常有经验，动作干净利落。他自己说在宰牛的最初三年，目中所见无非全牛，他一眼看过去是整个的一条牛。此后见得的就只是牛的骨骼结构，牛皮再也蒙不住骨骼结构，看到就是牛皮里面的骨骼结构，所以他宰牛的时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庖丁在操刀的时候不再凭目测，而是凭心里对牛的骨骼结构的熟悉掌握来顺势运刀。他说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虽然不大，但总还是有一定的空间，而刀刃很薄几乎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与游刃必有余地矣。”（以无厚度的刀刃插入到有空间的骨骼的间隙中间）朱熹用庖丁解牛的故事，形象地解释了阅读活动中定心专一的必要性，只有定心凝神专一阅读才能读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味来。朱熹把读书比喻为庖丁解牛，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文本的缝罅，指的就是构成文本的各部分之间衔接的地方。这是要靠阅读者定心凝神才能做得到。不过却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 现代人可能最常见的，最容易犯的毛病那就是不能专一，一面看文字一边思量外事，这样不但枉费工夫，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种走神的习惯。还有一种常见的毛病，就是把读书当作一项带有自我强迫性的任务来完成，看了几页就忍不住要翻到结尾的地方看结果或是看还有多少页数看完，不能把心定在阅读的那个页面上，心老是走在眼睛的前面，读书心不在焉，所以朱熹指出：“读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后白纸处，了无益。”（意思是读书不能急于把它读完的心，你生了这个心，心老是跑到最后没有字的那一页去，这样的读书就了无益处可言。读书要定心、专一才能避免低效率的阅读。不仅如此还要有“疑”。 “疑”——是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当你读书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疑问，但是你必须从文本中间看到疑问。要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又变得无疑。从无疑到无疑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从经过了无疑到有疑，从有疑又到无疑如此反复到这里方是长进。所谓“疑”并不是提倡胡乱怀疑一切，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读书不能抱有主观成见。 清朝有一个学者叫毛奇龄，学问蛮好的，但是他平生不喜欢苏东坡。有一次在京师中有人问他，你说苏东坡的诗文不好，那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两句难道写得也不好吗？这也没难倒他，他马上愤然回答，鹅也先知，怎只说鸭，还是说不好。春江水暖，鹅在水里游泳，鹅也会先知，他怎么只说鸭子先知。逗得在场的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这个例子主要说明，读书要“善疑”，但不要像毛奇龄式的强辩。恰恰相反，古人读书力求先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想，空虚了心。心里没有了充满成见，要丢掉种种成见和预设以便使自己能真正地逼近文本原有的意思。“放宽心，以他说看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就是在理解文本的时候，要力求逼近书中的原意，按原书作者的意见去看待他讲述的东西，而不要把自己主观的见解强加在文本作者的身上或是强加到他的讨论中去。所谓提倡读书有疑，善疑很重要的一点还要包括勇于并且善于质疑自己的立场观点。但是人对于自己的主观意识的有限性往往难以在骤然间认识得一清二楚。所以看书若是看到无法理解的疙瘩的地方，就应小心提防自己的陈旧见解，要去看它是否已经阻碍了见识的长进。朱熹说：“到理会不得处，便当涤去旧见（到你不理解的时候，你要把心里的成见洗掉），以来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要以书观书，以物观物。因此毛奇龄式的善疑不值得推崇。相反的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最高的境界是平实。就是所谓极高远，底于平实。你的追问应当一直追到最平实的地方去，而不是靠危言耸听巧言令色使人蒙蔽于一时。 古代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唐明皇迷恋杨贵妃而那个野心勃勃的边防统帅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干娘借杨贵妃为保护伞来掩盖他图谋叛乱的野心，结果满朝文武都知道安禄山必反，只有唐明皇和杨贵妃两人不知道，而且他俩也不愿意知道。等安史的乱军杀入唐朝统治的心腹之地，二人只得匆匆地离京出逃。但就在出逃的途中护卫皇帝的军队哗变，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皇迫不得已，逼迫杨贵妃自尽。反应这段历史故事的白居易的诗篇“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有的学者说长生殿是祭神的宫殿，绝不是私语处，皇帝不会跑到一个祭祀的地方窃窃私语。应该改作飞霜殿“七月七日飞霜殿”才符合情理。清代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考据家叫严若璩他根据《长安志》记载长安地方状况的一部书，根据天宝六载改温泉宫为华清宫（华清宫至今还在）重新命名其中。洗浴的宫殿叫九龙殿。寝宫（皇帝睡觉的地方）叫飞霜殿。祭神的宫殿叫长生殿。根据《唐会要》另外一部书这个祭神的宫殿在改名之前叫集灵台。这样唐明皇和杨贵妃夜半私语的地方果然当在飞霜殿里（他的寝殿）。那么白居易错了吗？严若璩的厉害之处是他认为“七月七日飞霜殿”提出了他的依据，但并不同意此观点。接着他又引了《资治通鉴》卷907中胡三省的一条注文，唐代皇帝寝宫，也可以通称为长生殿。因为在洛阳，在长安，在骊山都有长生殿。所以长生殿这个词有两个意义。其中有一个词义是专名，华清宫祭神的宫殿作为专名的长生殿。长生殿也可以作为通名（普通名词）唐宫中间的寝宫都可以通称为长生殿。所以白居易的诗里所谓的长生殿是用了长生殿作为通名的后面的那个意思。经过这样一番反复推敲，我们对白居易这两句诗的理解就比过去推进了一步。所以“疑”的态度推动我们读书的深入和学习的长进。是长生殿还是飞霜殿，仅一个名称上的差别，让古代学者引经据典，四处考证。不过正式这种疑问让人们对白居易的诗歌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就是善疑所带来的阅读乐趣。 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严耕望等人，当他们自己讲述自己为学之道，自己是怎么学出来的，都提到过他们所用的二十四史，其实都是非常普通的版本，尽管版本普通他们却在上面下足了功夫，不但边读边校而且还用了很多种颜色的笔，对人名、地名、重要的字句进行圈点，把他们用过的书翻开简直是五彩斑斓，他们用过的功全印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一个普通的二十四史上面。 现代疑古派，又称古史辩学派，是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和经学研究学术流派。其实疑古派的老祖宗就是孟子。孟子曾经指出《尚书》（很古老的书）讲述周武王灭商的故事的时候提到说：商王的军队离心离德，部署在前面的步兵掉转头来反戈相向，结果商军大败，战场上血流漂杵（地上流淌的鲜血，使被丢弃的盾牌都漂浮起来），孟子说：牧野之战中周人投入的兵力不过是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不过三千军队，三百辆战车）这个战争的规模怎么也不至于惨烈到血流漂杵的地步。所以孟子的结论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尚书》你对《尚书》里面每一句话都相信，盲目的相信，还不如没有《尚书》。） 古史辩学派揭示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时代越后，关于上古的传说却越被追溯到更靠前的时代。比如西周的人们所了解的最古的人是大禹。而生活时代比西周晚了几百年的孔子却开始谈大禹之前的尧和舜。战国时候的人更把上古史追溯到尧舜禹之前的皇帝和神农。到了秦朝时代更晚了，反而我们有了三皇，三皇之前再加一个伏羲。更晚到汉朝又把苗人神话里的盘古借用过来追为开天辟地的人祖。古史辩学派把有关上古的各种神话，按照它们最早出现的年代排列起来，有力地向我们证明古史传说中的故事怎样随着传说产生年代，由远及近，从简单变得复杂，从粗陋变成雅致，从地域性的事件或人物变成全国性的事件或人物，从非人非神的怪物变成神，然后再从神变成人。例如禹的原始形象被雕刻在古铜器上面，实际上是一条有足的会蠕动大虫。西周时它已演变成上帝派到人间社会来帮助人们治水的神。再后来它变成了开辟夏王朝的圣王。 可以说疑古派的立场，方法和许多研究结论在当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对于澄清遮盖在中国上古史的真实面目以外的重重迷雾，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可惜的是后来这个立场被毫无节制地加以放大，结果造成了对古史、古书的粗暴否定。比如像《周礼》《左转》都曾被他们统统认为是汉代刘歆所伪造的伪书。不仅如此，近年来通过出土简帛的研究，还有不少的古书被疑古派列入伪书的行列，是否冤枉有待他们研究吧。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对史学很感兴趣，也在关注。众说纷纭也好总会有结论的。 读书力求入味而贵自得： 什麽是入味，朱熹在《潜邱札记》里說：“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读书要读到舍不得把书扔开，你的书就读出真的味道来了。陆游也在《潜邱札记》里说：“睡余书味在胸中。”睡觉的时候，书的滋味好像还在胸中徘徊。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许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钻研每一本书，但是总会有几本书是我们一生中极为珍视而经常翻看的，如果读到一定的境界，就会从书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读书“见得真味的故事： 十三世纪中叶大约在金末元初时，华北有一个叫刘德渊的读书人，一天夜里他和另外一个读书人对榻学馆，睡在一个房间里，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摇醒说：“我对汉朝诸葛亮的言论忽然产生一种不同的看法。可惜不能与他生在同时，否则我一定要当面向他提出来。”从这个故事看，就是陆游所谓“睡余书味在胸中.” 司马光读书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司马光老先生罢官以后退居洛阳，整日以读书度日，一天早晨一个学生去拜访他，见面后他很兴奋地对学生说：“昨天晚上我读《三国志》我看破了一件事情。于是叫学生拿出《三国志》和《文选》开始检阅有关魏武帝也就是曹操的《遗令》（曹操的遗书称遗令）的记载。有曹操遗嘱之谜。人在临死前留下遗嘱，他一定会选择最要紧的的话和事情来交代。迷在曹操《遗令》有数百言之多。他仔细的到了分香卖履之事（关于如何分配家里面积存的香料）。对这类细琐的事情都详细的做了交代。还嘱咐他众多的婢妾（家里的很多女佣人及妇女）都要学习编织绣鞋（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就有这一片段）。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没有交代，就是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汉王室的关系问题，或是说是不是要以魏来代汉的问题。这个问题却在遗嘱里一字未提及。此事司马光久思而不得其解。可是就在那天晚上，他对此问题突然获得了答案。所以老先生就问他的学生说：“遗令之意为何”（曹操遗书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司马光《世说新语笺疏》。为什么它细到分香卖履而作为遗嘱应交代的重要问题却一字未提。当时他学生没有回答出来，就随便找了个答案说：“曹公一生奸诈，死到临头总算吐出几分有点人情味的话。”当时司马光大呼不然，说“此乃操之微意也”——司马光《世说新语笺疏》。这个是曹操的微意所在，曹操的身后还有大于禅代这个事情吗？（禅代的意思是通过和平的政权转移，把东汉的皇帝换成曹家的人）“今操之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无一语语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司马光《世说新语笺疏》曹操预料到他的儿子一定会禅代。但是这个事情完全是我子孙的所为。我并没有教他们这样做过。“是实以天下惠子孙，而自享汉臣之名”这个实质就是把天下送给子孙，但是他自己仍然保留了一个汉室臣子的身份或是名分。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自己管辖地许昌，从此假借汉王室的名义发号施令。这就是著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从众多文学作品的描写和民间故事的演绎来看，曹操似乎都有着吞并汉朝一统天下的野心。在京剧中更是用白色的脸谱来表现曹操的奸雄形象。然而司马光对曹操的遗嘱仔细的研究之后，却从字里行间发现了另一个秘密。曹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司马光又是如何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呢。司马光凭着厉害的眼光，久经思考他终于窥破了曹操遗令中间所说的微意。他对遗令的分析非常符合曹操一贯的思想动态。曹操对自己作为汉室重臣的身份看得很重。曹操曾经很明白的表露过自己本来的志向只求封侯，这样他死后就可以在墓前立一块碑，写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想不到时代把他簇拥到了成功的顶峰。曹操在一篇文章里面自我赞许说：“奉国威灵，仗钺征伐，处小而禽大。推弱以克强，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曹操《让县自明本令志》这段话的意思是，依仗着国家的危运，拿着皇帝给的玉虎去征讨，自己处在一个事力小的位置，但是能够把大的擒获，意图想做什么事情一行动没有违反自己的意志的。他的志得意满的心情完全跃然纸上。可是笔锋到此突然又转回来写到“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意思是天在帮助汉室，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人力能够做到的。可见曹操他一面很为自己劳苦功高而骄傲，另一方面他很在乎自己作为一个汉室重臣的身份。他说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最与他的心可以相通，一个是西周的文王。曹操推崇周文王的理由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天下的三分之二已经都归了文王的控制，但是他凭借着这样一个优势仍然坐殷的臣子。我们知道是文王死了以后武王伐纣的，文王没有起来叛殷。因此曹操说：“我最佩服他”另一个是被秦二世冤杀的边疆统帅蒙恬。曹操推崇蒙恬的理由是“将兵三十万，势力足以叛秦，而奉命自杀。”蒙恬当时在守卫长城，将兵三十余万，他的势力足以叛秦，可是他却选择了接受秦二世的命令自杀身亡。所以曹操说每当他读这两个人的事迹，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可见曹操虽然明知在他儿子那一代必有代汉之事发生，但他自己还是希望能够保全臣节，做一个汉室的臣子，简单地把这样的想法斥为虚伪，斥为奸诈，其实并不符合实情。而司马光恰恰就看破了这一点，他对自己能看破曹操的心事非常得意。所以他接着就对他那个学生说：“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司马光《世说新语笺疏》意思是，昨天晚上我是偶然看破的。司马光读书能“见得真味”的读书方法和如炬的目光是息息相关的。 一本书读到不忍放下，甚至连睡觉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书中的内容。霎那间就会对文本产生新的看法，这时阅读就“见得真味”了。不过这种读书的“入味”大有讲究，“疑”和“入味”不应刻意而为。读书要存疑要入味，不等于说就可以对文本做任情随意的主观发挥，附加给文本很多本来没有的的意思，对文本做过度的解释，毫无约束的疑会变成疑心生浪鬼，毫无规定性的入味会导致走火入魔。疑与入味都应避免过分地刻意地人为操作成分，而尽可能要去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认识过程。完美的实现这个过程关键在于保持一种平心易气的精神境界。就是气度非常舒坦平易。朱熹说：“须是大其心”读书时保持大其心的境界，之所以必须，因为心大则百物皆通，对世间万物的理解就能够自然地达成。“大抵学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朱熹《近思录》这里所谓的安排布置是指挖空心思的纯主观的一种臆测，指过分的依赖各种认为的技巧或手段，对文本去做牵强附会的过渡解释，指拿着某种绝对的主观的一成不变的尺度去衡量人物和自然界。为此在读书时保持一种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状态特别重要，读书当玩味大意，着实体验不需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他，求实放心而已。“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程颢《二程遗书》阙其疑就是存疑的意思。读书如果能够做到平心、静气、平易能够存疑，书里面圣人的意思就自动会显现出来。 读书的态度和做人的准则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读者不但要平心静气，心胸广阔，还要读出自己的一份独家心得。读书贵自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强调通过直接地接触文本去感知和体验它的丰富涵义，而不须经过有些不必要的中介环节隔靴搔痒。在这方面章学诚有一段话讲得非常透彻生动。他说：“文章的佳胜，只有靠读书人自己去体悟，这一道体悟的功夫是其他人没有办法代劳的。”这道体悟的功夫，就像食物的好吃，衣服的轻暖只有穿了衣服或者吃这个食品人他才能直接地领悟到。这个人这样做了他就知道了。但是他难以告诉别人，这个东西好吃，你怎么描写别人都无法体会，只有吃了才体会到美味。“如饮食甘苦，衣服轻暖，衣且食者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受之暖，则无是理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意思是自己嚼过一遍把渣滓再喂给别人。用这个办法来告诉别人这个食品好吃。自己穿了皮大衣然后把别人搂在怀里面说，你看暖不暖和，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所以有一道体悟的功夫，那就是靠你自己去读，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劳的。你要任何人代劳，然后把其中的美味，好的感受传达给你，他做不到。学问就要靠自己去体会得来，否则即使拿了别人正确的结论来高谈阔论，仍然未免变成一种落实不下来的空言，这样做对自己，对他人都不会济事。”贵自得“要有自己的体会和心得。 朱熹曾经说，他碰到过一个人讲述《诗经》，朱熹问他《关雎篇》你讲讲看。那人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马上就把对于诗歌总的评价讲出来。“乐而不淫”，快乐但是不过分（淫：是过分的意思），“哀而不伤”，悲伤但是也不过分，过分到使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这是讲一种感情的度。诗歌最好的地方就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个人诗句还没看懂，但是他把这八个字学会了。因此朱熹就对他说“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你现在来讲解《诗》，你只需要八个字，不过关于《诗经》还有一句对它的总的评价即“思无邪。”“整个《诗经》里面的思想没有出了轨道的。如果你把这十一个字都拿来你就以为可以代替一部毛诗了，其它三百篇皆成渣滓矣！”照你这样说只要抓住这十一字，三百篇你都不需要读都变成渣滓了。王国维曾借用辛弃疾的词《青玉案》里面的一句话，来表达读书、学问的最高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蓦然回首的发现，肯定是自己经过长时间思考的主观所得，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结论。朱熹《观书有感》的诗中一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入味而贵自得，就是要从一本书的文本出发，自己寻找到它的活水源头。 现代人在这快速的生活节奏中，当然应提倡有效率，有成果的读书方式，但这不等于使用粗放庸俗的方式去阅读，否则再有价值的书，也只会被读的干干巴巴嚼之无味的几点体会而已。 读书并不是在寻找一个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享受一种思维和休闲的乐趣。这个问题从古人的读书方法，切入对阅读基本功和阅读境界。 最后用一首打油诗概括读书要求成诵，要求不动笔墨不翻书，勤做笔记。把整个心都透到文本里面去。心大则百物皆通，读书要求自得，不要过分地布置安排，培养一种优游涵融之气。 熟读精思手勤动 句句钻探不放松 看出罅缝须善疑 心中宽快气优融 古人“读书须成诵”的启示，体会古人读书的故事及感受写出来，珍藏在属于自己的心灵港湾，驻足脚步的地方。如果能为后代在读书上有所点播为之欣喜！有时间学习古人读书的方法，缩写一遍。压缩到五分之一就不长了。在世界阅读日（4月23日）到来之际落笔此文，激励我们重视读书，并学会读书的方法，真正获得的知识，受用无穷！ 厚积薄发：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里的“约取”，不单指少取，主要是指慎取、精取，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取”，就是对书中所言之事、所论之理、所抒之情的认可和接受。“取”不贵其多，而贵其精，应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历观中外读书经验，如果说博览群书重要，那么慎取、精取则更重要。有些书，即使是佳作，也往往并非字字珠玑，句句真理，而是玉瑕共存，精粗混杂。因此，不能对其不加分析，兼收并蓄，必须认真思考，分清优劣，去粗取精，弃伪存真。越是博览，越须慎取精取。否则，不加分析，盲目滥取，那就“尽信书，不如无书”，轻则无益，重则有害了。知贵精，不贵多。真正有学识者，不是记住很多死知识的人，而是积累了知识精萃的人。 古今学界有识之士，治学都很注重“博观而约取”。观而有选，取而有择，有的放矢，唯真是取。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批评有些人读书作文，“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王安石提倡：读书要“深思而慎取”。清代精于读书之道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解释杜甫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时说：“盖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爱因斯坦在谈到读书时有段很精辟的话：“在阅读的书本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他一切统统抛掉，也就是抛掉使头脑负担过重并将自己诱离要点的一切。”无疑，这是基于切身体悟的真知灼见，发人深思，堪资借鉴。 要做到博观精取，首先要能识精。这就要对所观之书熟读精思，反复玩味，慧眼识珠，知其精义。朱熹的“剥皮、去肉、见髓”之法，颇有见地。他说：书之精华，“犹如数重物色包裹里许”，须要一重重剥开，“去其皮，见其肉；去其肉，见其骨；去其骨，见其髓。”明白了“皮、肉、骨、髓”之所在，方能心中有数，取其精髓。否则，盲目滥取，也就难得其精了。 英国文学家柯尔律治的读书四喻。他说：有的人“像滤豆浆的布袋，豆浆都流了，留下的是豆渣”；有的人“好像是计时的沙漏，注进水，流出来，到头来一点疤痕也没留下”；有的人“像海绵什么都吸收，挤一挤，流出来的东西原封不动，甚至还弄脏了些”；还有的人“像是宝石矿床的苦工，把矿渣甩在一边，只捡纯净宝石”。此喻形象贴切，给人启迪。有些人读书不懂“约取”之道，或如“布袋”，取粗去精；或如“沙漏”，不留痕迹；或如“海绵”，啥都吸收。如此阅读，效果可想而知。我们读书应当像宝石矿的苦工那样，辨明瑕玉，甩掉“矿渣”，只取宝石。 博观：指大量的看书，多多阅读，了解事物；约取：指少量的慢慢的拿出来。 厚积：指大量地、充分地积蓄；薄发：指少量地、慢慢地放出。多多积蓄，慢慢放出。形容只有准备充分才能办好事情。 其实上面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总的意思就是指要经过长时间有准备的积累即将大有可为，施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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