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字花|普拉斯：矛盾的"幽闭恐惧症患者"

真友书屋 201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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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特陳。

【西洋·字花编者按】

今天是美国著名“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的诞生日。普拉斯可以说是一名天才少女，八岁第一次发表诗作，并擅长钢笔画。曾在史密斯女子学院、剑桥大学读书，在学业上可谓“一直是优，无法从良”。在剑桥，普拉斯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喜结良缘。可惜好景不长，这段婚姻不久便出现裂缝。及后，长期饱受抑郁症折磨之苦的普拉斯在她31岁那年再度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相信有关注文学翻译的读者朋友应该会记得在今年八月下旬的一天，著名文学翻译者孙仲旭老师因抑郁症去世。那时，小编还没翻开已入手一段时间的普拉斯作品《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碰巧，这本书就是由孙老师进行翻译的。

趁着10月27日这天，为纪念普拉斯和感谢孙老师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小编特意奉上以下这篇原创。

（图为休斯与普拉斯）

普拉斯：矛盾的“幽闭恐惧症患者”

文/卡特陳

关于普拉斯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 1963），美国著名“自白派”诗人、短篇故事作家，生前只出版过诗集《巨人及其他诗歌》》（The Colossus and Other Poems）及自传体小说《钟型罩》（The Bell Jar），其他作品如诗集《爱丽尔》（Ariel）、短篇小说集《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Johnny Panic and the Bible of Dreams）等则在她去世后主要由她丈夫休斯进行编辑并出版。1982年，普拉斯被授予普利策奖。

普拉斯曾在麻省综合医院（MGH）精神病科担任前台文员并在下班后参加由自白派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进行主讲的创意写作课程。在课堂上，洛威尔鼓励普拉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进行写作，之后她便从一个更女性化的角度进行创作。普拉斯曾跟朋友说，《钟形罩》是一部“自传体的学徒之作”，从中她可以“将自己从过去释放出来”。据普拉斯的母亲说，这部作品是由普拉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再加以虚构，“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普拉斯“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歪曲视像的凸形玻璃”来描述她的世界及当中的人们。

事实上，只要读者对普拉斯的生平信息有基本的了解，不难发现，无论是她的自白诗，还是《钟形罩》、《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等被某些学者认为是普拉斯诗作以外较逊色的作品，都能读到关于普拉斯个人经历及心路历程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正如在《钟形罩》中体温计落地后所碎成的水银球一般，共同拼凑着一个普拉斯整体。下文将以《钟形罩》及《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中的短故事为主要文本，察看普拉斯在字里行间呈现的普拉斯。

从这两个文本中，可以得知，普拉斯的父亲是德裔的美国人。作为一名蜜蜂专家，他在波士顿大学教授生物及德语。在普拉斯小时候，父亲会在假日带普拉斯到海滩游玩。然而，慈爱的父亲在普拉斯还未满九岁的时候便因病去世，留下普拉斯无尽的悲痛与遗憾。父亲去世后，普拉斯的母亲背负着家庭的经济压力，在一个医护秘书培训班任教。普拉斯在学校修的是英语专业优等生课程（主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双重人格），她拼命读书，成绩优异，连续获得学校奖学金及资助人的馈赠。在求学期间，普拉斯被选中为《小姐》杂志（Mademoiselle）的客座编辑，被邀请到纽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受薪工作。在纽约期间，普拉斯体验到“如梦如幻”、“精彩绝伦”的大都会的喧嚣生活。结束实习后，她回到波士顿郊区，面对两地生活的极大反差及被哈佛写作班拒收的挫折，普拉斯精神崩溃。她躲到地窖里服食安眠药企图自杀，后被发现并送入疗养院。在治疗抑郁症的过程中，普拉斯多次接受休克疗法，但这种疗法反而在她心中留下更多的阴影与恐惧……

鉴于普拉斯作品中带有强烈的“自白”性质，有评论者倾向于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普拉斯的作品进行解读，强调了“父权制”社会的压制力量，力求揭示一个以反抗来突显女性主体地位的普拉斯。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角度有把问题平面化处理的风险，遂尝试扩大视角，通过分析普拉斯的精神困境，试图还原一个更立体的普拉斯。

（图为普拉斯的钢笔画）

普拉斯的“幽闭恐惧症”

在笔者看来，普拉斯是一名矛盾的“幽闭恐惧症患者”。一方面，她想“逃离”幽闭空间，如《钟形罩》里的主人公埃斯特认为自己仿佛“正被越来越深地塞进一只叫人窒息的黑口袋，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她却在幽闭空间里感到安全，如埃斯特在没有窗的候诊室内反而有安全感以及随后她选择在黑暗的地窖里企图自杀。具体来说，普拉斯的压抑源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 父亲的影子

普拉斯具有强烈的恋父情结。在《影子侠》中，小女孩竭力维护父亲，不让邻居排斥作为德国公民的他，甚至无法接受母亲平静地对待在战争期间父亲被隔离的政府命令。在《在大黄蜂中间》中，这种父女情深更加明显。女儿“崇拜她的爸爸”，因为他“强硬，骄傲”，像“国王一样高坐在王位上”。她从小就被说长得像她爸爸家族的人，所以“他很为她感到骄傲”，而她的弟弟却性格温和、易哭，喜欢“小题大做”，这让她“感到健壮，比他强”。从《钟形罩》中可以看出，普拉斯对母亲具有排斥情绪。她不想跟母亲呆在同一屋檐下超过一周，甚至由于要和母亲同居一室的缘故有过瞬间的弑母欲望。据埃斯特说，“纯粹的幸福感觉只存在我（埃斯特）九岁以前（父亲在世时）”。不难看出，埃斯特/普拉斯对父亲的依恋及“回到过去”的渴望。

2. 女性的身份

普拉斯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她经历的是身心的双重压抑。一方面，她因社会上对女性的成见而感到不满。“钟形罩”一词，在字面上是指埃斯特与初恋男友巴迪（一医学院学生）在实验室看到的用来盛放死于母腹的胎儿标本的钟形玻璃罐。普拉斯在《钟形罩》中几度提到埃斯特被困在“钟形罩”里，与自己吐出的酸腐的空气挤在一起，动弹不得。后来，只是因为埃斯特遇见了可以信赖的诺兰大夫，钟形罩才稍微被提起，让埃斯特呼吸到“流动的空气”。埃斯特由此想到，其他的姑娘们“也都坐在某种钟形罩里”。对埃斯特来说，分娩的手术台如同邢台，她无法接受女性婚后像被洗脑一样，如同厨房地毡一般服帖或“某个与世隔绝的专制国度里的一个奴隶，麻木不仁，任人使唤”。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她切身体会到女性身体的局限性，如女性不可能像男性那样开枪自杀，因为她们连摸枪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也碍于软弱无法按下扳机。她由此认为淹死比烧死要仁慈。此外，她认为探戈是一个人的舞蹈，因为她在其中亦步亦趋，“全然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

由此，在另一方面，她深感女性生理是自由的障碍，认为身体是个牢笼。埃斯特把繁衍后代的生理功能幻想成接受男性支配的开端，她担心婚姻与家庭是她继续进行创作的绊脚石。于是，她自愿接受绝育手术，为了“爬向自由”，她甘愿成为自己的女人。然而，手术后的她并未能完全摆脱对男性的心理依附，这从她选择勾引对象时的考量可见一斑。她要求对方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必须是一个聪颖之人，这样我（埃斯特）才会尊敬他”。不难看出，对男性的崇拜需要与埃斯特/普拉斯无法摆脱的恋父情结有关，所谓的“合意的对象”毋宁说只是一个父亲替代人物。普拉斯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她所写的《爹爹》一诗反映出她在挣扎着试图摆脱这种情结。只是，她知道，遗忘仅能麻木记忆，却不能清除记忆。

3. 共同经验中的个性

在《钟形罩》中，埃斯特说她希望成为一名诗人。她认为诗歌不是尘土，诗歌是一种陪伴，一种永恒。对于创作，她是无法放弃的。可是，眼见美国各地进行创作的人之多，“一小时就有六十部”作品面世，埃斯特/普拉斯深感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一个在学业上“一直是优，无法从良”的人被哈佛写作班拒收时要面对多大的挫败感。埃斯特向戈登大夫隐瞒了受到自己笔迹的困扰一事表明了她内心的不自信。她深信自己有才华，却遇到了创作生涯中的瓶颈位，所以她觉得“自己好像一匹赛马，困在一个没有赛马跑道的世界上”。从《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中可以看出，“梦”（或者说想象力）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在该书的一个同名故事中，女主人公（成人精神分析科的秘书）把约翰尼·派尼克（Johnny Panic，“恐慌”的拟人化，译注）比作上帝，《梦经》是教义，做梦人是信徒，即“梦”的载体。在《愿望盒》中，妻子因苦于自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形体想象力而嫉妒能不断做梦的丈夫，最后通过自杀来到达梦的想象王国。然而，单凭想象力还不够，埃斯特/普拉斯知道经验的重要性。埃斯特“喜欢观察人们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可要描写人生，还需要丰富的阅历。从这种意义上看，埃斯特/普拉斯的爱情甚至死亡实验，可以说是她为艺术而献身的实践。

在使自己阅历变得更丰富的同时，埃斯特非常注重个性的保护。她拒绝与别人在相似或共同的经历中建立联系。在疗养院，埃斯特偶遇了琼。琼与埃斯特主要有两方面的联系，一是由于琼与埃斯特初恋男友的关系，算是埃斯特的一个“情敌”；二是琼同样因企图自杀而获救。埃斯特深知每个人的情感具有独特性，但她与琼的思想和情感却如此相近，这让她对琼产生了一种排斥情绪。加之琼在经历上比埃斯特丰富，因为她不仅具有同性恋倾向（这是埃斯特无法想象的），后来还比埃斯特早一步成功实施自杀。此外，埃斯特患了抑郁症之后，她的资助人并没有放弃她。在得知该资助人（一著名作家）在事业巅峰期也有过精神崩溃的病史后，埃斯特觉得一众为她提供帮助的人不过是要她学她们的样子作为报答，这些都是她无法接受的。

4. 冰冷现实中的做梦者

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社会的气氛令人焦虑和压抑。有学者从时代背景入手，揭示普拉斯作品中的政治和历史意识，认为在《钟形罩》中，普拉斯对卢森堡夫妇（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及艾森豪威尔总统等能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提及是她对当时政局的讽刺及对无辜牺牲者的同情。的确，普拉斯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是具有敏锐触角的，在《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中，她更是对人、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疑问，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如在谈到上述关于“梦”的宗教时，她写到，“现在有很多人会梦到被机器追赶或者吞掉……我时不时纳闷在滚珠轴承和轧棉花机被发明之前，人们会做什么样的梦”。而她自己的梦，却是“梦中之梦”。尽管她无力阻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梦的扼杀，但她至少要在物质社会中保持做梦者的超然态度。在《影子侠》中，她好奇人心中究竟藏有什么样的邪恶？正义如何能在如此邪恶的世界中获胜？其实，她早已不信奉上帝，并认为“整个地球似乎沉没在黑暗中”。在《普雷斯科特先生死的那天》中，她纳闷为何死者亲友要假装悲伤？她反感虚伪，这在《钟形罩》中埃斯特对巴迪“双重生活”的厌恶中可以看出。在《雪的闪电战》中，租下叶芝故居的她甚至感叹，“在一个又大又冷的城市，除了战争或者天气，还有什么能唤起如此的同袍情谊？”

这些片段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普拉斯的悲观态度及不满。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并未成为普拉斯生无可恋的直接原因，用父权社会在制度上和精神上对女性的压制来解释女性走向自毁的论点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正如《钟形罩》中埃斯特对琼自杀的看法一样，自杀是琼自己的选择/责任，与别人无关。埃斯特曾以无花果树的树枝末梢来表达她的愿望之多——一枚是幸福家庭，一枚是名诗人，一枚是大教授，一枚是大编辑，一枚是情人们，一枚是奥林匹克女队冠军。一方面，她哪一枚都想抓住；另一方面，她知道选择意味着失去。尽管如此，埃斯特/普拉斯仍愿意保持“在一个又一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展翅飞翔”的神经质。

普拉斯之死

笔者认为，埃斯特/普拉斯的“幽闭恐惧症”更多是来源于她精神上及思想上的自我禁锢。父亲的早逝给她留下的悲伤与遗憾，作为女性所体会到的身心上的约束，在创作生涯的瓶颈位遇到挫折及矛盾时的不自信及软弱，以及在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中所产生的悲观情绪……这些负能量共同作用于普拉斯。埃斯特/普拉斯在一次滑雪中有过退回母体的冲动，这反映了她渴望有一个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能实现自我保护的内在世界。于是，她在负面情绪的包围下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幽闭空间，将自己禁锢其中。

正如《钟形罩》中的琼一样，普拉斯最终还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人揣测这是与普拉斯的丈夫休斯的出轨有关，于是，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谴责休斯。然而，如果细读《钟形罩》，读者不难发现普拉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她对生命的思考。埃斯特/普拉斯宁可身体有毛病，也不愿脑袋出问题。她渴望重新开始，却发现“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以崭新的面貌开始的”，所谓的未来，也只不过是一连串的问号，“钟形罩”也许会再来。据普拉斯的一位朋友说道，普拉斯“似乎不能坐等生活向她走来……她要飞奔出去迎接生活，去促使事情发生。”由此看来，如果世界是一场噩梦，身体是个牢笼，普拉斯的死就是一种“逃亡”，一种胜利。她宁可在凡人无法到达的想象王国与“那个披红色斗篷的黑发王子”跳着华尔兹舞，也不愿空洞地唱着“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的葬礼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