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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成。在我国历史上，曾多次雕印。蒋维乔先生在《佛学入门四书·因是子佛学入门》一书中有着概要介绍。 北宋时蜀版《大藏经》
我国的雕刻印刷术起源在什么时候，已不能确定。据沈括做的《梦溪笔谈》里所说：“五代时冯道始印《五经》。”然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载，隋开皇十三年勅：“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这两句文字，可作为雕刻佛像、佛经的证据。由此可见雕刻术在隋代已经流行了。至于正式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当以北宋的“蜀版”为开始。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遣张从信往益州（今之成都）雕《大藏经》，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经过十三年而刻成。这是我国最初雕刻的《大藏经》，也是最精的版本。惜乎现在只有残本，较为完全的经、典很少见了。
宋太祖振兴文化，对于佛教之保护提倡，极其尽力。他知道唐朝是佛教全盛时期，翻译的经典不少，然未能汇集历来经典，印成全藏，是一种缺憾。加以五代的纷乱，佛典的散失也不在少数，这时若不从事搜集，以后更不堪设想。况且太祖统一天下，他的功业和唐朝开国时没有两样，这种发展文化的根本计划，当然要十分努力，突过前朝。所以这雕刻《大藏经》的大事业，到此就完成了。
这部经版，可惜没有完全的本子，内容已不甚可考。然据各家记载，全部有四百八十函，五千另四十八卷。字体、印纸，都极精美，现在从残本里还可考见一斑。这版刻成，影响到国外，日本、高丽、契丹等国都到宋朝来请求颁赐一部，回去仿照刊刻。所以这副版子，复做外国刻经的蓝本，就这一点，可以知道它的价值。
明朝的南北藏
明太祖微贱时，本来进皇觉寺做和尚，后来起兵，推翻元朝，为明朝开国的皇帝。他既是和尚出身，对于佛教，自然格外信仰。所以在洪武五年（1372年），招四方的名德沙门，集于蒋山寺（今南京之紫金山），点校藏经，预备刊印，在南京开雕一部《大藏经》，通称南藏版。总计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三十一卷。但这时在元末骚乱以后，旧版经帙，多已散失，缺乏校对的材料，所以南藏版脱误极多，且不免有杜撰的地方。后来成祖建都北平，因南藏版误谬太多，就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重新开雕藏经，到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刻成，通称北藏版。总计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六十一卷。然大体上虽比《南藏》好一些，也不见得十分完善，不过《南藏》每页是六行十七字，《北藏》每页是五行十五字，形式上行数较疏，字迹较大就是了。
清朝的《龙藏》
清代在满洲时候，本崇信喇嘛教，后来入主中国，就尽力保护佛教，自然也将雕刻藏经看做重大事业。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起，到乾隆三年（1738年）四个年头，刻成一部全藏，因卷端刻龙纹，所以叫《龙藏》。这部经是拿明朝《北藏》做底本，复增加新材料，总计七百三十五函，七千八百三十八卷。它的内容是比宋朝的藏经来得丰富。然皇家刻经的目的在于尊重佛教、流通法宝，并且前代既然有成例在先，为国家体面计，自应举办。但是当时经手校刊的臣工，未必个个尽职，所以这部《龙藏》，内容虽然庞大，也不能算善本。
《频伽藏》
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频伽精舍拿私人财力，排印《大藏经》，世人通称为《频伽藏》。这部藏经，用日本弘教书院的缩印藏经做底本，而用四号铅字排印，比底本的五号小字鲜明得多，便于诵读。总计四十函，八千四百一十六卷。但弘教本是拿《高丽藏》做底本，并拿宋、元、明三藏本，校对同异，标列上眉，于学术上最有价值。频伽本则不然，将校刊记另作数卷，附在经末，检查甚为不便。并且全书校对不精，讹误太多。
影印《续藏经》
佛教遭唐武宗会昌时（九世纪中）的厄难，经教散佚，各宗重要论疏，多流传于日本。海禁未开的时候，明末清初，虽高僧辈出，因为不能窥见昔贤著述，十分遗憾。到清末海禁大开，国人方知道各宗散佚名著十之四五尚存于日本藏经书院刊行的《续藏经》里面。民国十一年（1922年），居士徐文霨、蒋维乔等，发起影印《续藏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印刷发行，到民国十三年而成书。总计一千七百五十七部，七千一百四十八卷。
杨文会的刻经事业
此外还有单行本经典，是清末杨文会居士所发起的。我国向来佛经，只有全藏，绝少单行本，学者要从事研究，极为困难。文会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刻单行本经论，并手定《大藏辑要》目录，依据这目录，以次付刊。杨文会与日本南条文雄订交，托他在日本访求唐代以来散佚的名著，得藏外典籍二三百种，选择其中最好的，精校刊行，又得到日本弘教书院缩影藏经，据以校刊。文会一生精力，悉用在刻经事业，其手校出版的经籍，在他生前，已多到二千卷，校刊极精，便于学者。当时听见文会的高风而继起的，如湖南，如扬州，都设有刻经处。文会殁后，北平、天津也都创办刻经处，所印经典版本款式，都依文会成规，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大藏辑要》，所以文会在近代佛教的影响异常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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