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转）

                                          黄宝生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整合院内一些研究所中与梵文相关的学科研究人员，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实施这个项目。我们之所以勇于承担这个项目，是基于对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的认识。

   梵文是印度古代通用语言。印度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梵文文献和古汉语文献一样是留给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中国和印度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汉地，译经活动随之开始，自东汉至宋代，历时千余年。同样，佛教自七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译经活动持续至十七世纪，也历时千余年。佛教在印度本土于十二世纪消亡，大量的梵文佛经也随之流失。而中国却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有卷帙浩繁的佛经汉译本和藏译本，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汉文化而言，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释文化复合体。汉译佛经和中国古代高僧的佛学著述合称为“汉文大藏经”。它们与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形成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重视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儒家典籍在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始终是强项，理所当然。而佛教典籍自近代以来，学术界重视不够，已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弱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着手编辑《中华大藏经》，已经出版了“正编”。其文本采取影印的方法，并依据历代多种版本，列出“校勘记”，但没有同时进行标点工作。这是因为佛经的标点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中的难点，不能匆忙地全面进行。在汉文大藏经中，包含有大量汉译佛经，绝大多数译自梵文。因此，为了提高佛教典籍的整理质量，应该培养一批通晓梵文的人才，参与佛经的校勘、标点和注释工作。

   过去国内有些佛教学者认为留存于世的梵文佛经数量很少，对汉文大藏经的校勘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而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自十九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印度学的兴起，西方和印度学者重视发掘和整理梵文佛经抄本，先后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等地，尤其在中国西藏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抄本。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汉译佛经都能找到相应的梵文原典，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这样，但其数量仍然十分可观，超乎以往人们一般的想象。例如，在汉译佛经中占据庞大篇幅的《般若经》，其梵文原典《十万颂般若经》、《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和《八千颂般若经》等都有完整的抄本。又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入楞伽经》、《华严经》、《十地经》、《金光明经》、《阿弥陀经》、《方广大庄严经》、《佛所行赞》、《撰集百缘经》、《月灯三昧经》、《庄严宝王经》、《菩提行经》、《中论》、《大乘庄严经论》、《阿毗达磨俱舍论》、《大乘集菩萨学论》和《辨中边论》等等，这些重要的汉译佛经也都有梵文原典。因此，对于梵文佛经在汉文大藏经的整理和研究中能起到的作用不能低估，相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佛教学术界已经出版了不少梵文(包括巴利文)佛经校刊本。学者们依据这些校刊本从事翻译和各种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佛教研究论著，也编撰了一些佛教学术工具书。而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才注意到国际上利用梵文佛经研究佛教的“新潮流”。将梵文佛经引入中国佛教文献及其相关学术研究的先驱者是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和吕澂等先生。只是由于当时国内缺少梵文人才，后继乏人。然而，现在国内的情况和条件已有所改观，我们应该沿着他们开辟的这条学术道路，继续前进，有所作为。

  利用梵文佛经与古代汉译佛经进行对勘研究，有助于读解汉译佛经。佛教义理体现印度古代思维方式。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观和唯识，更是体现印度古代哲学思辨方式。它们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形态。而汉译佛经的语言对于现代读者，不仅有古今汉语的隔阂，还有汉译佛经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更增添一层读解难度。然而，通过梵汉佛经对勘，则可以针对汉译佛经中义理和语言两方面的读解难点，用现代汉语予以疏通和阐释。

   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不仅有助于读解汉译佛经，也有助于读解梵文佛经本身。佛教学术在印度本土已经中断数百年之久，故而对于印度和西方学者，梵文佛经的读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这与汉文佛教文献研究在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的情况类似。而运用梵汉佛经对勘，则能为扫除梵文佛经中的一些文字障碍提供又一条有效途径。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梵藏佛经对勘。这也是国际佛教学者在编订梵文佛经校刊本时，注重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的原因。而在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资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在梵汉和梵藏佛经对勘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对国际佛教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也注意到，近二、三十年中，国内汉语学界出现了一个称之为“佛教汉语研究”的热点。古代汉译佛经受梵文佛经影响，主要使用白话文体，较多采用口语用词，同时在构词、词义、语法和句式上也受梵文影响，在语言形态上出现一些变异，而有别于传统的汉语。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需要汉语学者认真研究和诠释。虽说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研究队伍中通晓梵文的人才还是不多。如果通晓梵文，直接运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就方便得多，可以避免有些不必要的暗中摸索和无端臆测。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通晓梵文的人才加入这个研究队伍。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学者能在大量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佛教汉语语法和词典，那么，不仅拓展和充实了中国汉语史，也能为现代读者阅读和研究汉文佛经提供方便实用的工具书。

   此外，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也有助于中国佛经翻译史研究。中国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无愧为世界上的“翻译大国”。在浩瀚的汉文大藏经中，不仅保存有大量的汉译佛经，也保存有许多佛经翻译史料。现代学者经常依据这些史料撰写佛经翻译史论。但是，佛经翻译史研究若要进一步深入的话，也有赖于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因为佛经翻译史中的一些重要论题，诸如佛经原文的文体和风格，翻译的方法和技巧，译文的质量，只有通过具体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才会有比较切实的体认。在这样的基础上撰写佛经翻译史论，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运用古代史料，并提供更多的实例，增添更多的新意。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佛教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有三大宗教：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婆罗门教（现在通称“印度教”）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耆那教也没有像佛教那样在印度本土消亡，而是传承至今。它们都留下了大量的梵文文献。除了这些宗教文献外，梵文文献还包含史诗、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诗歌、小说、语言学、诗学、哲学、律法、天文学、医学和其他科学著作，浩如烟海。其中，神话传说文献的数量称得上举世无双。印度古代的传统哲学（数论、瑜伽、正理、胜论、弥曼差、吠檀多和顺世论等）也在世界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以往研究印度古代哲学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大多是利用英文资料进行研究，能运用梵文哲学原典进行研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这门学科若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应该注意培养能运用梵文哲学原典进行研究的人才。而印度古代丰富的梵文文学，更是需要依据梵文原典进行研究。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脱离了原文，依据第二手资料从事翻译和研究，则如隔雾观花。总之，印度古代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宝库，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梵文人才投身其中。唯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中印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史的悠久传统。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项目正是适应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这方面的学术需求而设立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目前，这个项目的实施已经启动，主要开展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紧培养梵文人才。我们已决定在今年秋季开设一个梵文研修班。学制为三年，教学目标是让学员达到能阅读梵文原典，直接利用梵文资料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为此，我们已经编了一部《梵语文学读本》，内容包括一些梵文文学经典作品的原文和汉译以及语法解析，并附有全书词汇表，准备用作这个梵文研修班的教材。

同时，我们组织现有的梵文研究人员从事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注意量力而行，因为目前国内的梵文研究人才毕竟有限，总体实力还只能说是薄弱的。我们已经确定了一批研究课题，近几年中的研究重点，一是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二是印度古代哲学经典翻译和研究。我们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追求一时的速度和数量，学术成果成熟一部，出版一部。我们也会注意通过研究工作实践培养青年一代学者。我们既要抓紧当前的工作，更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梵文研究这条学术道路是艰辛的。《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项目的设立给予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也增强了我们的学术使命感。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认真实施这个项目，中国的梵文研究前景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