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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了白鸦兄，化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和心血，所创作的长篇巨制：有关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我的确感悟良多。其一他总能在诗歌理论的探寻之路上走得更超前、更自觉、更清醒些，其二从汉语诗歌史纵深的角度，阐明了“直接抒写”是每个时代“文学自觉”反映。更难得是他去北京的旅途中依然孜孜不倦、笔耕意浓地写完了其随笔的第八章节《唐代诗论和直接抒写》。姑且不论其创作的诗学随笔系列，在当今诗坛上究竟会掀起多大的理论风暴或旋窝吧，究其这样严谨、踏实、勤奋的探索精神，就是我们该学习的榜样。我有时暗想，诗人，中国诗人啊，实在该多出几个“敢为天下先、心怀凌云志”的白鸦才好。
在我阅读他这篇诗学随笔文章的意愿之初，就他的题目和其新立场的观念，我就有码点闲言碎语的文字冲动。任何历史的行进、文化的变革和理念的建构，都必然包含传承、更替和创新三个阶段。我觉得白鸦提倡的“直接抒写”这一个观念，并非是标新立异，而是结合了汉语诗歌史、以及中国漫长而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自觉传承和理念更新。虽是老酒新瓶，却在老祖宗五千年文化品牌的庇护下，在古色古香的屋檐下、小桥流水的深巷内，散发出历久弥香的新韵味。 我常在各地游览时，也常无心或有意地留念和流连于一些老旧的宅院和故居，从这些凝固的建筑、立体的构架中，你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时代，遗留下来的文风、习气、艺术和文化底蕴的爪痕掠影。那些不会开口说话的飞檐走壁、雕梁画柱和家具摆设，每一寸空间、每一尺构图和每一座风骨各异的庭院楼台，都蕴含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艺术传承和文明场景。我说的这些似乎和诗歌无关，然历朝历代的百姓，他们所生活、娱乐的场所，从来不会和建筑艺术割裂开。这就让我想到白鸦在2005年底，所倡导的“叙述策略”。他曾明确提出了诗歌写作的三要素——叙述、生活、诗意。若果真“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并产生诗意”，这就必然少不了“直接抒写”的理念，而每一个理念的提出，绝非空穴来风，就像老祖宗遗留下的每朝每代的美奂美仑的建筑本身，它们的存在都是每个时代“当下性”特征的最有力最立体的真实呈现。我们通过这些凝固的建筑，可以看到每个时代，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我又想到那副脍炙人口的《清明上河图》的历史画卷，是否这副画卷本身的存在，也是一种“直接抒写”这一理念的最漂亮、权威的历史佐证呢？！ 我深知自己，对于诗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无法广证博引，去诠释什么或解决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感悟，将直接抒写和白鸦提倡的新立场写作这个枝叶同体的理念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好。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诗歌，都会让生活本身发生关系和联系，生活的场景和事件，都会或多或少地直接进入诗歌。而当今诗坛或网络，我们只要随手翻阅解读，就能感受到这种写法和意愿，也可说已经是泛滥成灾了。那么这里我就要再次引用白鸦所倡导的新立场写作，其有关直接抒写诗学理念的七条总纲：一、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二、建立充满可能性的叙述；三、产生阅读的互动性；四、坚持当下性原则；五、产生诗意；六、不拒绝隐喻；七、不是狭义的口语写作。 或许，只有在这个统领性明确的七条提纲的提议下，我才会觉得直接抒写的理念，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和贯彻，并获得“老酒新味”犹如新配方的化腐朽为神奇的真实效果吧。因此，我们看待某个诗学理念的前提，就是不能割裂和断章取义地执行。白鸦这七条纲领性的“直接抒写”的新立场提法，在我看来，就是诗歌创作之路上，通达诗学最高殿堂的登天台阶。每个诗写者都可尝试着走走看，是否真能修得正果，实在要看各自的天分和悟性了。 我对他直接抒写随笔（二）中的这段言论，尤为欣赏：“直接抒写不排斥口语也不排斥意象，不依赖口语也不依赖意象。一个诗人，如果实现了汉语气场的突破，口语、意象等诸多手段对他而言本无分别，皆可随心所欲。”我在心底是非常认同和赞扬。当一个诗人突破了自身的语言、技巧、结构等诸多瓶颈和障碍后，一切章法、理念都不复存在或不再重要。他的确可以像武功的最高境界那般“无招胜有招”“心中无诗处处诗”，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撒豆成兵的境地，然则愿望好，真正做到实在是难以上青天啊。这让我想到老子的道德经四十五章所言：“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是否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事和诗人们，都是一剂警醒的良药和棒喝呢？！ （二） 就“思无邪”与“诗言志”这两个论纲，我也谈谈自己多来的心得和体会。小时候最爱阅读的两本书，其一是《诗经》，其二是《唐宋词赏析》。这几乎翻烂的两本书，陪伴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大概所有的女子，没有不喜欢《诗经》和寄怀展志、识情言趣的诗词吧。究其原因，女性大多偏于感性，日常也达情解意，更喜欢一些缠绵悱恻、优美煽情类的美好诗文。我也难脱其俗，想到自己最初写诗的意愿，也仅因情、因爱无所寄，于是寄情于诗，所以那时，比较唐诗和宋词，我更喜欢宋词一些。而其后的元、明、清词，对于自己喜欢的作者和词作，也几乎可以做到如数家珍。现在回想起来，估计也和“诗言志”、“词缘情”这两个论纲有关吧。自己是一个重情重性的小女子，打小就无什么宏大的志向，若说真有什么大志趣、大胸襟，或是前生携带而带、今世难舍的那一份侠胆柔肠的英雄气息吧。 其实无论“思无邪”、“诗言志”、“词缘情”，都逃不了“直接抒写”这一理念。通达罗马的大路小径，可谓有千千条，有时最短、最直接、最省力的就是最好的。将白鸦的第三篇有关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仔细阅读完，说心里话，我并不觉得他所提倡的直接抒写本身，在诗经和“诗言志”的论纲中，找了什么坚实的理论依据。换而言之，他不如举例一些诗经名篇，其中有许多直接抒写、朴实自然的好作品，或许作品本身的存在和举证，才更具有说明力和感染力。而我对屈子的《楚辞》的观感，更确切的评论，该是豪华版的直抒胸怀，才华横溢的喟叹，这其中也有“言志”和“缘情”。如果说直接抒写是一种诗学理念，那么几乎所有的文章的写作手法，包括抒情、议论、和叙事，都可采用直接抒写的理念。所以直接抒写的提法，并非创新，只是更翔实、更完满在古老文化传统的继承之上，加以丰满和发挥的。或者换而言之，这是白鸦一直高举的叙述策略这一前提范畴的，用直接抒写的理念的针线，对新诗题材、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所进行的一次旧衣翻新的工程。 其实就我感知，每个时代的诗人作家，都具有“直接抒写”的本能，也就是白鸦所说的：诗人的主体性，也即自觉性。我看白鸦的这十四篇诗学随笔，并非仅仅想看，他想在汉语诗歌历史中找到了什么，或者说他想通过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一次完整梳理，替自己的新立场写作和诗学理念，找到可以立足的踏实根基和论点论据。我更看重的，是他通过自己大量的阅读、整理和潜心研究，为诗歌理论提供了一篇思路清晰、才情洋溢、观点新异的好范文。这篇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它的价值和意义目前还不可认知，但我想它的存在，的确给许多诗坛新人和诗人，一个革命性的、方向性的引领。我们在阅读他诗学随笔的同时，的确可以同步梳理、丰满对汉语诗歌史古代部分的认知和感悟。 “乐府是未曾中断的直接抒写”这一提法，我也极为认同。乐府诗，以民间歌谣为主，但通过官方采集、润色，用于各种娱乐、大典祭祀等活动。从魏晋开始，一直延续到宋朝。对于白鸦关于汉乐府总结性的言论：“汉乐府做到了“浪漫抒情”与“关注现实”两不误，突出了诗人的个性自由，既表现出了《诗经》的自由，又表现出了《楚辞》的主体性抒情，属于典型的直接抒写。”似乎又给他直接抒写的理念找到了立足的好根据。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汉乐府，还是白居易的新乐府，或者广而言之，几乎所有的时代其诗歌和文章，都不可避免地会和“直接抒写”和“当下性”发生密切的联系和关联，那么我们现在的诗歌写作和诗歌理念，同样也是这样的传承和发扬。所需要更新的或许还是要回到语言、技巧和结构最根本的基础本身吧。 跟着白鸦的思绪，我再次重温诗经、乐府的朗朗气韵，重新认知“风雅颂”和“赋比兴”，对于他“赋”之高论，可谓心领神会。可以说以前我只知其一，赋之手法平铺直叙，但并没有把赋和兴联系起来，完整地理解。白鸦这样的理解和阐述，该是最精辟的总结：宋代诗论家李仲蒙的论述最精准。他重新给“赋”下了一个定义：“叙物以言情谓之赋”。“叙物”即是“铺陈其事”，这是“赋”的本意，但须结合“言情”才能有效，也就是说，“赋比兴”应该融为一体，方能谈得上直接抒写。 他点出古诗写作中的一些精要和弊病，那么多“别把”正可谓体现了作者的苦口婆心。同时也对自己今后的诗歌创作之路，提出了更明确的指向和纠正。 (三) 通过对古代诗歌历史理念的层层剥皮，白鸦从“赋兴”这一最基础的诗歌手法说起，在其诗学随笔的六中，完美地得出：“兴”的理念之演变，深度影响着直接抒写理念的兴衰。 他从“兴”的定义“托物起兴”出发，通过“兴”的理念范畴，随着朝代、历史、文化的演变，而不断扩展、丰满，我将其精彩的文字，浓缩成下面的这些，这段文字，实在是太精彩、宝贵了，我想大家和我一起浏览阅读，也一定会深有体会和所悟吧： 阐述了汉代的“兴”，强调托物起兴与美刺；魏晋六朝强调美刺，“兴”的重点由“托物”转向“起情”。强调“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到了唐宋至明清的各类诗论，则少说“赋”，主言“兴”了。这时的理论家们已经明白了“赋”非理想之物，不是直接抒写。唐代说“兴”的核心话题还是托物与美刺，但视角与以前迥异，陈子昂、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都的美刺之说，已落在文学视角，而非政治视角，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从汉到唐，对美刺的认识由政治视角演变为文学视角，即剥去观念外衣，还原生活常态，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值得一提的是，唐宋至明清的诗论，多将“比兴”混在一块儿论述。那么，“兴”与“比”的区别何在呢？关于这种区别，论者甚多，但要数清代沈祥龙的“比兴互陈”之说表述的最好最清晰：“兴”就是“借景以引其情”，“比”就是“借物以寓其意”。所以归结起来，“兴”与“比”的主要区别，其实就在于一个主体性的“情”字。 宋代诗论家李仲蒙，重新定义了“赋”，也重新定义了“兴”，他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李仲蒙不仅揭示了诗人接触客观外物而引起主观感情冲动的事实，还特别突出了“起情”。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亦有类似观点。“起情”之说可以追溯到屈原，是早期直接抒写理念自觉的核心内容之一。及至明代，“前七子”老大李梦阳主张官方学习民间。用今天的话说，他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多是“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所以他强调“比兴”源于真情，而真情即在民间。李梦阳说:“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如果把李梦阳的意思发挥一下，无非就是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场，无非就是新立场所说的“剥去观念外衣，表现老百姓无史可录的常态生活”。李梦阳的写作理想，就是直接抒写。 清代周济也是个头脑清醒的理论家，他论词，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观点，强调“托物”与“起兴”两者皆不执著，皆不偏废，这就很合理了；王夫之也说：“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此话非同小可，因为他已经触及到诗歌创作的随心所欲、撒豆成诗的境界，层次更高。 复古之说，其实都是在继承的前提下有的放矢的摒弃和接力的。所谓“以文为诗”，在今天或许可说诗文同理。诗歌的艺术手法、构思和布局，同样可以借鉴文章的手法、结构、标点、布局等技巧吧。“工夫在诗外”、“大巧谢雕琢”这些永远是写作者的金牌座右铭啊。 姑且不论唐宋古文运动，是不是一场直接抒写的运动，就白鸦对汉语诗歌史，诸多的诗学理念或主张能做到如此清晰和明了，我想已是尤为难得的诗学素养和理论学识。这就足够我们许多诗人好好地反省和学习的了。我们在写作的同时，有时必须要做到对某个理念、学术、手法和运动，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才好。 未完待续 2009年12月8日午时涂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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