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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博兴置县时间辨考

 东夷人士99999 2014-11-02

 

西周、春秋、战国时,博兴境域有齐国博昌、乐安、千乘等邑。后建置有博昌、乐安、千乘等县,后唐庄宗李存勖为避献祖李国昌讳,于923~926年间改博昌为博兴县迄今。博兴最早置县时间,有战国置县说,有汉初置县说,根据最新发现研究资料,博兴境内秦代已有博昌、乐安、千乘县,至于何时置县,或许还更早一些。今胪列相关权威研究资料,辨考如下。

一、战国置县。1993年版《博兴县志·建置》:“县域战国时期已开始置县。《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续山东考古录》以及《山东通志》《青州府志》和几种《博兴县志》载,境内从汉代开始置县。但地下出土文物及其它历史资料却充分证实境内置县时间应更早。1982年《文物》第三期载《秦始皇陵西赵背户村秦刑徒墓》出土瓦片影印件,刻有博昌居用里不更余博昌去疾等文字。秦行郡县制,可证此时已置博昌县。但这仍不是最初置县时间。实则,春秋时期境内已有博昌邑与乐安邑。《中文大辞典》载博昌,春秋齐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军事家孙武祖父田书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即其地。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考出战国时,各国都采用郡县制。可见,战国时期境内已置博昌县、乐安县。因秦无地志,故诸史、志书即适据汉志将博昌县、乐安县误断为汉置县。”由上可知,1993年版《博兴县志》遗落千乘邑,《战国策》卷十三《齐六》:(闵)“王奔莒,淖齿数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可证有千乘邑。

    二、汉初置县。1996年版滨州地区志(18401985)·建置》:“秦朝区境分属齐郡和济北郡。西汉境内置千乘郡,治千乘(今高青县东北部),隶属青州,领地为处于今高青县、博兴县及滨州市境内的东邹(东汉废)、高苑、建信(东汉废)、千乘、狄县、博昌、乐安、高昌(东汉废)、湿沃(又名漯沃,东汉废)九县和被阳侯国(东汉废);其余境域分属青州济南郡、齐郡、平原郡及幽州渤海郡。博兴县境西汉为博昌、高昌、乐安、利县、千乘、湿沃六县地。

2003年版《滨州地区志(19792000)· 建置》:“秦朝全境分属齐郡和济北郡。西汉境内置千乘郡,隶属青州,领地为处于今高青县、博兴县及滨州市境内的东邹(东汉废)、高苑、建信(东汉废)、千乘、狄县、博昌、乐安、高昌(东汉废)、湿沃(又名漯沃,东汉废) 9县和被阳侯国(东汉废);其余境域分属青州济南郡、齐郡、平原郡及幽州渤海郡。博兴境内西汉时期,置6县1国,即利县、博昌县、高昌县、乐安县、千乘县、湿沃县、延乡侯国。

2003年版《山东省志·建置制》:博兴境内“西周、春秋、战国为齐国博昌邑地(博昌城在今寨郝镇寨郝村南) 。西汉置博昌县(县治在今寨郝村南,以昌水其势平博,故曰博昌)、乐安县(治在今博兴镇)、利县(治在今博兴镇东南18公里利城村南),博昌县、乐安县属千乘郡,利县属齐郡。

上文中秦代“齐郡”,据王国维《秦郡考》云:“临淄郡,实齐郡之本名。”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即采用“临淄郡”之郡名。

综上可知,如同1993年出版的《博兴县志》所说,“因秦无地志,故诸史、志书即适据汉志将博昌县、乐安县误断为汉置县”的话,那么1996年、2003年分别出版的《滨州地区志》《山东省志·建置制》,是否也是“将博昌县、乐安县误断为汉置县”了哪?答案为是!实际是博昌、乐安、千乘秦已有此三县!!

三、秦代置县。1993年版《博兴县志》是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 “战国时,各国都采用郡县制。”(见之于该书第四章第七节189页)作为博昌、乐安是战国置县的主要依据2003年出版的《山东省志·建置制》有如下说:

如果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开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先河,那么,在春秋中叶以后直至战国楚、秦等国在新开拓的疆土上,打破血缘关系,由君主派遣官员进行直接治理而设立的“县”,则是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政区。然而根据现有史料,今山东地区的齐鲁等国却并未实行这种“县”制。前述管仲在齐桓公时代推行于齐国的“邑、卒、乡、县、属”的“县”很大程度是军事组织的一级,而且也没有真正脱离血缘关系的基础。虽然管仲、晏婴曾先后向齐国国君表示反对分封宗戚和向功臣封赏邑地,但齐国并未放弃都鄙制度和“封君”制度。因此,齐国的“县”与楚、秦等国由国君派员治理的“县”并不相同。《史记·乐毅列传》记载,乐毅率燕国军队攻打齐国,“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齐国地方行政区划史料,但可惜只是一条孤证,暂不能认定。即使能够认定,也只存在五年,不久田单率众大败燕军,“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田单被齐襄王封为“安平君”,仍是封君制度。至于鲁国,秉持周礼,自然也没有实行郡县制。

《山东省志·建置制》在概述中否定了山东有战国置县的同时,认为“秦王朝时在今山东地区的县份,因史料佚失已难确考,大致可考者有40余县。”该书在专门论述秦建置沿革时,言秦 共设50余县。” 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作璋《山东通史》,记载秦县可考者,约有54县,其中有千乘县,没有博兴境域的博昌、乐安等县。《山东省志·建置制》则连千乘县也没有。   

笔者考查博兴境域周围置县情况,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有关各县志书载:秦时置县的有博兴东南部临淄秦置临淄县,为临淄郡治西部高青,战国时齐国在古漯水两岸先后置千乘城,秦置狄县(治今高城西北),属临淄郡惠民秦置厌次县,属临淄。西南部邹平,西汉置邹平、梁邹、于陵、朝阳四县,统属济南郡;北部滨城,西汉武帝置湿(漯)沃县,属千乘郡;南部桓台,春秋为齐渠丘邑西汉东境为齐郡西安县,西境为千乘郡高苑县地。

诚如《山东省志·建置制》编纂说明云“虽有正史地志方舆图籍等可资参考,但或存歧见异说,或有所缺略,编纂者经过一定的考证之后,暂取是者是之,疑者存之,阙者阙之;释疑补阙,俟诸来日。”该书将博兴境域的博昌、乐安、千乘等列为汉置县,应属不当,博兴境域秦已有博兴、乐安、千乘县,释疑补阙,当在今日。

一是于秦县研究班固虽距离秦的时间较近,但在《汉书·地理志》中只列出十余个县。上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19122001)曾写过一篇《秦县考》刊于《禹贡半月刊》第七卷,对秦约300个县进行了考证,其中有千乘县。 

二是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1911~1992),费时近30年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年起公开出版,至1988年出齐,书中战国时期齐国地图中有博昌、千乘邑,秦临淄郡地图中有千乘县、博昌县,无乐安县。

博兴置县时间辨考

战国时期  博兴区域图                              (载《中国历史地图集》)

 

 博兴置县时间辨考  博兴置县时间辨考

秦 临淄郡                       西汉 千乘郡    (载《中国历史地图集》)

三是随着近些年关于秦县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秦县的进一步研究有了突破。1995年春,西安市北郊相家巷村民无意间在农田发现大批秦封泥。1996年底,在西北大学召开的“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2001年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公布了2000年4至5月间在相家巷遗址抢救发掘所得的全部封泥资料。自1997年至2004年底是新资料的集中公布阶段,新资料的公布引发了一个秦封泥的研究热潮,2000年5月,文博专家周晓陆1953~ 教授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路东之(1962~2011)将已经公布的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陆续入藏的秦封泥以及历代著录书中可确认的秦封泥汇集成《秦封泥集》一书出版,是当时搜集资料最全的著录专著。其后,《秦封泥汇考》《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秦郡县封泥的历史地理学意义》等大量专著和论文问世。秦玺印封泥的研究价值在于官制和地理地名两个方面,秦封泥补苴秦史的价值更加突显出来。秦郡县封泥对中国历史的佐证与补充。《秦封泥集》等各专著中考证有“博昌丞印”“乐安丞印”二方秦封泥,可证秦已有博昌、乐安等县。

博兴置县时间辨考 博兴置县时间辨考 博兴置县时间辨考

 

博昌                       博昌丞印                 乐安丞印  (载《秦封泥集》)

 

“博昌丞印”、“乐安丞印”二方秦封泥的发现及考证,一可纠《山东省志·建置制》博兴是汉置县之说;二可补《中国历史地图集》秦代博兴只有博昌、千乘县之说;三可补《山东通史》秦代博兴只有千乘之说。综合以上文献及考古发现,结论是:秦代临淄郡(齐郡)博兴境内有千乘、博昌、乐安县。

全国自2008年开始,由国务院直属的文史研究馆牵头编撰34一套《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此是代表当今学者观点和所能掌握的最新资料的乡邦文献。笔者自2010年从事《博兴文化通览》的编撰工作,于2011年底该书出版迄今,对博兴行政区划肇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研究,而草成该文。因受文献及考古资料等局限,得出不同时间置县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如同1992年出版的《邹平县志》持邹平是汉置县说一样,新发现的秦封泥中有“梁邹丞印”和“陵丞印”,以此即可认证邹平境内秦已有上列诸县。《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预计在2013年出版,主编袁行霈先生于2012年1月,先行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发表的《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总绪论》说:“中国从秦代开始实行郡县制,至今已两千多年了。”2012年出版的学术性和权威性兼备《山东区域文化通览》,是组织全省300余名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文化学术工程是对全省文化资源的大整理、大研究王志民主编在序言中亦论断“秦代,齐、鲁之地皆设郡县。”由此,置县时间,至迟不晚于秦代,将成为不争的结论,也必将为正在进行的全省第二轮修志所参考采纳。文章随时运,无日不趋新。随着新资料的发现,“释疑补阙”,将是文史研究的一项永远的命题。

(2013年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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