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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军最初在华活动是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扶桑”号铁甲舰（舰长伊东佑亨）和“天城”号炮舰（舰长东乡平八郎）与英、美、德三国军舰组成“协同警备”部队，前往上海保护诸国侨民及财产，使其免受中法两国征用或侵扰。
甲午战争后，日本侨民陆续进入中国内陆，散居在长江流经的各大城市。在汉口、沙市、重庆等长江中上游城市的日租界中，居住着日本平民，施用着日本法律，驻扎着日本军队，俨然一副“国中之国”的气派，简直让人无法辨识出此乃中国领土。随着日本在华权益的扩大、侨民和贸易额不断增加，日本相应增加了驻华警备舰的数量。1897年，日本向华北派遣军舰2艘（炮舰摩耶、赤城），华中派遣3艘（大岛、筑紫、高隆）；翌年亦向中国派遣常备警戒舰5艘，驻扎期为六个月。 1900年4月5日，北京日本公使馆副武官森义太郎海军中佐报告称“义和团侵入天津、北京，英美法德各国公使协议将各国军舰调至大沽口，并要求清政府在两个月内提出镇抚方略。”5月24日，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认为北京事态紧急，于是秘密命令常备舰队进入警戒状态。其时在华日舰有停泊在上海的“赤城”号炮舰，停泊于华南的“须磨”号炮舰和“筑紫”号巡洋舰，以及停泊于塘沽白河口的爱宕号炮舰。日本海军随后又紧急向华北派遣了“笠置”号巡洋舰、“须磨”号炮舰和“阳炎”号驱逐舰。这些军舰参加了大沽炮台攻防战，并向岸上派出了陆战队。此外，向上海派出“高雄”号、“八重山”号炮舰，增援停泊在那里的“赤城”号。当年7月，“八重山”号从上海出发巡视长江一线，随后停泊于汉口。 至1900年10月，停泊在长江中的外国军舰数量达到颠峰，其中上海有英国军舰6艘，法国4艘，美德各2艘，荷兰1艘；吴淞有英、德军舰各2艘，美、俄、意、日炮舰各1艘；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有英国炮舰7艘，美德俄炮舰各一。此后随着中国时局日渐平定，除了英美日法四国常驻的河川炮舰外，长江沿线的各国增援军舰遂陆续返国。
辛丑条约之后，日本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量继续增大，在华权益也日益扩张。因此需要向中国各口岸派驻更多的军舰，以炫耀武力、保护利权。当时日本驻华常备警戒舰多为海军中的二线老舰，比如1889年建造的“爱宕”号炮舰，1892年建造的“龙田”号通报舰（一等炮舰）等等，这些军舰一则舰龄过大（受当时工艺所限，军舰服役年限为15到20年，舰体即已不堪使用）；二则吃水较深，在长江枯水期时无法上溯至汉口以上江面，平时也无法越过三峡险滩前往重庆（当地有日租界）；三则各舰上所载火炮兵器也多为炮战和破交战所用，口径过大，射程过远，与常备警戒所担任的任务多有不合，因此日本海军在1901年造舰计划中安排了一艘专门的“外地警备用炮舰”，即海军吴工厂建造的“宇治”号炮舰。
此前的日本炮舰，如摩耶级、大岛级等等，都是以防御日本本土沿岸为首要用兵目的的，舰小炮大是其最醒目的特点。而“宇治”号则与之不同，更加类似英国海军的殖民地警戒炮舰，预备用于中国方面的常驻警备任务。“宇治”号是“大岛”号炮舰的改进型，吃水由后者的2.75米减为2.1米，以适应长江航道的状况。其长度为55米，宽8.41米，排水量620吨，安装2座舰本式水管锅炉、2座三气筒三胀蒸汽机，功率1000马力，航速13节，可载煤156吨。舰上搭有4门76毫米安式（阿姆斯特朗）炮、1挺陆军用机枪，3挺6.5毫米麻式（马克沁）机枪，乘员80人。
“宇治”号虽非纯粹的河川炮舰，但由于吃水浅的缘故，航海性能也算不上十分出色，因此长江下游及中国沿岸浅海是最适合其活动的地区。日俄战争期间，该舰赴华北、朝鲜沿岸及辽河下游作战，其后便一直配备于长江及华南各地，直至1936年4月降籍为特务舰（潜艇母舰），当年8月25日退役除籍。 由于“宇治”号的行动范围有限，无法保护长江上游的重庆、万县、宜昌等地的日本利益，因此1903年日本海军决定再建造两艘可以通过三峡浅滩的浅吃水内河专用炮舰。由于当时英国已经建造了多艘专门用于长江和珠江流域的浅吃水炮舰，且其操作状况良好，因此日本海军决定直接向英国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订购两舰，分别命名为“隅田”和“伏见”，在英国完工后拆解运来中国，在上海重新组装。
从外观上看，隅田级炮舰是一级标准的内河型专用炮舰，在结构上与普通军舰有极大的差别。为方便在枯水期的三峡段江面溯江而行，其吃水极浅，只有0.61米。为了兼顾吃水和舱面构造，隅田级只搭载了2门60毫米小型安式火炮，4挺6.5毫米机枪，还有1挺陆军用机枪。隅田级长44.2米，宽7.32米，排水量126吨，吃水0.61米，动力为2座燃煤锅炉、2部直立式二缸两段膨胀式蒸汽机，功率680马力，双轴推进，最高航速13节，载煤量25吨。全舰乘员数为44人，不过，由于吃水浅，无法将舰员居住区布置在舰体内，因此它和货轮一样拥有又长又大的上层建筑，远看过去好似二层阁楼。 为醒目起见，隅田级船身漆为殖民地军舰式的白色，烟囱和上层建筑为淡黄色，1931年改为乳白色（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各炮舰更换为隐蔽性更强的鼠灰色涂装），偶尔在舷侧书写“大日本兵船”五字，在中国内河中耀武扬威，自不必多提。
由于驻华炮舰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作为外交管辖权的代表、宣示国家权益，等于是移动的领事馆，因此虽然隅田级舰体短小，但是却有正规的舰籍（旧日本海军舰籍在战舰分类和重要性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年二等巡洋舰以下的舰种，因其体量过小，都不算正式的军舰），舰艏悬挂军舰才有的菊纹章徽。以其126吨的排水量来说，隅田级可以被称作是日本海军最小的军舰了。考虑到外交对等的原则，为了便于同中国方面相关官员交涉，隅田级炮舰的舰长编阶为相当于驱逐舰舰长级别的少佐，在发生涉及外交的突发事件时有便宜处分的权限。 “隅田”、“伏见”两舰于1903年11月运抵达上海，随后由当地的一家英国公司进行组装。三个月后日俄战争爆发，中国宣布中立，两舰的组装工程也因此搁置，直到战争结束，川崎船厂向上海派出技术师，两舰才于1906年4月17日重新开始组装，8月8日下水，10月1日正式竣工服役。 1908年12月，日本海军改定舰队编制，驻华中和华南的警备舰队被编为第三舰队，包括巡洋舰、通报舰、炮舰共计7艘，负责华南沿海、台湾海峡和长江的警备，同时还负责为日资轮船公司试探新的营运路线。1911年3月，“隅田”号炮舰开辟了经洞庭湖至湖南常德的航路，同年6月，宇治号从广州出发，溯西江抵达广西梧州。日本的轮船公司随后跟进，将深入中国内水的商业触手伸到了这些新的领域。当年5月，伏见号溯江航行，抵达重庆上游的泸州，在此之前，除英国外，其他各国炮舰和商船穿越三峡的尝试多因滩浅水急、触礁搁浅而失败。不过，虽然吃水方面没问题，但因主机功率过小，隅田级还是轻易无法通过三峡险滩，因此终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宜昌以下江面服役。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湖北武昌爆发兵变，汉阳、汉口亦起兵端。当时隅田舰正在汉口，随即向岸上派出陆战队，保护各国租界及领事馆区，驻华的第三舰队旗舰“对马”号炮舰旋即从九江赶来增援。“伏见”号此时在宜昌，上海有“秋津洲”号巡洋舰，广州有“宇治”号炮舰，日本海军随后又将“龙田”、“千早”号炮舰和第2驱逐舰队划归第三舰队，加强在中国内陆的海军警备实力。在革命军与清军交战期间，日舰向汉口租界、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江西铁路等“与日本有特别利害关系”的目标派出了登陆守卫部队。此外，根据1909年度计划建造的第二代河川炮舰“鸟羽”（隅田级的扩大改型），也由佐世保造船厂紧急建造完成，在1911年11月7日下水后置入浮船坞，由巡洋舰“笠置”号直接拖往上海。为驶过三峡江段，“鸟羽”的主机功率增至1400马力，增加了一组蒸汽机，变为三轴推进，最高航速15节。其武备为2门41式76毫米炮、6挺6.5毫米马克沁机枪、1挺陆军用机枪，乘员59人。其长度为54.86米，宽8.23米，吃水0.79米，排水量215吨。
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局势变得混乱，日本海军在1911年底决定再建造一艘用于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具备航洋性能的大型警备炮舰，即“嵯峨”号。该舰设计番号为E-9，是“宇治”号的改进型，吸取了后者武力不足、居住性不良、航速和适航性不佳的教训，采用长首楼舰型，增加了居住面积和旗舰指挥设施，其设计与当时中国委托日本建造的12艘江元型、楚泰型、永翔型炮舰大同小异。此外，其前主炮口径也增大至120毫米，左右两舷和舰尾各搭载1门76毫米四一式炮，标准排水量增至785吨，吃水增至2.31米。该舰于1912年1月17日在海军佐世保工厂动工，11月8日竣工服役，工期只有10个月，竣工后即匆匆派往中国，加入第三舰队。 与驻华炮舰半军事半外交的使命相适应，日本海军要求“嵯峨”号拥有能够直接与佐世保镇守府（离中国大陆最近的海军镇守府）进行无线通讯的能力，因此该舰安装了极其高大的主桅，用作发报天线。此前日本在华各舰的通讯能力都有限，比如隅田级在汉口发报时，其信号甚至不能到达九江。1911年湖北爆发革命时，为保持汉口至长崎之间的通讯畅通，日本海军不得不在大冶、安庆、芜湖、南京、上海、马鞍岛布置一系列炮舰和驱逐舰，依次收发中转。 1914年8月1日下午5时，德国对俄国宣战。日本驻德俄两国使馆核实此消息后，于4小时后经丹麦大北公司欧亚电报电缆传回东京，当时是8月2日凌晨。天亮之后，海军省和军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时局对策。当天晚些时候，日本海军大臣八代六郎中将致电驻中国的第三舰队司令土屋金雄少将，要求其旗舰——通报舰“对马”号（当时正在福建三都澳）火速回航上海，同时命令分布于扬子江和华南沿海各地的六艘日本炮舰（淀、嵯峨、宇治、隅田、伏见、鸟羽）也向上海集中。 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依据英日同盟条约，英国方面在宣战当天向日本提出“如欧战波及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攻击，期待日本援助。”8日，英国驻日大使向外相加藤高明提出“英舰队要于中国海击沉德舰队需费时日，故希望以日本舰队助战，搜索、击破德国伪装巡洋舰。”当晚日本内阁连夜开会，决定援引英日盟约，对德宣战，抢夺远东及太平洋的德国殖民地。 欧战爆发时，中国尚为中立国，依据国际公法，英国海军的三艘扬子江炮舰于7月31日在汉口解除武装。8月7日、8日，德国炮舰“青岛”号和河川炮舰“水獭号”分别在广州和南京解除武装。由于日本也面临参战的可能，土屋金雄就日舰解除武装问题知会了海军军务局。当时定下的原则是，第三舰队无法出航到外海的三艘河川炮舰在上海解除武装，其他军舰则在日本参战后迅速离开上海，出海参加作战。
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和中国水域里的德国军舰和一切武装船只完全解除武装，并在9月15日前将胶洲湾租借地移交给日本。18日，海军进入部分战时编制，第三舰队被编入战列舰队，于上海集结完毕。23日正午，日本以未收到最后通牒答复为由对德宣战，同时发布第三号《大海令》，指示土屋司令官“鸟羽、隅田、伏见三舰于上海解除武装；其他各舰火速进发，警戒上海以南香港以北之航路，负责保护通商”。
“伏见”号于8月21日在浦东海军基地内的三井物产仓库下锚，“鸟羽”号也于翌日在其上游抛锚。“隅田”号当时正在进行大修，也提前结束了维修工作，于24日开始解除武装。三舰上的天皇“御照”、“御敕”、机密文件、现金、士兵的随身被服和私有物品由舰上人员随身携带下船。除了留守人员必要的防身用手枪外，舰上的火炮、机枪、炮弹子弹、火药、无线电发报机的重要部件、经纬仪、甲板钟、全部信号旗和大部分被服粮食转移到“淀”、“嵯峨”、“宇治”等舰上。除此以外的其他设备（测距仪、探照灯、钟表、日用品、图书杂物、海图、医疗用品等）则存于舰内仓库中，并加锁防盗。舰上的蓄电池排干液体后干燥贮存，锅炉管道汽缸也排干了存水，以免锈蚀。 解除武装后的“伏见”、“鸟羽”、“隅田”三舰委托三井物产公司代为保管，各舰留下7名水兵（隅田为5人）作为留守队，各以一名上等兵曹为队长。这些人名义上都成为三井公司职员，身穿便服，通过上海日本总领事馆领取薪金并与海军当局联络。其他的舰员则从上海乘邮船归国。三舰的舰名标记全部用白漆涂成与船身同色，桅杆也卸了下来。8月24日，三舰离开第三舰队编制，成为佐世保镇守府的预备舰。日俄战争前夕购买的春日、日进两艘巡洋舰取代三舰编入第三舰队。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恢复实行无限制潜艇战，2月3日美国与其断交，并于4月6日宣战。此后中国也于8月14日参战。8月29日，三艘河川炮舰的乘员抵达上海，各舰升起军舰旗，重新武装。此后“隅田”留在上海，“鸟羽”与“伏见”分别前往重庆和汉口，与两地的英美炮舰一同执行警戒任务。12月15日，海军将三舰与“宇治”号炮舰和“千代田”号通报舰组成的第7战队重新编入第三舰队，承担长江流域的警备任务，防止北洋段祺瑞政府与南方广州政府之间的内战波及到在华外国侨民。为了确保汉阳铁厂对日本的铣铁供应，“隅田”号和“宇治”号对为该厂运送焦炭的汉冶萍公司运输船提供了护航，以免遭中国军队拦截征用或炮击。当年3月南军占领长沙前，在该地执行警备任务的“伏见”号曾派陆战队上岸安排日侨撤退至日本商船上避难。 1918年8月10日，第7战队改组为独立的“遣支舰队”，担任长江流域及中国沿海的警戒。同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遣华舰队又于翌年8月改编为直辖于海军军令部的第一遣外舰队，这一编制一直维持到193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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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号炮舰
淀号炮舰
龙田号一等炮舰
宇治号炮舰
隅田号炮舰
伏见号炮舰
嵯峨号航洋炮舰
1914年拘留于南京的德国炮舰水獭号，后由中国接收，改名利捷号
拘留于南京的德国炮舰“祖国”号，1917年被中国没收，改名利绥号
鸟羽号炮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