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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一向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遭到美、英、法、俄等国的侵略，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人民仇视外国侵略者，更痛恨和侵略者相勾结的幕府。农民和市民纷纷起义，开展“倒幕”运动；中下层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中的改革势力也投入了“倒幕”斗争。就在1月3日这一天发动了政变，由明治天皇召开有倒幕派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出席的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并责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和财产。1月6日夜间，德川庆喜逃往大阪、集中兵力反扑。内战爆发。
1月底，倒幕军在京都附近击败幕府军队，德川逃往江户。2月，天皇组织了讨幕军，由于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积极配合，倒幕军终于打败了比自己数量大3倍的幕府军，德川庆喜被迫投降，倒幕派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新政府。明治天皇废藩置县，将全国划为3府72县，消灭了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障碍，自此以后，由明治天皇主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日本历史上称作“明治维新”。日本因此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清帝国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而明治天皇的名字也成为日本兴盛和崛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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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播下罪恶种子：日本从此爱上战争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处境是很惨的，从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就纷纷向日本扩张，进入19世纪以后，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在列强的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欧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日本设立“居留地”，在“居留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自治，不受日本当局管辖，实际上成了国中国。正是由于明治维新，日本免遭了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命运，但日本从此却为在亚洲国家殖民播下了罪恶的种子。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打击可谓是空前的，本来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经历三十年，效果显著，但是日本称雄的野心，中国仍旧落后的局面，这场战争毋庸置疑的开始了。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其实日本的胜利和中国的落败都在情理之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教育，军事，交通，司法，都飞速越向更高层次，即使中国前九年勉强安稳缓慢发展，但这与明治维新的速度无法可比。
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使日本再也不可能把亚洲国家当作独立的主权国家来尊重了。因为从前在亚洲的俄国，也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败。1910年，日本干脆把韩国吞并，将韩国的统治权，“完全永久”归属“日本国皇帝陛下”。这种由明治维新培育的日本军国主义、大和民族优越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贯穿于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一次次武力扩张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刺激和推动作用，使日本更加信奉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侵略战争与国家目标、国家命运乃至民族前途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对战争的顶礼膜拜成了祈祷国运发达的同义语。早在日俄战争后仅仅几年，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的小册子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把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求发展的理念发挥到了顶点。[详细]
明治维新曾被看做改朝换代 遭中国人嘲笑生活欧化
对中国而言，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艰难行进，他们将每一次思想上的收获都付诸中国的政治实践，及时且必要的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向，明治维新的成功推进，学习西方并多有创获的维新思想以一种强势近代化范式的姿态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给与其隔海相对的同样遭受殖民枷锁和封建禁锢的晚清中国提供了发展和改变的新思路。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时，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已有近30年的历史。当时中国出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所特有的官僚买办阶级，同时随着半殖民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与官僚买办阶级相对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反应其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他们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反应也不一致。那时中国封建统治着和官僚买办阶级根本不重视明治政府的成立，把他看做是一般的改朝换代，直到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尤其是侵略台湾后，才开始引起注意，但他们仍认为明治维新是天皇夺取将军政权，明治政府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发展资本主义政策不切合日本国情，反对废阴历改阳历，嘲笑日本人生活欧化，而代表正在形成的民族资产这一利益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们承认日本明治维新，希望中国也走这条路，并通过各种方式介绍日本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经验，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日本学习思想上创造了条件。
1877年，先进的近代知识分子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赴日本，收集日本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黄遵宪在1885年撰写的《日本国志》中说：“福泽谕吉始译刊英文，名西洋事情，世争购之”。后梁启超有在《论学术左右世界大势》一文中指出：“福泽谕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起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十而六七也。”从介绍思想家出发，他们的思想也先后传入中国，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中国传播，特别是戊戍维新前后，他们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他们的思想无疑给处于苦闷和彷徨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线光亮和希望，他们负载儒家知识分子“治平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政治勇气，迫不及待的将自己思想上的收获运用于中国政治实践，影响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详细]
甲午战败击醒梦中人：明治维新成中国改革榜样
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殖民统治，国力由弱变强，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这打乱了清政府领导下的中国近代化发展方向，历史证明，洋务派推行的“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近代化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这为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处于黑夜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也从明治维新的成功中发觉到了中国的未来。康有为在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中强调：“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时隔三年后，他又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给光绪皇帝，在序中说：“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观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可见康有为从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中，找到了中国近代化的一种新路径。维新派强调向日本学习的着眼点是明治维新，梁启超提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最理想的榜样。他们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发动百日维新，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清政府效仿明治维新开始进行自我改革。政治上广开言路，经济创办国家银行，文化上废除八股文，派人出国游历，留学。军事上新法练兵，添设海军等，这些诏令虽然没有得到全方面的贯彻实施，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历史的发展，此时的戊戌变法为国家储备了人才，为此后一系列的中国在寻求救亡的道路上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同时他还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了知识分子维新向革命的转化，孙中山先生也是在这时受到了国内知识分子的重视，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关键前提。百日维新让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有了逐步的解放，人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不是旧中国的途径，只有通过全面的变法寻求一条出路。此外，民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维新派的“民权”的概念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民主”这一概念有了发展的基础。人们对政治的追求开始由“民权”向“民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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