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日本近代史略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一点与不列颠群岛颇为相似。但日本比不列颠群岛更加与世隔绝：日本列岛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却只有21英里宽。因此有人说，日本既离大陆非常近，近到足以从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得到益处；又离大陆非常远，远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
在近现代世界大舞台上，最早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是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而在东方最先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恰恰正是地处欧亚大陆东北端的日本。两个同为孤悬海外的列岛国家，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一个巧合。
日本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国土面积仅37万多平方公里，不仅矿产贫乏，而且经常遭受地震、火山和台风的袭击。同时它又是一个封建色彩浓重的典型东方国家。因此，日本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在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迅速具备足以同世界强国抗衡的实力，成为成功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唯一一个东方国家，确实令世界为之震惊，也着实值得世人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日本近代史略(1)
源起
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认为，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由于地壳变动，海面上升，日本列岛才逐渐成为今天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屿。但那时，大陆上的人类仍然可以借助季风的帮助横渡海峡，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他们很可能成为了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在这片原本荒凉的岛屿上开始播撒文明的种子。
海对面的"心之故乡"
由于日本与大陆隔绝，孤立闭塞，来往困难，因此其文明的开化时间要晚于临近的大陆民族。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但与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文化中还是具有更多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东西。这不单纯缘于地域上的与世隔绝，也因为日本民族对外来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一衣带水、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这种由地缘和历史融合而成的厚厚的积淀，使中日两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相互影响，彼此滋润。特别是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里，日本只同近邻的中国和朝鲜保持了较多的联系。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前，中国始终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悠久的文明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周边的众多国家和民族，其中当然也包括居于亚洲东北一隅的日本。日本被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中华文明成为它汲取智慧和养分的重要源泉。那时的日本人称中国为"心之故乡"。
日本近代史略(2)
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收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两千多年。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中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更包含了日本列传，详细记述了日本列岛风俗人情和中日往来的史实。
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如太宰春台所说，日本从儒学中懂得了先进文明的道德准则，"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4世纪中叶，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疆域，日本开始涉足朝鲜半岛，但多次出兵尝试均遭失败。这使日本朝廷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从而更加坚定了通过吸收先进文明以壮大本国实力的决心。于是从公元4、5世纪之交的应神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加紧了学习中华文化和引进物质文明成果的步伐。在此阶段，大量大陆移民在日本政府的招请下来到日本，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无数事实证明，日本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无不与这些大陆移民有密切关系。也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下，日本到公元4至5世纪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4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值推古天皇在位(593年~629年)，摄政的圣德太子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他先后4次向中国直接派出"遣隋使"，充分显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以人为师的诚意。日本也因此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公元618年，随着唐朝灭隋，中华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迅速呈现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令东亚各国羡慕不已，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年~894年，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随行的还有众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两国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为了更好地达到学习中国的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使命，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科技、艺术、宗教、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每个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高超技艺者。他们把从大唐学得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回日本。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历法以及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重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留学僧僧旻、灵云、惠云等人，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之一。经过大化改新之后，日本确立了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以均田制为蓝本的"班田收授法"，以府兵制为蓝本的"防人制"军事体制和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形成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特别是此后颁布的《大宝律令》，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被认为是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一直得以沿用。据考察，在大化改新所颁布的律令中，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多达420余条。难怪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所谓"奈良至平安时期"，也就是公元8世纪至12世纪末期左右，大致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日本近代史略(3)
在众多的日本留学生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堪称是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精研经史，博学多闻。734年他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归国，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和典章制度，深受日本圣武天皇的重视，官至右大臣。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这对于日本的文化传承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倍仲麻吕19岁赴唐进国子监学习，因成绩优异而中进士，被唐玄宗赐以"朝衡"之名，即为晁衡。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在惊闻晁衡突然去世的消息后，李白悲痛不已，做诗《哭晁卿衡》以示悼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李白对异国友人的无限哀思：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日本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求学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商人和工匠到日本去传播中华文化，他们同样为推动日本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他们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鉴真大师。他以66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仍然顽强实现了东渡扶桑的愿望，给日本带去了佛教经典和汉学知识，被日本人民赞誉为"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正是在这种密切交往的气氛中，中日之间的交流在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89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日本，不仅穿唐服、品香茶成为时尚，而且连唐人喜欢的马毬、相扑、围棋等体育活动，也为日本人所喜爱。日本学习中国之全面，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中国宋代，儒学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在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被推广到民间。一时间，日本各地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文化开始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自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７至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时所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消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宋、元时代，中国曾出现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而在当时的日本，中国钱币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联系和民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即使是元代，在蒙古大军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1247年、1281年），导致两国官方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民间的商贸联系依然相当频繁，甚至超过了宋朝。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了恢复。从1401年第一艘"遣明船"出发赴明，到1547年最后一次为止，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相继派出19次遣明使团。这些遣明使者主要由精通汉学的高僧担任。他们不仅完成了对明的朝贡任务，而且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不少佳话，尤其是与同时期出没于明朝沿海的倭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期间，大量汉文书籍被带回日本，给日本的汉文化发展注入了清新的刺激与活力。据说，崇尚"和敬清寂"之境界的日本茶道艺术就是在这时最终形成的。此外，明朝的印刷术、医学、礼仪、美术工艺、美食等等众多领域也都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对中国的入侵中断了两国的官方往来。此后尽管德川幕府曾为恢复国交而进行过努力，但都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但是，即便是在德川幕府锁国最为严厉的时期，中日民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也从未彻底割断。那时，在允许中国商船停靠的长崎港专门建有"唐人坊"。中国商人就住在那里，用中国文化点缀着那里的特殊情调。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就是中国情调。祭祀、节庆、饮食等都受到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影响。然而，随着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而作为幕藩体制理论的朱子学在克服现实社会的矛盾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动摇，逐渐为重实践、贵实证的西学所替代，儒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被削弱。到德川时代后期，程朱理学的地位逐渐衰弱，沉寂一时的中国阳明学思想出现了复苏。由于它提倡实践精神，适应了变革形势的需要，因此鼓舞了日本的一批社会革命家。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以及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都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成为日本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者。
日本近代史略(4)
幕府统治
从9世纪中叶起，日本历史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藤原氏外戚专政时代。这是日本历史上朝廷斗争激烈、变乱不断的时期。1190年11月，关东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再次统一全国，强迫天皇授予其"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设立幕府掌控国家政权。以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正式到来。从此日本政坛出现了双重政权体制并存的局面：在仍然保存天皇政权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平行的武士政权，利用天皇精神权威号令天下。这是日本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江户）三个幕府、共约700年的漫长统治。
镰仓幕府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庄园，而其阶级基础则是新兴的军事贵族阶层--武士。幕府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正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称为"御家人"。武士享有将军赏赐的土地，但并不从事耕作劳动，平时的生活费用由幕府分担，武士为将军服役，对将军尽忠。将军和武士之间以土地为媒介结成了主从关系，这构成了幕府时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镰仓时代，以皇室为核心的所谓"公家"政权开始衰落，而以幕府为中心的"武家"政权和武士阶层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镰仓幕府末期，即12~13世纪，日本进入了内乱不断、纷争频仍的时期。直到16世纪，日本历史的发展才又一次从分裂割据走向了统一。
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他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对于稳定和发展日本国内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也向海外迈出了侵略扩张的脚步。他于1592年、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觊觎中国，公然挑衅中华帝国的权威，结果均遭到惨败，秀吉本人最终也落得郁郁而亡的下场。总结丰臣秀吉一生的成败，应该说是强于内政而输于外交。他在日本战略能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就妄图实现侵占朝鲜、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战略目标，这种目标选择与现实能力的严重不符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可惜的是，许多日本人并未能从秀吉的失败中真正吸取教训，以至于历史的悲剧在300多年以后又再度重演。
1603年，德川家康接替已故的丰臣秀吉成为新的掌权者。他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史称德川（江户）幕府。经过苦心经营，德川幕府彻底清除了国内的威胁，将江户建成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时代初期，为了强化幕府统治，巩固中央政权，德川家康把全国1/4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将其余3/4的土地分别交给260多个"大名"全权支配，称为"藩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幕藩体制"。这种体制由幕府把持中央大权，地方各藩则由"大名"来管理。"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而幕府则通过各种措施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将军通过分封领地和提供俸禄，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了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的关系也基本与之相似。德川幕府还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等职。对于他们的选用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则按"士农工商"的身份加以区别，并规定各等级一般世袭不变，互不通婚。这样处于最高等级的武士阶层虽然仅占全国人口的10%，却统治着占人口80%的农民和10%左右的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在四民之下还有"秽多"、"非人"等，仅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居于社会的最底层。
16、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航海贸易广泛开展。这一浪潮也冲击着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它在给日本带来各种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出于对西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担忧和畏惧，幕府采取了一系列以"禁教"为主要目的锁国措施，加紧了闭关自守的脚步。从1633年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下五道"锁国令"，从开始的单纯以禁教为目的最终发展到全面的闭关锁国，不但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而且也禁止本国人出国，甚至不准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违者将被处以死刑。这一系列极端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彻底地与世隔绝，成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事实上，幕府对锁国政策寄予了厚望，希望借此实现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的目的，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局面，使遭受列强殖民统治的噩运没有过早降临。
日本近代史略(5)
尽管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是极为落后和不稳定的，但是依靠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推行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幕藩体制得以安全运行了近两个半世纪。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一国的落后而放慢前行的速度。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消极理念和做法尽管可能发挥一时的作用，但从根本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必然被日益进步和开放的国际潮流打得落花流水。
17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封建经济危机丛生。商人阶层崛起，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而与商人日渐富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下层武士和普通平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幕府对此毫无解决办法。而其自身的财政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农民、城市贫民和中下级武士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到德川幕府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在城市和农村都陆续出现。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开始打破，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动摇。1837年，在大阪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由于这一暴动发生在日本的经济中心大阪，因此极大地震撼了幕府统治。此后，幕府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都未能达到彻底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各地的农民起义与市民运动愈演愈烈，幕府统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黑船"事件惊醒众人梦
直到19世纪中叶，历经了两百多年锁国政策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而就在它闭关自守、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将恍如隔世的东方小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他写的《樱花歌》，将幕末日本孤芳自赏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
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
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
一朝枪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17世纪之后，率先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西方列强纷纷崛起。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它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而地处东方航线末端、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日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列强的视野。最先叩响日本锁国之门的是充满占有欲的俄国人。从1711年起，沙皇俄国先后派人到千岛、择捉等岛进行"探险"，并企图据为己有，由此埋下了日俄北方岛屿之争的祸根。1792年，俄国轮船"卡塔琳娜号"奉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命，携带着价值两千卢布的"礼物"，以护送海难中获救的日本人回国为由，抵达日本的北海道，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终因幕府的拒绝而未能如愿。此后，英、美舰船也曾多次前来交涉通商事宜，但均无功而返。
外国军舰的频繁滋扰使幕府更加惊恐，于是发布了更加严厉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具体行动就是加紧修筑海岸要塞和炮台，对近岸的外国船只一律进行炮击。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天朝大国顷刻崩塌的命运使日本充分认识了欧美列强的威力和锁国政策的局限。许多有识之士疾呼：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两年后，幕府废除了"异国船只驱逐令"，并吸收改革派的意见改进炮术，加强武备。鸦片战争给日本民众敲响了警钟，他们积极寻求维新图存的良方。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备受推崇。正如梁启超所感叹："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但日本寻求自保的脚步还是慢了许多。4条美国黑船的不期而至，扣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也惊破了看花众人的美梦。原来，在多次通商请求均遭拒绝之后，美国决定借助武力打开日本的国门。1853年6月3日，受美国政府委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士兵560人，闯入日本浦贺港。他在递交国书的同时以武力相要挟，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佩里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幕府官员怯于4艘从未见过的像山一样的庞然大物，迫不得已收下了美国国书，声明第二年春天予以答复。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以蒸汽为动力，冒着黑烟，因此佩里舰队叩关被形象地称为"黑船事件"。第二年春天，佩里率领7艘大船如约而至，以武力威慑迫使幕府于3月31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是近代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两港；供应美国船只水、燃料、粮食及其他必需品；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日本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一条约，美国成功地为海上航线开辟了重要的补给基地，"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而日本则在列强炮舰的逼迫下，痛苦而艰难地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日本来说既是噩梦的开始，更是衰弱到极点后再度走向强大的重要转折。
日本近代史略(6)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英、俄、法、荷等国也竞相涌来，如法炮制了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至此彻底告别了锁国的时代。对于日本开国的历史，明治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了评价，他认为："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其中"烈火"所指的正是"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1858年，在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的努力下，日美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江户条约》）。接着幕府又毫无例外地相继与荷、俄、英、法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以上条约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列强的开放程度，而且丧失了制定本国税率的自主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在"亲善"、"友好"名义的掩盖下，日本的封建社会制度面临全面解体，国家主权遭到损害，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
从"尊王攘夷"到"倒幕开国"
开国之初的日本，幕府的昏庸无能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使原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在民族危机和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早已走到尽头的幕府统治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大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逐渐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些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包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诸藩。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些藩通过改革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能够与幕府对抗的强大力量，在后来的倒幕维新运动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起初，改革志士还对幕府抱有幻想，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改革幕府政治的落后状况，唤起人们抵御外侮的勇气和热情。但是随着精神权威天皇和政治权威幕府之间分立的加深，改革幕府的企图招致了幕府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镇压。1858年9月，幕府突然采取行动，大肆搜捕、迫害尊攘派领袖，制造了所谓"安政大狱"，使"尊王攘夷"运动遭受沉重打击，并由此转入了低潮。这一事件让许多尊攘志士在充分认清了幕府反动面目的同时，开始认真反思改革运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安政大狱"中被捕的吉田松阴所说：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刑场上，他慷慨陈词：
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
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就义时，他年仅29岁。
正当"尊王攘夷"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一些眼界开阔的改革派志士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慢慢认识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所在，领悟到只有推翻落后的幕府统治，走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路，才能使日本摆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在他们的竭力劝说下，改革派逐渐摒弃了盲目排外的思想，将斗争目标由"尊王攘夷"演变成"倒幕开国"，而西南强藩也成为倒幕运动的根据地。
1865年春，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了武装倒幕的决定。在倒幕维新的大旗下，以长州、萨摩为首的西南强藩捐弃前嫌，很快结成了军事同盟，掀起了武装倒幕的高潮。他们的行动不仅得到了即位不久的天皇睦仁(1867年~1912年)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国等列强的默许或援助。1868年1月3日，睦仁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归天皇，并成立新的天皇政府。《大号令》对倒幕斗争的公开支持，无疑加速了倒幕形势的发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西乡隆盛的指挥下，于京都附近的伏见、鸟羽与幕府军展开激战。结果以少胜多，大败幕府军队，取得了武装倒幕的关键胜利。经过1年零5个月的战争，倒幕运动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场倒幕战争历史上称为"戊辰战争"。经过戊辰战争，日本彻底结束了延续700多年的幕府统治，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清除了维新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改革派武士在新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为下一步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日本近代史略(7)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即：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行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施政纲领和方针。尽管其中明显包含了封建保守思想，但其历史作用更为突出，它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在宣读《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向全国发布了天皇的亲笔诏书，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府的远大抱负。诏书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代表了天皇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呼喊。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理解以及扩展势力和影响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基本成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明治年代之后，为大正、昭和两代天皇所沿用。在当时的多数日本人看来，唯有实力和强权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木户孝允所说："皇国兵力不足以与西洋强国相匹敌，兵力未整之时，万国公法固不可信也。以公法为名向弱国谋利者不鲜也。故余曰：万国公法者，侵夺弱国之工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初年，日本就相继出兵台湾（1874年），并吞琉球（1879年），还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朝鲜（1875年）。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定都江户，并改称为东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句子。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沉寂多年的东方岛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从此，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历史。
明治初期的破旧之举
就在戊辰战争爆发之时，日本新政府以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起点，迈出了维新变革的步伐。当时，新政府中的改革派武士大都非常年轻，在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中，西乡隆盛年近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而木户孝允仅有34岁。他们凭借年轻人的热情和胆识，以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精神克服了治国经验不足的缺陷。新政府实行太政官制度，确保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明确规定："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由此建立了日本的君主专制制度。直到1885年，太政官制才被内阁制所取代。
早在倒幕战争进行当中，新政府已经开始了没收幕府封建领地的工作，为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建立现代国家进行积极的准备。在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首的改革派推动下，西南强藩率先提出了"奉还版籍"的请求。"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奉还版籍"就是把对藩属领地和人民的控制权交还天皇。1869年，明治政府宣布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的请求，并不再予以封授，同时任命原藩主为藩知事，负责掌管地方事务。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于1871年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将全国划分为3府302县，后又改为3府72县，至1888年并为3府43县。按照规定，府、县知事由中央任命；旧藩主一律迁居东京，享受国家的俸禄。这样一来，就完全剥夺了封建藩主所保留的对藩领的控制权，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政治上的统一，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了条件。1872年，在"废藩置县"的基础上，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了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解除了长期以来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同时，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日本近代史略(8)
幕府时代以来延续多年的封建等级制度，早已成为制约日本社会进步的积弊。因此，在进行"废藩置县"改革的同时，明治政府也逐渐废除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度，比如废除武士的称号和武士阶层曾经拥有的特权，改称他们为"士族"；将藩主、公卿改称"华族"；取消在通婚、迁徙、征兵和职业选择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限制等等，由此建立起较为平等的身份制。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移风易俗，而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经过改革以后，华族和上层士族日益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或官僚，而日趋没落的下层士族，则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
封建等级制度的改革对武士阶层冲击最大。明治初年，日本约有武士40万户，武士连同家属有近200万人。每年支付武士薪俸的消耗约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成为政府的经济负担。同时，这一封建阶层本身也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明治政府采取了渐进手段，取消了武士薪俸，彻底清除了武士阶层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改革触动了武士阶层的根本利益，引发了不满武士的多次叛乱。就连西乡隆盛、江藤新平这样的倒幕维新骨干人物，也加入了叛乱的行列。对于这些叛乱，明治政权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镇压。在平定西乡隆盛叛乱的过程中，政府军的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戊辰战争的损失，足见改革代价之巨大，也显见明治政府破除旧制、锐意改革的决心之巨大。素有"维新三杰"之称的一代英豪西乡隆盛最终战死沙场，倒在了不断前进的改革车轮之下。他个人的悲哀也恰恰反衬出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迅速崛起的脚步。
废藩置县的顺利进行推动了日本的地税改革。1873年7月，日本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等一系列改革地税的法令，但却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开始，明治政府企图通过暴力镇压，推行新税制，但收效甚微，于是被迫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才暂时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到1881年，日本的地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对日本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实现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确立了日本近代土地所有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积累，为政府发展工业和军事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提高了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日本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稳定了天皇统治的社会基础。地税改革也给地主加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从中受益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新兴的寄生地主阶级，农民们的租税负担却是有增无减。
总之，从新政府成立到地税改革的完成，明治政府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对封建幕府体制的破旧改革。尽管这些改革还不够彻底，也遗留了很多问题，但对于日本自身的发展而言，其积极因素无疑是占主要方面的。它为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扫清了障碍。日本的改革者深知破旧更需立新的道理，因此，在打破旧体制的同时，这些民族的精英分子也开始了探索强国之路的新的实践。
求知于世界
戊辰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可谓百废待兴。尽管一系列破除旧制度的改革都相继展开，使政府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控能力逐渐恢复，但日本如何实现强国梦想的问题，一时却难以回答。关键时刻，"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誓文解决了人们心中的迷惑，学习西方迅速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共识。在他们的全力推动之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热潮。
日本近代史略(9)
岩仓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息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岩仓使节团的规模之大，周期之长，考察之详细的确世所罕见。使节团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整理的资料，编辑了长达100卷、共2110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发行，在日本民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
尽管原定的修改条约的设想因阻力巨大而未能实现，但岩仓使节团还是收获丰富：不仅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日本与欧美的差距，从而坚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且通过亲身接触，确实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具体而实用的经验，寻找到了适合日本自身条件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考察过程中,使节团对普鲁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经验尤感兴趣。特别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所说的"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等言论,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以实力求强权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和法则。
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木户孝允等人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这无疑给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幅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就此展现在日本的面前。
师从西方
所谓文明开化，也就是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按照当时的理解就是要以西方为师，在教育、思想、观念甚至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明治政府最具战略眼光的决策之一。
日本历来重视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引进，这一点在中日两国古代的交往史上有深刻的体现。到了近代，儒学地位不断降低，使得日本逐渐加强了对洋学的引进。对日本影响较早的洋学主要是"兰学"，即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方近代文化。因其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适应了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兰学"书籍大量流入了日本。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日趋转向了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可以说，明治时代日本掀起全面学习西方的热潮本身就是文明开化的重要表现。
要文明开化，首先就要抓好教育。明治时代日本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近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早在幕府末年，日本的教育就已具有一定的普及程度，那时已经有专门以平民百姓为传授对象的"教谕所"、"寺子屋"，甚至还有教授洋学的学校。这些都为明治教育改革打下了基础。
岩仓使节团在赴欧美考察期间，倍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木户孝允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国家的教育改革，参照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还大力兴办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非常注重高等教育，到1918年，日本全国共有大学和专门技术院校118所；改变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和传统的教育理念，重视普及具有实用性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强调学问为立身之本，在《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中明确批判了认为"学问系士人以上之事，至于农工商以及妇女则置之度外，不知学问为何物"和"士人以上之少数学者，动辄谓为国而学，不知其为立身之基"的错误观点，大力提倡"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通过教育改革，完成了从"士人教育"向"国民教育"的重大转变。对出国留学制度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日本近代化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优秀人才。明治初期，政府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授，弥补本国教育资源的不足。1877年东京大学初建时，39名教授中有外籍教授27名。当时东京大学的经费占文部省总经费的40?9%，而外籍教授的工资就占了其中1/3左右，有的外籍教授工资甚至远远超过政府大臣的薪金。日本政府对于教育和人才的渴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近代史略(10)
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与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据统计，明治维新所颁布的各种法令中，内容有关教育的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这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得到了发扬，到1910年，小学教育经费已占地方政府预算的40%，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至国民收入的3%。日本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先进国家还要早。最初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警察督促家长送儿童上学。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经过35年的不懈努力，日本实现了6年义务教育制。1908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已达到97?8%。
文明开化之风也带动了日本近代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报纸、杂志层出不穷。现在依然畅销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都是在这时创刊的。1897年，日本发行的报纸杂志共计已达745种，1912年上升到2227种。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日本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信息、通讯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
明治时期，学习西式的生活习惯也成为文明开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在这方面明治政府的做法与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颇有几分相似，比如颁布《断发脱刀令》，要求武士剪掉长发，除去佩刀；提倡穿着西式服装；禁止男女共浴；改行阳历等等。特别是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希望以此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当时，政府在东京耗巨资建造了一座高档的交际场所，取名"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国贵宾。日本的达官显贵们经常携妻带女、洋装革履，来此参加为西洋客人举办的舞会、宴会等社交活动，史称"鹿鸣馆外交"。但是，这一做法招致了民众的极大反感，并最终随井上馨的辞职而宣告破产。有趣的是，当时很多日本人学习西方人吃牛肉、喝牛奶，以为牛性格迟重，可以增强人的耐力。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于许多社会变化还是一知半解，因此参与变革带有盲从性，但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其热情更是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文明开化也带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终于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担忧和反感。他们以文明开化伤风败俗为由，提出加强"忠孝仁义"教育的主张，使得以强调"忠君爱国"为核心理念的国家主义教育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很快，连发给小学生使用的《幼学纲要》中都充斥了忠孝仁义的学说。
1890年，天皇颁布了《关于教育之敕语》。这是一个集儒家礼仪道德和日本传统神道思想于一体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产物，核心思想就是造就所谓的忠孝良民。此后规定，每当节日庆典，全国学校都需集体宣读《教育敕语》，播放歌颂天皇统治的歌曲《君之代》，同时向天皇、皇后的"御影"鞠躬行礼。它使得一代代日本人从少年时开始就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成为忠实履行天皇使命的工具。《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文明开化尽管使日本成为了知识上和技术上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在思想上的某些方面，封建落后的种子却并未得到真正根除。
内治优先
如果说贯彻"文明开化"的方针主要从精神层面推动了日本的进步，那么"殖产兴业"则更多地是从物质层面使日本的实力得到了加强。工业的发展、经济的振兴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这是岩仓使节团欧美之行的最深感受。他们把欧美国家"内治优先"的发展经验带回了国内。1874年，考察归来的大久保利通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强调发展工业、增加物产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鼓励之力。" "如果时间不足，上下为衣食奔走，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有海陆军备之严，学校教育之盛，但徒属虚美，国非其国。"根据这一建议，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主要发挥国家干预的力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日本近代史略(11)
为了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首先根据考察得到的经验，设立了内务部，全面统领经济建设。将原属大藏省负责的资金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主导的铁路、矿山和机械加工业，以及司法省的安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利通担任，而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则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在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指挥下，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得以顺利进行。
筹措资金是发展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欧洲国家发展起步阶段的情况看，其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外，但日本直到20世纪初入侵亚洲之前，主要依靠的是国内资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1868年~1885年间，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1/5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尽管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税费改革、广设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等措施，提高了国家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大久保利通建议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农牧业、轻工业和海运为中心，推行经济建设，调整殖产兴业政策开始前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模式，同时加大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鼓励和支持，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1875年~1880年期间，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政府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出售官营企业，使之私营化的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1/7的价格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官办投资额1/10的价格就收购了兵库造船厂。
对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问题，明治政府施行了"拿来主义"的做法，通过从欧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设备、聘请专家和派出留学人员，迅速提高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改革初期，日本聘请外国专家、技师和技工，最多时达400多人，其中尤以工部省最多。1880年起，随着归国留学生和本国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日益增多，日本遂逐年减少了外国专家的数量。总的来看，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的方针主要是利用外国专利和技术来进行模仿性生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全新的科技产品。日本始终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本土化作为引进技术的最终目标。这种廉价的应用外国智力的方针，显然比直接引进外国的资金进行生产有效得多。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进口大国。
在国家的干预和扶持下，日本的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像三井、三菱这样的大型企业。它们凭借着同政府建立的亲密关系，逐渐发展成财阀、政阀，成为推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首先实现了轻工业的工业化。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以资本主义工业国的面貌在大清王朝的面前亮相。
强兵富国
富国强兵其实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梦寐以求的目标，明治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项治国纲领中，富国强兵被确定为建国的总目标，其他两项政策都围绕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这也更加凸显出其重要地位。日本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队建设成为当时日本压倒一切的任务。
早在幕末开国之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也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的内心。在恐惧、愤怒和羡慕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态下，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陷于矛盾之中：在被迫忍受并试图摆脱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同时，却又充满了将这种痛苦强加于其他国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因此对于日本而言，富国强兵政策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改变受列强压迫的局面，而是具有更深层的考虑，就如《五条誓文》所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正因为这样，"富国强兵"政策很快就演变为"强兵富国"。看似简单的文字调整，却显示出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转变。
日本近代史略(12)
其实，明治政府中要求走"强兵富国"路线的声音始终存在，特别是人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更是鼓动侵略的代表，他露骨地叫嚣："现今兵部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则在于外。"充分表白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在执掌了日本军队的大权之后，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也鼓吹发动了一次次对外侵略战争。
体制的变革是强军的根本。在认真研究对比西方列强兵制的基础上，山县决定日本陆军采用法国体制，而海军则采用英国体制。1872年，他建议政府取消了原有的兵部省，转而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彻底打破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开始实行近代意义上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这不仅使日本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常备军，而且确保了兵源的充足，为进一步扩军备战打下了基础。1874年，山县效法普鲁士的成功经验，在陆军省内设立参谋局，后将其改组并扩大为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成为统辖军令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侦察中国的地理和军事情况，着手为武力入侵做必要的准备。此后不久，又设立了监军本部，后改为教育总监，专司军队教育和干部人事之责。至此，形成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共同组成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军部"。这一系列改革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军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到19世纪末，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地位更加高涨，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超过了政府内阁，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最终确立。1874年，日本还参照外国经验建立起近代警察组织，成为维护国内安全、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力量，甚至在殖民朝鲜期间，也发挥了臭名昭著的作用。
提高军人素质也是造就强军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军人的素质，日本广泛借鉴欧美强国的做法，建立了各种专业军校，并聘请外籍教官负责训练，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带动了日本军人素质的整体跃升。在日本官方看来，效忠天皇也是日本军人必备的素质。因此，日本的新式军队称为"皇军"，意为天皇的军队。1882年，天皇颁布了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交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以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为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绝对服从天皇的领导，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这实际上提倡了一种盲目忠君的封建思想，企图以此主宰士兵的心灵，使他们成为甘愿替天皇卖命的战争工具。
在购买武器装备和引进先进的军事科技方面，明治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花费了大量金钱，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在引进过程中，日本十分注意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不断提高军事生产的自主能力。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工业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充分保障了日本自身的军事和国防安全。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已经掌握了独立设计建造军舰的能力；1883年，大阪兵工厂实现了火炮生产的自主化；1885年，在法国技师的建议下，日本建造了"严岛"、"松岛"、"桥立"三艘舰船，专门用于应对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巨型战舰。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本国的富强，这是近代多数西方列强崛起的"成功经验"。以西方为师的日本对此心领神会。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日益增强，明治政府逐渐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周边邻国，开始了侵略扩张的"富国之路"。
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台湾，在获胜无望的情况下，仍以外交讹诈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专条》。中国除向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外，还轻易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实际统治。当时旅居中国的一位英国人评价指出："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争，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清政府的举动不仅降低了大国的威信，动摇了长期维持的东亚封贡体系，也让日本尝到了恃强凌弱的甜头，看清了中华帝国外强中干的本质，从而助长了军事冒险心理。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从此改称为冲绳县。
日本近代史略(13)
1876年，日本以美国佩里扣关的方式敲开了朝鲜的国门，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从事实上否定了中朝两国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使日本势力进驻朝鲜，为日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做好了铺垫。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采取了掠夺式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把朝鲜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牟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大量套购朝鲜的金银，以增加本国的财富积累。据统计，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朝鲜运回本国的黄金约合835万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黄金总量的68%，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张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1882年，不堪忍受日本盘剥压迫的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高潮。愤怒的士兵和群众杀死了日本军训教官和亲日官员，发动了"壬午政变"。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平息了事态，同时也阻止了日本趁机吞并朝鲜的企图。日本国内便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煽动民众对朝鲜和中国的仇视，也为继续扩军备战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理由。山县有朋鼓吹说："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经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他还警告指出："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言语间，把强兵与富国自然联系在一起，似乎合情合理，却难以掩盖狂妄自大的心态和急不可耐的侵略本性。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扩军力度，提出："今欧洲各国远离我国，痛痒之感并不急迫，然而近察我邻邦之势，正在迅速勃兴，决不可轻忽。"无疑将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不仅加快了扩军的步伐，建立了战时大本营，还千方百计地搜集关于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战略情报。
为了扩大税收以增加军费，明治天皇亲自出马，召见地方官员，对征税进行动员指导，强调："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证贯彻执行。"从1887年起，天皇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1/10，用于补充造船费用。在政府的诱导和鼓励下，日本国内支持侵略扩张的情绪高涨，推动了扩军计划的顺利实施。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40%，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日本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1890年，已经身为首相的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开鼓吹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的所谓"利益线"理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保卫本国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国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在当时列强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利益线理论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为推行武力扩张政策而精心编织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理由。根据山县的要求，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日本立宪后第一届内阁对邻国外交的总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成为日本对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
当时的日本正陷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心浮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都空前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既符合其侵略扩张的战略传统，也希望借此达到转嫁国内矛盾的目的。
为了降低战争风险，日本急于寻求美英等列强的支持。而此时，美英也恰好希望借日本之力制约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双方各有所求，可谓一拍即合。日本借此良机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请求，得到了英国的同意。1894年7月，日英双方签订了5年后废止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日英新约》。以此为契机，日本与其他列强也陆续进行谈判，相继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于1911年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成为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奴役的亚洲国家。但从开始进行交涉至最终完成改约，日本足足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且是在以牺牲亚洲近邻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欧美列强青睐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也就在《日英新约》签署的第9天，即7月25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和朝鲜不宣而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一场战争，对于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
日本近代史略(14)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长期占领了台湾、澎湖和朝鲜，加紧了对那里的剥削和掠夺，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跳板；日本还深入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有权开矿设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日本从中国索取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加上掠获的战利品共计约合4?6亿日元，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从此，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蹶不振，而日本的国家实力则为之大增。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喜家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曾明确写道，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依靠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实现了与欧美国家的金融接轨，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募集了大笔外债用于发展经济和进行战争，这与实行金本位制有直接的关系。借助战争赔款，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备战。在此后用于陆海军扩的费用约3?1亿日元中，有大约2/3来自赔款。依靠从中国掠取的巨额财富和大量资源，日本国内掀起了兴办企业的新高潮。1894年，日本各种公司总计不到2900家，1898年就猛增至7000多家，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进步显著。1897年，日本创立了第一个大型冶金企业--八幡钢铁厂，其资金部分来自赔款，而原料铁矿石则完全来自中国。八幡钢铁厂投产第一年的钢铁产量占日本国内总产量的53%，钢材产量占82%。源源不断的钢铁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活力。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垄断组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财阀、政阀不断涌现，日本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受自身历史和经济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军事封建色彩。从此，好战的日本军部的新军阀们同热衷于追求利润的垄断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更加疯狂地投入了对外国的侵略战争。
近代天皇制
从古至今，日本国家政权的性质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3个阶段，但作为政体表现形式的天皇制却始终保持未变。天皇制因此成为日本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实际上，在历史沿革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制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运作形式，也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因此，了解近代日本天皇制是分析近代日本发展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编纂而来的日本国家发源史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即现出人形的神），神武天皇是日本天皇谱系上的第一代天皇。许多日本人据此认为，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的"万邦无比的神国"。事实上，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天皇并非总是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最高象征而存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进步的同时，也推动了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治初期，以天皇为首的神权专制政权曾经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因为一个超越于各阶级和政治力量之上的神权权威，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意志，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种专制统治毕竟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因此变革是迟早的事情。此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已经渐成气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日本启蒙思想的早期传播者。福泽谕吉素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他所著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书，较早地宣传了自由、平等和独立等思想。在《劝学篇》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其销售量达20万册以上，在日本影响十分广泛。
日本近代史略(15)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整个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都浮出水面。特别是破产农民和丧失了经济来源的没落武士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大，而新兴的中、小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对藩阀专制的政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享有的特权深感不满，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出于反对政府、争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要求而汇集到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19世纪70、80年代在日本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1月，因"征韩论"意见分歧而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爱国公党"，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设立国会，给人民以选举的权利。这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端。此后，板垣退助又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权运动组织"爱国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所谓"国会期成同盟"，号召群众以向天皇请愿的方式实现"开设国会"、"减轻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要求，从而把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最终不仅使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还迫使天皇在1881年10月下诏宣布于1890年以前开设国会、颁布宪法。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民权运动的兴起可谓忧心忡忡，担心欧美国家革命的历史会在日本重演，但是迫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又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如伊藤博文所说："当前世事的变化，乃宇内大势推动所致，非一国一洲之事端。"井上馨也断言："为了摆脱政府不能威服人心的危机，必须开设国会。"这反映出日本明治政府思想开化的一面，与身处"戊戌变法"浪潮之中的中国清政府相比，他们的确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锐意改革的胆识。
但日本统治者终究难以彻底摆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着手准备开设国会的同时，对自由民权运动也采取了分化瓦解和镇压的措施，使其最终走向失败。这也是导致日本民主政治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日本近代政党制度的起步和发展，也加速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立宪前的精心准备
为了兑现在1890年之前开设国会的承诺，明治政府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1882年，由伊藤博文率领的日本政府"宪法考察团"奔赴欧洲，又一次开始了学习之旅。其实，早在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之时，就对欧美列强的政治制度进行过研究。当时的考察结果认为,尽管英、法、美等国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在日本,既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
由于对普鲁士的发展模式和崛起经历颇感敬佩和亲切，因此，这一次伊藤博文重点考察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老牌君主专制国家的宪政情况，并认真请教了普、奥两国的法学教授，"充分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致旁落的大道理"。他认为：英国宪法中的国王只有王位而无统治权，这不符合日本的国情，而"普鲁士政府虽采众议，却有独立权"，"君主亲掌立法行动大权"，比较适合日本的情况。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考察之后，伊藤博文回国，决心以普鲁士为样板，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为此，他还专门聘请了德国的法学专家担任顾问，指导日本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与此同时，为防止在实行立宪后出现危及天皇政权统治的局面，老谋深算的岩仓具视又向政府提出建议："我国方今将制定宪法，首先必须巩固皇室之基础，以期在今天防止千秋万载之后大权发生动摇之弊。"日本政府在充分借鉴普、奥两国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
日本近代史略(16)
在经济上，为了保证皇权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避免受到未来国会和政党的牵制，"皇室的财产扩大到了和全体人民的财产相差无几的程度"。有资料显示：1872年，皇室的土地只有1000町步，1885年已迅速增至3?2万町步，1894年更激增至365?3万町步；明治天皇即位时仅继承了约10万日元的财产，到1889年宪法颁布时，他拥有的财产总数已达1000万日元。甲午战争后，明治政府从掠得的中国巨额赔款中，一次就拨出2000万日元给天皇。明治天皇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地主和财阀。在政治上，模仿德国贵族制度，巩固并扩大了日本的华族制度，封授了一批爵位，为加强统治基础培植了一个忠心维护皇权的权贵阶层。1885年重新改组政府机构，废除太政官制度，按欧洲模式成立了内阁制。此后不久，又设立了枢密院。内阁和枢密院均由天皇直接任命和领导，保证了天皇拥有超然于议会之上的独立地位。在思想上，以大中小学生和军人为主要对象，加强国家主义、天皇主义和神道思想的宣传和灌输，强化他们效忠天皇的意识。前面曾经提到的《幼学纲要》、《军人敕谕》以及后来的《教育敕语》都是在这种背景下颁布的。同时，政府还采取严厉的措施限制出版、集会和结社等活动，依靠国家强力阻挠民权运动、维护皇权统治。
通过这些措施，日本皇权得以扩大，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的权力得到巩固，宪法出台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日本宪法与近代天皇制的建立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宣读了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诏书，并把宪法授予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这一天是日本的传统节日纪元节，就是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选择这一天颁布宪法也的确是别有一番深意。按照宪法的规定，1890年日本国会正式成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七章七十六条组成。第一章全是有关天皇的内容，其中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之"等等。总之，天皇几乎将行政、司法、立法和军事统帅等一切大权集于一身，与专制君主相差无几。其中还强调："朕承祖宗之遗烈，践万世一系之帝位"；"国家统治之大权，朕承之于祖宗，并传之子孙"，以此表明天皇的地位和权力完全是因为他是神的后裔，具有神的权威，并且世代相袭，不可动摇。这对于深受神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宪法第二章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这里，宪法将日本国民称为"臣民"，在赋予他们种种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又明文规定："本章所载之条规，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表明为了保障天皇的权力，可以借故剥夺宪法赋予臣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宪法第三章是有关议会的内容，规定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天皇任命的特殊议员组成；众议院由选举产生，但对选举和被选举人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缴纳直接税15日元以上且期满一年、超过25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具有同样财产资格的30岁以上的男子，拥有被选举权。这实际上剥夺了贫苦百姓参与选举的权利。按照这一规定，1890年举行第一次选举时，获得选举权的仅有45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1?24%。这显然难以保证选举的公正与权威。
窥一斑而知全豹。由以上列举的这些条款不难看出，明治宪法其实是一部封建君主思想与近代西方立宪主义相互混合、相互妥协的产物。它一方面要"以皇室为中心"，以"使人心归一"，确保天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性和统治力；另一方面，又要赋予人民主要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定的权利和自由，以缓和对立情绪，稳定社会基础，反过来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宪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包含了强烈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封建残余思想。美国的日本学家赖肖尔指出："宪法自然是以天皇及其权威为中心的，因为推翻德川的理由就是要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但是，实际上大家并不是想让天皇统治，而只是要他使大臣们的决定生效而已。"〔美〕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一语道破了日本宪法的本质，天皇不过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
日本近代史略(17)
但明治宪法毕竟公开承认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建立了具有近代立宪国家特征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相互分离的政权体系，"古老的亚洲，从此有了宪法、议会、选举等等限制君权独夫专制的法制，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而明治宪法亦曾为当时亚洲其他封建国家的进步人士所憧憬或效法。"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以1889年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近代天皇制。
明治时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参与编纂《宪法义解》的穗积阵重，对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特征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天皇掌握着大权，但并非是其固有的，而是继承了神祖的权利；天皇作为日本国民大家族的最高家长统治国家；天皇遵循以近代立宪主义的原则为根据而制定的宪法行使大权，因此，日本是神政的、家长式的、立宪主义国家。历史证明，这种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日本，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符合了日本维护国内稳定和开展对外扩张的迫切需要，在集中权力、财力和人力建立近代工业、国防和教育，为推行侵略政策服务等方面曾起到残暴的、但"效果明显"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直接领导军部，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事问题，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天皇很少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的光环中，军部成为真正的"权力核心"。由于内阁中设有陆海军大臣之职，而两者又都听命于军部，因此军部势力自然地延伸到内阁之中，对国家政治构成干预。在近代日本的历史上，因军部阻挠造成内阁垮台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比如1912年，因西园寺内阁不赞成增设两个师团，陆军大臣辞职，而军部拒绝推荐后继人选,致使内阁垮台。由此可见军部在日本内政中的地位和影响。正是由于宪法赋予军部的特权，导致日后军部势力独大，从而造成军国主义泛滥，最终演变成殃及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灾难。所以，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政的延续和发展，其实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政阀、财阀的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和贵族实行的寡头专制。
武力扩张
甲午战争后，素有扩张倾向的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狂妄梦想，日本动员一切力量，甘冒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亚洲近邻发动了一系列的罪恶战争，最终走上了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之路。
日俄战争：两个强盗之间的争夺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日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为贪婪的强盗因利益争夺而必然导致的结果。为拓展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决定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动工。日本政府敏锐地感到这将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严重威胁，因此决心趁俄国立足未稳，夺取中国东北和朝鲜。
甲午战争的结局无疑使日俄矛盾更加激化。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庞大的中华帝国打得一败涂地，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而丰厚的战争收益更增强了它同其他列强进行争夺的信心和动力。但日本的迅速崛起和觊觎东亚的图谋深深地触动了沙皇俄国的神经。在《马关条约》中，原本有清政府答应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条款，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上演了一幕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搅和了日本的好梦。虽然日本获得了清政府支付的3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赎辽费"，但却被迫撤出了辽东半岛，将到嘴的肥肉拱手相让。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正是沙俄。日本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感觉蒙受了"千古未有之大辱"，决心卧薪尝胆，伺机报复。俄国策动的"干涉还辽"，将中国东北彻底拖入了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漩涡。此后十余年间，日、俄双方在中、朝两国境内又发生了多次冲突，矛盾对抗不断加剧，一场大战已经在所难免。
日本近代史略(18)
为了打败俄国，一雪前耻，同时更是为了扫清独霸东亚的障碍，日本又一次进行了近十年的战争准备。甲午战争，使日本国力今非昔比，用于军事的投入更是变本加厉。战后，日本每年直接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到1903年，战时兵力达到40万人，海军舰只的总吨位达到26万多吨，舰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沙俄此时也希望借一场对外战争巩固自己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地位，因此毫不示弱，不仅在辽东重镇修筑大量防御设施，建立军事要塞，而且积极向远东地区调集兵力和军舰。到1903年10月，俄军在中国东北的地面部队已达到12?7万人，两个月后增加到24万人，海军太平洋舰队也已进驻朝鲜和旅顺，舰只总吨位达到19?1万吨。双方可谓势均力敌，剑拔弩张。
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言称："日俄战争对于帝国而言，乃是前古未有之大事，关系国家安危盛衰，......故而不能不慎重考虑，以周密确定庙谟。"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对于日俄战争准备的重视。但俄国对日本却抱有轻视的态度，认为这个东亚小国国土狭小，兵力不足，财源匮乏，不过是虚张声势，曾有俄国官员轻言："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这种麻痹的思想给俄军的备战工作大打折扣。面对不断升温的日俄矛盾，英美等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了支持日本的态度，不仅为日本提供了总计4?1亿美元的贷款，约占日本战争军费的40％，而且还帮助日本购买了急需的舰艇等武器装备。这更加助长了局势的恶化，给即将点燃的战火添加了催化剂。
1904年，经过长期备战的日本决定对俄开战。2月8日夜，日本联合舰队在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以惯于采用的偷袭手段，分兵两路同时向位于朝鲜仁川和中国旅顺的俄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未经宣战就拉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日本的偷袭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以仅失6人的代价造成了俄军舰2沉3伤的重大损失，打击了俄海军的士气，从而迅速改变了日俄海军的力量平衡，率先争得了制海权。此后，俄太平洋舰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日本海军的压制下基本无所作为，这为日军迅速开辟陆上战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04年5月，日本陆军分两路经鸭绿江和辽东半岛登陆中国领土，接连在大连、辽阳、旅顺和沈阳与固守的俄军展开激战，前后历时10个月，以伤亡近15万人的巨大代价取得了陆上战场的最终胜利，把俄军残余部队赶到了中国东北的北部。
旅顺之战是日俄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残酷的攻坚战。旅顺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最大根据地，因此俄国花费巨资修建了一套完整、坚固的防御体系，设有大炮700多门，守备力量4?2万人。俄军总司令曾夸口说："攻陷旅顺，就连欧洲最强大的陆军也要3年时间。"为了啃掉这块硬骨头，日军任命名将乃木希典为主帅，率军攻打旅顺。开战前，乃木希典为自己和两个儿子准备了三口棺材，以此表明誓死报效天皇的决心。在战斗中，他为了达到目的不计代价，组织了5万人的敢死队，发动一次次的冲锋，结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经过155天的争夺，迫使俄军主帅意志崩溃，放弃了抵抗，日军才得以攻陷旅顺。为了这场战役，日军投入了13万兵力，伤亡6万人，俄军也死伤3万人。面对以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的胜利，乃木希典的喜悦之情完全被深深的愧疚和伤感所替代。他做诗感叹道：
皇师百万征骄虏，野战攻城尸成山。
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旋今日几人还！
就在陆上激战正酣之时，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正在紧急驶往亚洲水域的路上。原来，俄国国内在得知太平洋舰队失利的消息后，顿感震惊，立即派出了波罗的海舰队前来增援，企图挽回败局。但俄国舰队的行动早已被日本间谍通报了国内。所以，当这支劳师远行18000海里刚刚进入对马海峡，就遭到了守候在那里的日本联合舰队的迎头痛击。历时两天的激烈海战给俄国舰队历时7个月的航程画上了永久的句号。俄军舰船共被击沉19艘，俘虏7艘，逃跑时被中立国解除武装6艘，遇难2艘，仅有4艘舰船逃回到海参崴，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对马海战的结束，标志着俄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列宁在评价这次失败时认为："俄国海军彻底被消灭，吃败仗是注定的了"，"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1页。
日本近代史略(19)
由于日俄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俄国更是因为国内爆发革命而自顾不暇，因此双方在美国总统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根据条约，日本取得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俄国库页岛的南部，并享有了对朝鲜的占领权和中国南满铁路的修筑权，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
日俄战争开创了世界近代史上东方人打败西方人的先例。居于东亚一隅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纵论短长的霸权国家，令当时世界为之惊叹。从此，日本开始跻身于争夺亚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列强行列之中，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一次大战：日本的"天佑"良机
1912年7月30日，统治日本长达45年的明治天皇病逝。明治天皇死后，34岁的太子嘉仁即位，改年号为"大正"，取自中国《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的句子。日本从此进入了大正时代。
日俄战争结束后，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占领地区采用了怀柔政策，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缓解民族矛盾，消磨民众的反抗意志，同时通过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扶植傀儡和军阀代理人，干涉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搞特务分裂活动，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积蓄力量。在此阶段，日本依靠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使国内工业生产继续提高，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外债逐年增加，对外贸易连年入超的局面无法扭转，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摩擦又日益增多，加上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日本的经济、政治以及外交一度陷于低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图强占满洲乃至整个中国，进而称霸东亚的欲望更加强烈，它迫切需要再次获得一个契机以助其阴谋得逞。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消息传来，犹如给日本社会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连年逾八旬、患脑溢血卧床休息的元老井上馨都为之振奋，立即上书政府，讲明："此次欧洲的大祸乱，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良机"，必须趁此"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也认为："英国参战之后，即使战争继续下去，最后的胜利也在英国方面，就是最坏的情况也会是对英国有利的不分胜负的结局。所以日本参战没有什么损失。"还可以"抓住好机会，在世界上提高日本的地位，在东亚进一步巩固日本的立脚点"。一时间，"举国一致"的口号几乎成了朝野上下共同的声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成了日本的"天佑"良机，趁欧美列强忙于应付大战、无暇东顾的有利时机，日本当局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展开了大肆扩张。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趁火打劫，不仅出兵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占领了南太平洋的德属马绍尔、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等群岛。日本还趁欧洲战时经济萧条、物资供应紧缺之机大发战争横财。1919年日本的出口额比战前增加了2?5倍，黄金储备从1914年的3?5亿剧增到1919年的20亿，一改多年的入超而成为出超国，也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造船业和海运业迅猛发展，1918年造船总量比战前增加近6倍，从战前的世界第6位上升到世界第3位，而造船业的发展又直接推动了钢铁、电力等工业部门的发展。日本国内出现新的投资热潮，1914年~1919年，企业投资从25亿增加到400亿日元，公司总数从17000家增加到26280家，工业总产值也由13?4亿增加到65?4亿日元，形成了京滨（东京、横滨）和阪神（大阪、神户）两大工业带。1919年，日本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但日本工业和投机性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重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未能改变，1919年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仍占70%以上，而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仅占20%左右。
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在战争时期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禁运政策，以及北洋政府对铁矿资源国有化的实行，又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临危机，因而加速了侵略动机的恶性膨胀。1915年，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接受了旨在全面控制并最终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尽管"二十一条"的要求未能全部实现，但它所体现的基本路线却被全部继承了下来。
日本近代史略(20)
一战使得日本政府、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都发财致富了，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不升反降，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农民更是度日艰难，许多人破产流入城市或沦为佃农。1918年，日本爆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暴动--米骚动。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3个多月，波及了包括东京、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全国2/3以上的地区和1/4左右的人口，充分暴露了日本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所造成的隐患，也显示了战争催生的经济浮华背后所潜藏的巨大的社会危机。
随着一战的结束，战时空前膨胀起来的日本经济迅速下滑，大战期间积蓄的财力也很快消耗殆尽。1923年9月1日，正当日本政府为摆脱经济困境而一筹莫展之时，一场大的自然灾难又突然降临到日本的头上。这天中午，在日本经济中心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的大地震，引发的火灾和海啸将东京和横滨变成了一片废墟。这场灾难造成了日本财政损失达5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半的财政收入，受灾人口高达340万。为了救灾和重建，日本政府大举借债，从债权国又变成了债务国。
从1929年开始，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沉重地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也使得各列强之间、列强与殖民地之间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日本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这场经济危机引发的浩劫之中，令持续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危机期间，日本失业工人达300万，2/3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在政治上由实行政党政治转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加速推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军阀与财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所谓"军财抱合"的局面，对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战争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军事上，则积极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以武力扩大势力范围。
一战期间，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实力的增强和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政党在日本政治舞台上逐渐活跃起来。1918年9月，日本诞生了其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由此开始，日本进入了短暂的政党政治时期。1924年1月，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了"三派联盟"，提出了"反对特权内阁"、"坚决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等政治口号，发动了以维护宪法、反对军部和藩阀专制为目的的护宪运动。在议会选举中，三派联盟获得大胜，组成了联合内阁，使议会的作用有所增强。从一战结束后至1936年法西斯分子全面上台时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非选举的（元老、枢密院与军部）政府相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这无疑是日本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天生具有的保守性和妥协性的弱点，以及日本政治体制固有的军部权力过大、难以受到议会和内阁制约的致命缺陷，注定了日本政党政治的短命下场。它最终被军部法西斯势力所颠覆。这使日本错失了一次选择理性发展之路的有利时机。
从"华盛顿会议"到"东方会议"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将"维护和扩展在满洲和韩国的利权"作为"开国进取之国是"和帝国施政的方针，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类似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机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还成立了一支专门的军事力量--关东军，以此为工具，开始了殖民主义性质的"满洲经营"。为了排斥其他列强的利益渗透，日俄两国在东北亚问题上采取了相互勾结的政策。1907年~1916年间，先后签订四个密约，确定了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分割：日本灭亡了朝鲜，深入中国东北；沙俄则策动了外蒙独立，攫取了松花江流域的很多特权。
然而，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俄政府终止了同日本的分赃密约，使日本多年来在远东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盟友彻底消失，美日之间的战略利益矛盾则随之凸显。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仍不惜冒财政崩溃和与列强对抗升级的风险，大肆扩充军备，企图以此确保日本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1921年，日本军费支出达7?3亿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54?9%，陆军常备兵力达到21个师团，并朝着25个师团的目标扩充，海军已拥有各型军舰238艘，约86万吨，并着手建立所谓"八八舰队"，即舰队拥有第一线主力舰为8艘战舰和8艘巡洋舰，再配以第二线的辅助舰艇。这意味着日本将拥有可以与美英抗衡的一流的海军作战能力。同时，日本还乘苏俄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将西伯利亚和满洲北部的俄国势力范围纳入到自己麾下。
日本近代史略(21)
日本的行动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担忧和警觉，为了限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也为了重新分配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1921年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限制海军军备；讨论远东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会议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要求日本放弃追求舰船吨位与英美平等的权利。由于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还不能给英美以致命打击，在贸易和债务方面又必须依赖英美列强，因此被迫接受了条约的要求。但在军事力量遭到削弱的同时，却更加坚定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以武力对抗欧美强权的决心。当然，条约的签订也无疑向全世界宣告了日本已经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的事实。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还利用其大国地位对日本进行遏制，迫使日本退还山东，放弃"二十一条"的要求，接受"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关系原则。还强行拆散了英日同盟，使日本丧失了长期以来推行侵略政策所倚重的重要支柱。会议建立的华盛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起到了暂时的抑制作用，使日本陷于外交孤立之中。然而，这一瓜分世界的新体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短暂的缓和仅仅是新一轮疯狂角逐的酝酿阶段。从此，日本将美国明确作为了战略对手和主要的打击目标，日美矛盾进一步加深。
华盛顿会议后，由于受到美英压力、本国经济停滞（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和中国反帝革命运动兴起的影响，日本政府暂时服从了华盛顿体制的安排，采取了所谓"协调外交"的政策，并执行了一系列裁军行动。但日本政府决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裁军，而是把节省下来的大量军费继续用于军事上，不仅对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而且还新建了坦克部队、野战重炮兵种和空军。同时，日本对青年国民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把学校变成了军事训练的主要基地，还专门成立"青年训练所"，对社会青年进行军事教育。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曾吹嘘说，这种全民皆兵式的训练制度可以使日本军部掌握20余万正规军人，300余万复员军人以及数十万青少年。正是依靠推行这样一种制度，使日本不仅弥补了裁军减少的兵员数量，而且为以后大规模扩军、发动全面战争做了人员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叫嚷终止"隐忍之策"、转向"积极雄飞"的呼声始终不断，强硬派势力蠢蠢欲动，猛烈抨击政府的对外政策，鼓吹武力入侵中国。1927年，日本政友会总裁、老牌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一上台，就在对华政策上恢复了强硬立场。在他的主持下，日本召开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确定了所谓"满蒙分离"的方针，企图以武力达到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中国的战略目的。东方会议是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会议，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心打破华盛顿体制的约束，不惜挑起帝国主义战争，推行武力侵华的战略。此后，日本在中国连续挑起事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积极制造借口。
侵华战争：落日之路的起点
1928年，日本侵略者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希望借机推动"满洲独立"，达到鲸吞东北的目的。但身背国仇家恨的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的百般威胁和拉拢，毅然选择了东北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肢解中国的企图，最终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不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尖锐，这给了军国主义势力大显身手的机会，法西斯力量借机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日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思想和军国主义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北一辉、大川周明为领导的民间团体"犹存会"，成为日本最早的法西斯组织。之后，五花八门的法西斯组织日益增多，在民间形成了强大的法西斯势力。但是，对日本法西斯化起真正主导作用的不是民间力量，而是军部。根据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军队由天皇统帅，军部直属于天皇，不受制于内阁。由此开始，军部势力便经常凌驾于内阁之上。一战后，一些日本军官组成了"一夕会"、"樱会"等法西斯团体，其骨干分子包括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这些中国人所熟知的罪大恶极的人物。他们以效忠皇权自我标榜，要求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和发动对外战争。
日本近代史略(22)
20世纪20年代末，当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矛盾激化之时，军部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提出了具有欺骗性的"打倒财阀和政党"、"解决满蒙问题"等口号，接连实施恐怖暗杀活动，加快了军部独裁和对外侵略的步伐。1930年11月，在军部的唆使下，法西斯组织"爱国社"的成员暗杀了不顾军部阻挠、执意推行裁军计划的内阁首相滨口雄幸。而凶手后来竟被免予死刑并假释出狱，原因是全国上交了7万多份请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市场。
为了给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合适的理由，1931年7~8月间，日本先后制造了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和日军间谍潜入东北腹地的"中村事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此大事聒噪，渲染战争气氛。9月18日，日本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终于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第二年，建立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我国东北从此陷入日本殖民统治的深渊。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实质上是几十年来日本矢志吞并满洲、推行北进战略的必然结果。英美主导下的国际社会采取了实际上的默许和纵容态度，希望以此诱使日本对抗正在崛起的苏联。当时列席"国联"的美国代表公然支持日本的侵略，声称：日本为保护日侨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有美国记者甚至说：全世界都应该感谢日本在远东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国东北由此沦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和继续实施扩张的重要基地。
1932年5月15日，以少壮派军官为主体的军人法西斯分子，为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发动暴乱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等多人，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在这一事件的冲击下，日本政党政治宣告结束，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代表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日本政权开始向军部独裁过渡。1936年2月26日，1500名少壮派军人再次发动兵变，企图建立军人法西斯内阁。尽管兵变很快就被平息，参与者也大多受到了严惩，但军部势力却得到增强。同年3月，在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财阀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为首的新政府，内阁从此沦为军部的傀儡，任由军部操控。以广田内阁的成立为标志，日本近代历史上最反动的军部法西斯专政体制正式建立，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也渐渐形成。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召开会议，制定了新的《国策大纲》，提出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日本的根本国策。根据这一决策，1937年日本昭和政府以"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为开端，向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希望由此走上"大东亚共荣圈"的创建之路。此后，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和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掌权，日本与德、意结成了法西斯反动同盟，并最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们从以往的经验出发，狂妄地认为：两个月内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毛泽东则指出：时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的前夜。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事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日本的侵略激发了中华民族蕴藏的巨大潜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千百万中华儿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把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东亚的美梦打得粉碎。在亚洲广大受侵略国家掀起反抗高潮、世界反法西斯形势风起云涌、而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坚决地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进程。
启示
在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就日本而言，地缘政治要素对于其战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常体现为一种极为严厉的束缚；而精神文化传统的势力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经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战略的缔造并对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两种因素是如此强烈和与众不同，它们时而冲突，又时而交织在一起。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曾给日本的特定历史时期带来变革的动力与崛起的契机，也使日本的大战略表现出众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了违背日本自身根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根据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项合理的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给其战略手段与资源牢牢地带上物质性枷锁的同时，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却以近乎先验性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目标的形成。而目标同手段和资源之间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终是令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者们最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应变性与变革意识。特别是在外强入侵的危机面前，日本的领导层往往能正视地缘上和传统制度中的不足，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日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但在自身变革成功之后，日本民族传统的优越性与危机意识的矛盾结合又会再度打破维持战略目的与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维，从而引导日本走向歧途。
日本历来是一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度。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吁："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亚洲，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处理之。"他的言论表达了近代日本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做出的选择，也是日本崛起过程中基本战略谋划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脱亚入欧"的观念既推动着近代日本实现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梦想，也使日本逐渐偏离和平发展的目标，逐渐走向以邻为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
日本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并大体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亚洲国家。正如陈晓律先生所说，日本的崛起过程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即：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变革是由精英阶层推动的，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变革当中，国家政权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的政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最后一个特征正是日本成功的关键。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条件，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多少年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甚至尚未达到的。其中的成功经验如同日本"速兴骤亡"的短暂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样，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