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珂核心提示：我要说城市没有共识，是为了希望它有所共识，共识的前提是揭开面纱，如果否认隔阂的存在，那种遮遮掩掩自说自话便也毫无趣味可言。 城市建筑是朋克建筑师和效果图业主的媾和产物。 城市基础设施是数据假设和过时交通规划的呓语结果。 城市的社会结构是众生喧哗却无人倾听的退休聚会。 荷兰的建筑师库哈斯曾说，业界内不同主体群之间存在裂缝。这里的裂缝主要指的是一种沟通交流上的隔阂。他讲到这裂缝存在于三个主题群之间：客户、建筑师、建筑评论家。 放大该模型到城市：客户是城市投资者、建筑师是城市建筑的设计者、建筑评论家或者使用者是城市的市民。 当下，我国的城市问题依然要追溯到这类隔阂的分析。城市中最基本的要素乃是建筑物或者是各种城市空间，这些城市空间通过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完成实用主义的最大化，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按照定义是指比农村地区人口密度更高的所在。这种密度本身是实用主义的而非意识形态的。在古罗马城市中，为每个村落设置巨大的供水系统(古罗马供水渠)是不可能的，但在城市中却是可行的，集中的空间提升了设施的效率。 我们不禁要问：当提到城市密度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保持着最本原的实用主义？又有多少对于城市密度的批评和青睐是出于审美而非理性？ 最简单的事实是，预估城市的密度和基础设施的容量，并以预测结果作为基准来设计城市的容量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愚蠢。城市本身是密度的加法，但设计者却通过密度的减法来控制。殊不知，非常讽刺的是，当我们绞尽脑汁在“规划”上对任何中国城市进行密度的打压之时，欧洲的城市(例如原东德地区)却面临了“城市紧缩”——即密度不足的问题。密度不足明显意味着城市的消亡，“不足”绝非“过多”的反面，它们仅仅在字面上是互为反义的，但不要被语言(语言的本质不是意义而是符号)所欺骗。 所以，反省一下，我们有多少隔阂是来自有意或无意的语言欺骗？——创造新词汇，组合生僻词，抽象的哲学用语的无限套用，都使我们远离了问题本身而被符号所奴役。回到对城市问题的讨论，隔阂在于，城市正如城市的建筑学一样，充满了反信息或误导信息。“你在城市中所见到的不是你所得到的”，城市这一话题正如消费中心的琳琅产品或者电子荧光上的色彩斑斓。抱着看似全能的信心以为“城市为我所有”，但实际上不过是唐吉珂德一梦。 对于密度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分歧就大甚若此，那么，对于城市问题上更多的隔阂必然无处不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没有解决方法，而是很可能就“问题是否成立”就已经面临分歧。 城市作为一种事实所反映出来的巨大的隔阂仍然是隐秘的，但绝非秘而不宣的。恰恰相反，在城市的生长(建造、成形)过程中，这种隔阂是非常鲜明的，只是它不是语句式的而是图像学上的鲜明，这意味着解读权力的争夺，也意味着模糊的价值判断。 对城市的讨论恰恰反映了这种尴尬：城市的投资者(你)、建筑者(我)、实际操作者(居住并工作其中的他&她)之间互不了解。 我不能假装说我们真的互相理解，虽然在三者背后，所有主导他们思维的原则都是最简单的经济学。但正是因为利益的冲突才产生了尴尬的僵局。城市中所有的巨大项目，其形象、能效和所有权都是由“事实上”的“绝对少数”来把握的——“绝对少数”的划分可以通过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来体现——因为我国并不存在中产阶级；城市所有的建筑物都是被设计过的，由于我国城市中贫民窟不可合法存在，那么，可以说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建筑师设计的；而城市的居住者、获得了城市中空间的框架并修缮以活动其中的人则是绝对并绝对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中的一部分或许会把地铁和公交的难过经验反馈到网络评论上)。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语言和利益交汇？——没有共同利益交汇点的沟通是不可能发生的。 反映到简单的模型上，以房地产开发为例。投资者赚居住者的钱，居住者赚城市实业的钱、建筑者赚投资者的钱。根据绝对原始的经济学模型，居住者所生活其中的是建筑者的工作结果，而建筑者的工作结果由投资者付给报酬。结论是，建筑者不会为居住者的利益考虑，同时，建筑者的工作报酬并非由他们为居住者产生了多少利益来评定，而是由建筑者在多大程度上吻合了投资者的一切需求来决定。这就决定了三者唯一的共同利益交汇点只能是共享雾霾(事实上，雾霾的享用也是通过空气净化器的价格选择性分配的)。 这个结果是否像作家刘慈欣的宇宙社会学原理？不过，我相信“宇宙社会学”在近年的火热恰恰反映了它对我们当下社会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 我要说城市没有共识，是为了希望它有所共识，共识的前提是揭开面纱，如果否认隔阂的存在，那种遮遮掩掩自说自话便也毫无趣味可言。但有一点我最后要承认，我只说了这开头，没说出那结尾。即，我只指明了城市的问题在于城市毫无共识——指明了问题真正的所在，但解决方法我只字未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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