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正定县志》，发现在金元时期，我们正定人无论在杂剧方面(诸如白朴、尚仲贤、戴善甫、李文蔚、史九散仙、江泽民)，还是在医学方面(诸如李东垣、罗天益等)，都对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立下了卓著的功勋，其著作熠熠生辉，灿烂若珠。
这一耀眼的历史事实，对爱好歧黄之术的正定人，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佩之余，勉强试文，一者缅怀古人，二者引同道之玉。
一、李东垣筒介
李东坦，生于金大定20年(1180年)，卒于蒙古寿宗元年(1251年)，寿龄72岁。真定人，名杲，字明之，自号东垣老人。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
李氏家世富裕，以资雄于乡里。幼时聪颖，及长，通晓《春秋》、《易经》、《尚书》等典章。20岁时，因母病为庸医所误，乃捐千金，拜名医张元索(洁古，今易县人)为师，不数年尽得师传。
李杲学识宏傅，著作颇丰，撰有《医学发明》、《兰室秘藏》、《脾胃论》、《内外伤辩惑论》、《推明素部难经》、《杂病方论》、《用药法象》等书。临终前，曾以所撰书稿交与学生罗天益(即罗谦甫，真定人)，并说：“此书付汝，非为李明之，罗谦甫，盖为天下后世，慎勿湮没。”这种热诚为人类造福的强烈愿望，感人肺腑．令人钦佩。
在张元素脏腑病机学说和《内经》的有关论说启示下，他认为：元气之充足，皆内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土为万物之母”；脾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所以他竭力主张“调饮食，适寒湿”，使脾胃功能健全，强调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而当时社会却是战争频仍．人民生活颠沛流离，劳役过度，饮食失节，起居不时，精神情绪常处于惊恐不安状态，必然会导致脾胃虚弱；再加上有些医者偏执寒凉攻伐之剂，更加损伤脾胃。由于他临症多遇消化系统疾病，因而积累了大量经验与心得，化裁出一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方法，即分别补益上、中、下三焦元气，而以调补脾胃为主题，《补中益气汤》为其代表处方。东垣善于使用温补脾胃之法，故后世称颂他为“补土派”之良医。
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由于受当时条件和认识上的限制，李氏所著《脾胃论》，只重补脾胃之阳，而忽略养脾胃之阴，在治法上尚不免有偏。清代叶天士提出。养胃阴”的见解，补充了李氏的论述。
二、成功之由探微
金元时期，我们正定在文学方面出了一个作家群，在医学方面出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其本县弟子罗天益虽称不上“大家”，却也是身怀绝技的一代名医。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是黑暗的残酷的时代，我们正定出了那么多名人?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浓厚的强烈的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事业的成功，无非有顺逆两种环境。顺境易为人的成功提供良好的条件，促其速成；但在中国历史上，在逆境中成功者反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被处腐刑，乃发奋写《史记》。
在李杲出生前，正定就较早地落入了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蹄之下。
在政治上，金军对所占州县，肆行屠杀．逮捕反抗和有反抗嫌疑的汉、契丹人。对一般居民的出入都有限制，往来要有证件。又移住“猛安”、“谋克”户，对汉族、契丹族等筑垒监视，各家不许有武器，即使作饭的菜刀，也是五家合用一把，金军与“猛安”、“谋克”的上层分子对汉、契丹人民都是任意打杀．同时又大捉其男女，在耳朵上刺上“官”字，绑缚至各地作奴隶或出卖，最远的贩至蒙古、高丽等地，有的押至西夏换马。
在经济上，在金兵入侵前的一千五百余年，正定已是一家—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了。而在金兵入侵之后，私有耕地大量被圈占，农田变成了牧场．自由民变成了奴隶，典型的封建制变成了奴隶制、半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对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是一个严酷的致命的摧残。
史载：金军南进，沿途肆行烧杀抢夺，所到之处鸡犬不留，闾里为墟城。昔日的良田．变成了蒿草丛生、狐兔出没之地，昔日的自由民，有的沦为奴隶，有的逃亡，有的整日提心吊胆地在金军鞭长莫及的地方从事生产，并随时准备逃亡。商业几乎停止。正定早已兴旺起来的手工业，均被女真贵族统一起来，成了奴隶制的作坊。即使没有逃走的手工业者，也已隐姓埋名，改操他业。
在文化上，自金至元初，都对汉族的文化人采取排斥、压抑的政策，首先是废科举制度。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竟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马志远在他的《蓉福碑》中，为此说添了注脚：“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
金不许汉人做官，元朝官员多用蒙古人和色目人，排斥汉人和南人，因此“有钱的无才学，有才学的却无钱。”“现如今那栋梁材平地上刚三寸，你说波怎支撑那万里乾坤?……都是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知识分子对这种局面是深恶痛绝，恨之入骨的。深受“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已者死”等懦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要诅咒这个现实：“这一伙魔军，又无其功勋，却着他画戟朱门，列鼎重烟，赤金白银，翠袖红裙．花酒盈樽，羊马成群．有一日打算衣绝禄尽．下场头少不的吊脊抽筋。”更有直言者：“你也不是我的君，我也不是你的臣。”可见知识分子与金元统治者尖锐对立的情势。
处于“九儒十丐”低下地位的知识分子，总要找个出路。—部分人工于词曲，一部分人博极医源。达也是李杲成功的客观因索。
在李杲五十四岁时，即1234年元灭金，正定的情况并没因改朝而好转。只是元灭金后的十七年，李杲谢世。李杲的成长，学术思想的形成，主要在金。
金和元的反动统治，给中国社会的生产与文化以空前严重的摧残，给人民的生活与生命以空前的痛苦和危害，不只是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且起了逆转的作用。它虽然没能把历史的车轮扭转，但至少是斩杀或削弱一些前进的因案，并且以极大的暴力，在中国封建制的地盘上，强行建立其奴隶制的点线生产，进行奴隶制、半奴隶制的压迫和榨取。
这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我们认为，除宋廷组织的抗金与抗元的势力外，人民群众自发的抗金与抗元的势力．还有两条战线：一是农民的武装斗争，在李杲20岁前，就遇到周元儿核导的“红袄军”对金的战斗，农民军一度攻克了深县、安国、束鹿、安平、无极等州县。二是知识分子开展的战线。有的用诗词、杂剧揭露金和元的黑暗统治，宣扬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而易县张洁古，河间刘完素，正定李杲、罗天益，赵县王好古〔李杲的弟子)等，则用医术为人民解除疾苦，以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李杲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优秀知识分子。据《中国医学史讲义》裁：李杲“住宅有隙地．建书院接待士人；有贫困者．尽力周济。求和中(1201——1204年)闹饥荒，人民多流亡，李杲极力赈救，救活者甚多。”由此，则可证明李杲的为人.
三、补中益气汤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这样几句话: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指河间人刘完素)，杂病用丹溪。由此可见李东垣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和他对祖国医学的贡献。
为什么李东垣独重脾胃，能写出《脾胃论》和补中益气汤，开“补土派”之先河？简单的说，就是李东垣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遇到了那种特定的病，才有那种特定的贡献。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说“东垣生当金、元之交，中原扰攘，士失其所，人疲奔命，或以劳伤脾，或以忧思伤脾，或以饥饱伤脾，病有缓急，不得不以急者为先务。”前贤之论精当，无须赘述。
补中益气汤疏于汴梁，李杲是为避战祸而逃到汴梁的。1232午，元军南下．京师被攻近半个月．解围之后，人民得病的很多，医生们乱投药，死者小可胜计。李杲目击心伤．力陈诸医之失．指出人们在围城中朝饥暮饱，为劳役所伤，一旦事态安定下来，饱食太甚，于是疾病大作，这是饮食失节，巾气不足之病，应当补而不应当泻。世俗之医将中气不足，误认为是外感风寒，岂不谬乎？因此而疏补中益气汤，专治饮食劳倦，虚人感冒，
李东垣说：“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考补之。”“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耳！今立补中益气汤。”
本方以黄芪益气为君，人参、白术、炙草健脾益气为臣，共以收补中益气之功。配陈皮理气，当归补血，均为佐药。升麻、柴胡升举下陷清阳，为补气方中的使药。全方配伍大意，一是补气健脾以治气虚之本。脾主四肢、肌肉，脾虚则肢软体倦，神疲乏力。脾胃虚则谷气不盛，阳气下隐阴中，故见发热自汗，脉洪而虚，大便稀溏，少气懒言。二是升提下陷阳气，以求阵浊升清。脾主升，胃主降，脾胃调和，升降有序，水谷精气生化有源，脾胃气虚诸证可以自愈。中气不虚，则升举有力，凡下脱、下垂诸证可以自复其位。或问．一帖补中益气汤何以费此笔墨?清人陈土铎说：“李东垣一生学问，全在于此方。”可以打个比方．一代名将贤相，一生能救活多少人？他们虽然名垂千古．但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后人却很少看得到，摸得着。而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当时活人甚多，垂今700余年．此方不仅没有泯灭，经后世医学增减，治疗范围越来越广．且其效如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李东垣对人类的贡献，远在一代名将贤相之上。可惜世人对古今将相，知之者甚多；而对李东垣知之者甚少。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其责任在我们正定，我们对自己的老乡宣传的太少了。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将此方化裁，去当归、陈皮、柴胡，名为举元煎，用治气虚下陷、出现血崩血脱．亡阳垂危之重证。
清末民初，名医盐山县张锡纯，依此方拟出升陷汤，用治胸中大气下陷，气促急短，呼吸困难．脉沉迟微弱，或参伍不齐。
明代太医院吏目龚廷贤，用此方去升麻柴胡．加炒枣仁治常人汗多．又治失眠不寐。虚火上炎加玄参；阴虚生火加黄柏知母；阴虚该多加贝母；泄泻去当归，加白茯苓、泽泻、白芍；手足冷或腹痛加附子；心刺痛重用当归，加白豆蔻；用心太过，神思不宁，怔仲惊悸加茯苓、枣仁、柏子仁、远志、石菖蒲；咽于加葛根和天花粉：精神短少倍人参，夏加五味子、麦冬；梦遗加龙骨、牡蛎；头痛加蔓荆子．痛甚再加川芎：腰痛加牛夕、杜仲；脚弱加木瓜、防巳；五心烦燥加生地；气浮心乱与朱砂安神丸并服。
据1974年《新医药学杂志》第十一期载，纯用本方加味(茯苓、山药、山楂、郁金、枳壳、内金、大枣)，治疗胃下垂一百零三例，经15-60天治疗，全愈五十四例，显效二十五例，有效二十二例，无效二例。随访二十一例，二年以内均无复发。
总之，李东垣将造成内伤脾胃的原因概括为三条：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具体说，大喝大饮造成的“饮伤”，饥饱失常造成的“食伤”，以及药物失当导致的“脾胃复伤”等，属于“饮食不节”造成的内伤；又论述了由于战乱奔波，脾胃损伤，属于“形体劳役”造成内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结果损伤脾胃，属于精神刺激造成的内伤，他还认为这几种因素是错综交织的，而精神因素在发病过程中，常常起着先导作用。由此可见，他对病因的分析，具有时代的特点，是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的。金元战乱，野蛮统治，精神摧残，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灾难深重。他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对于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治学方法，也应给予高度评价。
出于我们才疏学浅，手头又缺乏资料，所以对李东垣的认识是初步的、肤浅的。但愿这样一位伟大的医学家，为继承、发展祖国医学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医学家．不因我们的拙作而受损。对于轩歧之术来说，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因此，谬误之处当所难免，敬请同道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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