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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中的塞维尔亚军队 01. 巴尔干半岛上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就像是一群受压制要反抗的孩子。四百年来他们忍受着土耳其征服者的奴役。他们只是在最近这一百年里经过残酷斗争才恢复了自由。艰辛的经历锻造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宪法和王朝是由这些经历产生的。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贫穷、性格粗犷而高傲。各国政府互相间因不可调和的野心与妒忌而鸿沟甚深。每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都曾是这一地区的霸主，虽然与希腊的荣耀相比，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辉煌历史犹如昙花一现，但是它们都把各自的鼎盛期视作衡量其历史权利的尺度。因此，所有国家都同时将几百年前曾占有过的土地视作自己有权拥有的领土。因此，所有国家都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 正是这个原因，它们注定要忍受难以形容的苦难。对于这些小国家来说，要想摆脱这种悲惨境遇和危险的泥沼，或寻求一个立足之地并不容易。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各种民族集团互相纠缠不清之外，每一个国家里还存在党派和政治的分歧与仇恨，这些足以使强大的帝国倾覆。每一位巴尔干政治家通往权力的道路都是曲折的，他必须经历各种复杂、危险的局面，经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化，它要比大国国内斗争暴露出来的变化更凶猛、更激烈。掌握大权之后，他依旧受自己过去的牵制，成了政敌和嫉妒心的攻击目标；而且，对于困扰之中和地位受到削弱的他，却不得不应付巴尔干政治多变的联盟关系，犹如受世界大战巨大冲击所发生的那种朝秦暮楚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三大协约国的政策。法国和俄国都有各自的利益和打算，都有各自喜爱的巴尔干国家，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有各自喜爱的政党。英国并不明确地表示希望见到巴尔干国家团结一致，但那种高尚的中立和超然令人困惑。再加上巴尔干各国君主的日耳曼血统或与日耳曼民族的关系而难以抉择。其结果是，这一地区的形势一直动荡不安，众多激烈的观点此起彼伏，使得英、法、俄三国的政治家从来也未能成功地制定出一种坚定、全面的政策。相反，由于他们单独的、半心半意的、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干涉，这就对混乱不堪的局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导致这些小国家先后堕入最可怕的毁灭境地。 然而，三大协约国和四个巴尔干王国的主要利益一直是相同的，只要有一项简单的政策就可以使所有利益都得到保护和发展。在牺牲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基础上，所有巴尔干国家的野心都能够实现。大家都能够有足够的收获，而且比希望的更大。三大协约国的利益应该是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这两个帝国。巴尔干国家如果能够团结一致，它们就会安全；它们如果加入三大协约国，就一定能得到它们所觊觎的领土。巴尔干国家联合加入协约国必定会造成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崩溃，从而迅速赢得这场战争。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罗马尼亚来说，可以得到特兰西瓦尼亚；对塞尔维亚来说，可以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对保加利亚来说，可以得到阿德里安堡和埃诺思-米迪亚地区；对希腊来说，可以得到士麦那及其内陆地区；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可以得到安全、财富和实力。 要想获得这些好处，巴尔干各国之间必须互相做出些让步。罗马尼亚可以把多布罗加还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可以放弃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区；希腊可以让出卡瓦拉；作为对希腊的直接补偿，可以将塞浦路斯作为保持平衡的筹码。作为最后手段，英国可以提供财政援助，协约国可以决定在这一地区运用陆、海军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所有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而且有这么多实现这些利益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刺激，可是所有事情无一例外还是全搞砸了。如果在1915年2月，或在1914年11月土耳其宣战之后，英、法、俄三国政府能够就巴尔干事务达成共识，并派最高级别的全权大使去巴尔干半岛与各国在坚定、明确的基础上谈判，那末我们就能制定并实施一套统一、连贯的行动方案，各方面都会因此而受益匪浅。与此相反，我们总是根据事态的扑朔迷离的迅速变化而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以应付局面。协约国前前后后所提供、所做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而如果能选准时机一次性做这些工作，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在1915年初，巴尔干国家给协约国外交提供了最大的选择余地。但是从来没有人像对待一场巨大战役一样认真研究、策划此事，而此事实际上就是一场大战。俄、法、英三国的政治家们唯一会干的事就是采取一些断断续续、零零落落、半心半意、变幻无常、互不相关的权宜之计。三国的公众舆论一致谴责巴尔干国家、谴责巴尔干的政治家或君主，这也是不公正的。罗马尼亚国王之所以犹豫不决，斐迪南国王之所以诡计多端、康斯坦丁国王之所以躲躲闪闪，这一切都源于巴尔干问题的令人困惑性质和协约国缺乏良策。塞尔维亚确确实实展开了一场盲目的殊死搏斗，她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不考虑任何别人的利益，结果是自己受害不浅，直到大战最后胜利才算得到弥补。罗马尼亚的生存自始至终面临威胁，连她的生存基础都被动摇。经过长时期的举棋不定、讨价还价之后，她终于决定加入战争；在打还是不打这个问题上她的决定为时已晚，但她还来得及让别国把自己打得一败涂地。保加利亚不仅背叛了自己的过去，也背叛了自己的未来；她辛辛苦苦最后却落了个战败国的悲哀下场。希腊凭借其勇气和智谋在最关键时刻得到拯救，她以极小的代价出现在战胜国一方，但她旧习难改，把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又白白浪费了。然而，罗马尼亚有塔凯·约内斯科，他的观点总是清晰而正确；保加利亚有斯塔姆布利斯基，他敢于触怒斐迪南国王，长期监禁并没有让他屈服，他始终倾向英国和俄国；希腊有韦尼泽洛斯，他道路曲折，经受了不可言状的难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凭他个人的努力保全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很可能也减轻了欧洲的苦难。 02. 1915年8月俄国的灾难达到了顶峰。到了6月末，德、奥的进攻将俄国人从加利西亚-波兰的巨大凸出地区的几乎整个南半部赶了出去。俄国占领的区域缩减为一个跨度为170英里的半圆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在中心位置，而华沙几乎处在外围边缘上。伦贝格已经失陷。马肯森的战线现在几乎朝向北方，在他前面有四条为凸出地区供应物资的铁路线。7月13日，他率领一个德国军和两个奥地利军对最南边的铁路线(科韦尔-乔尔姆-卢布林-伊万哥罗德铁路线)发起了进攻，韦尔施元帅则在他的左面向东推进。到了8月1日，他已经在乔尔姆和卢布林中间穿过铁路线，四天以后，俄国人撤出了伊万哥罗德和华沙。在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集结着8.5万名二流部队，这些部队做了一下防守的姿态，但是在20日就投降了。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北方，在立陶宛，兴登堡率领的德国第8和第10军在得到了南方德军(那里的战线已经缩短)的增援后开始推进，并于8月10日夺取了科夫诺。在科夫诺和里加之间的所有俄军，于是都陷入被包围的危险，开始后退。即便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这个被吹嘘了很久的模范要塞也未能长时间坚守。8月11日这个要塞三面临敌，26日西南防线的堡垒被攻破之后它就被放弃了。这样一来，这片巨大凸出地区的最后外貌也消失了，俄国的防线除去防守里加的那一段向前弯曲处以外，已经接近于南北一条直线。俄军逃脱了被包围和覆灭的命运，但他们在加利西亚的一切收获全都付诸东流，他们失去了波兰，丢下了32.5万名俘虏和3000多门大炮，此外还失去了许多步枪和其他一些不可能替代的装备。最糟糕的是，沙皇因此剥夺了尼古拉大公的指挥权并派他去高加索。 4月以来俄国的失败对意大利产生了最为不幸的影响。在1914年，奥地利只能让几个地方部队监视意大利边界。等到意大利宣战之日，奥地利设法调集了122个营、10个骑兵中队和216门大炮对付意大利，这些部队都混合编队、驻守在精心建造的战壕里。但是此后增援部队从加利西亚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涌来。意大利人在6月和7月向的里雅斯特发起了两次进攻，即所谓的伊松佐河第一战役和第二战役，在进入敌人领土6英里之后意大利人就如同西线上对峙的军队一样深深陷入了堑壕战。意大利人在蒂罗尔展开的几次军事行动的结果，也仅仅就是占领了奥地利领土的五小块凸出地区。继俄国的灾难之后意大利又陷入了僵局；这两件事对保加利亚人的心理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03. 然而，在苏夫拉湾战役未见分晓之前，巴尔干人全都把眼睛盯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在这场战役失败之前，保加利亚人一直拿不定主意，在整个7月份一直还有希望将他们拉入协约国一边。在2月份奥地利和德国似乎迫不及待要对塞尔维亚进攻，但在整个夏季的几个月未见行动。幸运的是，随着几个月的悄然流逝，塞尔维亚的某些内阁成员所感到的、严重不安的入侵的巨大威胁，并没有得到证实。我不知道这次进攻拖延的其它原因，唯一的原因应该是达达尼尔行动对巴尔干国家和对保加利亚产生的影响。巴尔干国家广泛相信英国不取得胜利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加利波利半岛上持续的战斗，人们知道大量援兵正源源不断的到来，以及这个战场上即将爆发另一场大规模的力量较量，这些将决定保加利亚的行动；而保加利亚的行动事实上又转过来决定奥地利和德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 在7月份，我坚决主张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巴尔干政策全部押在加利波利战役的结果上，虽然我们应尽力赢得这场战役，但我们也应尽力争取保加利亚。只要迫使希腊和塞尔维亚做出领土让步，再加上贷款许诺和达达尼尔战役胜利的期望，保加利亚是可以被争取过来的。塞尔维亚大祸临头，协约国能向她提供保护的条件有限，在这种形势下她别无出路只有让步，如果必要，可以要她把马其顿这一无可争议的地区让给保加利亚，因为这个地区无论根据种族、根据历史、根据条约、还是根据征服，都应属于保加利亚，直到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保加利亚才失去它。甚至在1914年遭到奥地利第一次进攻时的危急关头，塞尔维亚仍旧觉得有必要将大量军队驻扎在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地区以便镇压当地居民。考虑到让步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考虑到伸张正义的要求，考虑到自己的当务之急，塞尔维亚至少应该让出这一无可争议的地区。除了在外交上进行一般性的规劝之外，协约国的君主和统治者也发出过特别呼吁。塞尔维亚的摄政王收到了来自沙皇的呼吁、来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呼吁和乔治五世国王的呼吁，要求塞尔维亚做出让步，这种让步本身是正确的，对共同事业是必需的，对塞尔维亚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塞尔维亚政府和议会对所有这些呼吁置若罔闻。协约国的外交努力举步艰难，每一份电报和每一次举措都要征得其他协约国的同意，正当协约国决定除非塞尔维亚答应他们坚持的要求，否则准备拒绝向她提供进一步物资或财政援助时，入侵终于爆发了。 关于卡瓦拉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M.韦尼泽洛斯在大事情上几乎总能判断无误，他打算将自己在希腊享有的个人威望拿出来冒险，并且不惜违逆国王的意思而使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宣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卡瓦拉割让给保加利亚。如果协约国能够保证保加利亚立即得到在马其顿的一块无可争议的地区和卡瓦拉港口，那末保加利亚人就很可能在7月份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开始向阿德里安堡进军。 即便我们不能取得所有这些成果，但是希腊在协约国的敦促下将领土确实割让给保加利亚，肯定使得斐迪南国王不可能将他的国家投入到我们的敌人阵营。拉多斯拉沃夫先生以十分坦率的语言对这几个月保加利亚的立场进行了完全真实的描述。然而，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加利波利半岛冒险的战役上。 如果不承认爱德华·格雷爵士当时所面临的特殊困难，那是不公正的。他必须将四个大国的外交行动联合起来处理如此敏感而痛苦的问题，即迫使友好的希腊和受俄国特别保护的正在遭受苦难的盟国塞尔维亚在领土上做出令他们无比反感的让步。虽然外交上联合一致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只有在达达尼尔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真正抵消俄国的惨败和防止在巴尔干各国引起的可怕浪潮。 到了8月的第三个周末，在这个关键地区取得迅速胜利的全部希望已经化为泡影。当索非亚的军队掌权人物已经完全看清了我们的失败之后，保加利亚国王和政府终于下定了决心加入德国一方。从那一刻起，塞尔维亚的毁灭已经肯定而无可挽救。达达尼尔战役这道长时间来阻挡洪水的堤坝终于崩溃了。从此以后，奥德军队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塞尔维亚虽然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面临危险，却依旧不肯听从各方面的呼吁，不肯做出实际的让步。直到最后关头她依旧占据着被她征服的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地区，面对正在集结准备进攻她的占压倒优势的军队保持顽强的姿态。 04. 一个新的大事件即将震撼日益恶化的局势。7月初在加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英国的内阁代表，即首相、基奇纳勋爵和贝尔福先生，按照内阁压倒多数成员的观点，对1915年在西线展开进一步的英、法联合进攻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建议协约国在法国和佛兰德的作战行动应该限制在所谓的“攻势防御”的范围内，更准确地说，就是积极防守。法国方面同意了；霞飞将军也同意了。这是一个公开、正式的协议。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开始了加利波利半岛新战役的准备工作。然而，霞飞将军在离开会议后不久就把协议抛在一边，平静地重新制订对香槟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的计划，他信心十足地以为，这次进攻可以突破德军的防线将德军赶回去。直到苏夫拉湾战役终于失败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在加利波利半岛上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 为了避免秘密文件不必要的流传，战时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想阅读陆军部的每日电文，他们可以每天上午去陆军部基奇纳勋爵的候见厅里阅读。我每天都要在那儿逐字阅读文件。8月21日上午我正在那里读文件，私人秘书通知我说，刚从法国司令部回来的基奇纳勋爵想见我。我走进他的房间，见他正背对着光站在那儿。他侧视着我，脸上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我知道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就等待着。犹豫了一阵子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同意法国人的计划，准备在法国展开大规模进攻。我立刻回答说进攻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他说进攻的规模之大将超过以往的想象；假如成功，一切都将得到弥补，当然也包括达达尼尔战役的损失。他的神态透露出一种压抑在内心的激动，仿佛一个人刚做出了一项重大却又非常没有把握的决策，现在正要将决策付诸实施。当然，他正在全力以赴准备一项声明，当天上午他就要向战时委员会和内阁宣读这个声明。我始终没有被说服。11点到了，于是他就驱车带我去唐宁街。 委员会成员到齐了。基奇纳勋爵无疑事先已经向首相汇报了此事，会议一开始就立即请他发表声明。他对我们说，由于俄国的局势，他不能再保持在加来与法国人商讨时同意的态度，即在西线展开真正的大规模进攻应该推迟到协约国做好准备之后。按照他对我们的解释，他本人也曾经敦促霞飞将军采取进攻。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法国人已经计划和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确实从来没有中断过，由此可见，这一定是未经商定的工作。我立刻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背离决议的做法，这个决议是经过内阁充分考虑并由加来会议批准的，同时我也反对展开一次只能导致大规模无谓屠杀的行动。我指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弹药、也没有人员上的优势可以保证对敌人的牢固防线发起这么一场进攻可以获胜。这么一场进攻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解救俄国，不能阻止德国人在西线之外的其他战场上发动主动进攻：它还将严重破坏我们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我的讲话保留在如下记录中： 丘吉尔先生对此表示遗憾。德军在西线的兵力并没有减少，以200万对协约国的250万。协约国享有的优势为五比四，这点优势对展开进攻是不够的。自从最后一次进攻以来，我们的相对力量并没有改变，而德军的防御却加强了。 他似乎认为，为了解救俄国，为了满足我们想解救俄国的伟大而发自本性的愿望，协约国可能要付出20万或30万人生命 [ 原注：显然这儿指的是“士兵”，即伤亡的人员。 ] 以及(许多)弹药，有可能只取得少许进展。5月9日的进攻(费斯蒂贝尔-阿拉斯之战)已经失败了，战线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们如果以这种方式消耗生命和弹药，德国人就会有机可乘，他们就会觉得从东部将大量军队撤回是值得的。规定进攻所需要的优势是二比一，而我们(协约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的这些观点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有人竭力主张，法国人无论如何都要进攻，如果我们不予配合，联盟就完了。基奇纳勋爵小心谨慎，没有提出“决定性胜利”的预期，当要求他对“决定性胜利”下定义时，他援引了我的解释，即“战线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改变”。他说：“丘吉尔先生所言很有道理，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打仗，这是因为我们必须，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 战时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一小时又召开了内阁会议，我向内阁恳求不要因为法国失去耐心而让步，应该重新召开一次会议将所有的理由都摆出来，并最后请求他们放弃进攻。我得到了其他人的有力支持。我被迫承认，如果法国在听了我们的意见之后仍旧坚持他们的打算，我们当然应当配合他们；但是我强烈要求做最后一次努力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一场徒劳无益的、灾难性的大屠杀。约翰·弗伦奇爵士当时在伦敦，内阁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愿意对胜利做出保证，他尤其对要求他承担进攻任务的那段地区感到极其不满。他现有的弹药只能维持7天的进攻。尽管如此，如果接到进攻命令，他将全心身地投入战斗。他在兰开斯特门过夜，我私下里去那儿拜访了他，向他阐述了我的观点。他举出了应该和法国人协调行动的通常的理由，然后向我透露，霞飞将军准备仅在法国攻击地区就动用至少40个师。虽然我必须承认战役的巨大规模似乎将这个问题引入了未知领域，但我依旧反对这次行动，我忧虑重重地告别了朋友。我感到在东、西两条战线上我们面临着一败涂地的前景。 05. 在法国展开全面进攻的决定了立刻就导致了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军队出现了弹药和兵员的短缺，或至少是不足。虽然仍有大批士兵被派往半岛以弥补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战场上的部队的缺额，但是这个数量对别处来说是个重大损失，在这儿却不足以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战事停顿了下来，土耳其人急忙补充他们的沉重损失，修筑那些摇摇欲坠、有几处已经被摧毁的工事。与此同时，疾病和失望情绪开始在我们的部队里蔓延。为差一点可以得到而终于失去辉煌胜利的痛楚，国内支持不足的意识，对政府今后意图的茫然，弹药的短缺，威胁地来临的冬天，官兵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使达达尼尔部队遭受最为悲伤的折磨。那些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反对这次行动的人，那些主张撤退的人，还有那些对立方案的吹鼓手，发现他们已经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形势令人沮丧，只有依靠英国军队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澳新军团的不屈不挠精神，才能使陆军牢固的态势和它随后的存在保持下去。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偶然事件，它使英国政府大感困惑。要想确定或解释萨拉伊将军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的基础，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位军官在7月份被霞飞将军解除使他成名的凡尔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通过某种深刻的政治势力，受命接替严重受伤的古罗将军担任的法国东方部队的司令。不管对他的军事业绩有何争论，他反宗教的信念却是无可置疑的。在法国的统治圈子里似乎对任命他担任东方的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职务存在一种谅解，这个职务给他机会获得军事殊荣，而法国激进的社会主义份子决心让反教会的将军们在得到这些殊荣上不受阻挠。9月1日那天，在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在达达尼尔海峡我们自己的军队所能得到的兵员和弹药的供应已经减至最低限度之时，海军部突然从法国的海军武官那儿接到请求，希望我们帮助法国海军部将4个新的法国师从马赛运往达达尼尔海峡。我们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随后我们得知法国政府决定单独建立一个由6个师组成的东方军团，这个军团归萨拉伊将军指挥，并将在10月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海岸登陆，然后从那儿向恰纳克的堡垒进军，以配合我们对加利波利半岛展开的新一轮进攻。法国人要求我们设法替换下海勒斯角的两个法国师，目的是将这两个师与新到的4个法国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军，以便执行新任务。一时间，由于法国政治力量发挥的作用，那些我们无论怎样尽心、尽力、尽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已陷入困境的委员会顿时迎来了柳暗花明。我们匆忙接受了法国人的建议，基奇纳勋爵立即答应派两个师去接替海勒斯角的法国部队。贝尔福先生马上着手筹集必须的运输船队，博纳·劳先生和我共同要求增派更多的英国部队，以便“把事情干得漂漂亮亮。”英国的内阁啊！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本质，他们的基本观点也正确无误。他们失败，并不是因为判断失误，而是因为意志薄弱。在这种时代，天国只能用武力夺取。 法国政府此时已全力主张萨洛尼卡计划。他们宣称打算派萨拉伊将军的军队去萨洛尼卡而非去达达尼尔，并且要求我们尽力支持他们。于是，内阁围绕着这个建议又爆发了新的一轮争辩，该建议要求将已经奉命奔赴埃及的部队转而开往萨洛尼卡，从而放弃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进一步的大规模行动。大家再一次求助于军事专家；参谋部在一份文件中表明，拯救塞尔维亚人已无任何可能，萨洛尼卡行动是一个危险而无效的、使军队力量分散的错误方针；以后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份文件的观点。有了所有陆、海军专家的明确结论做后盾，内阁拒绝了法国人的建议，坚持要将英国的增援部队按照协议派往埃及，在那儿更换亚热带装备等等。为此，法国政府派霞飞将军来到英国。香槟战役失败之后他已没有资本抗拒自己政府的强有力倾向，也不太想让萨拉伊将军留在巴黎。他来到英国后，由于首相一时生病无法见他，会见了内阁的主要成员。我受排挤未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肯定不会买他的帐。会议结束之后内阁获悉，霞飞将军保证他军事判断万无一失，确认萨洛尼卡远征是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他还威胁说，如果英国不给予有效的合作他将辞去法军司令的职务。尽管英军参谋部坚决拒绝，并最坦率表示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但内阁还是在这种粗暴的威胁下屈服了。 英国政府的最终政策虽然在方向上有错误在时间上已经太迟，但仍有其崇高之处。10月12日英国向罗马尼亚和希腊发表了下述声明： 能够帮助塞尔维亚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由罗马尼亚和希腊立即向奥、德和保加利亚宣战。如果宣战，英国政府将毫不迟疑地与罗马尼亚签订军事条约。根据条约，英国将保证在巴尔干战场上投入至少20万人的军队，这不包括已经驻扎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军队。如果法国也派部队--他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么做--他们的部队将投入20万军队；如果他们不派，英国政府将独自提供全部的军队。 这支军队将包括几个最训练有素的师，他们将代表我们协约国留在这个战场上直到完成任务。一旦运输条件具备，部队将陆陆续续而且源源不断运去。我们估计到11月底15万人将可望抵达，到年底20万人将全部抵达。 在军事条约中将清楚地列出这支部队各个单位的抵达日期。我们将向希腊重申这个提议，如果罗马尼亚准备立即行动，我们将敦促希腊立即履行其对塞尔维亚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如果在三个月以前能表现出这种精神，我们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而正是因为大难临头才激发起我们的这种精神。如果在8月或9月能向加利波利半岛或亚洲海岸派出这么一支军队，我们就可以击垮已经精疲力竭的土耳其军队，从而反败为胜扭转整个东方的战局。现在我们提出这么优厚的条件并非出于先见之明，而是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可惜这些优厚的条件已无人理睬。对罗马尼亚和希腊全然不起作用。 在这种痛苦的挣扎中，由于未能挽救塞尔维亚，爱德华·卡森爵士辞去了职务，由于试图挽救塞尔维亚未成，德尔卡塞先生也辞职了。 08. 10月9日，毁灭的风暴席卷了巴尔干半岛，马肯森率领9个德国和奥地利师渡过多瑙河，从北面进入了贝尔格莱德。两天后保加利亚人从东面入侵塞尔维亚。这种两面夹击是难以抵挡的。于斯屈布在10月22日陷落，尼什在11月2日陷落。又过了一个月，莫纳斯提尔沦陷，到了12月中旬，塞尔维亚军队被消灭或者被赶出塞尔维亚土地。 由于保加利亚人严酷无情的追逐，溃退的塞尔维亚军队和人民受尽了战争和冬季的折磨。成千上万失去保护的塞尔维亚人丧失了生命，整个国家惨遭蹂躏，陷入了被彻底征服的境地。与此同时，大批开始在萨洛尼卡集结的英、法军队成为这些事件无用的旁观者，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协约国军队被闲搁着，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舰队依旧无所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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