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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榉木圆角柜(图片提供：中国嘉德)  清早期榉木矮躺椅(图片提供：中国嘉德)  清早期榉木朱红漆大圆角柜(图片提供：中国嘉德) 一味温凉品南榆——明清榉木文人家具漫谈 榉木家具品式齐全，无论桌、案、几、凳，还是椅、柜、橱、床，无所不包。苏作榉木家具制式与黄花梨家具有诸多相似之处。 谈到明清文人家具一般说来都会把眼光投向黄花梨，当下无论学术界还是收藏家莫不如是。对于明清黄花梨家具应该说是无可争辩了，本文要讨论的是明清时期不在黄花梨家具之下的榉木家具，与理论界、收藏界同好们共同雅赏、探究明清文人家具之美、之雅、之趣。 在我看来，明清家具之所以近年来受到藏家和文人追捧，其原因绝不仅限于材质，更多还在于其雅韵与品格。众所周知，明清家具表现形式上最重要的两种材质，一为黄花梨，这种天然硬木的材质、纹理及一定气候下散发出的幽香，令人趋之若鹜，可谓家具中的“官窑”，当然存世也不是很多。而我重点想说的是家具中的“民窑”，即以所谓“苏州东山工”为代表的明清榉木家具。姑苏繁华地，旧时榉木家具所展现出的个性与风华，令其“好之者”、“追捧者”绝不在少数，这使榉木家具拥有相当的市场基础，而这个市场的存在决定了榉木家具未来仍具有较大的收藏潜力和升值空间。 我在为朱方诚先生主编的《嘉木文心——明清太湖文人家具展》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提出将“南榆”，即南方“榉木”作为佳木的代表重点品赏。榉木非硬木类，但是木质坚硬、纹理华丽，江浙沪一带普通百姓多用其打造家具，而文人雅士的参与更为榉木家具注入了性灵，令其具备了不俗的审美情趣和传世价值。 江南地区榉木家具盛行 长江以南地区，榉木是民间家具最主要的用材，明清时期江南已有“无榉不成具”的说法。榉木材质坚致耐久，纹理美丽而有光泽，有一种带赤色的老龄榉木被称为“血榉”，很像花梨木，是榉木中的佳品。尤以木纹似山峦起伏的“宝塔纹”，十分文气，广为文人骚客所钟情。以苏州东山的家具制作为代表，以黄花梨等硬木制作明式家具的同时，榉木做家具就已经很普遍了。可以说江南人的居住生活、江南人的园林建设、江南人的都市文化、江南人的情思寄托都与榉木紧紧联系在一起。 传统概念中，榉木并不被认为是硬木，王世襄先生也认为榉木“比一般木材坚实但不能算是硬木”。但1996年出版的《中国红木家具》一书却认为“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民间选用当地盛产的榉树为家具的用材，大量制造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榉木家具，给中国传统家具带来了一次开创性机遇。”还强调指出“榉木在江南民间被视为‘硬木’，所制的家具非常考究，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优质硬木家具之先导，而且一直连续不断地生产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生产时间最长久的民间实用硬木家具。”可见榉木并非因为清初黄花梨告缺，进口木材跟不上而无奈选之的替代品，而是在早于黄花梨前即有工匠以榉木大规模打制家具。据考证，早在宋元时期，榉木便用来制作家具，在黄花梨基本告罄后榉木家具仍延续了下来，存世者远较花梨为多，其中诸多品类艺术价值绝不在黄花梨之下，有好事者在苏州东山、无锡荡口等地收集到的明式家具中，无论榉木还是黄花梨都不乏品相、做工极精的货色。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达，尤其手工业发展相当成熟，都市生活空前繁荣。从园林营造，到百姓民居所需植树极有讲究，江南一带盛行“前榉后朴”，一般人家亦以此为植材旺家之训，意为家庭发达，有人中举。“榉”与“举”谐音，且榉树树质仅次于红木，是栋梁之材。在庭院前种榉树，就包含了家中要出栋梁之才之意。选朴树栽于庭院之后，朴树材质较榉树为次，但生长力顽强，树姿婆娑，寓意只要勤检朴素，治家有方，也能过上安康生活。这两种树在榉木家具盛行的苏州地方成为当地风情之物。当地家庭每分家立业之时，皆于庭院前后分别植下榉树和朴树，待儿女婚嫁时伐榉取木，打造家具，女子打制箱匣等小件，男丁则打制床架、几案等大件。随着海运的日益发达，产自海外的花梨等硬木流入，成为明清家具中一类材质，但毕竟木材数量有限，以其为材质的家具存世也很少。而榉木家具却因交流的昌达，随着漕运流向大江南北。“考究的硬木家具，有的供应苏州或江南其他大城市，有的出口外销，更多的则通过漕运，远销直隶、北京”。 榉木家具做工考究 如宜兴紫砂茶壶的艺术传承一样，榉木家具因其植根民间的特性，其工艺传承大多在民间工匠之间。榉木就地取材，价廉易得，设计、用料等皆不必畏首畏尾，无论名匠还是学徒都敢于下手，历练创制多，技艺自然精纯。公认的明式家具发祥地苏州，有“苏作”之说，其苏制家具做工纯熟精细。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有云：“江南至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民间工匠对榉木的纹饰、材性稔熟程度，当然在少见的黄花梨等硬木之上，所下的功夫，当然亦在“硬木”之上。榉木家具品式齐全，无论桌、案、几、凳，还是椅、柜、橱、床，无所不包。苏作榉木家具制式与黄花梨家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有人说“远观这两种苏作家具，如同孪生，无可挑剔，一时难以辨清”。因此榉木家具虽由“民窑”所出，其中许多精器之美并不逊出自“官窑”的黄花梨，传世榉木家具数量颇多。如王世襄先生在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收藏了一把著名的榉木矮南官帽椅，无论它的质感，它的功效，它的做工，都不在黄花梨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黄花梨家具中能找到的款式精品，在榉木家具中同样能发现；反之，在榉木家具中发现的款式在黄花梨家具中未必能找到。 榉木家具多文人参与设计 明中叶后，中国经济高度发达，这在中国城镇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清代徐扬所作《姑苏繁华图》长十二米，尺寸为《清明上河图》两倍有余。画中姑苏繁盛尽呈眼前。“三言二拍”中对江南市井生活的描述亦可见当时生活之富裕斑斓。物质生活的富足，令文人在物质追求之余更感精神生活的重要。沈春泽在《长物志》序中说：“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文人多以建园林寄托文心，陶冶才情，而作为园林建筑中不可忽缺的家具正成为他们有形语言和感性形象的投射之一。当时文人几乎都直接参与了书房中家具的设计，他们的设计更注重品味，更体现出其艺术个性和文化特质。明唐寅在其所临前人《韩熙载夜宴图》图中，在“忠于原作，不失神采笔踪”的前提下，对画中元素作了适当改动，其中最夺人眼球的是对画中家具进行了重新布置，增绘了不少家具，充分展现了他在家具设计、创意方面不凡的才情，更折射出明代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对苏州明式家具的推崇。“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弟子周公瑕，在其使用的一把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款刻了一首五言绝句：“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这种没有棱角，造型温文尔雅的扶手椅，江南地区称之为“文椅”，是当时文人们喜爱的椅子样式之一。这些设计令人深刻地感受到吴地文人在日常实用家具中所倾注的精神期待。 榉木家具见证的是文人的情怀 明清两朝无论政治气候还是社会关系，均是历史上相当诡奇的时期。明代朝纲暴戾，“殿陛行杖”司空见惯，上下交争、党社之争，致朝野沸腾。这种充满戾气的社会氛围，令当时知识分子在无奈之余只能以愤然逃禅、佯狂出世抗争。而清代愈加严苛的文字狱则令诸多文化精英更加无法展现政治抱负，他们纷纷避开仕途，以“草民布衣”融入更加宽广的社会，在市井或佛禅中寻求精神和理想的寄托。他们愤世嫉俗、孤高决傲，将自己的才华与人文情趣寄托于家具、文人画、紫砂壶等诸多实体。明中期以降，王阳明“行知合一”的“心学”渐成显学，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文人们追求一种简素空明、不事张扬的审美意趣和审美取向。在生活器物创制中，尊重功能，淡化形式，简约结构，省略装饰，形成尚简、尚清、尚淡、尚精的艺术风貌，与明代画风、书道一脉相承。而榉木取自江南本土，虽不似硬木名贵奢华，却材质坚致、色纹兼美，在世俗情态的表象下展现出与当时文人审美取向契合的简约空灵，而在其心灵的投射中更能体味到内心的愉悦。 正如我在拙作《仙骨佛心》中所论，无论明式家具、紫砂壶还是文人画、昆曲等各种艺术形态，其艺术渊源均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端倪。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是心境与万物的契合，无论手中把玩的茶壶、耳中聆听的音律、眼中所见的园林、家中所设的器物，还是笔下的山水花鸟，均承载了较实体形态更为重要的信息。境由心生、心由景生的交互关系，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所谓儒释道，最终在明清文人对天地万物的认知中，对自身内心的观照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和对事物的认识，令当时的审美亦显现出更为鲜明的意向，简素空灵、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风格成为美的精髓，亦成为当时的潮流时尚。家具之功用看似民生实用之器，但亦可承载一个国家民族的审美意识。榉木的纵剖面纹理大多为清晰山纹，优质榉木可呈现出类似鸟羽的花纹，更是美色可嘉。利用榉木制作的家具在尽显木材最本质纹理的同时，更可承载文人的创意，并体现中国人对山水自然的情思寄托。这与北方家具和闽南家具不同，不是通过外在的髹漆来显示家具的华贵，而是通过榉木自身的材质和天然纹饰来显示其独特性。通过对家具情感的投入，与精巧的艺术构思、工匠的精致工艺完美契合，赋予以榉木为材质的明清家具独特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明清榉木文人家具的认知，就是要寻找中国的审美思想、审美关联和审美态度，回归其真正的文化审美情趣，回归到中国传统对艺术简洁的哲学概括和深刻内涵。艺术有其本源，市场亦然，深入研究明清榉木文人家具，也许更能让我们回归艺术的本真，也寻找到市场的价值。艺术珍品是可以用市场价值来估量的，但不是所有的艺术珍品都可以用市场价值来估量的，明清榉木文人家具就是如此。
原文链接：http://collection.sina.com.cn/jjhm/hmbk/20130828/17341253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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