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打开封
开封为历史名城，明朝时，为五大古都之一，雄踞中原，为中原重镇，城坚、池深，易守难攻，是河南又一固国之根本的重要军事要地。当时，开封有一百多万居民，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城市富庶，为明朝宗族周王朱恭枵封地，大部分贵族、官吏、地主、富商多宅居于此，素有佳丽冠中原之称。顾租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河南阃域中夏，道里辐辏。…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但开封北邻黄河，河床高悬，则是其一大隐患。所以，《汴围湿襟录》的作者写道：“四方有事，汴必先受其敌（攻）。”又说：“城在釜底，仰视黄流，其地最称可患。”[18]也许李自成正是看到“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和“城在釜底，仰视黄流，其地最称可患。”的有利作战条件，在攻下洛阳之后，迅速决定引兵攻打开封。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李自成亲自率领新参战的数十万灾民大军，神速包围了开封。在城四周搭起了帐篷，战士们住在临时的帐篷内，日夜轮流攻打开封城。他们用门板，用大车棚，人抬，头顶的蔽箭镞、矢石，又顶车棚，支门板以作掩体，紧靠城墙保护士卒不被射伤，昼夜向城墙打洞，准备打穿城墙攻入城内。但这时开封城内的明军，也十分顽强，祥符知县王燮和众官员商议，令人自城上向下凿洞如井，穿透义军开挖的凿洞，自城上下火，烧死凿洞者，凿洞攻城的士卒死伤惨重。凿洞未成，在外的开封守将陈永福援兵又至，乘夜突袭，西门义军严重受挫。李自成志在必破开封，命攻城大军，七天七夜，轮番施行猛攻，但由于城池守备坚固，一时难以攻入城内。战斗进行异常激烈，天气变化不定，骤然变寒，李自成又不幸被开封守将陈永福的儿子陈德射瞎左眼。这时又有探子报告说，明将左良玉、杨文岳部也将赶到，李自成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暂时退兵转移，以避其锋芒。
攻打开封受挫，李自成被射瞎左眼，心中甚为愤恨，于农历十二月的隆冬季节，再次和罗汝才（绰号曹操）联合，聚兵50万再攻开封城。李自成总结上次攻城经验，决定放弃凿洞，改用火炮、火药轰城。城的四周搭满了起义军的窝棚，随时准备攻城。守城明军也使用火炮（红衣大将军）防御反击，同时在义军突破城墙开裂处，用火燃着柴草、芦苇，浇上油，组成烈火带隔离区，战斗十分激烈。真是岁暮年关，銃炮声、喊杀声，代替了迎年的爆竹。当北门月城被义军攻破时，明军北门守城指挥，祥符县县长王燮立即命令堵塞第二道城门。这时明军士卒正在向内城撤退，尚未完全退入城内，义军趁机也混同冲入月城。在此时刻，王燮严令城上掷下无数火炬，霎时月城变成火海，阻断了起义军攻城的前进道路，战斗异常惨烈。后来有人估计在这次战斗中被烧死的明军、义军人数不下数千人之多。开封城上，洞穿的火炮、铳眼、密密麻麻。为了尽快攻下开封城，李自成亲临前沿指挥，几次险被炮弹击中。炮声昼夜不断，战斗双方相互还击。这场开封攻守战持续进行了20个日日夜夜，据当时目击者白愚《汴围湿襟录》所载：“……皆昼夜守御，衣不解带者二十昼夜，僵立风雪之中，军士冻死者殆以千计。”[19]义军最后改用火药炸城，在城东北挖地道于汴城墙下，用炸药上万斤，炸点附近集结了数万士卒，准备燃爆炸药后，闪击城墙炸开处。不幸的是随着炸药的燃爆，一声天崩地裂巨响后，砖、石横飞数里，集结待攻的数万名士卒被炸伤，遭受到严重的损失。闯王大军拼死相攻，汴京明军以死相抗。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李自成忽听侦探兵急报，左良玉袭断了起义军的粮食供给钱。天寒地冻，军无粮草，何以支撑。李自成考虑形势极为不利，于是下令撤兵，迅速转移，再作计议。李自成临走时，望着开封城说：“不久我们会再来此地的，开封一定要攻克，开封必为义军所有！”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布防，准备攻打开封。攻城之前他集结了善为良策的智谋之士和善于布阵攻城的武将共同商议，对攻城方略认真研究部署，针对上二次攻打开封的经验教训，让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制定出久围开封，务期必克的方案。这次闯王与罗汝才、袁时中合兵一处，外加新吸收的灾民新卒，步骑共计一百多万人马。他们首先收复了开封周围各县城，从而切断了救援开封的各路通道，使明援军无法靠近救援，开封成了一座孤城，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包围开封城。这时开封周围小麦即将成熟，李自成下令百万大军，突击割麦，将开封四周各县的麦子全部收光，提出一穗麦也不留给开封明军，使开封守城将士无粮无草困守空城。之后再在开封城外筑起围墙，安置大军，作久围之计。李自成这次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困而不击，旷日持久，让开封明军守城自困而毙。
这时开封明军在连续二次打败李自成攻城之后，人事上有所调动，如赖以为谋主智囊的祥符知县王燮被调往朝中，督师丁启睿远在汝南打仗，巡抚任浚在乡养病，监军郭载騋远征在外。城内指挥中枢力量有所削弱，物资储备不足，尤其粮食、器械、守备既不坚固也不齐全。守城兵力也较前二次差，同时经两次守城取胜，将帅和士卒都存在有城池坚固不可攻破的轻敌思想。
当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崇祯皇帝急令丁启睿、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杨文岳等大将，各带领人马赴开封城下救援，就当时各路赶来救援的明军兵力，仍是远少于义军的，其中较有战斗力的是左良玉的部队。七月，他们会集在开封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朱仙镇是战国朱亥故里，镇因此而得名。朱仙镇地处水陆要冲，交通便利，为军事重镇，且民富庶，经济地位也很重要。南宋名将岳飞抗金兵，被奸相秦桧唆使宋高宗一天以十二道金字牌相促回朝，即在此处，岳飞庙至今尚存焉。明朝未年，这里是天下四大名镇之一，人口30万。在李自成围汴时，由于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争，人口可能会少一些。在李自成第三次围攻汴梁城时，明军各救援部队奔赴汴京后就集结在朱仙镇，与李自成的围城部队形成对峙局面。李自成针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决定先击败援军，然后再转过头来围困开封城，于是他抽调少量部队，围攻、监视开封城明军，而集中精兵、强将组织朱仙镇战役。李自成与众将军冷静地分析了当时明军的态势，认为明军中，以左良玉兵力最强，有十几万人马，如果将强者击溃，其余几路人马，可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奇计，是巧妙利用天时。这时正当暑天，明军处在贾鲁河下游，若将上游河流断绝改道，明军无水可饮，再派轻骑部队切断明军饷道，使其断粮，敌军可不战而自行溃散。计谋已定，于是迅速动员朱仙镇周边各县民人，在环明军方园八十里处开挖深堑，沟深垒高，堑深宽各一丈六尺，加上沟边高垒，切断了明军交通，对明援军实行隔离包围，完全杜绝了救援明军与开封明军的联系。这时明军各援军也集结一处针对李自成的围城断援方略谋议，督师丁启睿、保都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京等将帅共聚大帐商量对策。左良玉为人耿直，有谋略，是众将军中的皎皎者。他听了几位将军的议论后，从容地站起来说：“贼锋方锐，未可击也”。丁启睿却认为：“汴围已困，岂能持久，必击之。”[20]明军将帅之间意见发生分歧，就当时形势而论，在兵力众寡悬殊的形势下，百万义军聚集，粮食很难持久，如旷日持久，势必不支。关键是设法解决汴京城内的粮食问题。当时有个叫刘泽清的将领曾提出在开封城北，筑甬道，置重兵守之以通大河，转运粮饷。这不能说不是解危难之急的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但由于粮饷转运期间守卫不力，中途被义军截断。从当时两军营垒的决策看，义军优于明军。由于明军主帅决战心切，向义军展开进攻。主战的明军大将左良玉与义军首先开战，但因天热断绝饮水，粮道又被切断，战斗进行五昼夜后，左良玉不得不自行主动后撤，向许昌、襄阳方向退却，这时李自成佯不追赶，麻痹左良玉缓于逃跑，暗中布置兵力于左良玉退兵之处设下埋伏，待左良玉军快到洧川地界时，李自成命令截击的埋伏大军出击，只见千军万马四野云集，杀声震天动地，冲向左良玉的部队，加上道路被一丈六尺深、宽的沟堑阻断，难以四方溃围，兵众大乱，被杀死的左军士卒，填满沟堑。武器、车辆各种辎重拥塞于道路。左良玉只带少数溃军逃往襄阳。丁启睿仓惶逃跑数百里，连朝廷委任的圣旨、印信、尚方剑全都丢失了。义军穷追四百里，缴获战利品堆积如山，珍宝无数。当时在朱仙镇决战时，义军派出精干人员，伪装明军使者，向开封守城将领下令说：“安心守城，援军即日克敌，勿须出城！”守城将领被蒙蔽，信以为真，解除了守城部队南北夹击义军之危险局面，形势又智高一筹。朱仙镇明军被击溃，汴京城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这时开封城内，粮食奇缺，秩序混乱，守城明军，处在危险关头，先是：“汴城欠饥，大搜民间牛马骡驴充饥，甲寅，汴城放出妇女3万余口，任其所之，丁巳，汴人食牛皮、皮袄。戊午，汴人掠市肆药材为食，己未，汴人绝粮，兵民食水草，水虫、粪蛆、胶泥、马粪……乙丑，汴人掠茶，曝干为末，入面少许，作饼淡之。再后来“汴城人相食。有诱而杀之者，有群捉一人杀而分食者，有妇食夫，子食父、兄食弟，纷纷皆不可问。”一月后：“汴城白骨如山，断发满地，行路皆绝，曹门至北门，饿死者日三四百人，城头守卒寥寥。”[21]这时汴京城已濒绝境。崇祯派孙传庭督师救元开封，迟迟未发，加之天多降阴雨，昼夜不停，河水暴涨，巡抚高名衡拟计以水淹灌义军营盘，以解汴围。高明衡将此计上报周王朱恭枵，谁知消息走漏。李闯王得知后，急备舟船巨筏，而城内也令垒羊、马城，墙与岸齐，高厚相等，以防水淹。双方都暗地紧张的准备着，潜谋着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机，密谋水淹对方。上文曾提到开封城地处釜底，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这一天，天暗雨急，双方不约而同的开始了决堤以淹对方的行动，义军下令，全军营盘移高阜处，以防水淹，又令数万人掘开马家口，明军也掘开朱家寨。“癸未，马家口，朱家寨一时并决，声震百里，荷锸者漂没数十万，贼营亦沉数万人，河流排汴城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流入涡水，涡水骤涨二丈，士民溺死数十万。[22]躲在高阜处存活的约十万人。据《汴围湿襟录》记载：“汴为旧都，延袤几三十里，居天下之中，自延寇（指李自成）乱，两河外州邑之大姓及在野之庶民，皆携家入者。愚记清查保甲，阖城八十四坊，王府、乡绅、士民，概得十万余户，每户约十丁口，统计得百余万，除未围先徙以及被掳、被杀、饿死、淹死者共去十之九，所存仅十之一焉。后奉旨领赈者不足十万。”[23]当大水决堤之时，李自成曾命人准备船只救出了一部份未淹死的平民，表现了李自成的爱民仁义之心。而明朝前来救援开封的将领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督师候恂等人，则不顾全城百姓死活，而是保护周王朱恭枵大小权贵及宫眷五、六百人安全脱险，为保自己头上的乌纱而弃民于不顾。为官为民，孰亲孰憎，于水祸生命攸关之时，最能见分晓。闯王李自成爱的是平民百姓，而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督师侯恂则护的是官人宫眷。官史、野史在清代是有隐讳和偏见的，至于大河灌汴，是明军是义军还待有力的史料证实。李自成在开封城淹没后，率大军撤离开封，挥师襄阳。
四、郏县之战
李自成三打开封后，同明兵部尚书、九省总督孙传庭在郏县大战两次。一次于崇祯十五年十月（1642年）。一次于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郏县之战是李自成灭明战争的关键战役。
孙传庭是明军的一支劲旅。曾于崇祯九年擒高迎祥于陕西省周至县黑水峪，南俘阙下。十一年又在梓潼打败李自成，之后又同洪承畴合击自成于潼关原，自成兵卒皆亡。崇祯十五年，崇祯起用孙传庭为兵部侍郞，又代王乔年为陕西总督。此时，大集诸兵于关中，并缚援剿总兵贺人龙于麾下，数其不战之罪并当众斩杀，一时威掁陕、甘。
李自成第三次包围开封后，孙传庭奉崇祯命，带兵援救开封。孙传庭出潼关后，得知开封已被水淹，自成军撤离开封，准备南下襄阳。此时，自成已趋郏县。郏县位于禹州、宝丰、襄城之间，北倚箕山余脉，南临汝河，为河南乃至全国南北东西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传庭遂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计，声言下洛阳，至汝州直捣郏县，而暗中兵分两路，一路自率大军取道黄河以北，太行山中向东挺进，由荥阳汜水渡过黄河，从荥阳、密县、禹州抄山中小路急趋郏县，另遣别将出陕西丹风东南之武关，然后再由南阳鸦路直至宝丰，从而对李自成形成钳形态势，以便前后夹击，伺而歼之。此时，传庭命牛成虎将前军，左勷将左军，郑嘉栋将右军，高杰将中军。崇祯十五年十月，与自成军在郏城东南数里的演武场相遇。其地就汝河北边，战斗激烈，呼声动天地。牛成虎佯装失败而后退，等自成兵追进埋伏圈，成虎还兵而击。高杰、董学礼等突然杀出助战。左勷、郑嘉栋左、右横击，自成军溃走汝河南岸，溺死者甚众。自成虽伤亡惨重，但并不气馁，而是因地制宜，随机应变，采取疲敌、累敌的战法，把妇女、骡马、金珠、财物丢得满路，啖之以利。明军果然中计，纷纷下马，抢夺金银首饰、珠宝，揣在怀中，有的将布匹绸缎置于马鞍之上，远远望去，似驼峰高耸。时罗汝才大军屯于汝河南岸香山一带。看到明军乱作一团，突然挥兵还击，始退汝河南岸的士兵此时亦回戈死战。刹那间，明军胸腹塞满而不能俯仰，战马重载而不能驰骋，左勷、萧慎鼎开始溃退，其他诸军接着败走。李自成、罗汝才见状，驱兵向东北猛追三十里，至郏县晁头之柿园村时，大雨倾盆，食物不至，明军士卒饥饿难忍，采青柿以食。大雨倾泻不止，道路泥泞，士卒又冻又饥，战死者数千。副将孙枝秀、参将黑尚仁被杀，材官小将之殁者张英奎、李栖风、任光峪、戴友仁以下七十零八人，史称柿园之战。传庭遭此惨败，士气丧尽，而所遣别将出武关以趋宝丰的兵将，竟又不至，只好撤退，走巩县，至孟津，渡黄河，入潼关，执杀萧慎鼎，罚左勷马二千匹，重整军威，以图再举。
柿园大捷之后，自成士气大掁。崇祯十六年，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据襄阳，陷承天，掠潜山、京山、云梦、黄陂、孝感等州县，直逼汉阳，左良玉败走九江。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改禹州为均平府，改宝丰为宝州，承天府为扬武州。又从牛金星谏，创官爵名号。刘宗敏、田见秀为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为制将军，谷可成、张鼐、党守素等为威武将军，任维荣等为果毅将军。凡五营，二十二将。同时，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等官。自称新顺王。封官建制完毕，李自成召牛金星等将议兵之所向。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断燕都粮道；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其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无一失。”自成听后，欣然采纳。尽发襄兵会于汜水、荥泽。伐竹结筏，人佩3葫芦，佯为渡河，其实将精锐集于襄城，伪吏员集于宝丰，老营口将士家口妻子老小住在唐县，准备在郏县与孙付庭再次决一雄雌。
传庭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拒京师上游。乃征用勇士，三家抽丁一人。另外，开土屯田，积储粮草，修缮器械，仅载火炮甲杖的火车就三万辆。其作用很大，战则驱之扼马，止则环以自卫。积极备战，夜以继日。崇祯十六年五月，孙传庭奉帝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擢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以及江南、江北军务，赐尚方宝剑，传庭亦踌躇满志，誓以勘乱自效。乌云在聚集，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大战即将来临。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十日，距第一次郏县大战仅数月，孙传庭再次自潼关出师，任总兵牛成虎将前锋，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传檄左良玉由九江北上，赴汝宁夹击。数十万明军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向东进发。八月十一日驻军于灵宝阙乡。二十一日驻扎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南下进剿。九月初，孙传庭全军驻扎洛阳的伊阙-龙门。这里地理形势险峻，伊河从两岸陡峭的山崖中流过，是山西、陕西、洛阳通往安徽、江苏的咽喉，也是通往这次的主战场郏县、宝丰、襄城的要塞。孙传庭一面催孟县之粮，一面遣五千精兵攻打汝州。自成军避其锐气，撤军至宝丰。九月八日，明军进驻郏城西面与汝州交界处的长阜店。该地距郏城50里，距汝州40里，距宝丰40里，位于汝河北岸，背山面水，地势险要。传庭刚一到此，自成军的都尉李养纯就来投诚，将自成军的布阵、兵力虚实，说得清清楚楚。传庭立遣游击折曾修率兵南下，从鲁山间道直捣唐县。孙传庭自统大军从长阜、韩否、薛店渡过汝河，直至宝丰，九月十日，到达宝丰城下。谕降不成，乃用猛攻。十一日自成来援，白广恩、高杰、卢兴福分后夹击，自成军后撤。十二日，自成再以精骑来援，复为白广恩、高杰所败。于十二日夜明军占领宝丰，擒杀自成所委州牧陈可诉、州判姜渭、郏县令周英、主簿刘溥、军将蒋山、李大存、孙月等人。同时，攻破唐县，自成军家口被杀殆尽，满营哭声。明军转战至郏县，又擒自成果毅将军谢君友，旋冲进自成军营，砍断军旗，尾追数十里，自成几乎被擒。自成退守襄城，明军直逼城下。自成见不少将领有降明之意，乃拍胸顿足喊道：“不要畏惧！杀藩王焚皇陵，罪莫大于我。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于是深沟高垒，固守不出，严以待懈，不动如山，暗中遣精锐到洛阳东面的交通要道伊川白沙截断明军粮道。时秋雨连绵不止，道路如泥潭，粮车不能进。而明军只能露宿野地与自成军相持。士兵饥馁不堪，再次攻进郏县，所获骡马，啖之立尽。传庭军营中有一名降将，名叫李际遇，原为登封起义军首领，曾攻破过郏县，后为明军擒获，被迫投降。此时又与自成暗通，将明军虚实尽告自成。自成尽发精锐，以迅雷之势突围而出，直逼郏县。此时，明军又于汝州哗变，形势对明军不利。传庭向诸将问计，高杰主张决战，白广恩以为不如退却。传庭认为广恩怯懦胆小，故其心中抑郁不乐，遂引兵撤至汝州。于是，传庭留陈永福扼守郏城，自率高杰等将还军迎粮。前军既移，后军骚乱，永福斩之不能止，遂暗中归降自成。自成再克郏城后，马不停蹄，迅即沿汝州西追五十里，至郏县最西的一个大镇——长阜店。自郏城至长阜至淋汝，九十里沟河纵横，因北山南河，流向多为自北而南，秋雨之时，洪水泛滥，沟溢河满，明军多为所阻，行进非常困难。而自成精骑，驰骋疾突，如入无人之境。传庭自谓无计可施，只得命令诸将调转所向，还军侥幸一战。自成布阵五重，饥民处外，步卒处二、马军处三，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待明军突破第三层时，第四层的骁骑突然跃起，殊死拼杀，攻势凌厉，锐不可挡。明军阵式稍微一乱，白广恩原来统帅火车的军将则大声呼喊：“我们的军队已经打败了。”随之，扔下战车逃走。士卒不知虚实，亦闻声鼠窜，明军大溃。大路上尽是翻到的战车，把路堵得水泄不通，战马被套在辕上不能向前。自成军见此状况，越战越勇，铁骑凌空践踏，步卒白棒狠击，中之者，头颅惧碎；遇之者，臂腿皆断。顷刻间，郏临道上，长阜周围，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其惨烈之状，目不忍睹。高杰登上镇中高岭望之曰：“不可支矣。遂麾众退。明军大奔，死者数万，传庭大败，自成紧追不舍，从长阜至师汝，从临汝至洛阳至孟津，传庭溃逃四百多里，损失兵器重数十万。传庭单骑渡河至垣曲，高杰旋即亦至。二人自山西转入潼关，同先期到达的白广恩收集残部进行扼守。十月，自成军直逼关下，使陈永福扣关，传庭不知永福已降，下令打开关门，自成军洪水般涌入，广恩力战不敌。此时，高杰怨广恩以长阜之败不救己，亦拥众坐视不救。广恩战败，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殁，广恩投降，潼关遂破。自成长驱直入，连破华阴、渭南、临潼、直至长安。守将王根子开东门受降。自成遂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修城墙、开驰道，百姓望见黄龙旗，都伏在地上山呼万岁。崇祯十七年正月，自成于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同时，设置朝廷各种机构，以牛金星为天佑大学士。又封五等爵，大封功臣，重赏顾军恩。此时，自成拥有步兵40万，骑兵60万，每日校场校射，耀武扬威，金鼓动地，士气大振。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政权后，当即决定继续北上，攻打北京，彻底推翻明王朝。为了更进一步赢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李自成完善了上下礼制及军法，制定严明的军纪。1、除自己的妻子儿女外，不得携带拐骗其它妇女。2、战中缴获的财物，不得私自收藏。3、军队不得进入百姓住宅，必须住在农民军自备的帐幕中。4、对于宣布投诚的城市，不得滥杀焚烧。5、军队向百姓买东西，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我们从清人彭孙贻辑的《平寇志》中，透过字里行间，也可窥到闯王不滥杀投降士兵的记载：“……若获富室仁宦则献之巨帅，索其积而杀之。僧、道、医、卜有技术者皆不杀，所掳之人，愿从者皆不杀，裁缝则入裁缝队，银匠则入银匠队，吹手则入吹手队，无手业者入打粮队，粗蠢者入打马草队，善战有力者给马匹弓刀，不善战者任其自卤自食，亦不轻杀。（闯王）……性又淡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妪，不蓄婢仆。无子，以李双喜为子。”《平寇志》系清代官书，自然替官方说话，对李自成是持仇视态度的，但也可从该书反面了解到起义军的一些情况，它毕竟保存了部分农民起义军的一些真实史料。当时李自成在本来已经很好的军纪基础上，又健全军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百姓的利益，更好的作到秋毫无犯，能顺利进军攻打北京，彻底推翻明王朝的腐朽政权，救民于水火。所以沿途大军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的欢迎，百姓们到处传唱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想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呱嗒嗒，呱嗒嗒，盼着闯王坐天下。”
李自成稍事休整之后，于崇祯十七年二月渡河北上，一路破汾州、河曲、静乐、太原。又北徇忻州、代州、宁武、大同、宣府等地。同时，再遣游兵致入河北，掠大名、真定，势如破竹。三月十三日，攻占昌平，接着包围京师。三月十八日直逼彰义门，十九日拂晓，皇城不守，崇祯帝集百官议事而无一人至，后崇祯帝至煤山，书衣襟为遗诏，准备于山亭以帛自缢。时自成毡笠缥衣，入承天门，登皇极殿，据帝位。下令大索百官，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者四十年余人。李闯王的大军包围北京城，只三天时间，几乎没遇到明军守京部队的抵抗。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九日凌晨自缢于煤山。至此，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创建的大明帝国，历16主277年之后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灭亡。李自成进北京后，曾命令军士四下寻找崇祯皇帝的下落，后来在煤山古槐下，发现了他的尸体，当时崇祯帝年仅三十五岁，衣襟中有遗诏，上面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此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当时李自成令战士将崇祯帝的尸体用棺成殓安葬。他是以战胜者对待亡国之君的礼节对待崇祯帝的。并且在李自成的登基诏书里也客观的对崇祯帝进行了评价：“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一位亡国之君，就其个人品质来说，还不算是最昏庸的皇帝。他继统之后，刈除奸党，昭雪错案，不近声色，殚心治理，慨然有中兴，致国家以生平的恢宏大志。然而，大势已倾，积习难挽，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又举措失当，用非其人，顾此失彼，最后，面对残酷的内忧外患，束手无策。世事难如人愿，崇祯皇帝虽非昏君，但最后出现身罹祸变，自缢煤山，身死国灭的结局，也并非完全偶然，除却其中深刻的政治原因外，重振个人个人政治素质和性情也起着重要作用。
朱由检性多疑任察，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如崇祯十二年，誅杀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一时上下震恐，人人自危。崇祯十一年，九月，大清兵入墙子岭，十一月克高阳，十二月占巨鹿，卢象升战死。崇祯十二年正月，大清兵直趋济南，德王朱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丧命，京师告急。于是朱由检置李自成等起义军于不顾，调进剿主力洪承畴、孙传庭分别为冀、辽、保定、山东、河北总督，入援北京。清兵北归之后，孙传庭同兵部尚书杨嗣昌发生分歧。杨嗣昌主张孙传庭的军队继续留守冀、辽，孙传庭主张应该回师关中，否则，李自成等会东山再起。杨嗣昌固执己见，孙传庭苦争而不能得。心中郁郁，耳朵遂聋。孙传庭不胜烦恼，引疾乞休，杨嗣昌又弹劾其托疾抗命，崇祯遂怒，不分青红皂白，贬传庭为民，并下狱待决。孙传庭在监狱一呆就是三年，而这期间杨嗣昌、熊文灿进剿李自成之事，皆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李自成已占领整个河南。执总督，杀三藩，与蛰伏商洛山时比，势盛百倍。崇祯再思传庭之言，顿悟三年前之过，于十五年正月，不得不再次启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并亲自召见，询问平乱之策。不久，汪乔年战死，崇祯皇帝委任孙传庭为陕西总督，令其率兵平定李自成起义。
孙传庭此时虽带着心灵的创伤，但他对明王朝仍是衷心耿耿，他一回到陕西任上，便兢兢业业，整顿军纪，招募新兵，购置装备，日夜操练，时刻准备报效朝廷。而崇祯帝听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又失之以急，并作出轻率的决定，诏命御史苏京监延、宁、陕、固军队，令孙传庭立即出兵援救开封。此时距孙传庭出狱，任兵部右侍郎，代汪乔年为陕西总督才不过几个月，孙传庭纵有三头六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难以组织训练好一支能杀能战，素质高、武艺强，能与李自成抗衡的军队来。作为善于带兵得将军，孙传庭也许正是考虑因时机不成熟，所以，上奏崇祯皇帝，说明士兵多为新招募的，未经训练，马上决战，是难以打胜仗的。对孙传庭的上奏，崇祯帝根本听不进去。于是强令孙传庭率兵出关，结果导致郏县柿园大败。崇祯皇帝一错再错，十六年五月，再授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后，又将其提拔为兵部尚书，加督陕西、湖广等七省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他不懂得针对当时明军屡屡受挫，士卒新集，不利速战的形势，应该采取坚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与之相持，以待时变的战略，催战益急。孙传庭无奈，只好奉命出兵，在出兵前他曾仰天长叹说：“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27]可见，孙传庭是抱着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再被抓进监狱的态度出兵的，出兵前根本没有取胜的信心和决心。所以第二次出兵，开始打的还不错，可是时间一久，由于粮饷不足，明军就支撑不住，再加上将相不和，坐视不救，传庭大败已成定局。
崇祯皇帝比起历史上的夏桀、商汤、杨广诸亡国之君强的多了，他没有淫奢之嫌，从主观上他很想励精图治，国泰民安，但最后何以落得国亡身死？究其明亡病因，其主要弊端为：1、崇祯接的是万历、天启两代的乱摊子，本来难以治理。2、吏治腐败，朋党交争，社会风气败坏。初是阉官魏忠贤祸国，次是客氏擅政，以至于国乱民危，国不存，民不保。3、清人崛起，民族危机严重，内外交困。温文柔弱的崇祯帝遇到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善于用兵的劲敌，边患、征饷、被折腾的民穷、财困，4、水旱、蝗虫天灾严重。崇祯末年水旱、蝗虫连年发生，天灾频繁，百姓无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农民没有土地，人民饥饿、死亡，为活下去，被逼造反。5、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面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是无力回天。6、崇祯本人不善于用人，屡更相、帅，又刚愎自用，也是其失国丧身的重要原因。崇祯宠信太监阉人，不能纳贤重士，到最后连防守北京的大将军都是由太监担任，太监高踞城上，发号施令，擅作威福，失却贤人，国焉能不亡，兵又焉能不败。崇祯的失国最重要的还是失去了天下民心。
五、进京腐化，身死九宫
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只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来了。李自成的军事进攻，真如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使延续二百七十多年固若金汤的大明王朝一朝摧毁。这种轻易取得的巨大胜利，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都陶醉沉浸在胜利之中，忘乎所以。进了北京城以后，李自成便住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飘飘然，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无事。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那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的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28]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绑了来，为了得到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拷掠酷甚。为了一个女人，不惜苦心搜索，虽然得到了陈圆圆，然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这位刘将军，当年曾带领义军出生入死，奋勇杀敌，如今却沉溺声色，一意孤行，丝毫不顾及大局。从以上可以看出李自成和他的将卒们进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享乐、轻敌，不注意统战政策，更不注意严明军纪，尤其忽视了手握重兵的山海关明帅吴三桂，以及清人武装集团的出击。攻克北京后百姓的疾苦，战士的抚恤，都不管不问。结果是百姓离心，士卒厌战，自行解体。在此刚刚入京，立脚不稳，旧的实力随时都可能复燃的关键时刻，也有头脑较清醒的制将军李岩，曾向大顺皇帝进谏：“……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29]看起来，当时在李自成进北京后，后期军纪是不太好的。如上边引文中曾提到：“……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这说明当时少数的不遵守军纪士卒，抢掠民财和干出其它不善良的事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连李自成的重要将领：“顾君恩科头吏部堂，举足案上，或醉携娈童，高唱边关太平调。企郊规之曰：‘衙门有体，不比营中可自放’。君恩咻（笑貌）之曰：‘老宋犹作旧日太山，岩岩气象！’”“数十人群坐大嚼，或膝坐妇人弄之，……”[30]当时上自刘宗敏、牛金星、顾君恩，下至士卒都忘乎所以，人人失去理智，忘民众疾苦于脑后，忽视吴三桂、多尔滚以及当时亡明的残余武装势力。就当时的局势而言，李自成初进北京后，当务之急应是安定民心，严格军纪，注意策略，吸收改造明朝清廉官吏，遵守职责，严厉打击惩治首恶、贪官，使各级政权机构紧张而有序的的运转，力争尽快走上稳定局面，警惕严防敌人的捣乱和复辟，尤其应特别关注吴三桂和清兵的动向，以阻止他们入关。对吴三桂应尽量团结，并重在羁縻，先巩固内部。假如能像唐太宗初登基时，屈事突厥那样，与清武装集团媾和，以俟初创建的政权得到巩固、发展。可是李自成见不及此。当然李自成手下不乏智谋之士，如李岩、宋献策都认为当时闯王部下在北京城内的腐败享乐之风，如不立即制止，悬崖勒马，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义军将士：“……闻关东兵至，咸涕泣思归，无有斗志。”[31]将士是如此，而当时北京城的百姓反映是如何呢？“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药，次责供餐。资财既罄，犹索饮食如故，稍不给，刀背，马騋箠挝之，往往立毙，禁民不许罢市，入市者十不偿一。挟仇者妄讦，外解至京，犹有会券，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32]当然上面引文系官方史家所记，不乏对农民义军有贬斥污蔑之处，但不守军纪，侵害群众利益的也是确有其事的。不然的话，刘将军也决不会“杀人无虚日”。将士腐化，士气低下，在百姓中的形象，远非昔比。所以“大失民望”这些毒瘤、癌菌如果不及时摘除、杀死，必将导致起义大业夭折，甚至会再次使千百万义军人头落地。当时宋献策针对无区别的以严刑对明官员追赃的事，曾托以天象示警，向李自成谏议马上停止。“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事。……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接着在初九日又谏：“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院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胜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曰：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钱多寡，尽释之。”[33]这说明当时在对待明百官政策上，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的。在当时内部不稳，外有强敌的形势下，如此作为是极不妥当的。在处理崇祯帝以及太子问题上也有不妥当处，激发了一部分官僚士人的忠君之心。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上应注意策略，团结、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站在义军一方，以便使初建的大顺政权得到巩固，以立于不败之地。当时李岩（信）也曾谏自成：“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乃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二、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嗥嗥，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三，吴镇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基，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矣！”并不行！[34]
闯王在北京期间，内部政见不一，高层很快分裂为三派：李自成为首的一派；牛金星等人一派；李岩、宋献策一派。刘宗敏则游离于闯王、李岩之间。李自成攻克北京后，宋献策、李岩二人闲步在崇祯灵柩前，看到有二位和尚在给崇祯念经超度，二人触景生情，有一段对话。我们从李岩和宋献策的对话中，可看出二人是亲密的一派，属政见一致的莫逆之交。传言宋献策身高不满三尺，脸长如鬼，一足又跛，靠拐杖行走，面貌丑陋极了，可是这位人不人，鬼不鬼的汉子，见地却不寻常，其宏解高论，至今犹可供人们深思。如他在论及僧人与明官吏的一段话，可谓入木三分：“……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宋曰：‘彼等纱帽原是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会试而廷试，然后亲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而旧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漠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父？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革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岩曰：‘适见僧人礼敬旧主，足见其良心未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欤？’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族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廷（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游惰而惜天下之财费，而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35]二人不仅观点一致，且在政见、戒杀上均相似。
当吴三桂举起反旗，反对李自成，打着赴君难的幌子引清兵时，李自成曾让刘宗敏挂帅东征，但刘宗敏贪于与陈圆圆为欢不应。李自成无奈，只好自率数十万大军亲征。很明显，他指挥已经失灵了。“己巳，自成再集群贼议东征，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决策亲行。”[36]这时，起义军内部开始分裂，士卒厌战又失民望，所以李自成东征失败。他只好将数万金饼先运送西安，作退守关中计，退出刚刚占领了四十天的北京城，又在真定吃了败仗。误用牛金星计杀死李岩、李牟兄弟，这时宋献策想假刘宗敏手杀牛金星。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37]李自成进北京后，由于得胜迅速，来不及思考如何治理，又起自垄亩，缺乏治国经验，随同将士沉溺于享乐之中，失去民心，得不到百姓如起义时的真心拥护。更为严重的是，李自成没有建立巩固的关中根据地，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在清兵占领北京后，仓促安置六十万兵力守卫潼关一线，命将领马世耀带领，前去抗击阻挡清兵。
1645年清派大将多铎、豪格攻打潼关。李自成亲自指挥，步骑兵迎战，亦多被击败，在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后，撤退到西安。这年二月，西安被清兵攻破，李自成带领五十万人马南撤，因无根据地为依托，更无粮食供给，他又开始了流动作战，“一路上均遭到清军追袭，连续八次被击败。李自成在武昌驻屯了五十多天，尚有五十余万人，后来经延宁、蒲圻、通城，进入湖北九宫山。九月某日 “何腾蛟伏兵邀之，贼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与众相失，以数十骑突走村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见零骑入，合围共击之。自成驰射，挥左右格斗。时积雨，骑陷淖（泥中）不得驰，村民锄梃奋击，人马俱毙。”[38]至此，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血战近二十年，彻底失败了。追思当初，李自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驰骋十数省，众至一百万，一举推翻了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一统王朝，建立了大顺帝国。在明反动势力与清武装集团的联合进攻中，昙花一现，很快就又被镇压下去了，可谓骤兴暴灭。究其原因：当代伟大领袖毛泽东曾总结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新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39]就当时军事上来说，李自成的兵力进攻北京时号称百万，其实真正的兵力约数十万，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四月东征吴三桂的兵力仅二十万。从战斗力来说，清兵多系精锐骑兵，无论在主帅指挥上、士卒素质和战斗力上，远优于李自成。这时的吴三桂约三十万精兵，战斗力稍弱于清兵，但优于李自成，清、吴联军这时显然占绝对优势，加上李自成的兵力还被明其它武力牵制，又内部不团结，士气低落，在失去人望（民心）的情势下，又不守险，失败是无疑的！在军事上是这样，在政略上，李自成对明官吏多实行“拶夹追赃”多杀戮，不是采取利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收揽明降臣，为新政权服务，而是将明官吏推向了对立面。在强敌在肘腋的形势下，这样做无疑是失策的。尤其是激怒吴三桂，这无疑也是最大的失误。士卒入居民宅，大失民望，丧失了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不注意及时宣布废除明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以聚拢民心。对崇祯帝安葬不及时，有失权宜，对瓦解明官吏不利。对张献忠没搞联合、册封。在安定局面上，措施不甚得力，使人们多处在恐慌不安之中。而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军却相反，入关军纪较好，进京军不准入民宅，凡明官吏不抵抗的官职仍旧不动，礼葬崇祯帝、后；除正额赋税外废止一切苛捐杂税，赦免罪犯，注重知识分子政策，招揽人才，清军这些策略无疑起到了安定局面的良好作用。在经济方面，李自成军资供应多取于前方，没有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作保障。当时北京城内谣传颇多，有说八月屠城的，有说将纵兵掳掠的，多尔衮对众将士说民为国之本，既然大家诚心归附了，有什么罪，要将他们杀戮呢？并说已从盛京运来币银百余万两，以供应京城内外兵民使用。在经济上，李自成与清、吴军比较是做的很差的。在内部团结方面，将帅关系协调方面，清、吴也优于义军。所以，李自成进京后，从胜利走向了反面，不得不失败了。
六、李自成用兵浅易议
战争是人类社会形成以后出现的特有现象。它是用暴力解决人群之间对抗性矛盾冲突的一种方式。战争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它自身的规律和法则。李自成洛阳之战，重用贤才，先后得李信、牛金星、宋献策等智谋之士辅佐，能针对洛阳城高、池深、地险，易守难攻的具体情况，采取先攻洛阳周边县城，切断洛阳周围的救援，使洛阳成为一座古城，然后命部分将士伪装成向洛阳巡抚投诚的部队，混进城内以便于李自成大军攻城时作内应。之后，李自成选取薄弱环节，决定从城西北角攻城。就在李自成指挥大军集猛烈之势攻城时，提前混进城内的义军迅速响应，他们冲上城墙，持刀捆绑明军指挥官王胤昌，经勇猛拼杀，终于打开西门，李自成带大军蜂拥攻进城内，夺取了洛阳之战的辉煌胜利。
洛阳之战胜利后，李自成紧接着又围攻开封。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集结数十万大军包围开封，在城墙四周搭起帐篷，命士卒日夜轮番攻城，开封守军坚守城池，箭如飞蝗，义军皆头顶车篷或木板攻城。为避士卒被箭伤，李自成又命士卒挖洞攻城，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由于天气骤变，寒冷异常，士卒衣单缺食，难以支撑，且陈永福援军降至，自成又为明守军射中左眼，只好暂作撤退。几个月后自成稍作休整，又和罗汝才联合再攻开封。李自成改用火炮轰击炸城，明守军也用火箭射击，城如火海。战斗持续二十多个昼夜，双方死亡惨重。由于左良玉切断义军粮草，迫使自成不得不再次撤军。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四月，李自成率领起义军第三次包围开封，开封被围数月，城内缺粮大饥，食牛皮、水草、胶泥、粪蛆，甚至人相食，妇食夫，兄食弟，城头守卒寥寥。崇祯派孙传庭督师救援开封。时天连降大雨，昼夜不停，河水暴涨，明守军巡抚高名衡命掘宋家寨以水淹义军营地，自成亦令人掘马家口淹城。开封城顿成一片汪洋。明守军仓皇逃走，李自成亦率大军撤离开封。李自成三围开封之战，虽皆因各种原因，无功而返，未能攻下开封，但经过几场激烈战斗，充分显示了农民起义军的军威和声势以及灭明的决心和顽强作战的毅力，严重动摇了明王朝在中原的统治根基。
在郏城会战中，李自成更是娴熟地使用了运动战的战略，辟其锐气，击其堕归，以李牧大破匈奴的战术，利而诱之，在柿园把明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正如不少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当孙传庭突然从禺州三峰山下冲到郏县东南汝河北岸时，士气高昂，兵阵严整，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配合默契，势不可挡。自成采取强而避之的战法，针对贪婪成性的明军，洋装败北，撤退时把金银财货，珠宝首饰丢弃满地，结果正如李自成预料的那样，明军为抢夺财物乱了阵脚，自成与罗汝才然后合兵还击，从而造成其疾如风，其烈如火，如千仞之山下转圆石之势，从而达到乱而取之的目的。
在第二次的郏县会战中，自成先是采取诱敌深入等敌疲之后在与之决战的方法，以夺取胜利。当孙传庭气势汹汹，坐阵龙门，向汝州，长阜进兵的时候，自成军队节节败退，弃宝半、郏县、唐县，待明军转战千里，士卒皆体疲力尽之后，集中精锐与明军在襄城对峙，伺其虚懈，发起猛攻。因为三军之众，可以势战，不可以力取。必须耐心待其势成，然后才可以趋战。这里所说的势即吾之攻势，敌之败势。当李自成于襄城与明军对峙之时，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自成的局面转化。明军由佚变劳，由锐变堕。。又因缺粮，饥馁不堪，再加上大雨露宿，体力、心力渐不可支。又遇汝州留守士兵哗变，传庭不得已向西撤退。命陈永福驻郏县据守，陈永福所率明军见孙传庭、白广恩、高杰率主力仓皇西去，心生畏惧，纷纷违抗军令，四处逃散。陈永福为了自保，遂暗中投降李自成，至此，明军锐气丧尽，败势以成。从而击堕归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郏县长阜街出现的自成紧追，明军还战，结果大败，一日夜逃奔四百多里，死伤四万多人的壮烈而又悲惨的场面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双方智慧与武力相互较量的必然结果。因为孙传庭违背了“饵兵勿食，锐卒勿攻”的军事禁忌，以至于陷入绝境，兵败身亡。
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一举灭掉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余年的明王朝，建立农民政权。由于李自成迅速取得胜利，进京灭掉明王朝后，对于如何巩固胜利果实，发展新政权，缺乏思想准备，更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忽视了清兵时刻窥视南下的危险存在，尤其不注意统战政策，安抚明朝遗臣和京城遗民，军纪松懈，措施不力，又加上内部出现分裂，清军很快乘机南下。李自成仅仅在北京呆了四十天，便不得不亲自带兵出征，结果真定一战大败，又错斩李岩、李牟兄弟，内部严重分裂，又无稳固的后方根据地可以退兵据守，李自成只好再次陷入流动作战，直至最后兵败九宫山，身死家灭，致使血战二十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彻底被葬送。悲哉，自成！惜哉，英雄！
七、大顺政权的失败
1645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西安地区的大顺军主力经陕西蓝田、商洛撤入河南。由于撤退时携带家属和辎重，行军速度相当缓慢。《商州志》记：“次年乙酉即顺治二年也，潼关之战，自成不支，率众东窜。遂尽由商，自正月十五日行至月终。”①河南《内乡县志》载：“国朝顺治二年春，英王统兵追逆闯入潼关。逆闯败奔内乡县，正月二十九日歇马，三月十八日始拔营去。”②《邓州志》记：“顺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邓州。清兵入潼关，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③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1645年正月下旬到三月中旬，李自成亲自统率的大顺军集中在河南省西南部地区。
清英亲王阿济格原奉命西征大顺政权，由于他迂道至蒙古鄂尔多斯部落索取马匹，耽误了时间，被豫亲王多铎部夺得了攻取潼关、占领西安的头功，因而受到清廷的训斥，责成他“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遛之咎”①。阿济格不敢怠慢，把料理西北事务交给陕西总督孟乔芳，随即统兵猛追李自成部大顺军。据阿济格报告，这年三月到四月，他带领的满汉军队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北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德安（今安陆）、武昌、富池口（湖北省阳新县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②这里所说的八次战役，并不都是双方主力交战，却反映了从西安撤退的大顺军行军路线和清阿济格军的追击情况。
大约在三月下旬，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到达湖北襄阳一带。当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河南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兵员七万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④。由白旺统率的这支驻屯襄阳、荆州一带的重兵是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带领主力北上歼灭孙传庭部秦军时留下守卫“襄京”的一支精锐部队，目的是扼制明左良玉军趁虚尾追。李自成决策把襄、荆四府驻防主力调集跟随主力东下，是因为想抢在清军之前夺取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需要这支比较完整的生力军。但是，这次集中兵力是失策的。因为：一、自古以来夺取或保卫江南必据守襄、荆；二、大顺军放弃黄河流域以后，惟一的后方基地只剩下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这一地区一旦放弃就变成无后方作战。镇守大将白旺曾经提出过异议，以为这一地区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已经比较巩固，驻防军也不弱，应当固守。但是，李自成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当阿济格部清军尾追而来时，大顺军后方空虚，缺乏兵力阻滞清军前进。白旺部主力随李自成东下后，襄阳等四府轻易地被清军占领。如《襄阳府志》记载：“清顺治二年三月，英王帅师至襄，伪将伪官倾城去”，阿济格委任降清的明朝郧阳抚治徐起元移镇襄阳。德安府志记载：“白旺夜遁，……伪掌旅诸逆遍搜遗民掳下江南。国朝兵至，……委伪官陈吾鼎（大顺政权德安府同知）为巡道，胡鈊（大顺政权安陆县令）为知府，从难民请也。”留守荆州重镇的大顺军裨将郑四维面对强敌不敢抵抗，竟然把大顺政权荆州防御使孟长庚杀害，向清方投降。这样，尽管李自成的主观意图是夺取江南为基业，实际结果却是他从崇祯十五年（1642）冬开始建立的各级地方政权全部瓦解，大顺军又回到了原先流动作战的状态。
当李自成统率大顺军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时，南明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连章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可能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发，带了一支军队赶往湖北蕲春，同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一带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部，一时“武、岳大震”。左良玉不敢迎战，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祯帝“太子”密谕，扯起“清君侧”的旗帜全军乘船东下，放火焚毁武昌。李自成带领大顺军进驻劫后烬余的武昌后不久，阿济格部清军就追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②。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被清军击败。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继续东下。③这时，大顺军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既无地方提供后勤供应，又要保护着随军家属，十万以上的大军随地筹粮，势必出现组织混乱，指挥不灵。南明的江西总督袁继咸在三月下旬向弘光朝廷报告：“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④，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作战方向。四月，清军追到阳新富池口，趁大顺军不备冲入营垒，李自成军又一次失利。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位居文官武将之首的汝侯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将领的家属也被清军俘获。刘宗敏和自成的两位叔父当时就被杀害，宋献策却凭借他取得李自成信任的一套江湖占卜骗术投靠满洲贵族。在这前后，丞相牛金星认为大势已去，同儿子牛佺（大顺政权襄阳府尹）私自脱离大顺军，向清方投降。牛佺被委任为清朝黄州知府，后来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因为在大顺政权中地位极高，在明朝官绅中名声又极坏，清廷不便安排其职务，老死于牛佺官署中。
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军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为东下南京而准备的几万条船只也被清军缴获，兼之多铎部清军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经无法实现。他不得不改变进军方向，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大顺皇帝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就一拥而上。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击杀，张鼐和一名姓刘的伴当逃出，向后续部队报告了这一恶耗。③大顺军将士闻讯，悲怒交集，立即对当地团练予以报复性打击。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
李自成的牺牲于通山纯属偶然。在通常情况下，全军统帅在行军时往往处于队伍的适中位置，李自成当时手下的军队还有几万人，屡败之后进入通山县境，在这偏僻山区为了决定大军的行进方向，亲自带领少数卫士去察看地形道路，也在情理当中。以程九伯为头子的九宫山区团练武装是在对大顺军主力入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才敢于动武。但是，李自成带少数随从前行观察，必定距离大军不远；自成牺牲后大顺军扫荡九宫山区应当是同一天的事，所以李自成牺牲的日期可以推断为康熙《通山县志》记载大顺军入境的顺治二年（1645）五月初四日。李自成遇难后，他率领的这支大顺军还有数万之众，其中包括自成的妻子皇后高氏、大将中封侯爵的就有田见秀、刘芳亮、袁宗第、张鼐等，他们为了替领袖复仇，把九宫山区的乡团杀得鸡飞狗走，要说他们会无情无义地丢下自成（大顺皇帝）的遗体，任其暴尸荒野，很难令人置信。联系到后来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后仍然称李自成为先帝，高氏为太后，备受敬仰；而清方和南明隆武政权都未能找到李自成的“首级”献功，①惟一的解释是李自成的遗体由随行的大顺军秘密安葬，其地点很可能就在九宫山区。由于大顺军当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管辖区，正值天气炎热，不可能一直抬着大顺皇帝的遗体流动作战，又不可能为李自成修建公开的陵墓，以免为尾追而来的清军所发掘。据康熙《宁州志》（宁州即今修水县）记载，大顺军占领该地在五月十三日①，考虑到通山县与宁州接境，大顺军之所以在五月初四日后过了差不多十天才进入宁州，原因就是在此期间需要料理李自成的安葬等善后事宜。
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