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 中文百科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收入上册。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的上书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　　

作者介绍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又是文学史上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曾任多年地方官。仁宗时上书皇帝，要求变法，未被采纳。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后两度任宰相，推行新法．在教育科举方面实行了许多改革，如立太学“三舍法”；置律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废止科举中的诗赋、帖经、墨义，改以经义、策论试士；设经义局，修《三经新义》颁于学官，既作为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又是学校和科举改革的标准教材。王安石遗世著作主要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收入上册。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的上书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但也有人考证王安石上《万言书》当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据《宋史王安石》记载：“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安石议论高奇……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也记载在嘉祐三年。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　　

时代背景

　　宋自立国以来，实行文臣治国政策，重视科举择人。真宗以后，科举制度的腐败、恩荫的宽泛、学校教育的废弛，使得官僚行政机构十分庞大和腐朽，科场流弊丛生，加之考试内容、方式的陈腐、死板、只重文辞、不尚实学，于是，官场上“无能之士，禄以利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许多有志改革的人物，他们都把改革学校和科举，搜罗人才，刷新吏制作为头等重要的内容。如范仲淹的“庆厉新政”，就是以“改革吏制，选拔贤能”为其中心的。在他的十项改革大纲中“明陟黜”、“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等，都是涉及人才问题的，其指意即在于从改革科举、考察官吏，选拔一批具有实际从政能力，通晓政令案牍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欧阳修也主张“尽去寻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并认为“苟非不次以用人，难弭当今之大患。”他还说：“方今天下之广，不可谓之无人，但朝廷无术以得之耳。宁用不才以败事，不肯劳心而择才，……所以无人可用”苏轼在上书中也要求选拔人才，改革吏制。他说：“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他主张“择人要精”，“任人宜久”，并且要有真才实学，坚决反对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实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书呆子。这一时期的这些有志于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张，或归于失败，或没有实施，但他们重视人才，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思想，无疑对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积极的、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于庆历改革失败后的低潮中，它不但是北宋中期一些进步的士大夫重视人才、改革吏制，变法图强思想的结晶，也是北宋以前历代“人才观”的总结和发展。　　

内容概述

《王安石》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首先从政治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人才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分析当时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在位之人才不足”，“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不但如此，这些人还往往借推行变法而骚扰百姓，使新法反受其污，百姓反遭其害。”另一方面，“草野闾巷之间”，人才也未见其多。这就是说，由于不重视教育和培养，以及人才的选拔导向不当，整个社会已处于人才的严重匱乏之下，“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因此，要想进行社会改革，就必须首先改革这种人才缺乏的状况，选拔和培养改革事业所需要的人才。王安石指出：“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其势未必能也。”“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在王安石看来，人才是变法的根本和核心，变法的主体是人，而变法首先也是为了人，人的改变是变法的先决条件和最后归宿。没有众多的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要变更法制，刷新吏制，整顿财政，维护国家的安定，使国富民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这个思想，在他以后的几次奏疏和文章中，都一再加以强调。如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说：“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嘉祐六年（1061年）《上时政疏》进一步阐述：“盖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贤才不用，法度不修，……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变法和人才，是治理国家的两件根本大事，就好象一辆车子上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仅如此，王安石还从反面警告仁宗说，如果不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合理的使用，那么，“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能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这就是说，北宋王朝如果不赶快培养和选拔真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实行变法，就会有亡国乱政之祸。

　　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是国家政治的首务，是“人主”的神圣职责，“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周继商而立极，就是因为“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所以出征能制胜敌人，守国能修好政事。宣王之所以能中兴，就是因为宣王器重仲山甫，并通过他来刷新天下士子，振兴人才，才出现了“宣王中兴”的大好局面。周朝兴衰的历史说明，“人主”是否重视人才，事关重大。

　　因此，要培养社会国家所急需的人才，首先要求“人主”要有“至诚”之心。“至诚”之心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主”以社会安危为己任，长顾虑后，革除因循苟且的社会弊风，振兴人才。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故日，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下勉之而已。”只有“以吾至诚恳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以身作则，才会真正形成良好的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只有“人主”悉其耳目心力以至诚侧怛思念而行之”，才会“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陶冶人才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决非仅学校教育过程本身所能完成。因此，必须从整个社会出发，从各有关方面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合理的制度。这就是他主张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等各个环节皆“有其道”。　　

·“教之之道”

王安石年谱三种

　　这里的所谓“教”，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办的学校教育而言的。王安石把官学教育看作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基地，而主张取缔私学。他认为三代以后，“私学乱治”，私学泛滥的结果是无补之学的盛行，是“家异道，人殊德”的渊薮。为了“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就要取缔私学，振兴由君主和国家直接控制的官学。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

　　普遍设立学校。庆历以来，虽然中央明令全国普遍设学，但多数学校空有其名。“取墙壁具而已”。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教学活动。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彻底解决人才的来源问题。

　　严选学官。当时的学校，不仅名同虚设，没有“教导之官”。而中央太学虽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因而，“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很难胜任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任务。所以必须“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广泛地尊师立学，严格地选拔教学人员，才能完成学校培养人才的任务。他所理想的教师，是“士大夫之才行完洁，而其设施已尝试于位而去者，以为之师。”即要品学兼优，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担任教师，才能所教所学皆所用，不致流于空洞说教。

　　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王安石集中地批评了当时学校教育内容的空疏和腐朽、对现实的政治需要漠不关心，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状，指出这样的教育内容，不仅不能培养出于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反而会败坏人才：“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已之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

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

　　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内容的“实用”原则：“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今士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而凡是于国家政治没有实际用处的都一律要从学校教育内容中删除。

　　他所提出的于天下国家有用的教育内容最突出的有两项：一是国家的政治施设和制度。这都是历代统治者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管理经验，是社会得以维持的纲维，即“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二是“文武合一”，特别强调军事教育。这对北宋长期的边患和“积弱”，是有极其强烈的针对性的。北宋以来，重文轻武成习，一方面使知识分子“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另一方面，使边疆、宿卫尽“属之奸悍无赖之人”，军队素质极为低下，致使天下“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以恃以为安也。”因此，改革教育内容，必须行“文武合一”之教，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担任边疆、宿卫之任，才能真正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深为戒惧的藩镇割据的隐患，才能真正国泰民安：“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　　

·“养之之道”

　　“养”是针对物质待遇和管理而言的。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是人才得以正常生活、安心工作和顺利成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抓好这一环节。王安石对人才的待遇和管理，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

　　“饶之以财。”王安石认为，当时朝廷对现职官吏的俸禄规定得太低。一般地说，除在皇帝身边的大官、亲信外，其他“食口稍重，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尤其是地方上的“州县之吏”，靠“一月所得”，很难维持日常生活，更谈不上道德修养。因为，按人之常情，一般人没有起码的生活保障，就自然会道德沦丧，“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恭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则不然，穷则为小人，恭则为君子，”而在社会上。“中人”是大多数，他们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风化，因而使“一般人”有生活保障，才是保障人才成长的基本条件。而按当时生活待遇，“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不但人才不能得以正常成长，社会风气也因此而颓糜，“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

　　由此，王安石提出要“制禄养廉”，使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耕矣。由此而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不但如此，甚者“世禄”及其子孙，以使其没有身前身后之忧。

　　“约之以礼”。王安石认为，按照人之常情，当人有了生活保障，如果不加以严格的制约，“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成为腐败的祸根，人就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这样一来，“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因此，必须按照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对其生活、社会交往、礼仪等方面，加以严格的限制和管理。

　　“裁之以法”。王安石认为，当时的法律仅“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是“禁其末而弛其本”，天下“法严令具”，且“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而唯独缺乏对人才的培养、管理的法律：“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因此，他提出，在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严格的管理的基础上，对不帅教者，必须施以严刑峻法，才能使前两项措施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他说，对不守礼的奢侈行为，“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

　　总的看来，王安石的“养之之道”，是一条以管理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措施，其基本思路就是从“制禄养廉”出发，在增加俸禄，保障生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防止放荡、侈糜的发生，在教育和制度都不起作用的时候，就要用刑罚制裁，以保证官吏在国家政治需要的轨道上正常的发展，这对于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人才管理来说，是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的。　　

·“取之之道”

　　“取”即人才的选拔。无论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是从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都需要有一个认定的过程，即合理的选拔，否则，真假难辨、优劣不分，人才的培养、管理和使用都会失去根据。

　　王安石对当时的人才选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就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而言，“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这是北宋科举取士的两种主要类型，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主要由此而来。此外，又有“明经”一科、“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总之，科举取士的内容和方法都极度的空疏，不切实用，而这样选拔出来的人，就是可能位列公卿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中真有公卿之才，能胜公卿之任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人只会讲说章句文字和科场试文程式。相反，在这种考试中，往往那些“才可以为公卿者”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困于无补之学”，郁郁不得志而屈死于深山荒野之中。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受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既没有经过学校教育“教之以道艺”，也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考问其才能”，甚至也没有父兄家长的担保，而朝廷却按规定“以官予之”，“任之以事”。这种“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的做法，实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还有一种“流外”的铨官办法，其危害也十分可怕。王安石指出：朝廷把那些“格子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的不合符要求的官吏派到地方，“属之以州县之事”，实际上是把地方政权，即国家政治的基础交给他们，这种人“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其为危地方政教是必然的。

　　由此，王安石提出了他的“取之之道”：

　　把学校教育纳入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学校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人才必须从学校教育中选拔，“先王之取人也，……必于庠序”。进而建立严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体系。由人君直接控制取士大权。人君选拔公卿大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然后由公卿选拔贤能及四方之使任，“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府，无不得其人也。”“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

　　基层推荐上级考察。“先王之取士，必于乡党，……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考察的内容和方法，一是言行：“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而不能凭感觉和私见。二是“试之以事。”所谓试之者，试之以事是也。”如果言行考察基本上合格了，还要把他们放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进行实际考察。经过长期试用，对那些实属德才兼备的人，才予以正式录用。　　

·“任之之道”

　　“任”是指人才的使用而言。在王安石的思想中，人才的使用是人才陶冶的最后一步，是人才的完成。使用得当，就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价值才算实现；使用不当，人才就没有发挥作用，甚而会对人才的培养、教育起反作用。

　　王安石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先后；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这种只问出身先后和只论资历深浅的做法，已成风气并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破格提拔有真才实学的非凡的人才。他还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任职不够专一，且调动非常频繁，这是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现的。“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在位者数徒，而不得久于其官。”这样，一方面，“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另一方面，“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这是十足的需要庸人和造就庸人的政治。另外，由于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则朝廷用人赏罚原则也不以功过。对明知有才有德，工作称职的人却不肯加以重用，而对无真才实学，力不胜任的人，因为没有人告发，也不能撤职。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他的“任之之道”的三原则：

　　“宜。”他认为，“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适宜不适宜并不没有贵贱之分。朝廷用人应该以称职为原则：“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

　　“久。”“设官大抵当久于其任。”久于其任，则上下相知，成绩可著，错误可彰：“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这样，才能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

　　“专”。王安石认为，“夫人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从人才的使用来说，就是要信任，使人才有信心、有机会尽职尽责，“得行其意”，而不要“一二以法束缚之”，一举一动都得受到约束，否则，即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

　　此外，还应对任职官员加以考绩，“黜陟幽明”，才能形成完整合理的任职制度。对工作没有绩效、不合格的人，即便没有犯错误，也要撤下来，而对有工作成绩，工作尽责尽职的人，要给予奖励和提拔，即使有错误也不要紧，不要求全责备。　　

·人才陶冶及教育改革思想的特点

　　总之，王安石的人才陶冶及教育改革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陶冶人才与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联系起来，使陶冶人才为政治服务。他的人才陶冶的纲领，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中人才的培养、使用上的弊端提出来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使得他的人才理论具有坚韧的斗争锋芒。这种教育为政治服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人才培养教育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二，他的陶冶人才的见解，不局限于学校的狭隘范围内，而是统筹全局，把对人才的有效培养和造就同必要的生活待遇、严格的管理、合理的选拔及恰当的使用等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把教育改革纳入吏制改革，企图通吏制改革来解决教育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教、养、取、任的人才陶冶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有原则意义，又有操作意义。但根本地说，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过程。学校教育既是培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基础，又是人才成长的根据。而从养士的角度来看，它本身既是人才的培养，也是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另一方面，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又直接指导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发展水平，影响到学校的士风。并且人才的教育过程最终又是通过选拔任用来完成的，选拨和任用在这里又具有严格的教育过程的意义。即“任”与“取”的关系来说，也是任取结合，取以任行，任以取合。总之，教养取任并不是一个可以截然分开的四个步骤，而是一个辨证的统一体，其根本精神是要把吏制改革与教育改革联系起来，通过教育的改革来控制选士大权。

　　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人才的陶冶，光靠学校是无法完成的。人才的教、养、取、任四方面，如果没有一套完全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执行措施，即使学校培养了人才，仍然会被埋没和浪费。何况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教育也会走入歧途，根本就不可能培养什么人才。因此，必须使人才陶冶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成为具体的社会过程。

　　第三，他提出的陶冶人才的一些具体主张，无论是整顿学校的措施、物质待遇的规定，还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使用人才的制度，其中都有不少合理因素，反映了人才陶冶过程中的某些带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比如，重视学校教育培养、造就人才的作用，强调学习有用的知识、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并加强管理，实行推荐与考察相结合的选才方法，注意长期试用，反对论资排辈，要求德才与职任相称等，都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的。　　

影响及评价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针砭时弊、极言变法，并从变法的政治需要出发，论述了人才陶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针对当时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压抑、浪费、埋没人才的不合理现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提出了教、养、取、任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措施，既解决了人才的有效培养问题，又涉及到了人才的管理、选拔、使用的问题，成为他后来执政时进行教育和科举改革的基本蓝图和方案。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对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是“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斯文之在天壤间，终不失为悬诸日月不刊也。”并认为“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可见该文对王安石政治改革事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