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清醒的宣言，公开的檄文——细读《答司马谏议书》（下）

三、不见可悔与尽志无悔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在逐条剖析了“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的根源之后，王安石列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史实并指出——想要迁都的盘庚面对朝廷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双重夹击，丝毫不作退让。这与当下的改革变法所遭遇到阻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又怎能退缩！

“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是盘庚的做事风格，也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同时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决绝精神的一种概括。

“度”，表明王安石对自己的主张经过了深思熟虑，它是适宜的，也是符合正义的。自己认为正确，那就付诸实践，而且绝不后悔。

接下来，便要具体分析王安石的行为是否属于“度义而后动”，而这在他对司马光的反驳中，一目了然：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先说“侵官”——

决策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

制定新法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是在朝廷讨论并订立的，绝非出一人之私意。

执行新法是“授之于有司”，是交付给负有专责的部门、官史去执行。

这里一“受”、一“议”、一“授”，把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之上，言外之意是指就程序而言，新法不存在任何问题，属于程序正义。

相对结果正义的而言，程序正义无疑处在优先的位置。如果程序正义缺失或受到损害，那么结果正义便失去了意义。

再说“生事”——

“举先王之政”是理论依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于上合乎先王之道，于下利于国家百姓，“生事扰民”何从谈起。

如此，从推行新法的目的来看，它依然是正当的。

再说“征利”——

一句“为天下理财”便已足矣。这是推行新法的动机和出发点，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

任何事情，如果出发点是偏离的，就不会得到正确结果。出发点正确，动机良好，“征利”的责难也就无法站住脚跟。

对这样动机纯粹，目标端正，程序正义的变法，反对者便是壬人邪说的代言人。

如此新法在名义和实际上完全相符，度而后动，何悔之有。

这里的“不见可悔”，无法不让人想起《游褒禅山记》中的“悔”与“无悔”来。

描述这次游历，王安石说——“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这里的“悔”字，可以他性格中深思自省、不愿从众、执拗自信的一面。

也因为有着这样的个性，他才会有如此之感慨——“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由此可见，在他的心里，尽志无悔便是终极理想，至于能够抵达何处，他人如何评价，都是第二等重要的事情。

一人，想要有所为，必须坚定信念，度而后动，直面怨谤，尽力而为，不计成败。

王安石是诗人、学者、文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一位改革家。

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面对主上的信任与托付，他必须谋而后定，奋力改革，哪怕站到所有人的对立面上，他也绝不反悔后退。读至此处，不由想起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坚持变法绝不动摇，绝不后悔，不屑于毁誉，不囿于得失，不惮于成败，这便是傲岸倔强的荆公天性，这便是他的自我宣言，这也是对反对者公开的檄文。

四、某知罪矣与非所敢知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行文至此，话已说尽。作者却荡开一笔，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

“如君实责我……”这个格式，是表示——如果你如此说，我承认；如果你那样说，我便不敢领教。

先来看王安石承认的是什么——

是在位日久，未能施惠百姓，大有作为，在他心有所愧，自愿接受。

这里的言外之意便是，推行变法，我做的尚且不够彻底，是你提醒我要更加努力，这便是我的态度。

据《与王介甫书》所写，有人言新法不便之时，王安石意欲辞去相位，后出而视事，不是修正或停止新法，而是“更加忿怒，行之愈急”。

这里的“罪”字，应当加以注意，不是“过”，不是“错”，而是用了作恶或犯法的“罪”字，可见王安石对自己态度之严苛。

那么，他拒不领受的是什么——

是无所事事，因循守旧，是苟且躺平，这样的行为，在王安石所想有更为直截的说法，便是尸位素餐。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生事，王安石却于此表明，自己的问题不是生事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甘愿因为改革不力而领罪受罚，不愿因为无所事事而接受赞扬。

这就是王安石的处世方式和行为准则，这决绝坚定的背后是对司马光最有力的反击。

后记：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

这是王安石《送孙正之序》中的文字，意思是说，当下流行什么便以为什么是对的，这种人是普通人；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己见，这种人是君子。君子坚持自己的见解，并非自私自负的表现，而是有圣人之道存焉。

众人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则有自己的见解，并遵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君子坚持“圣人之道”，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顿挫折，都不会弃道而从俗。

王安石所以面对汹汹然而至的指责，面对司马光的五条罪状，依然能够如此正义凛然，傲岸不屈，绝不退后一步。

首先便在于他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是然后为，度而后动，绝不后悔。

其次，尤为重要的，王安石同时是一个改革家。

小人做事，所谋者在于名利二字，坦荡磊落的君子所谋者在于天下社稷，百姓苍生。其一举一动，莫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痛处，其遭到反对、攻击，便在所难免。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说：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

观之今日，尤为如此，吃酒打牌，尸位素餐，屌事不做的人，是世俗眼中的好人君子。有胆敢冒天下之不韪，改革做事者，便动辄得咎，群起而攻。

而王安石不仅是君子，是改革家，偏偏又是一个傲岸倔强，绝不后悔的拗相公，其所遭遇的反对数倍于他人，便再正常不过了。

步步紧逼之下，退无可退之时，时年五十的王安石以犀利之文笔、决绝之态度，写了下这样一篇名为《答司马谏议书》，实为宣言和檄文的书信。这既是劲悍激烈的反驳，也是自我退路的断绝。

又记：

课堂讲述此文之时，“某不量敌之众寡”中的“敌”字跳跃着闯入眼帘。

既然王安石的心中，早已把司马光和以他为首的反对派当作敌人来看待，那么这篇《清醒的宣言，公开的檄文》便不再是荒唐之言、不经之语，而是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写于夜色中的沅醴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