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见可悔与尽志无悔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在逐条剖析了“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的根源之后,王安石列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史实并指出——想要迁都的盘庚面对朝廷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双重夹击,丝毫不作退让。这与当下的改革变法所遭遇到阻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又怎能退缩! “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是盘庚的做事风格,也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同时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决绝精神的一种概括。 “度”,表明王安石对自己的主张经过了深思熟虑,它是适宜的,也是符合正义的。自己认为正确,那就付诸实践,而且绝不后悔。 接下来,便要具体分析王安石的行为是否属于“度义而后动”,而这在他对司马光的反驳中,一目了然: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先说“侵官”—— 决策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 制定新法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是在朝廷讨论并订立的,绝非出一人之私意。 执行新法是“授之于有司”,是交付给负有专责的部门、官史去执行。 这里一“受”、一“议”、一“授”,把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之上,言外之意是指就程序而言,新法不存在任何问题,属于程序正义。 相对结果正义的而言,程序正义无疑处在优先的位置。如果程序正义缺失或受到损害,那么结果正义便失去了意义。 再说“生事”—— “举先王之政”是理论依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于上合乎先王之道,于下利于国家百姓,“生事扰民”何从谈起。 如此,从推行新法的目的来看,它依然是正当的。 再说“征利”—— 一句“为天下理财”便已足矣。这是推行新法的动机和出发点,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 任何事情,如果出发点是偏离的,就不会得到正确结果。出发点正确,动机良好,“征利”的责难也就无法站住脚跟。 对这样动机纯粹,目标端正,程序正义的变法,反对者便是壬人邪说的代言人。 如此新法在名义和实际上完全相符,度而后动,何悔之有。 这里的“不见可悔”,无法不让人想起《游褒禅山记》中的“悔”与“无悔”来。 描述这次游历,王安石说——“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这里的“悔”字,可以他性格中深思自省、不愿从众、执拗自信的一面。 也因为有着这样的个性,他才会有如此之感慨——“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由此可见,在他的心里,尽志无悔便是终极理想,至于能够抵达何处,他人如何评价,都是第二等重要的事情。 一人,想要有所为,必须坚定信念,度而后动,直面怨谤,尽力而为,不计成败。 王安石是诗人、学者、文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一位改革家。 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面对主上的信任与托付,他必须谋而后定,奋力改革,哪怕站到所有人的对立面上,他也绝不反悔后退。读至此处,不由想起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坚持变法绝不动摇,绝不后悔,不屑于毁誉,不囿于得失,不惮于成败,这便是傲岸倔强的荆公天性,这便是他的自我宣言,这也是对反对者公开的檄文。 四、某知罪矣与非所敢知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行文至此,话已说尽。作者却荡开一笔,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 “如君实责我……”这个格式,是表示——如果你如此说,我承认;如果你那样说,我便不敢领教。 先来看王安石承认的是什么—— 是在位日久,未能施惠百姓,大有作为,在他心有所愧,自愿接受。 这里的言外之意便是,推行变法,我做的尚且不够彻底,是你提醒我要更加努力,这便是我的态度。 据《与王介甫书》所写,有人言新法不便之时,王安石意欲辞去相位,后出而视事,不是修正或停止新法,而是“更加忿怒,行之愈急”。 这里的“罪”字,应当加以注意,不是“过”,不是“错”,而是用了作恶或犯法的“罪”字,可见王安石对自己态度之严苛。 那么,他拒不领受的是什么—— 是无所事事,因循守旧,是苟且躺平,这样的行为,在王安石所想有更为直截的说法,便是尸位素餐。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生事,王安石却于此表明,自己的问题不是生事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甘愿因为改革不力而领罪受罚,不愿因为无所事事而接受赞扬。 这就是王安石的处世方式和行为准则,这决绝坚定的背后是对司马光最有力的反击。 后记: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 这是王安石《送孙正之序》中的文字,意思是说,当下流行什么便以为什么是对的,这种人是普通人;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己见,这种人是君子。君子坚持自己的见解,并非自私自负的表现,而是有圣人之道存焉。 众人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则有自己的见解,并遵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君子坚持“圣人之道”,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顿挫折,都不会弃道而从俗。 王安石所以面对汹汹然而至的指责,面对司马光的五条罪状,依然能够如此正义凛然,傲岸不屈,绝不退后一步。 首先便在于他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是然后为,度而后动,绝不后悔。 其次,尤为重要的,王安石同时是一个改革家。 小人做事,所谋者在于名利二字,坦荡磊落的君子所谋者在于天下社稷,百姓苍生。其一举一动,莫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痛处,其遭到反对、攻击,便在所难免。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说: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 观之今日,尤为如此,吃酒打牌,尸位素餐,屌事不做的人,是世俗眼中的好人君子。有胆敢冒天下之不韪,改革做事者,便动辄得咎,群起而攻。 而王安石不仅是君子,是改革家,偏偏又是一个傲岸倔强,绝不后悔的拗相公,其所遭遇的反对数倍于他人,便再正常不过了。 步步紧逼之下,退无可退之时,时年五十的王安石以犀利之文笔、决绝之态度,写了下这样一篇名为《答司马谏议书》,实为宣言和檄文的书信。这既是劲悍激烈的反驳,也是自我退路的断绝。 又记: 课堂讲述此文之时,“某不量敌之众寡”中的“敌”字跳跃着闯入眼帘。 既然王安石的心中,早已把司马光和以他为首的反对派当作敌人来看待,那么这篇《清醒的宣言,公开的檄文》便不再是荒唐之言、不经之语,而是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写于夜色中的沅醴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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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陈会设 > 《公众号:兰芷人间情耽云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