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诞辰116周年纪念
1898.11.9-1975.9.15
今天是丰子恺先生诞辰116周年纪念日，回顾2013年「护生画集」真迹展前的特别报道，重温丰先生在杭州、桐乡与上海的几个重要片段。
ART一点特别定制的新年艺术礼-2015「护生画集」精选12帧新年日历，接下来还将在各大高校与文化机构继续发放，欢迎关注。可点击页面尾部左下阅读原文预览。
杭州|遇到丰子恺
「那青涩与幸福的时光」
丰子恺21岁
《护生画集》最终栖身浙江省博物馆，冥冥中似有召唤。因为丰子恺说：“西湖于我，可谓第二故乡。”
在漫长的艺术岁月里，杭州的点点滴滴，时时穿过丰子恺手中细细的毛笔，停留在那一幅幅小小的画面中。
这息息相通的情味，从少年求学杭州开始。国文老师偏爱这位名叫“丰仁”的好学生，为他改名“丰子恺”，愿他“和乐”、“安宁”。他与杭州共度的每一段时光，都围绕着这份幸福感——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在的杭州市高级中学），他结缘恩师李叔同，确立绘画之志；
在西湖“行宫”，他静观春秋美景，滋养笔墨光华；
在“湖畔小屋”，他享受盛名岁月，与知己宾朋分享美酒与时光。
读《护生画集》之前，我们打开丰子恺的杭州记忆，以此感受这座城市丰盈他笔端的善与美。
旧浙一师教室大楼
《护生画集》，缘起丰子恺与恩师李叔同的师生之情，如今位于凤起路上的杭州市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杭高”），则是他们结缘的亲见者。
四月底的午后，已有初夏味道。百年校园杭州高级中学里，绿草茵茵，梧桐水杉错落参天，红墙灰瓦一如当年。
校史馆的旧相片里，一头板寸的清秀少年还在，一身挺拔的立领中山装，眉眼低低的青涩。在他身旁，是李叔同、夏丏尊、姜丹书等众多名师的泛黄模样。
仿佛，就是99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17岁的丰子恺，只身远离故乡桐乡石门镇，背着简单的行囊，以第三名的成绩，走进了彼时还叫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杭高。一入学，就受老师们格外偏爱。
国文老师单不厂，给原名“丰仁”的他，取了号“子恺”，“恺”，意为“和乐”与“安宁”，而他看起来也的确很像这个新名字描绘的那样。
艺术老师姜丹书逢人便夸这位面庞儿天生团团的孩子，行为举止循规蹈矩，不苟言笑，很有大人样。
倒是那位叫李叔同的音乐老师，寡言少语，从不轻易夸他，甚至令他有点害怕。
但正是这位老师，后来点亮他的绘画之光，他的人生从此不同。而《护生画集》也正因这段缘分而起。
这几乎是杭高最脍炙人口的佳话。
弘一法师（李叔同）
漫步古朴苍郁的校园中，00后孩子们色彩斑斓的画儿正在展出，音乐教室里传来孩子们悠扬的合唱声。
恍惚正是丰子恺笔下的校园——“学校里有开天窗的专用图画教室；音乐教室单独坐落在校园花丛中，拥有两架钢琴，五六十架风琴。”“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地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篆刻学校。”
轻轻推开音乐教室的门，如同推开丰子恺的第一堂音乐课，那样紧张而彷徨——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东瀛留学归来的名师李叔同。
“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
丰子恺悄悄打量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名师，早在13岁那年，他就在故乡的小学里唱过他写的《祖国歌》，“李先生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在这样的老师面前，他有些怯怯，练琴自然不敢松懈。
“每弹错了一处，李先生回头向我一看。我对于这一看比什么都害怕……我当时实在怕见李先生的一顾，总是预先练得很熟，然后到他面前去弹琴。”
弘一大师（上）刘质平（左）丰子恺（右）
透过画室天窗，阳光披在石膏模型上，今天的孩子们，对这一幕已习以为常。但在那样一个时代，接受这些，很需要些远见与勇气。
当李叔同第一次在教室里打开天窗，放上三角画架，摆起石膏像，教学生们用木炭画西洋画儿时，习惯了临摹的孩子们竟然无从着手，没一个画得像样。
但丰子恺却被拨动了心弦，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多了变幻，“天生的云，墙上的苔痕，桌上的器物，别人的脸孔，我的心会跟了这种线条和浓度之度而活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情趣。”
老师们发现，这位昔日乖巧的孩子，眼里多了些坚定与叛逆。他逐渐疏远了其他科目，借故请假到西湖边写生。杭高离西湖不远，没有地铁、没有公共自行车、没有出租，他总是步行前去，很快成了学校里绘画成绩的佼佼者，还被推为学校“桐荫画会”的负责人。
一天晚上，他到李叔同的房里去汇报学习情况，正要退出时，李叔同用很轻但极严肃的声音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
这是如此有力的鼓舞，丰子恺“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丰子恺的浙一师毕业证书
青年时期留学日本的丰子恺
1919年的5月，丰子恺和“桐荫画会”的朋友们，一起在平海路举行了展览，这是他作品的第一次对外展出。他特别邀请了老师过来检阅。而当时的李叔同，已是弘一法师。
师徒之间的细语仍历历在目——
老师说：艺术心，是广大同情心；艺术，是心灵为主，技术为次；艺术教育，应当是温柔敦厚、文质彬彬。
学生沉默点头，将字字句句谨记在心，开始以博爱之心灵去看天地间一切有情无情的物事。
正是这样一对真诚有爱的师徒，86年前，开始有了劝人向爱向善的《护生画集》。
丰子恺在田家园
告别了杭高的幸福求学时光，15年后，1934年，丰子恺又回到了距离杭高不远的皇亲巷。
与当年的孑然一身不同，37岁的丰子恺是带着长女丰陈宝、二女丰宛音、外甥女丰宁馨等，来杭州读书。
禁不住对杭州的牵挂，也为了孩子们方便上学，他从皇亲巷6号、马市街156号到田家园3号，几度变迁，戏称西湖“行宫”。
皇亲巷尽头的花园里，一眼便能望见丰子恺的铜像。坐在竹椅上打发时间的老居民们，都知道丰子恺在这里度过的好时光。距离他住过的老宅子“肖圃”被拆，也不过20年辰光。
皇亲巷的丰子恺雕像
“前面有一座九曲桥，还有一个八角亭，过来是一个有圆洞门的墙，里面是正房……正房前面还有葡萄园和假山，很漂亮。”老人家的绘声绘色中，好时光随之浮现——
晴好之时，丰子恺定到西湖边走走，他最爱那些嫩嫩的杨柳。“湖岸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
雨天也有雨天的好。有一次，他与两女孩到山中游玩，忽然下雨，仓皇奔走，在一家小茶店坐下。游山遇雨，最初觉得扫兴，但此时此刻，山色空蒙雨亦奇，那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他的感兴，反而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
灵感突来，他问门前的茶博士借了一把胡琴，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从容地拉起了西洋小曲。孩子们和着唱起歌，引得村里的人们都过来看。
一个女孩唱起了《渔光曲》，要丰子恺用胡琴和，他就和起来，青年们都跟着齐唱，一时之间，苦雨荒山添了一份温暖。
清淡却温暖，这样的诗意与人情味，正是丰子恺笔下画面的情味，犹如山中传来的悠悠胡琴声，余韵犹长。
丰子恺在西湖
无论是求学还是生活，亦或是艺术创作，西湖实在是丰子恺生命中无法绕开的情结。
眼前是湖光涟涟、绿意浓浓，一眼望得见对岸的孤山林和靖放鹤亭。天气晴好的时候，天鹅们就在这一带游湖，正是游客们最爱的西湖景致之一。
时光倒回66年，1947年，刚刚经历了10年的逃亡岁月，恰逢他“天下何人不识君”的盛名岁月，求画之客不断。家人相伴，宾朋满座，丰子恺正是在这片湖光山色中，重新找回了安宁充实的幸福感，画画的意兴愈发浓了起来。
老宅早已不再，留下的是四棵静默的法国梧桐，它们如当年一般紧紧牵着圈，像是要牢牢守住记忆。
北山路“湖畔小屋”遗址
那时，这里还叫静江路85号。
一租下这小屋，丰子恺便欣喜地给友人夏宗禹写信：“杭州山水秀美如昔，我走遍中国，觉得杭州住家最好，可惜房子难找。我已租得小屋五间，在西湖边，开门见放鹤亭（孤山林和靖放鹤之处），地点很好，正在修理，大约一个月后可进屋……此屋租修约三百万元，连家具布置，共花五百万左右。上海画展所得，就用空了。”
这一住就是一年半，丰子恺把这里叫做 “湖畔小屋”，还和友人章锡琛、叶圣陶等共同酝酿出一对妙联：“门对孤山放鹤亭，居邻葛岭招贤寺”。
而马一浮就住在几步之遥的葛荫山庄，两人常在一起谈诗论艺，马一浮还为小屋提了一副篆字对联：“天清”、“地宁”。
画桌上总有未画完的画，有时是别人所求，有时是《护生画集》第三集的作品。画得疲倦了，丰子恺便搁下笔，布履长衫，抚着长长的胡子，带着心爱的猫咪“白象”，惬意漫游湖岸边。
看看各色各样的游人们也是一件快事。有位陌生人常来家门口钓虾，丰子恺看得入迷，一来二往，竟成了朋友。
小屋里总是宾朋满座，丰子恺在院子里存起了好几缸绍兴花雕，常常手执酒杯，和朋友们畅谈到夜幕深沉。这倒是辛苦了丰师母。
“我家每日来客人，不下十班。送迎甚苦。宿夜客不断，有时客堂里设行军床。丰师母好像开了包饭作，每天忙于招待酒食。我倒喜欢热闹，来客一概招待。”
1947年丰子恺在杭州招贤寺内
这是丰子恺最后一段在杭州的幸福时光。
1949年，丰子恺移居上海。
1973年3月26日，经历了长达7年的禁锢生活之后，丰子恺从上海直奔杭州的春天，在一个星期里，重温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地，还写下了数篇诗文。
而那一次，是他与西湖的诀别。
1962年丰子恺在三潭印月
丰子恺晚年在玉泉
桐乡|孕育丰子恺
「那清澈自在的乡土记忆」
1932年丰子恺在缘缘堂看图章，墙上是弘一法师的对联。
在杭州的记忆里,有青涩与幸福，丰子恺先生激发起的艺术灵感，在他的故乡桐乡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升华。
1931年1月，丰子恺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出版。此后，“缘缘堂”三字，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1933年到1937年，在缘缘堂的5年，是丰子恺人生的黄金时代。以自由安闲之心，写就许多代表性散文，他坚持“艺术要反映生活”，“我不会又不喜欢作纯粹的风景画，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
而这，也是我们在《护生画集》真迹展中见到的要义。
说起丰子恺的杭州，必定要提弘一法师，说起“缘缘堂”，依然与弘一法师有关。
1926年左右，在上海，丰子恺想为自己的寓所命名，弘一法师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一个个小纸球，抓了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
于是，缘缘堂诞生了。
“缘缘堂就建在这富有诗趣画意而得天独厚的环境中。运河大转弯的地方，分出一条支流来……缘缘堂后面是市梢。市梢后面遍地桑麻，中间点缀着小桥，流水，大树，长亭，便是我的游钓之地了……”
80多年后的桐乡石门镇，就如丰子恺笔下，静得像是没有人。一路上，草木正盛。在距离缘缘堂5分钟车程处停留，绿荫之处，安睡着丰先生。
7年前，丰子恺终于“回”到故乡，与妻子一起沉睡于此，周围青松香樟包围，面对一条小河，是他喜欢的清净。
1938年，建成不过五六年的缘缘堂被炸毁，只留下一扇烧焦的大门和一块破损的柱石。眼前的缘缘堂，是按原样重建于1985年。
在当年，三层高的缘缘堂是整个石门镇最显眼的建筑。12年内搬了13次家的丰子恺，终于攒够稿费建了这座屋，将缘缘堂做得尽善尽美，甚至把门口的那条“煤纱弄”改名为“梅纱弄”。
他请了马一浮先生题写“缘缘堂”，将它镌在一块数十年陈旧的银杏板上，高高悬挂在厅堂正中央。匾额下面，是吴昌硕画的《红梅图》，和弘一法师书写的对联。
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伴父亲写作到深夜，常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煮鸡蛋，直到北斗星转向。他那么爱这里，甚至说“倘秦始皇要那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美好心境之下，缘缘堂的5年，成就了丰子恺一生的黄金时代。
他辞去了一些教职，在这里藏起了一二万册书，勤奋著述。
艺从心而始。身心愉悦之中，文艺创作也渐入佳境。
丰子恺与幼女丰一吟在缘缘堂花坛上
这段时期，丰子恺出版了大量的漫画集、随笔集和文艺论著及译著。许多散文代表作都诞生于缘缘堂生活时期，《肉腿》《荣辱》《杨柳》《山中避雨》等等。
而他的创作，也越来越透着浓浓的人情味道，“文艺之事，无论绘画，无论文学，无论音乐，都要与生活相关联，都要是生活的反映，都要具有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与最重要的思想感情。艺术缺乏了这一点，就都变成机械的，无聊的雕虫小技。”
从这个时期，他的绘画从神游儿童世界，开始转变为更多的描绘人间真实百态，社会上的残忍、悲惨和丑恶。
他的漫画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读者们喜欢他刊登在报刊上的插画，还将自己看到的有趣场面画成草图寄给他来当素材，而他收到信，也真的就按此创作。
他关心苦孩子们，也开始画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在《最后的吻》里，他画一个年轻的母亲由于无力喂养自己的亲生子，而不得不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墙角下，却有母狗在哺育两只小狗。
一位女读者看完写信给他，说自己泪如雨下。
丰子恺确信时代无论如何变化，艺术都应该是生活的反映。
这是丰子恺人生中如此美好的时光，他始终念念不忘，只可惜“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丰子恺全家不得不向缘缘堂告辞，从此开始了辗转流徙的生涯。他曾落泪长叹，“我今生今世再不能够重建第二个‘缘缘堂’了！”
上海|印刻丰子恺
「那悲喜交加的跌宕岁月」
丰子恺的三个家，杭州是幸福，桐乡是自在，那么最后一个——上海，关键词则是坎坷。
上海市陕西南路39弄93号，那里是丰子恺最后定居之所，也是他住得最久的一个家。
它有着一个诗意的名字——日月楼。
从1954年搬来，一直到1975年去世，一共21年。在这里，他有过人生最大的荣光，也遭遇了时代给予的坎坷命运。
但他不曾停笔，在人生最后岁月，追着时光，完成对弘一法师的承诺。
《护生画集》的第四、五和六集，都是在这般跌宕中完成的。
日月楼，隐于上海最繁华的闹市之一。坐地铁陕西南路站下，沿陕西南路向北走100米就看得到，一个叫长乐邨的花园小区。
长乐邨内都是民国时期建造的花园洋房，进去左手第二幢就是日月楼。
老上海人习惯把这儿叫做凡尔登花园，1925年由华懋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建造，英商安利洋行设计。
38年前，丰家人陆续搬出日月楼。4年前，丰家后代又以高价取得二三楼的租赁权，恢复原貌，辟出陈列区。
每逢周三至周日的10点至16点30分，旧居对外开放，有专人免费讲解。一楼还住着人家，不过参观者只要按门铃，楼上值班的阿姨便会应声来开门。
（最近，因为邻居之间的种种问题，故居不得已已暂停开放）
2010年3月开放以来，日月楼游客不绝，累积已有3万多人前来拜访，他们写下所感，为画，亦为先生的心。不少热心志愿者前来帮忙，耐心解说。
踏上窄仄的老式木楼梯，二楼即是淡绿色墙面的前厢，玻璃门、铁把手都还是当年的样貌。
楼道里，贴着丰先生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资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只有像弘一法师站在三层，像我这种人是二楼的，我脚力好的话，到三楼看看，平时还是回到二楼。”
日月楼的二楼，有个梯形阳台，朝南，三面带窗，头顶还有一扇天窗。
如今日月楼二楼的梯形阳台
丰子恺将这里作为书房，并赋句：“日月楼中日月长”，他说，这不仅是表示室中可望见日月，而且还有新中国成立后遍地光明、日月普照的含义。
马一浮先生听闻，配上上联“星河界里星河转”，这便是一直挂在日月楼中的名联。
注意看背后的对联（左为好友广洽法师）
的确，他在这里拥有了12年的开心。60岁大寿，家属亲友欢聚一堂，39人在楼前留下幸福一刻。1959年国庆，他说：“我很想在这国庆10周年纪念日替自己画一根甘蔗，以象征我的生活‘渐入佳境’。”
受到各方敬仰的丰子恺，名下曾挂了一大串头衔——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护生画集》的四五集，都在这些岁月里顺利完成，还有他著名的翻译巨制《源氏物语》。
1956年丰子恺与幼女丰一吟合翻俄文小说《猎人笔记》
1966年，这样的幸福戛然而止。
时至今日,记者看到阳台斗室内一张短短的床和小小的书桌被保留了下来，与当年的布置一模一样。这正是最后岁月里，丰子恺坚持执笔的小小天地。
横置在角落的床极短，顶住南北两墙，宽不过0.71米，长不过1.58米，身高1.74米的他往往得屈着腿脚入睡。三层楼被让了一半出去，家人为他担心，他却只求阳台的清净，说：“这里蛮好，这里安静。”
坐牛棚，挨批斗。爱憎分明的丰子恺，被卷入时代的风暴。
他总是尽一切可能向家人隐瞒所受的苦难。家被抄，伙食标准越来越低。他在有雪的枕边和衣而睡，在冰凉的河水里清洗蔬菜。
有一则日记，记述了他一天的生活：“六时起身/七时早餐/八时学习……/十时休息，整理衣物，洗脚/十二时午餐/十四时学习……/十六时休息……/二十时半就寝/全日无客来/全日不出门”。
受风寒侵袭，他落下病根，身体变得羸弱。他寡言少语，心事重重。“春去秋来岁月忙，白云苍狗总难忘。追思往事惜流光。楼下群儿开电视，楼头亲友打麻将。当时只道是寻常。”1970年，这首“浣溪沙”，记录了当时的他。
最后时光，唯一的慰藉来自手中的笔。
许是预感到时日不多，他请朋友送来《动物鉴》。根据上面的素材，日日凌晨起来抱病绘制《护生画集》第六册，以实现当年对弘一法师的承诺。
著名书法家费声骞曾到日月楼拜访，“那天先生穿一件玄色中式罩衣，端坐在前部的斗室里，手里持一盅黄酒，窗台上的小碟里有半块乳腐。”那是1974年，备受折磨的丰先生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憔悴委顿的神色”。
一年后，在一张A4大小的纸上，丰子恺一笔一划地写下日期，从1月1日到11月9日。11月9日，这是他的生日。过一日，便划去一日。
划到7月29日。
这张记录丰先生最后人生的表格，目前陈列在桐乡缘缘堂
8月，丰子恺因肺癌病重入院， 9月15日12点08分，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逝世。
《护生画集》的第四、五和六集，都是在这般跌宕中完成的。
而丰子恺散文名篇《口中剿匪记》中记述的，因为他拔下17颗蛀牙而结下一生情谊的老牙医易昭雪先生，目前仍然居住在杭州，今年，已经92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