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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勃兰特在1969年10月28日的总统就职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希望成为与人和睦相处的友邻，国内如此，国与国之间也如此。”他同时以此开启了德国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重大变革。1969年秋，社民党-自民党上台联合执政，勃兰特成为社民党首位联邦德国总理，这次当选也扭转了联邦德国的历史。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内阁自我标榜为“改革联盟”，以实现德国的彻底改革为目标。在内政方面，新政府希望实现更多的“民主”，在外交方面，勃兰特（社民党）与副总理瓦尔特·谢尔（自民党）积极寻求实现和平的新路径。
曲线救国 1961年，德国修建了柏林墙，第三次柏林危机到达顶点。这次危机在震惊德国和世界之余，同时传递了另一个事实：1949年，东、西德建立造成的两个主权德国的状况，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从世界上消失。当时担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认为，如果一味追求两德统一，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他决定曲线救国，和自己的同伴和亲密的合作者埃贡·巴尔想出了一个“缓和政策”，他们的口号是：大话连篇，不如跬步向前。 1963年12月，勃兰特的政策首战告捷：在柏林墙建造28个月后，柏林市议会与民主德国签订了一份通行证协定。1964年又签订了另一份类似协定。 在担任大联合政府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期间，勃兰特延续了这一政策路线。1966年，他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他还把握时机，在自己的任期内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三国互相设立了贸易代表机构。因此，当1969年勃兰特当选总理之后，他要求在与东德关系以及“东方政策”方面更加务实，这也与符合他之前的一贯理念。勃兰特希望与邻国实现有章可循的和睦共存，并结束两德之间的“紧张”局面。 西德对东德的访问在当时被认为绝对禁止的。勃兰特首先打破了这种“阵营逻辑”。1970年3月19日，他成为首位出访东德的西德总理。当然，他没有到访东德首都柏林，因为此次访问不可以被认为是西德官方宣布承认东德政府。勃兰特在埃尔福特会见了东德政府首脑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在勃兰特到达的当天，上百人聚集在他下榻的酒店前。人们高喊着“维利·勃兰特请移步窗前”，并对出现在窗前的西德总理报以热烈的欢呼。3月21日，东德领导人斯多夫回访西德，访问地点也不是西德首都波恩，而是卡塞尔。 事实上，首都位于波恩的西德和首都位于东柏林的东德两国政府间的关系虽然在小步改善，但当东德方面提出两德在宪法和国际法方面互相承认主权地位时，勃兰特不能同意，也不愿同意。在他看来，虽然两德同时存在，但是“两德之间不是外国”，正如同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强调的一样。因此两德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但是，他也做出了让步，搁置之前由西德提出的西德在国际舞台上是德国唯一合法代表的说法。不过，他从未放弃在国家宪法层面对两德重新统一的努力。勃兰特为两德的共同未来，即民族统一，制定了框架，但什么时候统一，是否会实现统一，他都保留了可能性。他确定了指导方针，后来的德国总理按着这条既定方针前进，终于在1989年秋天实现了两德的重新统一。
下跪的总理 勃兰特拉拢东德从一开始就是以西德的全新“东方政策”为背景的。在持续长达数月的谈判之后，埃贡·巴尔和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1970年签署了所谓的《莫斯科条约》，这一条约也是后来西德与其他东欧近邻如波兰（1970）和捷克斯洛伐克（1973）签署的类似条约的典范。条约签署的双方国家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侵犯欧洲战后存在的国境线，并且对这一国境线表示承认。这一条约的目的也与德国的政治口号一致：“改变通过靠近。” 但是西德与苏联方面的谈判首先招来的是其他国家的极度愤慨。首先东德方面愤愤不平，因为苏联并未拉它一起参加与西德的谈判，让它在全世界面前丢了脸。波兰也觉得西德与苏联的《莫斯科条约》冒犯了自己，因为西德与苏联两国绕过自己将奥得河-尼斯河定为波兰的西部边境线——这一做法让波兰人想起了此前德国和沙俄曾经有过的相似做法，波兰也因而遭受过两国近百年的占领蹂躏。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曾经让苏德两国瓜分波兰，导致波兰在欧洲版图中消失了很长时间。1945年二战结束前，很少有国家比波兰承受了更多的纳粹恐怖统治。因此，当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前往波兰访问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波兰首都华沙，勃兰特与波兰首相签署了《华沙条约》。奥得河-尼斯河作为德波两国的边境线被正式确定下来，而且与《莫斯科条约》一样，西德与波兰政府也互相承诺不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在协议签署前，勃兰特还参观了纪念1943年华沙犹太人起义的犹太隔离区英雄纪念碑。在纪念碑前，勃兰特为德国人在这里犯下的罪行谢罪：他在纪念碑前砰然下跪，一日之间这张照片传遍了世界各地。 这一动作，赋予了和解政策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可信度。在回忆录中，勃兰特写道：“站在德国历史道德深渊的边缘上，背负着数百万受害者的愧疚感，我这样做，是人在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做的事。”美国《时代周刊》将勃兰特命名为1970年的年度人物。第二年，1971年12月10日，勃兰特在奥斯陆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阵营的抉择 在勃兰特一系列的“缓和政策”之下，还有一个棘手的局面需要解决。他也非常清楚，德国不可能走上特殊道路，成为不看任何国家脸色的中立国。“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允许我们在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中选中间阵营。”1972年他曾这样解释。所有与“东方”接触和增进互相理解的外交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与“西方”的合作和步调一致的基础上。 勃兰特的这一强调不是没来由的。因为最初的时候，不仅东德、苏联和波兰不信任勃兰特政府的东方政策，就是西方阵营对此也有保留。首先，美国方面不希望西德自行与苏联展开谈判。法国对西德政府对东欧采取的单边政策也表示了疑虑。勃兰特在多个场合反复声明，西德是作为西方阵营的一份子与莫斯科展开对话的。但是他却无法消除法国与美国方面的忧虑。 1970年开始谈判的《柏林协定》也处于“难产”状态。美英法苏四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在1945年将德国的首都分成了四块区域。1949年东、西德的建立赋予了柏林特殊的地位：这是西德孤悬在东德境内的一块小岛。1971年9月，美英法苏四国达成了《柏林协定》，协定中的一条规定仍然措辞模糊：建立一条“受控制的通道”，使西德人可以穿过东德进入柏林。 国家“叛徒” 尽管取得了诸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初，勃兰特的缓和政策即使在国内也备受争议。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的抵制使得谈判更加困难。有时，要让德国与东边近邻签署的协议通过联邦议会似乎没有可能。保守势力不断攻击勃兰特的努力，将他的缓和政策诋毁为“弃权政策”。因为承认德波之间的奥得河-尼斯河边境线，保守势力认为勃兰特一手出卖了德国利益。1970年至1971年甚至诞生了一个暴力右翼组织——“抵抗运动”，并给勃兰特发出了死亡威胁。祸不单行，由于自民党内的著名民族自由分子和社民党的逃亡区议员倒戈，本来就超过半数不多的红-黄联盟在议会的处境更加艰难。1972年4月开始，西德议会陷入政治僵局。 当反对党决定对总理进行不信任案投票的时候，“东方政策”和勃兰特内阁似乎也走到了尽头。1972年4月24日，基民盟/基社盟组成的反对党援引联邦宪法第67条提出不信任案：“联邦议院表达对总理维利·勃兰特的不信任，选举议员赖讷·巴泽尔博士作为他的接任人。联邦议院将寻求联邦总统解除总理维利·勃兰特的职务。” 这一不信任案使西德分裂成鲜明的两派，一派坚定地支持勃兰特，一派坚决地反对勃兰特。4月27日，议员进行了投票。要把巴泽尔推向总理宝座。反对派需要249票，最终巴泽尔得票247，差了两票。今天人们知道，为了使勃兰特继续在位，其中基民盟议员的两票被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德国国家安全局（Stasi）收买了。 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冲突也因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结束，反对党遭遇滑铁卢。基民盟高层现在只能展开宣传，使党内成员支持《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但是由于基层党员的反对，基民盟的这一呼吁彻底失败。联邦议院于1972年5月17日批准同苏联和波兰的条约。绝大多数基民盟/基杜盟议员投票时弃权。 在一次电视演讲中，维利·勃兰特再一次坚定地告知西德人民，在谈判之前德国没有失去的东西，绝没有因为与东方近邻最近签署的条约而失去。他再一次地向西德人民推销自己的“理性政治”。大多数的选民都信任他的说法。1972年11月议会选举中社民党的完胜肯定了维利·勃兰特和他的缓和政策。也有很多不是社民党的支持者，选择站在新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一边。
“统一总理” 不久，在与东德签订基础条约方面，勃兰特也获得了国内的普遍支持。1972年12月，西德和东德签订了这一条约。签约双方确认，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承认德国内部分界线，明确放弃使用武力和彼此不以武力相威胁。在民意测验中，五分之四的西德人赞同这一条约。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相反却极力反对。基民盟和基社盟的主要政客认为这一条约涉嫌违宪，因为这违背了统一条令。巴伐利亚州政府要求联邦宪法法院判定该条约违宪，不过没有成功。德国最高法院认定，勃兰特的政策与统一目标并行不悖。 对于那些在东德有亲人或朋友的西德人，两德基础条约在很多方面方便了他们的生活。条约的签署，使得他们可以较为轻松地越过东西德的边境线。东德的社会主义统一党甚至认为，波恩的联邦德国政府或许不会再坚持西德作为德国在世界上的唯一代表，而民主德国因此可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独立主权国家。1973年，两个德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 但是联邦德国政府仍旧拒绝完全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地位。两个德国对于再度统一的远大目标丝毫没有动摇。因此，波恩和东柏林双边仅互设了代表处，而不是大使馆。埃贡·巴尔在总结1972年12月时和东德的谈判时说了句很妙的话：“以前我们和民主德国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至少是有了坏关系。”西德与东德的谈判仍旧困难重重：东德每一次让步，西德都要用经济利益收买。 尽管如此，下一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萧规曹随，延续了勃兰特的“缓和政策”，接下来的赫尔穆特·科尔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领导下的黑黄联盟（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合内阁也继续这一务实外交政策。仅仅是因为北约双轨决定（为应对苏联的移动中程核威慑能力，北约一面与苏联展开谈判，一面准备部署同样的移动核能力对抗苏联），倾向缓和的东方政策的创立者和继任者产生过分歧：施密特和科尔支持对奉行不动用武力的“东方政策”进行微调，而维利·勃兰特则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由于坚定奉行自己的缓和政策，他在与东德和西德主要领导人的私人会谈中屡次呼吁东西德要增进互相理解，并积极倡导他的“共同安全政策”的政治理念。 当柏林墙倒塌时，勃兰特的评价成了名句：“现在，属于同一国的国家，终于可以一起发展了。”这句话不仅为当时的东西德国指明了方向，也为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时势造英雄，赫尔穆特·科尔可以在任内结束东西德的分裂状态，实现两德的重新统一，人们称呼他“统一总理”。但是称维利·勃兰特也绝对配得上“统一总理”的称号。正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务实的跬步向前，使得时机到来时，德国朝着统一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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