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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杯开水泼向你的脸

 莫海峰 2014-11-18

我的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最近又火了,女生因旷课迟到被老师说了几句,就拿老师的杯子装满开水,泼向老师的头脸。“别人向你泼来的冷水,你要烧开了再泼回去。”该女生算是谨记这条教诲,只不过,这事发生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半个月后,政法女生知法犯法,顶风作案,泼得很不是时候。

我记忆里,上一次与“法”有关的丑闻,是去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对不起,可能我太阴暗了,总记住不好的事。

女生这一杯热水可谓醍醐灌顶,浇透了我们那被脂肪和麻木浸润的内心,烫伤了我们每个人的脸面。一时间,教育界震惊,社会激愤,全民指责。我的同事频频在网上点评和转发各种相关信息,微信上,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我们班有同学亲眼目睹了事件经过……还有一个学生正准备写学年论文,我给她的题目是“针对某起校园真实事件的事件分析”,她正愁没什么事件可写,突然间,事件来到她面前。

处在漩涡中心的旁边,我却迟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与那位蒋老师并不熟,但一定在教室或食堂里碰到过多次,当他看到女生端着自己的水杯走过来,第一反应竟是想谢谢她帮忙倒水。只是谢字还未出口,100度的开水已迎面浇来。

我在想,那一刻,被开水迎面浇来的,也可能是我。

也可能是我的每一位同事。

也可能是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每一个毫无防备的成年人。

那一刻,蒋老师下意识地躲了一下,仍造成面部、颈部和背部严重烫伤。我在想,如果那一刻换作我,或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可能连躲都来不及躲。

因为我们毫无防备。我们还没想好如何面对这一杯来自年轻人的热水或冷水。

那位冷静的政法女生,甚至记得在倒开水之前,先把杯里的冷水倒掉,以确保杯里的水温不低于100度。

位于教学楼中部的水房,我曾无数次在那里接开水。我想,下一次再去,我会心有余悸。

从今以后,我会自己动手倒水,我会终生保管好我的水杯。

大学老师,这群被放逐在郊区校园草地上的温顺的羊群,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我们。放在过去,我们的笔杆子和嘴皮子可能会让一些人生畏,但是今天,我们的身心早已被放空,我们几乎是这时代最手无寸铁的一群人。

以至于,我们中的多数人(那个诱奸女生的博导除外),都无力抵挡来自女生的这一杯滚烫的开水。

当我们反复咀嚼这枚活生生的恶果时,每个人都在思考她的种子和土壤。这一次,我袒护我的学校,因为我们接手她的时候,她已经至少18岁,我们能做的、能改变的,其实很少很少。这一次,我把首犯的位置推给她的父母,那个事发后仍不思悔改、仍口口声声强调“孩子考研压力大”的父母。

但是,我们中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是从犯,都或多或少为这枚恶果的培育贡献过力量。

事发当晚,我和我姐通电话,给她讲这个故事,让她务必转告她的两个女儿。她的两个女儿16岁,正读高一,眼里只有“高考”、“冲刺”、“火箭班”。我不知道,现在才向她们讲这个悲惨的故事,是不是已经有点晚。

趁着华东政法大学正火,我也讲几个华政的故事。这几天网上盛传一篇“华东政法不是只有一个熊孩子”的文章,我想说,确实不是只有一个熊孩子,而是有很多熊孩子。

那一年九月我初到华政,让我惊奇的首先是军训。读书时我曾被训过,后来也见过不少人被训,但华政的军训与我见过的军训都不同:学生不穿军装,而是各穿各的,有穿T恤的,有穿衬衫的,五颜六色,款式各异,在绿荫道上踢正步,远远看去,像一只杂牌军,民兵团,地方武装力量。

我向同事打听,同事说:政法大学嘛,学生和家长法律意识强,学校本来要统一军装,结果有人不同意,说凭什么统一?哪条依据?学校领导法律意识也强,知道不能硬来,要尊重学生和家长意见,于是就各穿各的,乱是乱了点,但是合法。

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我们的年轻人,如果有一天都学会了说“不”,那么这个社会的制度或许不敢再那么蛮横。

学期末,我又听同事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我没有亲见,不知道是否有夸张。说是期末考试抓作弊,有学生作弊被监考老师抓了现行,扭送至教务处,正要处理,学生抬头反问:老师,你说我作弊,有什么证据?

老师傻了,刚才只顾抓现行,哪想留下人证物证?这学生,刚才还垂头丧气认倒霉,刚移步到教务处,就想起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但不承认作弊,还要反告老师诬陷。

这一次,我仍觉得这多少也算一点进步,至少提醒那些有作弊裁判权的人,凡事要有证据,要有程序正义,这本该是政法老师的常识,不想这回被学生问住了。

果然,下一个期末,组织培训监考老师时,主题不是如何抓作弊,而是如何防止被“反抓”。培训者特别强调:要留证据!不但留证据,还要留证据链!

上个学期,我又听到一个故事。这次是我一位同事亲历。周三下午的例会上,例行议程已结束,平时一向不太讲话的他,突然举手要求发言,然后就越讲越激愤,我们听下去,竟是因为几个学生与他争夺教室。我们学校的规矩,一般是上个学期就安排好下学期每门课的上课时间和所用教室,一门课一个固定教室,一上一学期。这位同事到了教室,发现被外班的几个学生占了,他脾气算是很好,还耐心向学生解释,说我已经在这个教室上了半学期了,怎么会中途被外借?是不是搞错了?结果学生倒先跳起来,言辞激烈,拒不接受,最后闹到教务处。同事在例会上讲这事时,事情已经澄清,教室是他的,但他的气仍未平。我理解他的感受,被一群年轻人指着鼻子,不仅是愤怒,还有羞辱。

这一次,我不觉得有任何进步。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要说对老师,即使对一个不相识的长者,也还多少有些客气。

我估计,在别的高校,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这类事情也在或明或暗地发生着。

然后就到了这个学期,双十一,光棍节,全民狂欢的时刻,一个女生,向她的亲老师,冷冷地泼出一杯热水。

这是十足的退步。

这枚女生,这枚因复习教研错过上课的女生,我们不妨做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件的话,她很可能就考上研了,然后又考上博了,或者考上公务员了,考出司法考试了,找到好工作了,结婚生子了……总之,如果没有这起事件,她将是一个现行标准下的合格“人才”。事实上,这起事件发生之前,她可能一直都被冠以“人才”。

但是,这一切的所谓“成功”、“优秀”,都不妨碍她心里那枚恶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但不妨碍,还可以提供更方便的伪装和粉饰。

这说明,现行标准,没有义务教人善,也不负责过滤恶。

这不是孤例。复旦博士投毒案,还有各种校园恶性事件中的主角,都曾是一个现行标准下的好孩子,好学生。

这枚“好”女生,不仅是泼了我们一脸热水,也在我们脸上打了一巴掌。

我不得不在最后说到我所在的专业:社会工作。如果这枚女生是社工专业的学生,那么这几年里,我们可能没法教会她法律条文,没法向她承诺一个律师或公务员的好前程,但是,我们多少会教她一些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另一个人相处,如何排解自己的压力,如何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一句话,如何做一个“社会人”。

甚至还包括:当你因泼老师一脸热水而成为千夫所指时,如何理解你,保护你,救助你。

我不得不再次澄清“社会工作”这门专业的职责或使命:我们不是一定要把你培养成那个传说中工资很低的人——社工。我们只是用社工的理念和方法去给你补课,补上那些你本该早就知道的社会常识,让你具备一个社会人的起码素质,这样,下一次,当你被老师或是被这个社会敲打的时候,能够用一个社会人——而不是一个畜牲——的方式去应对——懂了吗?

这样一门致力于“与人为善”的专业,本该成为所有高校和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成为年轻人的必修课。但是,看看它现在的处境吧:

在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专业隶属社会发展学院,虽然备受学校和学院的重视,奈何却在教育系统中被列入“预警学科”,招生数量逐年降低。教委用管理技校的方式管理大学,一切以就业为导向,导致全市社会工作专业被集体戴上“预警”的帽子,一戴几年,处处低人一等。

我当然不敢保证,学生们学了社会工作专业就一定不泼水,不投毒,但我至少可以说,社会工作专业所包含的与“社会性”有关的那些道理,是我们成年人必须要讲给孩子听的——只要你承认这些孩子迟早要进入社会,要与他人发生关系,而不是终生躲在那对父母的庇护下吃奶和考研!

更何况,在现行教育体系里,针对“如何做社会人”这个课题,我看不到有比社会工作专业更专业、更实用的学科。

所以,当这样一门专业被预警,当这样的知识在我们的教育里被剔除得越来越干净时,也就预示着,我们每个成年人的皮肤和脸面都要被预警——因为那杯开水,随时会泼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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