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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把“治人情”的“礼”，具体化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把“忠”和“孝”作为社会伦理的基本规范确定下来。在个人伦理方面，董种舒从人与物的区别出发，把“仁义”说成是人的本性，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这样，作为社会伦理的“三纲”，作为个人伦理的“五常”，便结合在一起，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已见雏形。然而随着东汉时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更加明显暴露出来。一些接触实际的思想家，在批判谶纬迷信的过程中，开始怀疑封建伦理纲常的神圣性，唯物主义者王充，是这些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使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而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的荣华富贵与他们的道德操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提出“礼生与有而废与无”，戳穿了统治者宣扬的所谓“有德有富”、“以德配天”等谎言。与此同时，直接反映劳动者利益和愿望的道家经典《太平经》，也对董仲舒等人倡导的宗教神学和神圣化了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阐述了与封建道德相对立的道德观念。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当时，一批推崇道家黄老之学的名士，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合起来，称之为“三玄”，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玄学。玄学思潮的出现，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一次否决，他们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儒家伦理道德，向儒学的独尊地位提出了挑战。玄学以无名无形的“道”来否定有意志的“天”，以清谈的方式开展思想论战，给沉寂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而其后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把儒教的封建伦理观念摄入教义，忠孝成了神仙世界的仙道之本。“学仙非难，忠孝为先”，成了后世道教中道士的信条。仙道和人道逐步结合，学仙者先须从为人做起，一些死去的忠臣孝子也逐步被名列仙班。葛洪说：“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样，立功德和忠孝成了长生的必要条件，神仙世界被纳入了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道教明确规定长生成仙不能单靠方术，这就拉长了秦汉方仙道的方士和魏晋神仙道教的距离。魏晋社会由于佛教流行，也给道教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道教由注重个人修炼向重视劝善度人转化。葛洪认为天上的司命神，人间的灶神和人身中的三尸虫，皆是精气所化。精气既化为神，这些神灵也有了生命和智慧，自然就有善恶的观念，可以承担起赏善罚恶的责任。葛洪说：“山川草木，井灶挎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纲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葛洪这段话是哲学上用精气说对万物有灵论的新解释，从而为他的道教神学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神灵，便起着监督道士履行道戒的作用，并按世人行为的善恶进行赏罚，并把那些功行圆满的人度化为神仙。葛洪认为，凡欲长生成仙，必须积善立功，慈心于物，忠孝为本。若乃憎恶好杀，口是心非，行种种恶事，就造下罪孽，由司命按犯罪轻重夺算夺纪，甚至殃及子孙，再想转祸为福，必须加倍地做善事禳解。神灵对道士积善成仙要求很严，行善的动机要纯洁，并须坚持不懈，甚至道士的思想也要接受监督，不准产生恶念，对“有恶心而无恶迹者”也要夺算。当时葛洪的主要目的，是把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入道教神仙世界，使神仙不仅拥有超出凡人的法术，而且在品德上也是奉行世俗世界伦理纲常的楷模。伦理纲常是判定修道者善恶功过的标准。葛洪说：“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非功劳不足以论大试”。积善立功，忠孝为本，成为修道者步入神仙世界必登的阶梯。 晚唐北宋以来，儒学复兴，吸收融摄二教而形成新儒学，在统治者大力倡导下，其地位不断提高，迫使佛道向其靠拢，形成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宋元道教吸收融汇了儒家思想，孕育产生了净明道。净明道教义以融摄儒道为特色，自称其教名为“净明忠孝道”。“盖其说以本心净明为主，而制行必以忠孝为贵而已。”刘玉立教“以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生度死为事”。所谓净明，是指先天无极大道及自我清静本心。净明道认为大道清虚无为，人心本来清净光明，与道相通。但因世人生来多渐染熏习，纵忿恣欲，背却本性，使心地不净不明，以致曲昧道理，便不得为人之道。对治世人心病，恢复本性净明的办法，唯有惩忿窒欲，正心诚意。收摄心念，使之不为物欲所动。所谓惩忿者，不仅要息灭心中嗔怒仇恨，而且要惩治嫉妒偏狭、猜疑察察之心，对细小的忿嫉也不放过。所谓窒欲者，不仅要断绝淫邪色欲，而且对涉及溺爱眷念、滞著事物之间的一切欲望，皆须窒塞。唯有惩治一切物欲贪念，使内心纤尘不染，改过迁善，明理复性，方可德配天地，无愧人道。净明道提倡忠孝，以“忠孝廉慎宽裕容忍”八字作为许真君降授的“垂世八宝”。尤其对忠孝神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宣称“忠孝大道之本也”；“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人道为之成。”又说忠孝为人性中固有的良知，“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净明道强调提倡忠孝，扶植纲常不只是一句空话，而且必须“真践实履”。这种态度使当时许多儒家大臣也不得不佩服称叹，认为有益于世道人心。 纵观历史，植根于民族传统道德土壤之中的中国伦理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文明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同样，道教伦理道德思想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凝聚。尽管含有某些时代的局限性，但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道德认识和实践的记录，即使在那些为时代局限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之中，也包含若干有价值的成分，可作为借鉴。我们应该把道教传统道德中爱国爱教、勤劳节俭，扶危救困、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谦让礼貌等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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