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隆福寺

周伯昆的图书馆 201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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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隆福寺

夜色降临，胡同里的路灯在风中吱嘎吱嘎晃动，将昏黄的灯光投射在泛着油光的土路上。我站在大院的门外，向东尽头望去，“铁蚕豆”吆喝声再次冲进寂静的胡同，我知道他就要拐过来了。

他是一位中年人，高而壮实，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因为除了“铁蚕豆”的吆喝，我没听他说过话。他每天晚上都要来我们这边卖铁蚕豆。他总是从东边大豆腐巷过来，慢慢推着一辆自行车，一路高声吆喝着“铁蚕豆”，穿过我住的多福巷，向西。他走到我家的大门口，我递给他300块钱（相当于以后的三分钱），他把极大的手伸进悬挂在车把上的口袋，抓起一把蚕豆，放进我用手撑开的学生服的兜里，满满一兜，还滚落到地上好几颗。然后，他继续推车高声喊着“铁蚕豆”西去，不时停下，又像挖土机抓土那样，用手抓起蚕豆，送到买家的笸箩或别的什么器具里。他的身影消失在夜幕和胡同的西尽头，那高亢、悠长、醇厚的吆喝依旧在夜空回荡，铁蚕豆、铁蚕豆……

这平平常常的一幕，时间：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地点：北京隆福寺附近。人物：我，刚满十岁，正上小学。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们家从南方到北京也才两年，而搬到多福巷只有几个月，新奇是我眼中的一切。

现在的小学生下了课，有大量的作业，有各种各样的业余班排着队等着吞噬你剩余的时间。而我们那个时代，做完少量的作业后，就都是玩的空间。星期日更是完全属于自己，除非家里另有安排。因此我对这个陌生的地区开始的猎奇，很快就取得不菲的战果。我东可越东西牌楼、西跨王府大街、南极东安市场、而北抵隆福寺。借用后来我才知道的一句话，我当时的感觉真是“喜茫茫空阔无边”。这一空阔，就空得毫无头绪，不知从哪里说起。那就先从足下，我住的地方慢慢道来吧。

我住在多福巷7号，是语言所的家属宿舍，一个典型三进四合院，我家住在最后一进。一堵有月亮门的花墙，将我们的院子和外院隔开，花墙外是一棵高大的丁香树。每当春季满树紫花，整个院子都能闻到花香。从月亮门进去，就是我们家狭长的院子。走进院子左边靠南墙，有一棵枣树，长得高而瘦。不高的柏树一排，临窗伫立。我家的四间平房坐北朝南，嵌在雕花木格中的窗玻璃又大又亮。在房间进门的右手边，蹲着高约一米半，长宽各约半米，中间有一方孔的汉白玉石墩子。据考证，这院子原来是清王朝的一个贝子府，大石墩子显然是用来插旗杆，以表明其显赫身份的。当时我就感到有点蹊跷，要标榜这是贝子府，那旗杆一定是树在院子的大门外，戳在深宅大院的最后一进向谁显耀？刚好听了孙敬修老师广播里讲西游记的故事，马上联想到我家门口那奇怪的石墩子。孙猴子被二郎神追急了，变成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根旗杆树在庙的后面，结果旗杆反常的样子被二郎神识破……这石墩子说不定就是孙猴子尾巴上一根毫毛变的，大圣再变回猴子时，忘记收回，因而还在屋子的后院。从此这石墩子在我眼中不仅神秘而且神圣，因为孙大圣是我心中的英雄偶像。

（多福巷7号的孩子们，后背景就是花墙的一部分，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

那花墙是我上房极好的“天梯”。借助花墙上的十字型空砖洞，手脚并用只几下，我就能爬上房顶。我常骑在四合院正厅的鱼脊梁上，极目四望，远近的建筑历历在目。南面灰扑扑的，都是平房的屋顶，远处唯一稍高一点的两层灰楼，那是我的小学--------报房胡同小学；西面依然是灰色的平房屋顶，梢远那四层的红色建筑，是我们家刚到北京时落脚的地方---北大红楼；再望过去，高高的景山绿葱葱，巍峨的故宫黄灿灿；东面，还是灰色的屋顶，稍微偏北，赫然几点绚丽的色彩，四座三间三楼四柱古香古色的东西牌楼让眼睛一亮；而北面，越过几波灰屋顶，一座大庙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格外耀眼，我童年的乐园—隆福寺在眼前。抬头，天瓦蓝瓦蓝的，偶有白云几朵。而一只老鹰高高徘徊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翅膀一动不动，它是在“关心”前院长生家养的几只小鸡吗？远处房顶上有人举着小旗不停地晃动，一群白色的哨鸽听从指挥在低空盘旋，扯出悠长的哨声，时高时低、似无还有。鸽哨的声音是任何管乐都无法模仿出来的，至少在我心灵中，少年时代在屋顶听到的那种声音是绝响，美妙的绝响，啊，连晚上叫卖“铁蚕豆”的吆喝也是绝响。尽管我后来在富丽堂皇的东安市场“小吃街”听到过“吆喝王”类似的叫卖声，但完全没有我儿时的意境，激不起心弦的共鸣。

每天早上上学，我都是出门往东，在第一个丁字路口右拐，沿大豆腐巷往南，遇第二个十字路口再右拐，顺报房胡同往西，走不到百步就是学校。而下学我走的路线往往和上学时的不同。出校门会往西走，穿过一座“大庙”，从大庙的后门出来就是多福巷的西口内，正好对着作家丁玲小四合院的门，我再往东走几百步就可到家。这条路线要比上学的路长，舍近而求远完全是那大庙的吸引所致。

（北京隆福寺周边地图，上个世纪50年代）

那座庙的确切名字直到最近我找到一张老北京的地图，看过后才知道它叫法华寺。据我所知北京还有几座也叫法华寺的庙宇，可我都没有去过。而位于报房胡同和多福巷之间俗称大庙的法华寺，我无数次造访，除一走一过，也时常在此停留。那时的大庙虽然早已没有了香火，偏殿和下屋住满了人，连进门的过道偏房也改造成了住房。记得我班里一位同学的姐姐结婚时的新房就在那儿。大红的喜字贴在庙门里，可见移风易俗之彻底。几座大殿巍然、殿前石碑石塔排列有序、殿基石雕雕刻精美，院内几株古树树皮粗糙而枝叶还算繁茂。大殿的门都是锁着的，我曾趴门缝望殿内，黑黢黢的堆满了不知什么东西。大庙占地面积不小，是我们捉迷藏，追逐嬉闹的天地。大殿前光滑平坦的汉白玉地面，更是我们拍洋画的最佳场所。那时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袁大头，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袁大头也曾在我们嬉闹的地方，在我们拍洋画的石路上度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许多人认为谭嗣同夜访的法华寺是崇文区法华寺街的那座法华寺，其实，谭嗣同夜访的法华寺就是这座大庙，当然这也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如今大庙早已经被民宅彻底吞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我希望那段历史不要随建筑物的消失而被时光吞没或被记忆错置。

大庙固然不错，但不够热闹，记忆里留下的热点远不及不远处隆福寺留下的多。我在多福巷住了大约4年，我最常去玩的地方就是隆福寺和隆福寺街那一带。从家到隆福寺，最近的路是穿过一条叫小羊市的狭窄胡同，过猪市大街后，隆福寺前街，也就是过去的神道就在眼前。走完不足百米的神道，过山门，隆福寺到了。

从网络上，人们不难找到关于隆福寺的历史、建筑还有它的沿革和变迁的资料，因此我在这里也不必东拼西凑些“牙慧”以自诩博学。但刘心武先生的小说《四牌楼》中，有关隆福寺的文字，恰恰是我当时眼中的隆福寺，我把他的描述抄下几段，因为那原汁原味的描写正对了我的胃口。

刘先生是这样写的：“我童年时代每日穿行其间时，它大体仍是完整的，几进殿堂和最后面的藏经楼仍巍然屹立，里面的佛像壁画壁雕等都并未损坏，也仍有几位喇嘛居住在里面，看管庙产。不过，那时的隆福寺已无香火，殿堂都锁起门不对游人开放，如织的游人之所以寻访到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庙会。”

他又说：“那庙会的摊档，是在殿堂两边的通道上蛇形排开，在各座殿堂之间，也分布着一些；无论冬夏，摊档大都以自制的布伞布篷或布棚作为遮挡，有的小，有的大，最大的摊档像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商店。那些摊档卖什么的都有，比如有卖估衣的，卖针头线脑的，卖绢花的，卖猪胰子球(当时的一种球状香皂)的，卖香袋的(缝成粽子形、菱角形、蝙蝠形或其他种种形状，里面是天然植物、矿物研成配制的有香味的粉末)。记得有个很大的摊子是专卖各种梳子的，从梳齿粗大得像火柴棍的大梳子到梳齿密得只间隔个头发丝的小篦子，木头的，骨头的，贱的，贵的(最贵的是用犀牛角制作的)，都有。摊档中摆着一只真物大小的木雕猴，漆成金色，蹲踞着手里捧着个金元宝。据说那是该梳子摊的商标，“金猴为记”，很有名的……这些摊档，还都不是吸引我的所在；吸引我的，有三种：一种是卖吃食的摊子，一种是卖玩具的摊子，还有一种是变戏法拉洋片练把式一类好看好玩的摊子。”

（这是早年隆福寺的神道口，也就是现在隆福寺大牌楼的所在处。）

(隆福寺街口现在的牌楼。赵晶晶先生摄）

刘先生写的是小说，可我认为上面隆福寺的描述是写实。那寺庙是我熟悉的，那庙会是我逛过的。我也曾从卖梳子的摊位前，从买猪胰子和卖香包的摊位前走过，但我从来对梳子和香皂不感兴趣，自然不知道还有犀牛角梳子和用猪胰脏制的肥皂，而香包倒顽固的在记忆中散发着香味。可能我逛隆福寺的路线有别于小说中的人物蒋盈海，我是从前面进入隆福寺，而小蒋是从后门进，我们的注意力不尽相同，山门附近就足够让我驻步不前了。

那山门的东面，一溜儿摊位都是买花儿、卖花肥和花籽的。我常从那一排摊位前走过，花的香和马掌肥及其它花肥的臭与西面卖灌肠摊位飘来的大油味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让站在树上发呆的乌鸦们闻之更呆。很奇怪，我在花摊位前很少停留，而常在卖花籽的那个摊位前止步。卖花籽的摊位上摆满了一个个的小方盒子，小盒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籽，总有八九十种，盒子里的种子都很小；靠后的铺面上，则码放着一排装满颗粒较大如芸豆、花生及摸样怪异不知是什么种子的口袋，所以严格说，那是卖种子的摊位。

(早年隆福寺内看拉洋片的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初也还有拉洋片的摊位。）

我从来没有照顾过卖种子的那个老板（我怎么会去买种子呢？我口袋里的钱根本轮不上在这里消费。），而那短白胡子老板也从不指望我这个小毛孩会掏钱买他的货。对我的到来，似不存在，要不，他就揣着手闭目养神，要不，就站起身笑脸招呼有意买种子的客人。短白胡子看我总在他的摊位前晃悠，有一天终于对我喊了一句：“喂，小孩儿，一边玩去！”我颇有点生气，心想：“看看又怎么啦？”那时我天天听连阔如在广播里说评书《三国》，特上瘾，很佩服诸葛亮的“计上心头”。我也突然心生一计，看我如何不花钱就当着老板的面取走花籽。于是我到寺里绕了个圈儿，当我又快走到那种子摊位前面时，我把食指放到嘴里，蘸点唾液，背着手走过去。然后站在摊位前，伸出有口水的指头到一个木盒里搅一搅，问老板：“这是牡丹花籽吗？”短白胡子没好气：“你这孩子啥也不懂，什么牡丹花籽，那是鸡冠花籽！”我啊一声，把手缩回放到衣兜里，手指一搓，那蘸在食指上的鸡冠花籽就落在口袋里。老板瞪着眼睛望着我，楞没看出他的鸡冠花籽有些已经进入我的兜里。我忙捂住快要笑出声的嘴，赶快离开种子摊位。如法炮制，后来我又从那里蘸了几种花籽，而老板始终不知我搞些什么名堂。再后来，我想那老板没招我惹我，也是小本生意，何必搞这种恶作剧？况且我蘸进口袋里的那几种花籽，我也没有种到土里，让它们开花给人看，都让我抖落掉了，或者忘在口袋里，洗衣服给洗掉了。良心苏醒，打住不干了。但我依旧常从那花籽摊位走过，带着歉意望着短白胡子，他不是依旧揣着手闭眼养神，就是依旧笑着站起照顾来买种子的客人，他的眼里呢，依旧没我。

去隆福寺那边还有另外稍微远一点的路，就是出家门往东，只能碰到大豆腐巷，但要往北面拐，过猪市大街，穿过极窄的一条无名小胡同，就到了隆福寺街。我到蟾宫电影院看电影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因为“蟾宫”就在无名小胡同和隆福寺街交口处。“蟾宫”是离家最近，也是离学校最近的电影院。在“蟾宫”我看过不少电影，有时是和家里人一起，有时是学校组织的包场。如果学校包场，我们只需交500块，比自己买票要便宜一半，可班里还是有不少同学不去看。倒不是他们不想看，是他们的父母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孩子消费。要知道，那时的500块，也就是现在的5分钱，能买一斤酱圪塔或者半斤玉米面。虽然那时学校的学杂费极低，但还是有交不起钱，而辍学的同学。

记得五年级时，我们班一位学习成绩很好姓王的女同学退学了，我们问班主任怎么回事，老师说，她母亲生小弟弟，没人照顾。其后，有一次我们包场到“蟾宫”看苏联电影《黑孩子马克西姆卡》。看完后，我到电影院对面的小吃店买冰棍，而站在冰柜前的售货员居然是刚退学的王同学！我们面对面都有点尴尬，她比在学校更瘦了，一脸菜色，我问她：“听说你回家带小弟弟，不来上学了，怎么在这里？”她叹了口气说：“哪儿呀！我爸没了，妈身体不好，我没办法，只能退学，在我爸原来的单位卖冰棍。”我无言！她才十一、二岁呀。她问了我和她要好几位同学的情况，知道我刚看完电影，她又叹了口气说：“我成天守在电影院门口，可我从来没看过一次电影。哎，其实看不看电影没事，我要有钱，还是得上学，我特想回学校。”我无言！

当我拿着她递给我的冰棍时，我觉得电影中的黑孩子的经历虽然很悲惨，但那是电影，不是现实。而眼前的王同学，小小的年纪就要担起沉重的养家糊口包袱。我可以上学、看电影，还有零钱买零食，和她相比，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迈出点门后，吃着那奶油冰棍，觉得索然无味。那以后，我无数次经过那小吃点，但我再没有进去过一次。我透过玻璃窗，总会看到王同学站在柜台前的身影，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到我从门前走过？

又过了大约十几年，我们家早从东西附近搬走，我很少再来逛隆福寺。有一天我路过那里，“蟾宫”依旧，那对面的小吃店居然也依旧。我进去，见冰柜前一位满面红光的女售货员正和她旁边的另一位售货员聊天，见我进来也没有停止聊她的孩子。我一进门就认出了“满面红光”者就是小学那位中途辍学的王同学，虽然她的脸色由“菜色”变成了“红色”。我对她说：“买根冰棍，奶油的。”她接过我的钱，取出一支冰棍，关柜门，啪，把冰棍拍在冰柜上，继续她的聊天，根本没转头看我一眼。我拿起冰棍，离开小店，我慢慢吃着奶油味很浓的冰棍，笑了。

（我曾经进去买过冰棍的小吃店还在那个位置，但面目全非。赵晶晶先生摄）

我的小学同学，很多都和王同学那样，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人家的孩子。他们都住在附近的胡同里，我常去一些同学家玩，我们的住房都很简陋，他们的长辈干啥的都有，如修自行车的、卖猪下水的、卖虎皮鹦鹉八哥的，也有给人号脉、算命和代写书信的。他们过着简单甚至贫寒的日子，和其他地段的老北京人一样，他们随遇而安、讲面子、重礼数，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们能在平淡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在极其贫乏的文化生活中，听广播里的评书是当时是一大享受。我也受感染，有那么一些日子，一下学我就到猪市大街和那无名小胡同路口东侧的一家茶庄外去听连阔如说的评书《三国》。那时收音机还很稀罕，我家没有，好像我们院子里的人家都没有。而茶庄很会做生意，买茶喝茶的，可以进屋听评书，还特意拉出一个大喇叭，挂在窗口外，让不买茶喝茶的人也能停下，坐在台阶上听，这叫和气生财。

连阔如的评书说得真叫一个绝，让我听得如醉如痴。尿憋极了，我也强忍着一动不动，一句不落地听，直到休息放广告时，才急忙跑到隆福寺的公共厕所，解决后狂奔回来，坐下继续听。老连一拍案，说到最精彩处，就会来一句“请听下回分解”，所有的人都用手拍着膝盖，大声叫着：“哎呀，这是怎么说的！”，一哄而散。于是第二天，由不得你不过来，再次坐满茶庄前的台阶。

记得有一天，刮大风。风携带大量的沙尘，落在灰屋顶和黑色的胡同地面上，天地皆黄。风从胡同口呼啸着吹来，扫走地面刚刚覆盖上的黄沙，又铺上了一层新的。其实那就是沙尘暴，可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学校放学了，我背着书包，一只手不断揉着眼睛，另一只手捂着鼻子，顶着风沙往北走。我和往日那样，提前坐在茶庄门口的台阶上，准备听茶庄收音机播放那吊胃口的“下回分解”。

那天虽然风沙吓人，但台阶上还是坐满了和我一样等着听评书的人，有老有少。有天天来听，我熟悉的人，也有我不熟悉，如蹬三轮路过歇脚的，一个个都灰头土脸。广播正在播“爱尔染料”的广告，广告一播完，连阔如就会咳嗽一声出场。可今天奇怪，连播了几遍广告，都没有听到连阔如咳嗽，气氛有点不大对头。

正当大家纳闷而交头接耳之时，突然收音机播出低沉而悲壮的哀乐。坐在台阶上的人们一下噤若寒蝉，都明白，那位苏联老大哥去世了，因为昨天和今天早上都有他患脑溢血的报道，这本来就是凶多吉少。哀乐低旋，大家仿佛被天上无形的手提着，一个个都慢慢站了起来。哀乐结束，开始播报讣告。我身旁那人失声大哭，转头看，是位中年汉子，他的眼泪从眼睛里淌下来，泪水在黄尘扑面的脸上冲出两道清亮。风夹着沙继续狂烈地在上空呼啸，他脸上的两行泪痕立刻又糊上黄沙，很像雨后蚯蚓爬行在地下，让地表面微微隆起的样子。听书的人都默默离去，隐身于风沙中，猪市大街一片昏黄，对面的房屋都看不清楚了．．．．．．

那天是1953年的3月6日。

不管发生什么事，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我们该上学还得上学，我还是总到隆福寺附近玩。春去夏来，一天，我下学后还是习惯地走到茶庄前，见台阶上没人坐，才想起昨天已经“三分归一统”了，于是我百无聊赖沿着猪市大街往西，想去找同学陈昆玩。陈昆家住在一家补习学校，叫“朝阳补习学校”的后面（如今民航总局大楼的那个位置）。或许是方便补校的学生吃饭，学校前面有一个买炸酱面的简易摊位，一顶支起的布棚下有一张原木长桌，两条长凳。好像是夫妻店，两口子就当着顾客的擀面、煮面、切黄瓜丝，还挺忙活。我走到摊位前，刚要转身进学校大门，就听马路边吱的煞车声，一看，是一辆三轮车停了下来。车夫从车上跨下，腾腾走向面摊，扯下搭在肩上的毛巾，边走边擦头上的汗，叫道：“老板，来二斤炸酱面，快！”我一听，吓一跳，二斤！炸酱面！

好家伙，能吃得了吗？我好奇，站在一旁，忘了来这里的目的。老板看到生意来了，笑得合不上嘴，连忙说：“好啦您呢（发'耐’的音），您坐，就得！”三轮车夫坐下，问老板要了一头蒜，把一只脚蹬在长凳上，斜坐着细心地剥蒜。这是一位壮汉，和许多当时的劳动者一样，穿着一件无领也无袖的白褂子，胸前那两片和背上那一片用白色的布条相连，敞开着怀，露出健壮的胸肌。不一会儿，面做好啦，老板一字在三轮车夫的桌前排开四只大碗，碗里绿色的黄瓜丝、白菜丝和深棕色近于黑色的炸酱把面条盖住，透过菜码儿，面条冒着热气。只见那汉子抓过一双筷子，挑起一只碗里的面搅了几下，张开大嘴，一嘬，半碗面就进了嘴，又见他丢进嘴里一瓣蒜，嚼了几下，嘴一闭，喉咙一鼓，面就下肚了。就两三分钟，第一只碗里空空如也。随后，他拖过来第二只碗，一瓣蒜一口面，风卷残云，面条很快被消灭。第三只和第四只碗里的面，他的吃速稍微慢了些，但颇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没过多久，最后的一只碗中的面也一扫而空。在我看得目瞪口呆之际，他又问老板要了碗面汤，打着饱嗝喝汤。喝完，把钱拍到桌上，用毛巾擦了擦汗，起身站起对老板说了声：“回见！您呢！”，摇晃着膀子，蹬上车走了。

现在，每当我吃炸酱面时，都会想到当年在隆福寺附近，一气吃了二斤炸酱面的那位车夫的样子。而且我在吃炸酱面的时候，也一定要吃几瓣蒜。很奇怪，如果没有蒜就着炸酱面，那面的味道满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那炸酱面的摊位早就没有了，隆福寺的庙、报房胡同的大庙、我听《三国》的茶庄、我住过的四合院、小学的小楼都已经湮灭在时空中。我偶尔也会在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儿时的许多往事会随着我的步履而像电影的蒙太奇样一跳一跳映在我的脑海里。

哦！那小吃店还在，已经装饰得面目全非，王同学还在里面卖冰棍吗？我望了一眼，继续走路。

啊！“蟾宫”电影院还在，可能是文革期间改名为“长虹”了，现在也没有改回叫“蟾宫”。改就改吧，中国人很喜欢与时俱进，名字也一样。我回头望了望，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