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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矿工兄弟
东极老翁
我是在1976年认识他的;他在一个山沟里的铁矿当矿工。那年，我被临时抽调到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路线教育工作队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三十多年前，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中等个儿，身板溜直，黑红的国字脸上眨动着两只婴儿般稚气的眼睛；每当笑的时候，从略厚的唇间露出一口雪白却不算整齐的牙齿；于是，便又让人觉得他有些憨，且憨得可爱。他确实有些憨。比如，工作队在调查当年农村那个大队（如今叫村）的党支部书记的经济问题还有生活作风问题时，依照工作队队长的意见，那位大队书记只贪污了几百块钱，尽管搞了几个女人但毕竟是生活作风问题就不要查了，处理结果是留党查看。可他却为此同工作队长争吵起来，且吵得十分激烈，说生活作风问题也要查清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道德败坏就不配留在党内。当时，尽管其他队员也不同意工作队长的意见，但碍于那队长是他们矿上的党委副书记，都默不作声。后来，气得那工作队长对他说:小孩牙子，你懂不懂组织原则？！尽管如此，他还是气得嘟囔半天。后来，不知是谁将此事反映到工作队的上级--―县里路线教育分团。于是，那队长便认为是他背地里干的，还说他品质不好。他说他有意见从来都是提在当面，绝不会背后整人。可是那队长哪里会相信。这件事的后果是他回到矿上之后，便被取消了积极分子的资格，一直是党外人士。几年之后，那位副书记调走之前，找到他说确实冤枉他了，因为有人告诉他反映那件事的是另外一个工作队员。其实，无论过去和现在，好人往往被诬陷，好人也往往背着“黑锅”。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从山沟里到市内两次，都是给他爱人看病。他爱人是个农村妇女，和他一样憨厚。因为患妇女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不能生育。为此，一些亲属曾劝他离婚。他的父母、哥哥姐姐都是农民。在农村，毕竟受孔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影响较深。然而，他对劝他离婚的那些话不屑一顾，为此还同父亲吵了一架。后来，爱人看他与家里的关系闹得很僵，曾含着眼泪对他说，还是离了吧。当时，他将他爱人骂了，说道：我要是那样做，还算是个人吗？别说你不能生育，就是将来你瘫在炕上，我也会伺候你一辈子！一席话感动得他爱人搂着他失声痛哭。这些都是他爱人后来对我讲的，讲的时候眼里还噙着幸福的泪花。
后来，他的爱人在当地一个小医院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就是他们今天的女儿。
改革开放之后，他所在的铁矿下马了，停产了，工人们纷纷下岗，他自然也摆脱不了类似的命运。为了应对生活的窘迫，他和爱人开荒种了两亩多地，多是一些蔬菜，收成之后便拿到集市上卖。因为铁矿就座落在山里，有时他就和爱人到山上采些山货。春天的时候采些蕨菜、刺老芽（刺五加的嫩叶），秋天时采些蘑菇、木耳、榛子、山核桃什么的，自己舍不得吃，也都拿到集市上卖，有时为了能卖上好价钱还起早赶火车到市里来卖。有两次到市里，顺路给我捎些蘑菇和木耳。我知道他们生活艰难，尽管一再拒绝，可他还是咧着嘴，露出已经有些发黄的牙齿，憨憨地笑着说：咋的，瞧不起俺山里人啊？说完，撂下东西就走。望着他那已经微驼的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
有一年，我到他所在山沟的家里去了一次。奇怪的是他们住的仍是土坯垒就的茅草房。空荡荡的屋内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再没有值钱的东西。我问是怎么回事，他憨笑着说：为了供孩子上大学，把原来的瓦房和家具都卖了。那年，他老得够呛，头发花白，额头和眼角布满刀刻似的皱纹；由于上牙掉了两颗没镶，憨笑时表情显得有些滑稽。听他回顾往事，我才知道这些年，他苦没少吃，罪没少遭。他当过更夫，开机动三轮车拉过客，在工程队里当过小工，还到农村收过鸡鸭鹅狗卖给市里的饭店。不过，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将他的精神压垮，通过他的谈吐，我感到他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没有丝毫的怯懦。那天，我们从下午一直唠到半夜，喝了两瓶白酒。后来，他还要启开一瓶，终被他爱人劝说着抢下了。
几年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也买手机了，还说女儿在外面打工挣了些钱给他们买了一间旧瓦房。由于有了手机，他隔些时候给我打来电话，于是我们便彼此问候一番。忘记是哪年了,他又打来电话说，他在市里一个工地上干活，还是当小工。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找不到没告诉我他在的地址，说已经干了两个多月一直抽不出时间来看我，说每天早早便起来干活很晚很晚才收工，说老板不准请假若请假就被解雇，说一两天工程完工之后他就回去。我对他说，六十多岁的人了，歇歇吧。他说女儿要结婚，再给女儿凑点钱，多尽点当爹的义务。听他说完，我的心情如潮水般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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