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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是古时对高明医生的称谓。
治未病，是上工所采取的一种明智的临床策略。
上工系统，是上工从事临床操作的辨证诊疗体系
一、上工的临床策略
古典中医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1．何谓“治未病”？
有人将“治未病”仅仅理解为防病，这不完全正确。古典中医“治未病”的诊疗思想，虽然也含有“防”的内容，但又不仅仅是“防”，其中还含有“治”的意思。而且，其中“防”的内容，与现代医学之接种卡介苗、注射狂犬疫苗，或口服预防小儿麻痹糖丸，以及对食物、饮水消毒，这类着眼于外因的预防措施，不可同日而语。
《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所说的养生之道——着眼于天人合一，劝人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的思想。《上古天真论》所说的，要人们“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以及其他一些篇章中所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都是从养生学的角度出发，教人们重视自身正气的充调，以预防疾病的发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人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主张。并且指出，若“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那就象口渴了现去挖井，打仗了现去造枪，已经太晚了！
以上是通晓宇宙人生大道的圣人们所说的养生之道。如果人类都能通晓宇宙人生的大道，而且都能身体力行，那世上就不会有人生病，那以治病为职业的医生，和以疾病为研究对象的医学，也就无需存在了。凡是找医生看病的，多半是已经失去了健康的患者。所以，医家们所说的“治未病”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说：“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知实脾，惟治肝也。”如果不机械的理解，其中的含义是说明人体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疾病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临床医生所说的“上工治未病”，其中含有“已萌防变”和“已病防恶”的意思。这就是《素问·八正神明论》说的：“上工救其萌芽……尽调不败而救之”，而“下工”则“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的宗旨所在。
2．明智的临床策略
古典中医上工系统“早早（早防早治）策略”的实行，不仅给当时的医学临床带来了很高的疗效，同时也给临床医生树立了坚定的信心。当时上工治病可以十全其九，虽下工治病亦可十全其六，这是当今医学无法比拟的。当今的医学得到现代技术的支持，理应超越古代的医学；但是，由于它对生命、对病症的本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大大地限制了现代技术优势的发挥。现代的分析医学模式，它的重形质轻功能、重局部轻整体、重单一病因轻系统内外整体相互作用的理论，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下工系统。目前，西方医学已经意识到了有更换医学模式的必要，“身心医学”和“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提出，就是对“下工”模式的反省。在狭窄的生物医学框架束缚下的现代医学，在本世纪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痛定思痛，这些历史教训，正可以从反面证明上工系统临床策略的高明。
从抗生素黄金时代兴衰的历史教训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那种重外因、重局部的机械的生物医学体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人们还非常乐观地估计道：细菌性疾病，在不久的将来，将从人类的病谱中被抹去。而事实却不理会人们这种天真的期望，很快就成为过去的不是细菌性疾病，而是抗生素自己的黄金时代。至今，虽然抗生素依然是临床医生的唯一法宝，三素一液（抗生素、维生素、激素和输液）不可一日不用，但它所带来的后果，是利多还是弊多，一时还很难说清楚。而它所带来的副产品——药源性疾病层出不穷、抗药菌的大量繁殖，以及弱生患者（由过分地依赖外干涉药物所造成的机体自和力减弱的患者）的迅猛增加……正在严重地困扰着当代医学。至今，细菌性疾病不仅就没有被消灭，有些疾病，如败血症的死亡率，甚而超过了抗生素发明以前的记录。事实上，即使是对于所谓的细菌性疾病来说，抗生素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疾病毕竟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癌魔的肆虐和攻癌战役的屡屡受挫，又说明了什么呢？癌症的猖獗，是西方医学有史以来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每一天都有我们千万个同类死于癌症，至今仍有增无减，越治越多，近期我们还很难期望有衰退的势头。一位美国专家曾经预言，长此以往，到本世纪末，将会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成为癌症患者。我国一位声名显赫的胃癌专家，他自己就死于胃癌。恰如我国的一位肝癌专家所说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上，表面上我们好好的，说不定癌细胞就在我们身上滋生！
在企图攻克癌症的努力中，人们仍然在传统的生物医学框架中进行着一胞（细胞）、一膜（细胞膜）、一子（分子）、一因（致癌因子——病毒等）的探索。我们可以断言：在分析医学框架中，癌症绝无被真正认识的可能，在诊疗临床上，癌症也绝无被攻克的可能。道理极其简单：癌细胞的滋生和转移，与机体内环境——连续状态的气液循环（其中包括免疫系统及其他系统的功能在内）紧密相关。离开整体功能态去看待癌细胞，只能是以管窥豹，使癌症变成为永远无法认识的怪物。
依照一元病症观的整体辨证思想来看待癌症，它不过是正常的机体细胞，在机体功能长久处于异常状态下的一种适应性突变。在恶劣的内环境中，当正常的能量代谢过程被阻抑的情况下，要么死亡，要么改变能量代谢方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体细胞基因库中原被阻抑的原始基因的激活，使细胞能够以糖酵解的能量代谢方式，去适应恶劣的内环境，以营生存，这就是癌细胞产生的根据。是机体恶性的环境产生了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的存在又加重了内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而构成了这如环无端的恶性循环。恶性肿瘤的形态异形、生化异形，和自主性、转移性等恶性行为，都可以用这种正常的体细胞对恶劣的内环境的适应性突变来解释。
这种对恶劣的内环境的适应性突变，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之后发生的，如果我们能够防微杜渐，这一恶性突变是完全可以预防或被阻抑的——只需使整体功能异常状态复常，并保持这种正常状态，则癌基因绝无被激活的可能。即使有个别的癌细胞滋生，也不可能“免疫逃逸”，和任其“转移”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的临床医生不重视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将一些无“形”可视的功能性病变，通统当作是“神经官能症”而不屑一顾，却一窝蜂似的去攻难病、大病、绝症、待到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变成绝症——确认为晚期癌症时，才医、家、社会全体动员。这除了多耗费一些人、财、物力，表示一种“隆重的无可奈何”之外，于事何补？
癌魔的肆虐还没有收敛，艾滋病（AIDS）的阴霾又笼罩人类。自有人类历史以来，还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象艾滋病这样，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的恐慌，不论肤色、不管贵贱、不分国界，在短短几年之内，它的行踪已遍布全球。凡罹患者无一能够逃脱死神的魔爪。西方的人们十分惊恐的称其为“超级癌症”。
如果说癌症的降临还仅仅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一种惩戒、一种警告，要我们不可无视自身作为整体的存在，艾滋病的出现则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死亡的威胁。当代医学至今仍将HIV病毒当作是造成艾滋病流行的元凶，把研制发现HIV病毒疫苗作为遏制艾滋病的唯一希望。预防措施，也只限于：劝人们，在注射毒品时，应用稀释的漂白粉清洗针头和针管，性交时戴避孕套，以及隔离、消毒之类的被动性措施。即使真的找到了一种HIV病毒疫苗，我们也很难应付它的随机应变。目前已经发现了HIV病毒的1000多种亚型。随着状态各异的机体内环境的培育，这种亚型的数目还会随时增加，甚至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于是乎我们又要疲于奔命，陷入象抗生素应付抗药菌一样的困境。事实上单一的HIV病毒并不能使人们罹患艾滋病。疾病是一种相互作用。正象《灵枢·百病始生》篇中说的“邪不能独伤人”，倘无机体内环境异常S状态的存在，非超限的、单一的任何一种细菌、病毒都起不了致病作用。避孕套和漂白粉也遏制不了艾滋病魔的嚣张气焰。要想攻克艾滋病，在医学上，我们必需放弃那种，认为只是由HIV病毒造成的T淋巴细胞的病理改变的这种单因局症的疾病观。事实上，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孤立的致病菌、孤立的致病病毒，和孤立的T淋巴细胞。在生命过程中，人体稳态控制过程是一个统一的连续S的整体。上工系统的“早早临床策略”，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生命、对所有疾病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应当引起我们深思的是：
为什么HIV病毒的宿主——非洲绿猴不患艾滋病，甚至其它动物也不易罹患？以至使那些研究HIV病毒的学者们，欲制作一个动物模型都无法实现。
为什么艾滋病最初发生在从事色情生意者、同性恋者、以及吸毒、酗酒之徒身上？
为什么在内外环境的“异”物包围中，一直忠心地保卫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在紧要关头却背叛了我们——听任HIV病毒的肆虐？
为什么……
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个“为什么”，对这一连串的“为什么”，现代医学很难给出令我们满意的回答。因为这是需要透过有异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另外一种思维透镜才能看清楚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养生家医学家们，正是透过另外一种思维透镜，才悟出了天人合一、身心合一这一人体生命真谛的。
《内经·上古天真论》一文，在论辨为什么生活在上古的人们能够长寿，而“今时”的人，却过早衰亡的道理时说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数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枉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枉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今时”的人不知天人、身心合一之理，为了满足“心”的无穷欲望，涸竭了作为生命基础的生命的能源，以致过早地衰亡了。文中的“今时”是指作者行文的那个时代。当然不是指的劳动人民，它指的是自己无需劳动，而又占有更多的劳动果实的穷奢极欲的统治阶级。同样也适用于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性解放”时代——当今威胁着我们人类生存的真正的元凶不是别的，正是迷失了真知、迷失了作为人类本性的我们人类自己。
如果说癌魔的肆虐对人类的生存还仅仅是一种威胁的话，那艾滋病的骚扰，则在这加重的威胁之外，又增添了一层羞辱。它把人类的隐私和心性上的一切弱点都暴露无遗了。大工业文明鼓荡着人心的贪欲，运用改进了的工具，向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将自身与生他养他的大自然对立起来。追求享乐、寻求刺激的欲望无限膨胀，从而又将心与身对立起来——现代文明的一切灾难都由此而来。艾滋病的降临就是人类和心身相仇的直接后果。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而大自然（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的能源则是有限的。而且物质和能量过度地消耗又直接变成了污染。当今的人类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是同样的——能源危机（在人体则为元气）和环境（包括人体的内环境）污染。这二者之间又此涨彼消，互为因果。人类自以为，以地球的生物圈里，我们是万物之灵，可以为所欲为，而“蔑视辩证法是要受到惩罚的”（恩格斯）。大自然造出癌基因、造出HIV病毒，就是为了报复我们。并逼迫我们进行反省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自作孽不得活，如果我们执意妄为，不肯醒悟，那上帝、佛祖、太上老君，再加上现代科技，都救不了我们。大自然正等待我们悔悟！
二、上工系统概论
上工系统就是上工进行临床操作的系统建构。它是以作为主体的上工对疾病的认识（辨证），和对疾病的改造（防治）过程为主要内容的。上工系统是在医学实践中产生，并在反复S的医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深化和完善的。
中国古代的系统医学，就是以歧伯等为代表的上工进行临床实践的总结，古典中医文献是这一实践过程的历史记录。我们从这些古代文献中可以挖掘出一个上工系统的毛胚，它可以作为我们建构现代上工系统的借鉴。
理、法、方、脉，就是我们所要阐述的上工系统的主要内容。
〖理〗——理，就是要回答：生命是什么？医学是什么？疾病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
人类对生命过程的探索，是从整体、“系统”、器官、细胞、分子，这么五个不同的层次进行的。西方医学与传统的中国医学，都是从器官这个中间层次开始，然后又按着彼此相异的思维方式，分别向微、宏两个相反的方向延伸的。
有人说，中医没有解剖学。或是说，中医的解剖学是从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开始的。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内经》和《内经》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在奴隶制社会，奴隶的社会地位与鸡鸭猪狗的地位差不多，还不如现在的小白鼠（小白鼠还有动物保护组织替它们说话）。对人体进行解剖研究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在《内经》一书，对脏腑形态的描述，如大小肠的广狭、长短，三焦的纵横、厚薄等等，不进行认真的解剖观察，是无法知道的，只是这些描述还不如现代医学这般详尽细致罢了。
由于经验医学与道（气）一元论古典哲学和养生学的结合，比较重视系统整体的广泛联系，遂开始逐渐向宏观整体一极延伸，并构造了一个古代的系统中医学、西方医学，由于以几何学为基础的形式逻辑对人们思维操作的制约，和显微技术、理化技术的发展，以及分析实验方法的广泛应用，则一直向微观一极延伸，现今已经达到了分子水平。东西方医学，为了揭开生命之谜，分别向着生命过程的两极开凿隧道。
遗传基因载体DNA的发现，使现代生物学对生命微观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无疑为揭开生命过程的奥秘，在微观领域奠定了基础。而只从微观一个方向无法凿通认识生命过程的隧道，即便对无机世界来说，也是不正确的。“马赫原理”已经揭开了局部存在的物质与整体宇宙的联系，对生命过程来说，这种联系更加广泛，也更加活跃。在DNA分子的双股螺旋中，的确记录了在漫长的种族进化和个体发育过程中积累和复制的大量信息。但是，DNA分子的形成、解旋、转录、复制、逆转录等等一系列功能的展开，都离不开细胞内外和机体内外特定的环境条件。甚至每一个生物分子零件的剪裁，和每一个蛋白质分子（如酶）功能的正常发挥，也都离不开特定的机体内外环境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企图依靠对生物分子进行孤立的研究去揭示整个生命过程的奥秘，是行不通的。
实验医学也试图向宏观整体一极延伸。从上个世纪中叶伯尔纳，到本世纪的坎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对无头生命过程的实验研究。由于他们使用的方法，仍然是线性加合的，始终未能摆脱机械论的束缚，因而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生命整体的稳态控制机制，仍旧隐藏在局部功能过程的迷雾之中。
传统中医与养生学和古典哲学的有机结合，使它很快地超越了经验医学进行局部观察很难避免的机械论局限。由于道一元论哲学本身就是在养生实践中，用活人来研究活人获得的成果，因而与生命本身的过程极容易溶合在一起。所以说，古代的系统中医学，诞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里是非常自然的。它与西方医学有点格格不入、很难结合，也是非常自然的。
辨证唯物论哲学，是一种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在生命科学的应用，总嫌隔靴骚痒，很难把握。有时说理论证，尽管可以夸夸其谈，一到临床应用，又会丢得精光，当代系统论的创立，正在逐渐改变这一状况。
系统论的出现，在东西方两种文化和两种医学体系之间，架起了一道有可能互容、互补的桥梁。从冯·贝塔朗菲创立普通系统论，到海尔曼·哈肯的“协同学”，系统学科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系统论在生命领域的应用，为揭示生命的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生命过程的局部与整体、生命系统与整体宇宙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无法分割的。在生命过程中，对医学来说，不论局部与整体层次上的任何过程，都离不开稳序态控制过程，这是系统医学能够以统一的理论解释疾病，并用简单的方法进行临床操作的根据。临床医学所面对的人体，正是作为一个动稳态反馈控制系统存在的。对于任何系统的稳序控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量过程，机体的一切局部的功能现象就象浪花一样，通统都被统系于“向东流”的“一江春水"
医学是什么？
本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讨论中医发展战略的研讨会上，一位老先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提出最好从文科学生中召收中医学员。当场就有人提出诘难：“医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那位老先生竟无言以对。其实，对此感到困惑的又何止那位老先生一个。科学的王国原来那种学科之间门户清楚、院落分明的局面，如今正在发生着迅速的改变。在各门各科的篱笆之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众多的边缘学科。就连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大边缘也正在被突破。
将事物人为地孤立起来去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正在迅速地改观。科学正在从分析走向综合，从微细的分析走向大统一。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科学，当今的科学正在演变为超“科学”。系统学科和人体科学的出现，已经拉开了系统科学时代的序幕。
科学从“分析”走向“系统”，乃是历史的必然。物极必反。分析科学每一次对生命所作的成功的“分析”，都更趋向于对大统一世界的认识：将生命机体分析为细胞，结果统一了生物世界；将人体分析为身、心，人就被统一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中了；将生命分析为小分子，就与非生命世界溶为一体了；将人体分析为场量子，就与反复S的宇宙统一在一起了。
世界万物并不象分析科学所描绘的那副样子。对事物作孤立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虽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根源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
系统医学与其他一切系统科学一样，都是人类总体实践活动的一个分支。在纵的方面，哲学为其提供最一般的认识方法、研究方法和实践方法，并与实用技术和实践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横的方面，又对多学科半开放，这就是系统科学的主要特征。当今的科学正处在由“分析”向“系统”的艰难地转变过程中。这一转变过程也是历史的必然。
古典中医作为古代的系统科学，两千多年以前，在它与中国古典哲学、养生学和多学科的融通过程中已经初步实现了这一变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与现代科学（包括医学）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精细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古典中医本身就是跨大边缘学科——超（分析）科学的产物，在分析科学的“庙”里是放不下这尊“神”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辨证唯物论与系统学科的兴起、物理学的革命以及人体科学的创立，为传统中医的复兴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只从现代分析科学的医学的角度去发展中医，只从纯医学的角度去继承古代遗产，是根本不可能的。正是古代经验医学与养生学的有机结合，才使机械论的经验医学树立了系统的整体观。正是古典的中医学与哲学的结合，才使经验医学摆脱“巫”的束缚，升华为系统的理性认识，从而使医学实践逐渐摆脱了盲目性。另外，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之间的通应联系和反复S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用来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只是建立在孤立的、分析研究的（主要是对动物进行）基础之上；如果搞理论的不是搞临床实践的行家；如果搞临床实践的不去总结他们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样的理论就很容易脱离实践，从而失去正确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并使医学实践陷入盲目性。古典中医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天人、身心、理实通应这一系统理论的建构。在古典中医的整个历史发展中，那种脱离临床的理论家和理论著作是极为罕见的。正是因为哲学与医学、理论与实践（包括养生实践）的离散，才使后世中医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面对继承的危机，品尝失落自我的苦果.
疾病是什么？
自从有了人，这个问题可能就在人类的脑海里浮现了。而至今它还是个谜。请翻开大本大本的病理学去看吧，可有哪一种疾病的病理是讲得清楚的？且不说那些被视为“终身疾病”和绝症，诸如癌症及艾滋病这种“超级癌症”，就连头痛脑热之类的微疾小病也仍旧讲不清楚，依照生物医学模式也根本就无法讲清楚。
首先第一个问题，疾病是由单一的原因引起的吗？生物医学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人终生携带麻疯杆菌，却终生不得麻疯病。有人携带HIV病毒，仍可不患艾滋病……显然，用单一的因果观去解释疾病，只能得出对疾病或然性的理论，显然疾病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疾病只是在人体的局部发生的病理过程吗？创说细胞病理学的微耳和，曾经嘲笑说：人的整体观不过是“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偏见”。而细胞赖以生存的连续状态的气液循环，又在嘲笑这位病理学家，由他精心研究过和每一个机体细胞，全都生活在这整体、连续、反复S的内环境之中，没有一个细胞能够例外。任何一位哪怕是权威的解剖学家、病理学家、或者象微耳和那样的细胞病理学家，都无法将心脏里的体液与肝、肺、脾、肾脏里的体液区分得清清楚楚。当我们将循环状态的体液全部除掉，这时所有的细胞、脏腑和器官，从形态上看都完好无损，每一个细胞里面的基因载体也都完整无缺，而它们却不再具有任何功能。
疾病是一种相互作用，是相互作用造成的综合状态。古典中医邪正相争来解释疾病。今人将“邪”仅仅理解成为一种“因”（六淫、七精、病毒、细菌之类），而将“正”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质”（或肝或肺或气或血之类），其实这是不正确的。“邪”，应当理解为机体内环境的一种异常S状态，它与机体趋向稳序态正常S的功能（即“正气”）相互作用，构成了疾病的全部内容。机体的某种异常S态，可能与某一种单一的“因”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任何一种单一的“因”都不可能造成一种疾病。机体的任何一种疾病状态，必然要与机体世代相传的、本能地趋向正常S的功能相互作用，并发生此消彼涨、此涨彼消的相互联系。如果我们仅仅抓住单一的“因”，并将其夸大为疾病的全部内容，而对邪正相互作用的整体状态视而不见，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并反复重演瞎子摸象的戏剧。
宇宙的整体联系着生命，生命的整体联系着局部的功能，不管人们怎样认为，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仅仅认识到生命是一个整体、疾病状态是一个整体，还只是笼统地认识了生命和疾病，因为这种空洞的生命观和疾病观很难被人把握，因而也就很难发挥正确指导临床实践的功用。为使生命和疾病的整体观成为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工具，还必须解决辨证施治的方法。
〖法〗——方法是桥梁，没有这个桥梁我们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话语的本质，无法抵达扶正整体功能态的彼岸。
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历来为人们重视，但后世中医所说的辨证施治理论，在绝大部分场合下，充满了局部的、非整体辨证的内容，作为古典中医精华的整体辨证理论被扭曲了。整体辨证的理论，必须以整体为对象，唯其如此，才能使医学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着眼点，放到人体系统整体功能态上，从而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所谓“辨证”是要用“心”去辨，古人说：医者意也，明代医家张景岳又说：医者易也。就是说，要用关脑里的正确思维方法去辨，才能把证——疾病的本质辨出来。
系统医学所说的“辨证“，与人们认识其他事物的本质一样，都要经过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到具体的反复S的思维过程。即由对机体部分的抽象——感知、分析、归纳，一直到对整体的抽象（即抽一）；然后，再进一步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对系统基本因素作具体的分辨，最后进入对整体随机状态的具体综合。这样才算是完成了一次对疾病的正确认识。
如此反复进行，才能密切地跟踪疾病状态的随机变化，以与动态的疾病状态同步S。只有通过这一S的辨证过程对疾病作出来的诊断，才能正确地指导临床操作，并获得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
〖方〗——方，是进行临床治疗的处方，如：药物处方、体疗处方、养生处方等。处方是死的，它所斟对的疾病状态，其实并不是疾病的本体，而是对不断变化的疾病本体的静态截取。对不断变化的疾病状态的这种人为的静态截取，在临床实践中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灵活多变的随机诊疗过程相伴随，以跟踪疾病状态的不断变化，就会经常发生此则为利、彼则为害，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情况，这是临床当中医生和患者常常会遇到的，究其原委，概由于执死方医活病之故。
人体是一个对整体宇宙全方位开放，并具有无穷维、无穷多自由度、多相态，和身心两个控制系统的复杂巨系统，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在异常S的病理状态下，机体的自稳、自序功能遭到破坏，内外环境中通常本为良性作用的多种因素，此时亦被转变、放大为不良刺激，甚至对机体造成致命的损害（如艾滋病晚期的“机会感染”那种为良性菌致伤的情况）。
上工在临床诊疗实践中，依据正确的辨证方法对疾病所作的诊断，再以活法随机变通其方，如此才能与不断变化（尤其是在治疗过程中，这种变化尤为显著）的病机息息相关、紧密对应。《内经》时代的上工系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唯其如此才能期望获得“百发百中”“万举万当”的临床效果。唯其如此，医学临床才有希望摆脱盲目性，敲开自由王国的大门。
〖脉〗——仅仅有正确的理论还是很不够的，如果没有一种正确的诊断方法，使人们可以直接或间接的观察和测量整体功能状态及其随机变化，则整体观和整体辨证的理论就无法被人们把握，中医的所谓优势也就只能流于空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脉诊在古代上工系统中占有着突出重要的地位。《内经》时代的上工歧伯言不离脉色，在随机诊疗实践中，脉诊起着由“病”向“证”，又由“证”向“治”过渡的“桥”的作用。早防、早治的临床策略，正是由此得以贯彻的。
脉诊之所以能担负以上功能，是因为抽象的医学理论向具体的临床实践过渡需要一种中介；人体局部状态的诊察向整体诊断的过渡也需要一种媒体。否则，过渡就会发生障碍。古典中医之所以特别重视脉诊，在针疗临床的随机治疗过程中完全依据脉诊。这是因为，脉诊与客观存在的疾病本体——整体功能态——有着很好的对应性，因而在医学实践中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依据疾病的整体观和一元论的疾病观，一切疾病的发生和演变，都是由整体功能的异常S状态所维系的。名目彼此不同的疾病，其实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呈现着疾病演变由表及里由浅而深的各个发展阶段。一般人们所谓无病（实为症）的“健康”状态，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健康。表面的“无病”状态，可能正掩盖或孕育着某种疾病，甚至是严重的疾病。在一些表面良性疾病的下面，正孕育着恶性疾病的胚芽。使用通常的局部检查方法，是无法发现孕育一切疾病的异常S的初始状态的，而上工系统运用脉诊方法却可以明察秋毫、洞若观火。这就是现代医学无法实行上工系统“早早”临床策略，在众多的疑难疾病和恶性疾病面前束手无策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正是传统中医引起了现代的人们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传统中医上工系统的理、法、方、脉，是一个有机整体，离开了上工系统的生理、医理、病理、也就无法讲清脉理，法亦无法施行，方也就成了死的东西，故而称之为上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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