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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壹读  文| 吴戈 大家耳熟能详的“制服诱惑”中，诱惑你的哪里是制服，但制服在其中所增加的征服感也功不可没。那么，在一本正经的世界里，制服本身有多大诱惑？ 为何制服总是泛滥？ 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万人同步的澎湃之势也是所有制服群体的巅峰。作为国家主义情感的咖啡因，余音绕梁十年不绝。不过，制服之所以成为任何军队和准军事职业不可或缺的元素，却不是只为表演。它的最典型含义是标记穿着者被政权赋予的合法掌握强大杀伤力或行使一定社会强制力的特权，穿着者则因此以国家保卫者身份获得尊崇，或以正义守护者身份受到社会敬畏。穿着者具体是否胜任或为社会满意是另一回事，制服至少在抽象意义上塑造了这个形象。 尊崇和敬畏是社会普遍向往的稀缺资源，更不用说强制力可能寻租的实际利益，因而，除了个体在体制内争取权力，在群体层面上，欲获取这些资源和利益，“一张皮”的作用举足轻重。虽然“皮”的背后应当是法律的授权，可是相对于旺盛的需求，这种授权实在供不应求，难免浑水摸鱼。结果，对真正得到全面权力保障的海关、工商、税务、质检、卫生监督等行政执法机构，制服更像是一项多余的福利，倒是从城管、协警到停车收费员和小区保安等可能授权不明、灰色空间巨大的边缘地带，制服成了必需品。 在形式上，这张“皮”的外观自然会从正规军、警两个嫡系标准版本开始延伸和模仿。因而每次正规军、警大换装后只需数年，总会有一些乡丁、团练式的“临时工”与“羽林郎”、“锦衣卫”们鱼目混珠，共享威仪。与伪造和冒充者不同，这种权力标记的扩散多少都有基层政府或相当的权势认可。对这种借权、借威的强大需求，军警换装后必然出台的严肃新制服生产和使用制度的法规往往无法抵挡。即使常服管理严格，迷彩服仍是个好机会。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 内心的历程 除了向先进学习的历史原因外，社会对军服的依赖有其心理根源。 首先，军服衬托出的是一个战斗人员的形体——体格健壮、行动敏捷、服从命令、善于自制、明白清楚，全身给人没有任何松散或慵懒的感觉。1764年一本法国条令说得更直白：“抹掉农民的身体，给他士兵的气息。”为此，西方军服长期强调紧身和贴体，以此显示军人身材美好、身体健康，随时被强制在良好的状态，尤其重视的是肩部，使之成为男子自尊的表演舞台。不过，尽管近年中国新一代士兵已坦然秀肌肉，甚至上演“杀马特”入伍变型男的奇迹，文工团更是擅长将高度美化的紧身军服用于舞蹈，却仍然避免强调军服这种“乌鸦变凤凰”的功能，也许因为从军仍是农民涅磐成干部的通道。受制于物质条件，也受制于这种观念的羞涩，从井冈山直到07式的长达80年间，中国军服从不强调紧身和贴体。 其次，归属一个强力团体所带来的心理安全与满足感也需要通过军服体现。1998年，在美国的意大利多媒体艺术家PaolaPivi做过一个实验：请100名中国人进入一间屋子，都穿上同样的灰色运动衫整齐列队。虽然还不知道要自己做什么，这些人的脸上已不知不觉逐渐浮现未曾预料的坚毅、轻蔑和自豪。奥地利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说：“军服掩盖了人体内柔软的和不断流动的东西，……军人被这些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就会忘记人生的无常。”不过，归属并不总是一个正向的过程。人的内心总有彰显独特个性与从众需求两种矛盾的冲动，因此军服在这个降低自我意识，融入群体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早期军服既有便于在战场上识别敌我之功，也有防止士兵逃跑的意味。 当然，中国历史上少有真正志愿的募兵制，旧时当兵不是为生计就是被强征，当代的义务兵役制多数时候也兵源过分充足，通过虚荣心和崇高感吸引人入伍的必要性不强，从军生涯一次自愿后便强制居多的特点反倒历来被回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为培养军人作风养成的内务和队列上登峰造极，其代表作——叠被子甚至至今时常引起非议，但在观念和理论上，包括绝大多数教育者在内，也长期只知道强调责任神圣、纪律严明等道义工具，却无法阐明作风养成的社会和心理原理。 意大利社会学教授兼记者Francesco Alberoni曾写道：“入伍的庄严宣誓公开让自己承担了社会对一个成员最沉重的职责——如果必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但要使这种职责成为本能，“靠的是无数个显然不怎么有道理或根本没道理的小责任，极为强调外表的整洁和无可挑剔，敬礼、问候、与上级说话的声音，队列的整齐，所有的细节都显得琐碎而苛求，但都对创造那种严格的秩序和约束至关重要，而这与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息息相关”。从作为第一次约束的理发开始，在士官的咆哮和羞辱下使身体处于控制自我意志、随时听命的紧张之中，都是为了在军队成员中建立起系统的信任，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共存基于绝对的相互信任。 正因为这种需要，类似的训练和管理手段在强调个性和平等的社会中也大行其道。只是中国人观念的误区在于，不愿承认这些手段毕竟是对个性和平等的压制，虽然有必要但同时必须限于特定情况，否则就将形成人对人的绝对支配而生出负面结果。典型例子之一当属中国大量退伍军人成为企业管理者后也津津乐道于“解放军为什么总是能赢”，风行对员工施行魔鬼军训，将基于个人利益需要与合同关系建立的企业等同于承担战斗使命的国家机器，视强制和服从为天经地义。 有趣的是，一身65式绿军装在中国曾代表军队内部的平等与认同，代表革命与造反，代表免遭上山下乡之苦，谁知它也同其他元素一起，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叛年代成为向往更多自由的青年的另一种“制服”。结果，一边是那些衣食无忧的白人青年优雅地与本国军警搏斗，而一些同样穿着这身军装、抱着反帝热忱的中国知青却被阻止赴越参战。 显然，制服的迷恋远不止与爱国有关。 穿脱之间 前面所说的从制服“借威”的风气，当然也非中国独有。其实以一系列标准尺寸工业生产的现代商品服装即是制服的派生品。由于20世纪初的爱国热情，美国大量出现的民间组织纷纷穿上仿军队特征的制服，在一战中更达到顶点。美国陆军1946年的换装也与和其他制服难以区别有关。有个笑话说，一年夏天巴顿到训练营检查，在军人娱乐室看到有个穿卡其布制服的人背对着他，就生气地问：“军官进入房间，难道你不会立正？”对方回答：“立正个鸟，伙计。我是从城里来给自动售货机加可乐的。”有时模仿者甚至压倒了被模仿者，有一个时期美国海军决定取消水兵上窄下宽的钟形裤，就是因为时装和街头青年开始穿这个样式。当然，同学生军训常帮助消耗已被淘汰的旧式库存制服一样，绝大多数模仿者经常自觉地比现役武力低一个或几个档次。 然而，与模仿者不同的是，那些“受过戒”或多少“入过戏”的正规成员脱下这身“皮”，并不都是一个手续问题，这事关感情。老电影中，革命军人每当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总会有人冲上去一把撕掉他鲜红的领章，可后世每年都有一个时候，媒体会消费一批身穿只剩下“底色”的制服士兵在车站洒泪而别的照片。这些人已按规定上交了全部的标志。这当然不是有意剥夺荣誉，而有一个实用的目的，防止有不在控制之内的人以全套正规外观扰乱社会的尊崇秩序。遗憾的是，真正的骗子从没有完全找不齐“行头”的。虽然刚从全国各地包工头手中骗得3200万元的某甘肃农民在冒充“国防战略战备华东国防海防教育基地建设指挥部”时，主要靠穿着迷彩作训服蒙混，但配齐全套常服、直接到监狱提人的案例也有，腐败案里甚至有骗子办齐了全套正版合法军官证件。 因此，当11月11日中国人正上网疯狂抢购时，英、美等国的前阿兵哥们却都赶上专属节日，全套行头招摇过市，与同胞一起怀念自己欺压过的殖民地、维护过的霸权和干涉过的内政。而为人类正义洒下血和泪的另一些老骨头则以其秒杀“阿甘”们的纪律性，在如何怀旧上主要听从组织号召，讲究有序合规。至于全套行头，一般专门照顾退役后兼任社会职务较多，需要经常支持书画创作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老同志。 还要学习吗？ 普通成员低调的一大技术原因是有助于更加衬托荣耀代表的专职化和高标准。 当然，这种修改国外就有经验教训。1970年，出访归来的尼克松对欧洲各国礼仪场合的艳丽制服难以忘怀，请来华盛顿知名制服专家杰米·麦斯卡特罗为白宫警卫设计了一套令人敬畏的行头——黑色筒帽不含羽饰在内就有18厘米高，奶油色高领双排扣束腰外衣的右肩上挂着大把金色饰带，腰带和枪套都乌黑锃亮，领口还有白宫二字的缩写。由于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决策者品味低俗，这套制服只用了几次就转归爱荷华州一所中学乐队。 与之相比，2014年8月亮相的新礼服洋溢着浓浓的东方韵味——金色腰带、裤/裙侧的金黄饰条和肩章的金黄边缘带着一股克里姆林式的华丽和厚重扑面而来，执行中队长与众不同的金边大红腰带又将外宾的思绪拉回黄河岸边；不仅如此，与其他任何部队都不同的专用帽徽、右臂的军旗臂章、左臂的专用臂章和皮带扣等处都有意大大增加了红色的存在；任何因个人资历、功勋等因素而破坏统一美感的元素，如军衔、姓名牌和军官略章都被扬弃或统一，官兵一律佩戴增加了金色光辉的国防服役章；袖口醒目的倒八字饰条令美国军士长们相形见绌，饰条中心的一颗金星则将西方海军的军衔标志加以“中国创造”；检阅式每个军种第一排最后四名裙装女兵使直线加方块顿时富于高度和曲线的变化，既充分展现了女性地位，又产生显著的眼球效应。军乐团则直接以白帽、白裤和白皮鞋全力烘托最鲜艳的中国元素——上衣的大红及袖口浓重的金黄。 或许，“强者为师”是历史规律，当“我为强者”时应大胆“以我为师”；西方的任何元素若不经“中国创造”，均无资格出现在这样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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