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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高级思维无外乎审美的和学术的两方面。专就学术而言，形象思维或象形思维的确不如逻辑思维有力。可审美活动，就不能斗胆下同样的结论了。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审美感觉就一定比逻辑式的西方人要发达，同样也无在学术上抑中扬西之虞。 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巨剪，只要它愿意剪，再坚硬的钻石都能掰开，再纷沓的乱麻都都能切出一条条的头绪。我们的祖宗没有这把剪子，有时突发奇想，灵光一闪，会冒出一点点分子原子的想法，却不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剪刀便锈死了，等到十九世纪英国鬼子的坚船利炮开到泠叮洋，甭说打开这把剪子，拿都拿不起来了。 可是，先人们就不能把钻石掰开，把一团团乱麻解开？当然不，中国人有中国人独特的学术思维方式，我以为它虽无逻辑思维有力，却有以柔克刚的效果。我们的先辈不会比亚里士多德做得差。老子是最有希望走上逻辑之路的，可他还是觉得剪子太过生硬，以柔克刚才是他的法宝。“以柔克刚”这句话说了二千多年，大家都以为它是老子小邦寡民思想的有力借口，其实际意义和效果只能永远停留在行而上。 事实上，以柔克刚这种非剪子式的模式才是我们真正的国粹，孔孟儒家亦然，只是没像老子那样理直气壮地展露于世。钻石是硬，可你硬到老子那儿就是一个“道”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钻石里面的东西不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吗？还用得着逻辑思维的剪子吗？乱麻无绪，孔子以仁为头，以礼为末，慢条斯礼，根根麻线理得谨然有序，可备“大孝”用也（古人守孝穿麻衣）。 如果以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断言道家是抽象的，是逻辑的，从而是优秀的思维模式，而儒家（以仁为头，以礼为末）是形象的、非逻辑的、甚至是无理取闹、断章取义的、是落后的、中土式的定向思维，这无疑成了一种善意的武断。此种结论不仅否定了儒家对中国历史的成长及意识沉淀独一无二的贡献，而且误解了老庄的抽象。 我以为老庄的抽象绝对不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思维方法。老庄是怂恿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回到原始的抽象的生活里，他并没教导人们用“一、二、三”的法则来抽象地思考人类和宇宙，即便他自个这般思考了。实质上也是如此，老子的抽象思维在先秦的思想中无疑是出类拔粹的一种，可这仅仅是他用来鼓励人民“复古”的个人思想武器，他强调的是生活，而不是思索。他是从具体到的抽象，然后又要他的信徒回归到具体和具体的生活。 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纯思辩的东西，但他毫不忽视现实生活，只是从思维上加以抽象化，探求思维的理性步骤，最终形成逻辑学。从这些就可看出，孔孟的形象文化与老庄支离破碎的抽象文化是在伯仲之间的。孔孟是在具体的世界中，以实物的形式把握真理，他们坚持从具体中来到具体中去，从不走弯路，这与老庄可谓殊途而同归。曲不同，而意不驳也。故判定孔孟形象思维传统是国人之大瘤，而认为其对立面的老庄思想便是我们刨瘤之法宝，这种观点实不可取。 说到这，我们还没有对象形文化与形象思维作一个区别。象形文化诚然是泱泱中华代代相传的老手艺。象形文化成就了汉字，成就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特点——形象思维。象形文化以它最初级最原始的文化模式锻炼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形象思维方式。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象形文化与象形思维作的一种本源、原始的认识方法不独只是中国人或东亚人的专利，在全球早期的文字发明史中，汉字与楔形文字同属象形文字。而楔形文字正是两大古代文明中心北非埃及和中东新月地带文明最初的文字，叙利亚人是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迥异于象形文字的字母表，产生了对全球文明巨大的影响，其字母表终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拼音元素之源。 这些语言在此基础上一直规范、理性地发展并丰富到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伟大的创造并不是一蹶而蹴的，叙利亚的字母表发明之前，锲形文字在新月地带就运用了好多个世纪。古希腊字母由拼音文字所形成，也是在古锲形文字的形式上加以拼音化的。还有罗马字母，从最简单的数字看，Ⅰ、Ⅱ、Ⅲ、Ⅳ、Ⅴ和汉字一、二、三、四、五的象形思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稍懂一点甲骨文的人都知道，汉字的 “五”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上下两横的，就是一个简单形象的“╳”，两根线条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结，这是远古人类对“五”的一种普遍情结，都以象形思维加以表现，“五”是他们记忆或记数的一个阶段，一个小结，你瞧罗马字“Ⅴ”与甲骨文上的汉字“╳”是多么神似，我们的两条线在中间打一个结，而地中海边的罗马人把这个结画的更简单一些。所以，罗马字v不用“IIIII”表示，汉字五亦不用写成“|||||”，而都是以一个“╳”（结）的形象地镌刻在古人的甲骨和丝帛中，也潜意识地结在先民们的心里，只是今人意识不到到罢了。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形象思维在远古是人类的共性，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能。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如同一个人，不管是意志力薄弱的婴孩，还是强有力的伟人，他摔在地上的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而不是思考我是怎样摔在地上的，而我又该如何勇敢地站起来，这些是第二或第三四反应了。象形思维不独是中国人的传家宝，人类早期文明都是形象思维的形式，大概只有荣格的“人类集体无意识”可以把这种起源讲得透彻。 象形文化并没有禁锢人类的抽象思维，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能经常提出这个像什么，那个又像什么的问题，那是相当可怕的。如果是一位正当开启心智的儿童，你能强行制止他进行“像什么”的思索吗？相反，我们往往是大鼓大励的。小孩这样，大人同样如此。这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一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扇门，当我们轻轻地追求“像什么”的同时，我们就叩开了这扇并不那么轻松就能推开的大门。 甚至有时，你若强行用蛮力，用剪子般的武力，在还没“摸到门”的状况下，拼命地抽象、逻辑一翻，会把整扇大门推倒。诚然，门是开了，可门却被摧毁了，摧毁这重通向认识世界的第一道门，会把许多初次入门者吓死的，人都死了，你还能天天叫他（她）抽象、逻辑吗？成人的认知即便是要抽象化一些，可这能脱离形象而独立存在吗？ 真无法想象一个人天生就会抽象，还没有睁眼看清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就在那打坐沉思，抽象起来！如果真有，我不任区区向往之至。我们的认知的确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先问这像什么，那又像什么，然后再问，这为什么像这个，那又为什么像那个，这个为什么不像那个，这两者从本质上也许都像什么，或者就是什么，或者是两种既能分散又能结合的元素。我想这之中既有象形思维，也有抽象思维。象形思维在前，抽象思维在后。 事实上，柏拉图辨证法的基础是相当唯心的，他把知识分为四个等级，即想象、信念、理智、理性。故他的理念世界，并不是不存在感性世界而独立自存的，感性世界与理念是共存的两个世界。连理性的柏拉图都没有否定感性世界的作用，只是他以为感性世界是理念世界所派生出来的，这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就算他再怎么唯心，至少他还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让我们感到哪怕是一丁点的“形象”之光。我们所无限崇拜的西方理性思维并不就是东方形象思维的死敌。 柏氏的“想象世界”在中国人这里便成了象形文化，并高级化为形象思维。我们的先祖与老柏相反，理念世界是感性世界派生出来的，只是后来者把老祖宗的东西改得面目全非了，这种篡改到宋代理学大兴之时臻于顶峰，可谁知道灭了几百年人欲之后，一俟思想管制最恐怖的明朝，却出了一个王阳明，此公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唯心主义者，可如果你要说守仁先生的唯心主义是大错特错，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守仁先生的心学是对“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禁欲主义的大批判大颠覆。 宋人喜欢什么都讲个“理”，朱熹是集大成者，他也有反对派，陆九渊不讲“理”，只讲“心”。两人在鹅湖上辩论，好不热闹。象山先生（陆九渊）怕搞不定朱熹那帮游山玩水还大谈禁欲的人，于是带上其兄陆九龄上阵，攻击朱熹的“理”是歪理，而朱熹那帮人则抨击陆九渊的“心”是“伪心”。双方辩得唾水四射，不亦乐乎。最后不了了之，握手言和免谈。 两位都是学界泰斗，风度还是有的，鹅湖的良辰美景比什么理呀、心呀、气呀这些玩意实惠多了。如果禁欲主义只是禁止人类的贪得无厌与凶残的欲望，那就名副其实为理学—— “有道理之学问”了。可它把人类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都完全禁锢了，王守仁的心学因时而发，疾呼人心之力量，畅导心外无物，理在心中，先有心而后有理的观点与思维方式。此乃陆九渊之后续、发扬光大者也。 我把心学说得更透彻一些，它其实还是告知了一种认知方式，或者说是人最初是怎样获得知识的，人是怎样进入未知领域的。人的高级思维是“理”也好，是“心”也罢，形象首当其冲。任何学科的肇始与发展都是某种直接的形体效果在大脑中的催化与发酵，以待理论化，系统化。在此同时，并与旧的理论产生灵感式的沟通，以待知识的完善与进化。进化的结果就是抽象，浓缩成一个概念，一个“理”。王守仁的心学，我想应该这样总结。 创造力与想象力得到了空前解放，当然是在当时的其他社会政治条件下。在王守仁那里，你心里看到什么，想着什么，它就是什么，你心想它像什么，它就像什么。别人说它像什么，在你心里既可以像什么，也可以不像什么。用心去看，用心去想，用心去像。这才是抽象逻辑思维的开始。很有趣，守仁先生与柏拉图先生都是极其唯心的，可这种唯心是进步的，甚至比唯物更具思想意义。让我们感觉他们的感情世界是可以像什么，也可以不像什么的。 说到底，还是一个模式的问题。记得汤因比博士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勾勒“模式”这个概念。模式是任何一门学科进行积累与创新的唯一手段，当某种知识丰富到一定阶段后，学者就要为它制定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最形象、最引人入胜的一种概括。只要你一想起这种模式，你就能马上在头脑中反应出无比庞杂的知识结构。 像历史学，它的模式就是把无数个历史画面连成一段时间。模式是抽象的，而它又是相当形象的，我们的思维习惯需要的就是这种从最普通、最能让人接受的形象中刻画出一门学科的全貌。这是一种方法，认知的方法。抽象与逻辑是需要代价的，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皆如是。 好了，还是谈形象思维。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某位同学语文成绩好，数学成绩差；到了初中，老师说这位同学形象思维还行，逻辑思维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言壮语在中学的校园里此起彼伏。 老师家长“奋不顾身”地把我们向这个方向牵引，像牵着一头喜欢吃“文学草”的水牛，费九牛二虎之力要把它拉向数理化的草原。我们还未成熟的认知就成了这个样子：语文和文科是形象思维的东西，稍用心，都能啃到鲜草；数理化是逻辑思维的东西，那是一个大草原，虽说水草丰盛，可要吃饱吃足还真不是一般的牛所能做到的，那得需要功力深厚的吃草技巧，有些牛可能黔“牛”技穷，会饿死天涯。 这就是我们成长时期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可有可无，可强可弱，无关大雅。而逻辑思维就不同了，那是大学问，数理化才是一切知识的根本。能写一手好文章，那是雕虫小技，那是形象思维的小学问，数理化才是我们今后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抑或造原子弹、中子弹的法宝。形象思维只要临时抱抱佛脚，佛就一定会在你的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考卷上显灵。 逻辑思维可是不能随便轻轻松松显灵的，那是要每天一小拜，初一、十五一大拜的虔诚修炼才可能成正果的。妈妈说，语文考低了可以重来；爸爸说数学可不能落下去，若不小心掉队了，其后果就像下岗一般。如果教育部宣布取消语文等文科教学，期盼自己孩子和学生有待一日能致力于我国科技建设的仁人志士，想必会欢呼鹊跃，举四只手赞成。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对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形象思维的“形”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大抵“形”是一个具体的实物，而“象”呢？“象”仅仅就是形象的象吗？形象的东西就一定毫无抽象逻辑可言吗？抛开西方早期毕达哥拉期学派的“凡物皆数”之学，专谈中国先秦的周易以及宋初的象数之学。 《周易》是对古代卜卦爻辞的一个系统化汇编，在编书成册的过程中把形象具体的实物状态抽象成一个又一个图像。《周易》原本是形象的，它是先民们对一个个最具视觉效果的龟甲裂缝的感受，是先民象形文化的突出表现，无疑是形象思维的。可周易的编撰者却把它抽象成一个个最简单明析的图像符号，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还有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最终又与逻辑扯上了关系。 《周易》若没有形象，哪有抽象呢？逻辑的基础便是形象，形象的最直接因素便是象形。它像什么呢？龟甲上的裂纹又像什么呢？如果像一条龙，就把它画成一条阳线“|”，乃大吉大利也；若像一只怪兽，就把它画成一条了阴线“￤”，乃大灾大难也。宋代邵雍的象数之学更是把形象与逻辑同等对待了。在邵康节那里，“形由像出，像由数设”，“形”、“象”、“数”三位一体。“形”与“象”在这儿当然不是我们以为的“形象思维”的“形象”，但有了某种形象与抽象的统一对立认识。 古人对形象的了解都能如此，为什么我们有些今人还要大加否定形象思维呢？是“形象思维”概念本身的错误呢，还是当代国人的思维习惯根本就不属于这个概念范畴？果是后者，那我们是否要重新界定这种思维呢？我暂且称之为“第三种思维” 有别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第三种思维。 很久以前，我就在思考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其根源是从儿时起，数学与语文便成了我思考坐标。直至今日，我的所有理解都是建立在这个坐标之上。我以为，思维世界是由文字语言与数学语言共同构建的，两者缺一不可。可是有一点必须批判，即文字的就是形象思维，数学的就是逻辑思维。文字的也有逻辑思维，数学的可能都是用数字语言来进行，但你能完全抛开文字的叙述而思维数理化的逻辑吗？ 还有数学坐标，它最初的形式可以说完全是形象化的，一个十字架既是数字天地，也是一个象形的文字天地。音乐与绘画是比较抽象的艺术，当它进入你的听觉或视觉之中，你既可以把它化解成文字，也能抽象为一个或多个数字，或者是等差数列，也许是一个等比数列、一个方程、一个积分、一个圆、一个等角三角形等等。这是一种美的享受。 关于象形文化，它的确是国人的老家当，但不能把国人的劣性归咎于它。思维这种东西并不一定抽象的才是好的。有时，仅仅是一种情趣，一种情绪，一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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