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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有关如何教育下一代学生，我们需要革新。”这句话几乎成了斯蒂夫·诺维奇的个性标签，自2007年出任杜克大学本科教育院长——这也是杜克在176年的办学历史上首次设置这一岗位，他就和“本科教育改革”捆绑在了一起。 过去几年，美国顶尖学府掀起一股本科教育改革热潮，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动作不断，杜克无疑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小到一门课怎么上，大到整个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师资配置、课外实践要求，甚至学生宿舍体系，都几乎被“推倒重建”。为此，甚至不惜血本，投入巨资。 大学本科教育到了该来个急转弯的时候？日前，斯蒂夫·诺维奇造访上海，就本科教育改革接受记者专访。 一个老师撑一门课，“落伍到外星球了！” “在没有互联网的90年代，你还可以一个人撑起一门课，你就是这间教室唯一的老大，但互联网普及了，你还在课堂里传播知识点，简直落伍到外星球了！”出任本科教育院长，斯蒂夫·诺维奇就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杜克大学雄心勃勃地希望推进本科教育改革，而他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将各种创新教育手段予以落实。用他的话总结，就是“给学生全新的体验”。 杜克本科教育改革的重头戏是一个名叫“Bass Connections”（Bass连接）的项目。据此，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职人员打破专业背景限制，走到一间教室里基于一个具体项目共同学习。比如，最近有一组师生完成了一个名为“梵高和算术：数学如何保存艺术”的有趣项目，这个项目涉及信息、社会与文化等专业，将艺术历史与数学连接起来，通过应用图像分析方法在不触碰艺术品的前提下提出保存艺术的方法。 “基于这些项目，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组成团队，共同应用知识、研究、技能来开展学习与研究。”诺维奇称，从今而后，跨学科的项目课程将成为杜克本科教育的主流。目前，“Bass连接”项目开出了5大维度的项目与相关课程体系：“脑科学与社会”、“信息、社会与文化”、“全球健康”、“能源”，还有“教育与人类发展”。 “利用互联网、网络教程，完全可以做好知识传播，课堂上学生和老师可以有更多互动、讨论问题的时间。”诺维奇说。 这个理念正是目前在包括中国大陆等各地课堂里都红火开展的“翻转课堂”概念，诺维奇也是该项目在杜克的推进者。简单说，即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课外自学知识，课堂上以师生互动讨论问题为主，学生可以参与知识应用过程，而非教师“一言堂”，由此寓意“将教室翻转过来”。 当然，如今诺维奇要做的，远远不止于翻转课堂。 王牌“通识教育”，到了要向前推进的时刻 基于“Bass连接”计划，杜克的本科生更多以团队的形式来学习。“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比较独立，自己看书，自己背知识点，试卷上完成答案。但现在我们希望他们通过项目来完成对这门课的认知，以及相应的考评。因为一旦他们进入真实世界，大部分时候是要与他人合作完成工作的。”诺维奇说。 这个团队项目制不是开一门课或两门课，而将是一整个学期。 “对于如何安排学期，我们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我们希望学生真正沉浸到一个项目中，把团队里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教授、学生联系得更为紧密。”诺维奇举例说，在一个涉及难民问题的项目中，可能涉及经济、政治、瘟疫、战争等许多领域。“这是一个世界上的大问题，我们希望学生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安排不同专业的老师来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这可能涉及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全球变暖议题等等。” 学生来自不同专业，教授也来自不同专业，他们为了一个项目组成一个教师团队来给学生们上课。为了打破资金调配、学院之间的沟通、研究生院与本科生院的沟通中打破层层壁垒，一个被称为“杜克沉浸学习”（DukeImmerse）的项目浮出水面，与“Bass连接”计划紧密沟通。 这将是全新的课程体验，整整一个学期里的所有课程都变成围绕某主题的跨学科研讨会。比如，杜克最新的一门课叫“20世纪的自由抗争：比较美国南部的民主运动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课堂学习包括参观南非的反抗斗争历史遗址，也需要师生与来自两国的学者、运动积极分子交谈。 “美国本科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通识教育，学生在大二前都可以不确定专业，选修各类课程，我们为这种教育特色骄傲，但如今我们也认为通识教育这张王牌也需要革新与推进。”诺维奇认为，不论是“杜克沉浸学习”，还是“Bass计划”都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深入推进：跨专业的课程、跨专业教学团队、跨专业的课堂构成。 改革精髓：让学生参与“创造新知识” 不论是让大牌教授组成教学团队开设研讨课，还是增加课外考察、访谈项目，无疑都会增加学生对课堂参与的新鲜感，问题是对大学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经费投入。说得简单些，原本一节课只要给一个老师课时费，如今可能要给5个大牌教授课时费，单这一点，课程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 以“Bass连接”项目为例，杜克为之专款投入500万美金，主要来自Bass基金捐赠。与之相配的另一项改革项目 “杜克参与行动”（DukeEngage）在2007年启动，用于支持本科生在暑假期间在美国或其它国际组织里开展社会实践，由比尔与梅琳达·盖兹基金会和杜克基金会共同支持。今年夏天，超过2800杜克本科生志愿在五大洲参加了79个国家的各类实践活动。 如同美国其他顶尖学府，杜克为本科教育“改造”似乎不惜血本，在诺维奇看来，这种态度源于本科教育在美国大学里的特殊地位。 “美国有许多科研型大学，教师的时间被分成本科、研究生教学，科研等多个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顶尖大学对本科是一如既往地重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会给一年级学生上导论课。在杜克也是这样，尽管我们的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很有名，但你会发现本科学院永远是校园核心。”诺维奇说，美国大学将本科视为自身教育质量的核心竞争，为此不惜真金白银地砸下去。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要让学生感受到教育的这种变革。”诺维奇强调，“我们来看看美国教育改革的演变历程，传统的教学是老师在讲台上做报告，学生坐着听、记笔记；此后很多年，美式教育不断强调教育要‘有所反馈’，鼓励学生提问甚至挑战老师。而如今，我们开始探索要求师生组成团队一起学习、探索未知。” 师生共同学习、解开问题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感觉到，学习的过程不只是获得知识，也可以参与到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诺维奇说，教师作为知识发布者的角色已经被网络打破。 问答诺维奇 和自己差异大的人交往越多，越成功！ 最新的U.S.News 2015年美国大学排名上，杜克大学位居第八，紧随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大、斯坦福、芝大、麻省理工学院，并将宾大、达特茅斯、康奈尔、布朗等常春藤名校甩在身后。有意思的是，建于1838年的杜克大学，在美国前十名大学里竟是最年轻的。面对东部传统强校，“小弟”如何逆袭，在斯蒂夫·诺维奇看来，就是甩开历史羁绊，不断改革。 记者：杜克本科改革的亮点是让教师组团上课，让教授们合作容易么？ 诺维奇：我们总说教授、科学家比较自大，但在杜克没有。我在这里度过了27年，即便当助教时，我也认为想法可以被教授倾听。我想，不自我，是教师们合作的前提。 另外，我想谈谈杜克的氛围。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里，我几乎从不打领带，穿着随意。我想唯一和杜克差不多的地方就是斯坦福了。相比东北地区的学校，我们的氛围更轻松。我认为也是这点，让我们可以打破陈规，富有创意地想如何改变教育。比如，让不同专业的教师“打破围墙”，我们认为让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师生走到一起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国际学生这么感兴趣，对中国学生这么感兴趣。 记者：这种“多样化”对学生的意义是什么？ 诺维奇：要上杜克等私立大学的学费不便宜，但我们不希望因此与一些家境并不优越的孩子失之交臂。我们对美国本地学生、国际学生都慢慢在推进资助计划。为什么要砸钱让不同阶层的孩子进杜克，为了多样化？这样说还太简单。事实上我们有数据支撑——我是一个科学家，所以我喜欢数据。我们追踪学生就发现，学生和自己背景不同的学生交往越多，成就越高。这里说的不同背景包括国籍、家庭层次、地域、文化、语言等。为此，我们还发表论文。所以，我们会不遗余力地让学生群体变得多样化。 记者：在改革中你们十分强调“师生共同学习”，用意是什么？ 诺维奇：我最新的研究里有本科生参与，也是中国人。这在杜克是很正常的现象，团队里本科生、研究生、老师一起做研究、探索。我想这应了中国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师生共同学习时，你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在教给学生方法。想一想，如果你教育学生如何创造新知识，那么他们会一辈子都自我学习，这才是优质教育的王牌之道。 记者：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率连年走低，杜克在寻找什么样的本科生？ 诺维奇：首先，你的学业要很棒，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是满分选手。如果我们要录取SAT满分学生，那我们开出比现在多3倍的课堂都不够装——每年，SAT满分学生申请杜克的太多了。想象下，如果一个课堂全是这些满分学生，将变得多么无趣。因此，我们也会考虑那些学术不是那么强，但有特长的人。所以我说，招生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 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会拿着一把尺子去比较学生。有的学生来自北京、上海、纽约等大城市，也有学生来自奥克拉荷马的边远小城，他们经历有限，眼界有限，如果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希望了解学生在他们所在的环境里，是否会不断拓展自己。 我们也在寻找富有激情的学生。不论美国还是国际学生，我们会发现不少学生有很好的学业表现、课外活动与社团、你会感受到他们醉心于构建一份完美简历，这不是坏事，但我们看重的是，他们真的在寻找一个喜欢的东西，而不是为了优秀而优秀。比如有个学生来自中国，他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变，我希望通过教育充实自我，为改变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才是教育的意义，借助教育，让下一代变得更美好。 记者：昆山杜克大学今年迎来首届新生，杜克大学对于这所“混血大学”的期望是什么，又会开展哪些教育新探索？ 诺维奇：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昆山杜克大学是“混合制”，由中国大学、美国大学合作，因为我们希望从不同角度看教育。目前，很多美国大学在海外参与新学校创建，比如上海纽约大学，耶鲁在新加坡开分校，大家都在探索一些新的步子，教育的新方向。杜克也在走这样的步子，而当杜克内部开始思考“下一代教育”，并为此开展“头脑风暴”时，杜克的老师们最终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有美国教育值得学习的地方。老实说，大家都不知道将来教育会是什么结果、发展成什么样，互相学习与借鉴成为一种方向。 对学生而言，这种新布点已经给他们带来新体验。前不久，昆山杜克开学，我和新生见面时遇到了一个杜克的学生，她来自坦桑尼亚，考入美国的杜克大学。她说，我希望接受顶尖的教育，所以我来到美国，但我将来要回非洲建设家乡，我就想了解中国，因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很多，所以我就来到了昆山杜克，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选择。 把生物教科书写成畅销书——斯蒂夫·诺维奇其人 除了杜克“本科教育发言人”，斯蒂夫·诺维奇本身是一名传奇老师：作为生物学教授，他喜欢给本科生讲生物导论；他还是一名音乐家，作为杜克乐队成员，常带着心爱的低音号和学生一起表演；这个大学教授还为美国的高中生撰写了生物教科书，这本2008年由Holt-McDougal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教科书，一经出版就成了畅销书。对于这些经历，诺维奇的正解是：“人生中遇到一个有趣的老师是多重要！” 神经生物学、音乐，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在诺维奇身上完美结合——在塔夫斯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主修生物、音乐两个专业。如今的他会告诉你，他后来在神经生物学领域的大量研究来自音乐的灵感。而当初为何会修两个专业，与高中那个不太靠谱的老师有关。 “美国通识教育的好处在于大学第一年不用选定具体专业，鼓励学生探索不同领域，只会在第二年快结束时要学生选一个相对确定的学习方向。因此当我上大学时，我想学音乐，想成为古典音乐家。结果，学校让我选很多其他专业课，专业跨度很大的课。我在高中时，科学课程从不让我激动。大学要我选科学课，我就选了生物课，结果让我感觉豁然开朗。”诺维奇感慨，仿佛人生中第一次认识科学课。此后，他继续学习音乐，但加了生物作为第二专业。 神奇的是，在康奈尔读博士阶段，他突然发现两个专业相通了。因为当时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鸟是如何歌唱的？ “表面上看，研究鸟的声音是音乐学，但深入看，鸟类学习歌唱是由大脑驱动的，鸟是如何学习唱歌的，和人是如何学会说话的，很相似。”诺维奇说，鸟与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共通之处，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首先，中国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语言拥有四声音调，这和鸟的歌唱音调有相似；其次，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发现鸟可以学人类的语言，就是鹦鹉学舌，而其他动物都不会。 音乐、生物的交叠不止于此。诺维奇发现，如果人在很小的时候学过音乐，音乐是有音调的，日后这群人再学习新语言，会变得更容易。但至于音乐、语言、人际沟通的关系，至今还是未解之谜。 在诺维奇看来，走进这个有趣的研究，一切得感谢大学的科学老师。也因为如此，如今他不仅坚持给本科生上生物导论，还撰写了全美最畅销的生物教科书。有意思的是，这个“份外事”还与儿子的“质疑”有关。 当他的儿子还在中学时，有一天回家说，今天我上了生物学，发现你和妈妈在干的事情好无聊！诺维奇和妻子都是生物学家，诺维奇就看了他的教材书，“我不得不承认：真的很无聊。”此后，他开始写书，与很多中学老师合作，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过去的问题在于，你可以跟学生说，教科书里的这些东西将来会出现在试卷上。学生说，好吧，我要记下来，因为我要通过考试。过去就是我不管你是否感兴趣。但，你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很有趣，你来学吧。邀请他们来学。这就是教育的不同看法。”诺维奇感慨，给14岁的少年写教科书很不容易，但努力总比彻底毁掉少年的科学梦要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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