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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的联系，也重塑了创新的形态，催生了政府对创新治理的新模式。开放创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鲜明特征。谁掌握了开放创新的主动权，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资源为创新所用，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开放创新不仅为政府的创新战略和政策工具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视角。 开放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方法论的核心内涵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给创新下了一个形象的定义，即“创造性毁灭”。创新是已有知识和技能的新组合，企业是这一重新组合的载体，获取更多利益和更大的竞争优势是创新的驱动力，创新与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的持续占有能力和企业规模。 但是，这一思考方式对众多的创新活动进行解释的说服力日益不足。创新越来越成为诸多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涉及研发、管理、组织、工程、设计、制造、营销等诸多方面，而再非简单的知识生产、转移和利用。 创新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使人们必须从更广阔的维度来审视创新及其作用。纵观近代史，技术领先国家由英国转移到德国，再到日本和美国，这种追赶、跨越的转移，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有许多制度要素、组织结构与功能等方面的创新。 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精心推动下的产学研结合，使国家经济迅速崛起的奥秘。在此基础上，他于1987年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 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系统，一字之差，折射出对其内涵理解的不同。就体系而言，更多体现的是静态的特征，强调企业、研究机构、大学、中介机构等主体的独立性和机械结合。所以才有了所谓的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军民结合创新体系、中介体系等等。而系统则强调主体的有机融合和内在联系，强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 概念的变化引出政策的不同。主体间的网络是创新系统的灵魂，开放性是系统最一般的特征。开放的创新系统，系统内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加强，系统、要素、环境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相互选择、相互适应，从而形成有机有序的开放式结构与优化功能。 全球化重塑国家创新系统 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联系、经济进程和政治进程。就创新而言，全球化在更大广度和深度上塑造了全球创新要素的空间联系和相互作用。随着不同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程的相互交织日益深化，一些传统的国内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专注于利用当地的知识和能力设立研发中心，根据需求和降低成本的运作原理在全球吸纳创新资源，与所在地区的研究机构、大学开展合作，使其毫无争议地成为推动科技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全球化对国家创新活动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上看，对创新系统的影响主要还是国际要素与国家或区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资金的跨国、跨地区流动，国际贸易的日益增加对创新系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更重要的在全球化层面信息、知识、人才的跨国界流动。 讨论全球化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在强大的全球化压力下，国家对创新的影响力不断减少，不同的创新系统趋于相同，最终导致本国创新的空壳化；二是无视全球化的影响，仍强调国家创新系统的封闭性，最终导致创新要素和能力的低水平徘徊。 全球化也对政府的政策选择提出了挑战。全球化意味着管制的放松和特定政策工具影响力的降低。即使是后发国家，在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也不得不站在同一标准上，发达国家曾经采用的对于产业和技术发展中任意施加的补贴等则可能备受质疑。 随着资本国际流动的日常化和多渠道化，以及本国国际金融与世界国际金融的密切融合，一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汇率、利率政策在促进创新方面将部分失去效果。而其他的一些政策，如促进创新主体间网络化联系的支持手段和政策将更加重要。 开放创新是有效学习的前提 从根本上讲，创新系统是一个学习系统。全球化固然易于知识的跨国传播，但决不能导致知识获取的自动发生。学习过程仍旧是一个艰苦的寻找、适应、模仿、掌握、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无论是干中学，还是用中学，都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惟有通过学习，不断夯实自身的创新基础，才有可能不断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 获得规模优势或差异化优势是企业提高生产率的常用手段，但加强与供应商和用户的联系以获取有用信息也同样重要。这不仅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延展创新效益，而且可以降低创新风险。特别是加强与公共知识生产机构的联系，促进科技知识向企业的转移，激活公共科技资源和能力对企业创新的支撑甚至策动，对持续创新能力的提高尤为重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俄罗斯近20年高技术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后发现，俄罗斯已经在软件业显示出比较优势，特别是在较复杂软件的编程方面。不仅在软件，俄罗斯甚至在与军工发展密切并自视拥有优势的产业也已放下身段，积极寻找拥有先进技术和营销手段的合作伙伴。最新苏霍伊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销售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国外制造商的合作。俄罗斯政治家已经认识到，这些行业在未来能否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增加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否则，俄罗斯的大多数技术与西方制造商正在开发出的技术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扩大。 发展壮大引领产学研 协同创新的企业群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世界产业结构转移，从而快速缩短了与先进水平的差距。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当多的企业仅仅满足于国内产业给跨国公司配套，上下游被控制，产业链短、细，边缘化的特征明显。加之金融滞后和软弱，对实体产业培育至关重要的开发性金融萎缩，遇到国际金融动荡，资金短缺就愈显突出。 一些占有垄断性资源的大企业对创新无暇顾及，无力担当起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角色，产学研之间缺乏实质性联合，使得一些产业虽然嫁接在本土，但得不到创新资源的滋养。企业过度依赖订货商，而缺乏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加上缺乏有效的产业组织，产业链相关企业无实现利益的联盟，当遇到国际产业竞争和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就很容易被分化瓦解。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正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新一轮大转型，转变发展方式是各国面临的共同命题。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恰逢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孕育并快速发展的宝贵时机，稍纵即逝。在扩大开放中加快发展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中国的企业界必须充分估量未来竞争的态势，肩负起创新的历史责任，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的主体，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要把提高开放创新能力作为扩大开放的内功勤修苦练，建立起与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创新战略联盟关系，通过增强创新能力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要树立通过合作参与竞争的理念，不断提高与上下游企业乃至竞争对手的合作水平，从战略高度布局核心产业链，提高驾驭国际产业竞争的能力。 建立相互策动，有机衔接的国家创新资源配置体系 目前，中央财政对创新的投入散布在多部门，在实施中五龙治水，各自为政。在清晰职能分工基础上由多主体实施，对保持创新活动的环境多样化必不可少，但过于分散且缺少顶层的统筹协调，势必造成有限经费的投入方向、定位和配置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复和低效。 多头申报、重复交账的现象严重扭曲了政府的本义，且助长了科研活动的浮躁和腐败。按照开放创新的要求，必须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加强对公共科技经费投入结构的改革，明确相关部门分工和合作，强化投入的功能设计和评估监督，形成不同类型资源相互策动的机制。 其次，要加快培养适应开放创新的新一代创新者。基础教育是创新人才破土而出的第一关口，关系国家兴衰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强健儿童体魄、促其健康人格和合作精神的养成、呵护其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是基础教育必须承担的首要任务。偏离此主旨，放纵各式披着素质教育外衣，打着“不能输在起跑线”口号的各类营利性教育机构丛生蔓延，本身就是对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亵渎。不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加以遏制，输掉的将是民族的未来。 创新来自于各种洞察力之间的交流。高等教育要适应学科交叉创新的趋势，从教育理念、教材设计、教学方法、评价导向、教育与科研结合诸方面深化改革，既要培养大批专注于学科细分领域的研究人才和群体，也要关注多学科间存在的大量空白区域的跨学科、跨领域人才的培养。 要逐渐改变以本学系为中心按照本专业规范来评价研究成果的机制，促进各学系之间相互配合，共同评价交叉学科研究成果。要把学生的基本实践经验和独立见解作为重要的创新品质加以培育，不拘一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蓬勃发展的开放创新时代提供多元化的人才支撑。 再者，要加强产业、金融、贸易、科技等政策工具的协同。要充分考虑不同部门政策工具制定的出发点和利益边界，以促进自主创新为共同目标，减少相互掣肘和脱节，形成有机衔接的政策工具体系。 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布局要适应开放创新的需要 国家科技计划的主旨，就是要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促进多学科研究人员队伍和多领域合作伙伴的形成，积累解决重要问题的专业知识。国家主体科技计划要担负起促进开放创新的旗舰功能。在主攻方向的选择、项目遴选机制、评价方式等加大改革。 从指南和重点研究方向的确立开始，就要用开放的视野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促进科技界与产业界的融合，注重吸纳全球智慧形成解决方案，以更深地融入全球知识生产链，与国际同行开展实质性研发与创新合作。 要积极推动跨国公司成为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积极因素，支持跨国公司跟国内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创新，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科技项目和创新能力的建设，促进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研发资源配置与我创新能力的提升得到更高层次的结合。 其次，各主体科技计划间的开放融合要成为科技改革的重点。传统的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划分已经难以适应当今创新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学科交叉和融合的趋势下，重大创新已很难在单一领域产生。要认真研究创新链的发展规律，打破各主体各管一段的传统模式，要通过一体化设计，确保任务间有机衔接，也可避免多头申报，交叉重复的问题。 再者，必须强化创新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发挥好专家咨询的决策参考功能，同时要减少部分专家囿于自身利益和单位利益，在项目评价过程中有失公允的现象。项目评价的失准不仅贻误创新时机，更会从根本上腐蚀科技界创新文化。 建设协同创新特区，发展金融支持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源于多学科和跨领域融合创新的重大突破，以及商业模式和市场的成熟。技术创新越前沿，创造新产业需要清除的市场和体制障碍越多。包括基础设施、市场准入的标准体系、市场化后的监管体系等等。 在产业成长阶段尤其需要跨部门的大规模的协调合作。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低成本要素优势将逐步减弱，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将发生实质性改变，必须未雨绸缪，把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基础作为科技工作的重大任务。 要像改革开放之初建设经济特区一样，选择若干我国有可能突破的领域，建设一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特区”。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共性和关键环节，打破部门和区域界线，以重大任务为纽带，整合中央地方资源和各部门资源，汇聚相关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协同攻关，在知识产权协调、资金和管理规定方面给予研发活动更加灵活的支持，形成跨部门、跨区域整合创新要素的科研特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商业模式的培育、市场准入支持方式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积累经验，示范推广，成为科技、产业、经济、金融、人才等政策工具密切配合的政策特区。 资源优化配置和风险分散，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两大功能。在现有金融体系下，我国金融资源较多流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房地产开发、大型企业等，而对创业和创新活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不足。 如果金融体系发展不能与创新经济(310358,基金吧)的迅速增长相适应，我们将长期面临资源配置低效率与高风险的问题。要抓住金融改革的有利时机，把建立起创新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双赢关系作为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力，围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构筑适应大企业、中小企业、个体创业者、海外中国企业、国内项目乃至海外项目等多种类型的投融资服务的现代金融产业，促进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创新经济的大循环。国家级的成果转化基金要充分发挥引领功能，吸引国内外优质创投资本加盟，并通过先进的项目评价机制、管理运营机制、企业孵化和上市培育机制的引入，开辟政府支持全社会创新的广阔平台。 开放创新,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经验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在以“中国制造”为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下，中国的经济总量持续快速扩张。其间，计划经济体制解缚下各类生产要素的持续释放，国际资本、技术要素的持续流动成为推动中国产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伴随着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的创新系统也在由封闭走向开放。行业和部门所属的研究院所成功实现企业化转制，为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一大批经历市场经济洗礼的民营科技企业迅速发展，它们以开放的视野吸纳公共科研资源，创新科研体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创新文化，造就了宝贵的创新型企业家群体。 在开放中创新，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进步的一条重要经验。但在对自主创新的理解上，美欧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中国许多政策工具的出台，不断拨动发达国家的敏感神经，自主创新政策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与世界强国对话的焦点。 争论的核心就是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是否破坏了竞争环境。美国工商理事会研究员托尼尔森将最大制造国地位的易手，形容为美国接到的“叫醒电话”。他表示，这一地位变动的推动因素就是中国过去10年实施的“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和人为压低的人民币汇率。 大打外交口水仗只是美国振兴其制造业的序幕。为确保在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美国重拾其开放创新的优势。在实施“高端制造计划”中，把推进企业与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合作创新作为制造产业升级的重要技术基础设施予以推动。 其中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由道氏化学公司董事长兼CEO Andrew Liveries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Susan Hockfield共同领导实施，联邦政府负责“买单”，初期将为此投入5亿美元。商务部则计划在2012财年初期投入1200万美元组建“高端制造技术联合体”，以公私合作方式来共同攻克开发新产品过程中的共性技术难关。 制造业的国际竞争，集中反映了中国未来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所处的复杂环境。自主创新决非自我创新，而是在更加开放背景下，充分利用全球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创新要素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是围绕核心竞争力提高，在国家范围内整合创新要素并高效配置的创新体制变革。 创新的速度取决于开放的程度。谁把握了当前开放创新的内在规律，并实施有效的政策工具，就能在创新竞争中掌握主动。处于开放创新的21世纪，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地顺应全球化潮流，更充分地借鉴他国的创新经验，使本土的创新要素在更高的层次上与全球创新要素深度融合。背离了开放，创新将会举步维艰，甚至被世界创新潮流所淘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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