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上译的伙伴们，在梵皇渡路618 号老厂院子里。 前排左起：李梓、潘我源、苏秀、刘广宁、赵慎之、张同凝、王颖 后排左起：胡庆汉、于鼎、富润生、毕克、尚华、程引
“多少人羡慕邱岳峰们，他们用声音轻而易举地回到过去的年代，混杂于市井人群和达官贵人之间，他们出现在那些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时而呐喊，时而低吟，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冷眼旁观。他们就这样出入自由地活了一辈子。”日前，我国第一代配音艺术家苏秀的自传《我的配音生涯》推出增订版，引发了崔永元等一批“上译铁粉”，集体回忆起上海电影译制厂那些配音艺术家的“黄金时代”。 “译制片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很多中国观众对苏秀的声音并不陌生，这位被尊称为上译厂“佘太君”的配音艺术家，今年已88岁。其配音代表作《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四十一》、《孤星血泪》、《红与黑》等，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深深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之中。《我的配音生涯》一书，追忆60余年的配音生涯及译制导演经历，写下对我国译制片从起步、发展至巅峰全过程的见证和思考。 该书责任编辑陈飞雪告诉记者：“苏秀老师是上译厂‘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她是一个有全局观的人，与那些只关注自我的明星不同，她在书里更多写的是同事、伙伴、翻译师、录音师等人。在她笔下，她的配音生涯不仅是个人历史，更是一部中国电影译制片的艺术史。” “我做了一辈子配音工作，我的艺术生命是上译厂给的，我跟它血肉相连——当年，我们把一部电影剪成二三百个小段，然后反复地看每句台词、每个画面……但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它似乎气息奄奄。”在回顾自己的配音生涯时，苏秀最痛苦的莫过于此。 不过，有些事情似乎正在悄然改变。“今年4月，北京几个译制片爱好者策划了一台晚会，内容就是邀请我们几个配音演员，跟观众见见面、说说话，一块重温一下过去的录音片断。那天，国家大剧院戏剧厅竟然满座，票房远远超过了预期。当时，我们所受到的欢迎，得到的掌声和欢呼声，简直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今年‘十一’期间，我们又在上海大剧院演了一场，也很卖座。”苏秀在序言中说。 本月初，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首发式上，白发苍苍的苏秀向配音同行、“上译铁粉”们抛出自己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受到冷落；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观众以如此热烈的情感，欢迎、关注、支持我们。译制片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我看到了重新振兴译制片的苗头” 苏秀的困惑也是所有上译厂配音演员的。拿着苏秀的新书，配音演员曹雷回忆起译制片的辉煌年代时，用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字眼。她说：“这是因天时地利人和所致。‘天时’，是赶上一个特别的时代——改革开放，国外的电影进来了，罗马尼亚电影、前南斯拉夫电影、朝鲜电影等。” 曹雷认为，也正是因为上海这样一个洋气而开放的城市，才可能出现上译厂。她说，这是“地利”。至于“人和”，不外乎就是有非常好的配音演员、翻译和导演，有非常好的团队。 然而跨入新世纪，译制片在中国陷入了低谷，人们开始说“年轻观众都看原版影片，译制片都是没文化的老头老太太看的”。苏秀也承认，译制片真的没落了——当年上译厂的配音都是在塑造人物，因而它是有生命力的，“现在的译制片质量好像也没有人严格把关，似乎只要配上中国话就行了”。 对此，知名文化人史航判断：“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产物。唐代兴旺的是诗歌，到了宋代，就让位给了宋词。我们应该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情来欣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片。那么，你们就不会感到失落了。译制片的辉煌必将一去不复返。” 作为上译厂的元老，苏秀也曾同意这样的说法，但看到近年来人们对于译制片的怀念，她在新作中说“我看到了一些有可能重新振兴的苗头”。她认为，世界上只要有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有译制片存在的理由，“例如你只是猜个八九不离十，却不是听懂了每句台词，你就无法领略爱情是如何改变了《生死恋》女主人公夏子的性格”，“把一国语言转换成另一国语言，使原文受到一定损失是必然的，但是，中国观众通过译制片所获得的信息量，肯定远远大于它所受到的损失”。 书摘>>> 恍恍惚惚的一群人 当年一部影片大约录三到四天，包括对口型在内，也就五六天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创造一个角色的全过程。而那时是不能听耳机的，台词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你想一秒钟，两个口型早过去了。而且你还必须顾到情绪、与对手的交流以及导演临场给你提的意见，所以，也许录音的那一刹那，就把你半个月司职记忆的所有细胞都用光了。 也许是背台词太费脑子，也许是那时候工作就那么投入，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恍恍惚惚，心不在焉，做出很多可笑的事。 那些年，每年春节，一家才有两斤鸡蛋。戴学庐一大早就洗好菜篮子，把鸡蛋买好了放进篮子里往回走。忽然，菜篮子滴下了一滴水，他想，早晨已经把菜篮子晾过了，它怎么还滴水？一面想，一面把菜篮子翻过来看看。当然，两斤鸡蛋全碎了，无一幸免。 杨成纯一大早起来，手表就找不到了。可今天要录音，导演得掌握好时间，没表怎么行？他于是枕头底下、褥子底下、写字台上四处翻寻，怎么找也没有。忽然想到，昨天晚上到壁橱找过东西，会不会落在壁橱里了？他一面打开壁橱一面想，找了这么半天手表，可能要迟到了，下意识地抬起手，手表就戴在手上。 大概是录制《罗马之战》的时候吧，天特别热，李梓抽个空当去洗澡。她一向做事快，当年没有洗衣机，人家一个礼拜天能拆洗三条被子。我总说她“这小娘们可能干了”。那天也是，洗澡之前，三下五除二，她先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了，可洗完澡一看，这可坏了，干净衣服没带来，只好把湿衣服再穿上。 好一座漂亮的墓碑 我想邱岳峰生前一定想不到，他死后会有一座这样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墓碑，而且设计者是中国著名的美术家陈丹青。他也许连陈丹青是谁也不知道，因为在陈丹青为他设计墓碑之前，根本不认识他们一家。陈丹青只为喜欢邱岳峰的配音，才主动提出要为他设计墓碑的。 陈丹青说：“邱岳峰似乎比罗杰斯特还要罗杰斯特，比卓别林更要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感觉那原版的真声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想念他，在一句句英文台词中发生重听。他，一个上海居民，一个在上海电影译制厂上班的中国人，直到我在纽约再听邱岳峰这才恍然大悟：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 （摘自《我的配音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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