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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文化
张岱年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柱。斯大林论民族，认为一个民族不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还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中华民族确实具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有其经济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其与社会教育密切联系的思想基础。这种“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在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引导和培育之下逐渐形成的。而在中华民族的
“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最重要、最巨大的作用的，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
何谓文化?文化即是人类改造自然同时改变人性的一切成就。何谓心理?一般的所谓心理包括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认识，以及自发的和自觉的主观要求。孔子的学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别人不能比拟的深远影响。
孔子的学说何以能发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呢?这首先是由于孔子继承、总结了原始社会后
期以来和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看孔子，觉得他已经是年代久远了，事实上在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二三千年的漫长历史。韩非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尧舜虽然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未必出于虚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一生的工作正是对于尧舜以来夏
商周三代的文化成就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整理，作出了一次重要的总结。孟子称赞孔子为
“集大成”，即意谓孔子总结了上古时代的文化思想。孔子的学说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惟其如此，所以能够对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代，孔子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一方面对于过去的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从孔子开始，私人讲学蔚然成风；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盛况蓬勃兴起了。
西汉今文经学把孔子装扮为一个神人，那是历史的倒退。古文经学和历史家司马迁则肯定孔子是一个卓越的学问家。在古文经学和历史的传说中，孔子的主要工作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这是东汉以来至明清时代孔子的具体形象，这是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孔子以《诗》、《书》教弟子，保存了上古的诗歌和历史文献。孔子在音乐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修春秋”之说，首见于孟子的言论中，近人颇有疑问，但亦不易提出有力的反证。宋代欧阳修开始怀疑《易传》不是孔子所作，但直到近代，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承认《易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易传》中有先秦哲学中最精湛的辩证法。如果《易传》出自孔子，孔子的哲学观点就超越老庄荀诸子了。《礼记》的《礼运》篇有孔子谈论“大同”的记载，而“大同”是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这样，在汉魏以至宋明时代中，一般学者心目中的孔子形象，确实是高大的、卓越的。
近年以来，多数哲学史家认为：《春秋》基本上是鲁国史官的手笔，《易传》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大同”学说更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关于孔子言行的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和《左传》中关于孔子的记载。这样，关于孔子的资料较过去时代所承认的大大削减了。虽然如此，专从《论语》和《左传》来看，孔子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仍然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哲人。
孔子的哪些思想观点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呢?这主要有三点。第一，积极
乐观的有为精神；第二，对于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第三，开创了重视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
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不是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努力争取达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孔子自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当时的隐者讥讽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他自述自己的生活态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倡导积极有为，是非常昭著的。他还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认为博奕比无所事事还好些，这种反对无所作为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孔子所谓“为之”具有什么具体内容呢?他所从事的活动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呢?多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在伦理学说、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属于守旧派，他一生不得志，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十年动乱时期，“批孔”、“批儒”，更指斥孔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复古派、复辟狂。时至今日，这个问题须加以认真考察，分辨清楚。认为孔子守旧、保守，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看法，主要以四项历史资料为依据。(1)孔子反对三桓僭越；(2)孔子反对陈桓杀君；
(3)孔子反对鲁用田赋；(4)孔子反对晋铸刑鼎。前两项见于《论语》，后两项资料见于《国语》和《左传》。多数的论者都认为当时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司于革新派，鲁用田赋、晋铸刑鼎也都属于革新的措施。当时鲁国的三桓破坏了周礼，齐国的田氏进行了一些改革，晋铸刑鼎，鲁用田赋，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新措施，这些都是事实。孔子反对这些，是否一定是顽固守旧呢?这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当时各国诸侯大夫都从事于僭越，这是大势所趋。但这类僭越行为对于人民有没有好处呢?事实上那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孔子尝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从宁俭勿奢的观点来反对僭越
，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田氏篡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春秋末年陈恒杀君，据《左传》的记载，仅仅属于权利之争，并无革命意义。孔子反对陈恒杀君，也难以断定其为反动的。后来《庄子》书中讥讽田氏代齐为“窃国者侯”，韩非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指责“
田常杀君”，能说反对陈恒杀君就是守旧反动么?孔子反对鲁用田赋的理由是反对增税，他的主张是：“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反对增税的言论，虽然
不合乎经济发展的形势，但不能说是反动的。孔子反对晋铸刑鼎的理由是“民在鼎矣
，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强调了贵贱的等级秩序。这表现
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倾向。但是，强调贵贱区分是先秦时代儒法诸家的共同观点。商鞅论历史的演变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法家的
“贵贵”更甚于儒家。如果说法家的“贵贵而尊官”的思想在当时也还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何以继言孔子的“尊贵”言化一定是反动的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点：(1)为政以德；(2)君主集权；(3)反对个人独裁与大臣专权。他强调道德在政治上的作用，宣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敦敢不正?”要求统治者在道德上作出表率，这确实具有深刻的意义。孔子宣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也；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也。”《季氏》)这是中央集权的思想，应该说是符合春秋战国的发展趋势的。以后孟子讲“定于一”，荀子鼓吹“天下为一”，都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这种思想都可以说源于孔子。鲁定公问：“一言而丧帮，有诸?”孔子回答：“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反对“言莫予违”，也就是反对个人独裁。孔子认为，君主虽应有最高权力，但不应个人独裁；同时大臣亦不应专权，“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这些思想，应该说都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
过去很多人认为孔子是守旧派，或者认为是复古主义者，其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孔子拥护周礼，这个问题还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载!吾从周。”事实上，孔子并不认为周制是永恒的尽美尽善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说，对于周礼还应有所损益。他曾评论乐章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从这些言论看来，所谓“吾从周”乃是在三代之中取其最近的，并非认为周制是绝对好的。孔子论仁，有“克己复礼为仁”之说，有些人认为“复礼”即是恢复周礼，其实这是望文生义，所谓“复礼”的内容即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视听言动无不合礼，并非复古之意。
孔子称赞子产，赞扬子产不毁乡校。子产宣称“天道远，人道迩”，孔子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重礼，子产亦说过“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和子产一致的。近年以来，许多人都承认子产是进步的政治家，却认为孔子是守旧派，这是不公允的。十年动乱时期，也有人写文章评击子产，那更是完全荒谬的。
孔子的政治活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呢?《论语》中有一段记载透露了其中的信息。
《论语》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所谓“易之”、“与易”的“易”字是改变之意。孟子批评墨者夷之，曾说：“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儒墨都是企图以其道“
易天下”的。孔子一生的活动也是企图以其道易天下，企图改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这种活动固然不是革命的活动，而可谓一种移风易俗、建立理想秩序的活动。
孔子一生，“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并不是因为他是逆潮流而动，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是因为孔子所考虑的是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易被人理解，而实际上是适应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要求的。孔子的积极有为的精神是基本上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孔子的积极有为的思想，在《易传》有进一步的发展。《易传》提出“刚健”、“日新
”、“自强不息”的重要原则。《象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提倡刚健的精神，宣扬“日新”。《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即是勉力向上、不断提高，这是孔子“发愤忘食”精神的发展。《系辞上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下传》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知险而不陷于险，然后为至健；知阻而不困于阻，然后为至顺。《易传》以健顺的统一为最高理想。《易传》的刚健自强的学说激励着历代有志之士奋发向上，确实起了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以上论证孔子积极有为的思想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其次，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重视道德价值的观点。这种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影响更是非常深刻的。孔子宣称“君子义以为上，”认为道德是最有价值的。所谓义即道德原则，义是内容即是仁。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在《论语》中，仁和义不同是一层次的概念。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仁即安于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为有利而行之。仁者实行仁德，不是以仁为有利，而是认为仁德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
何谓仁?仁即是“爱人”，亦即“泛爱众”，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所谓“爱人”的具体意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何谓立
?立即能独立生存而不依靠别人。何谓达?达即上讲，提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自己要求成立，也帮助别人成立；自己要求提高，也帮助别人提高。这是仁的主要涵义。
所谓立就是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亦即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肯定人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为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最高表现。
人人具有“不可夺”的独立意志。孔子认为，做一个人，应该“志于道”。如能“
志于道”，就可以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饮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于道的人，虽然生活艰苦，但能自得其乐，这是一种高尚的乐趣。孔子以为，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德理想比个人生命更为重要。
这里包含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关系的问题。孔子承认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之然后才能教之，
就是说，须先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从先后次序来说，富之先于教之。但孔子又认为，从重要性来讲，道德却又重于衣食。《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这里有两种顺序，从先后来讲，“足食”居先；从重要性来讲，“民信”最重。“民信之矣”，即政府对人民有信，人民也信任政府，这是立国的根本条件。孔子的这些观点，含有非常深湛的思想，表现了辩证思维的光辉。后来王充对孔子去食存信之说提出批评，那是不理解孔子的深意所在。总之，孔子承认精神生活需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而又肯定精神生活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
孔子所谓仁，是“泛爱众”的人类之爱，又是由近及远的差等之爱。仁是等级制度之下的道德原则，含有一定的阶级性。会仁并不要求消除阶级差别，而且肯定等级差别。虽然如此，仁具有反对苛政暴政的意义，要求让人民安居乐业，在历史上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
孔子这种重视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这至少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第二，在历代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中存在着一个重视气节、刚正不屈的传统。这两者都是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形成的。西方中世纪以来，宗教占统治地位，西方的社会道德是和宗教密切结合的。在中国的南北朝隋唐时代，虽然对于天神的信仰以及佛教、道教杂然并存，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却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儒学亦称为儒教，但是儒教之教决非宗教之义。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就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经过孔门的宣传，这形成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在这个优良传统的影响之下，在士大夫和劳动人民之中，又形成了一个重视气节、操守的传统，敢于和不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决不屈服于祸国殃民的恶劣势力，坚持抵抗外来的侵略，排斥一切奴颜婢膝的可耻行为。劳动人民的道德与统治阶级的道德有所区别，但是开明的士大夫和劳动人民都反对祸国殃民的行为，都反对外来的侵略，两者也有一致之处。这种崇高气节的传统也是在孔子思想影响之下萌发完成的。
章太炎说：“仲尼，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矣。”这是认为孔子开创了重视历史的传统。自周初以来，设立了记言、记事的吏官，历代因之，所以中国的史书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最为丰富。这确实和孔子“删诗书，修春秋”有一定关系。重视历史经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总之，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然而，孔子的学说，也不是完美无缺，至少有三方面的缺欠。第一，孔子“述而不作”
，对于创新重视不够；第二，孔子宣扬德治，对于军事重视不够；第三，孔子推崇礼乐，对于生产劳动重视不够。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好古敏求”，重视继承发展历史的传统，宣扬、温故而知新
”，但没有讲过鼓励创新的言论。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之下，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儒的考据之学，都没有表现创新的精神，即不致力于自然界的新探索，亦不鼓励生产工具的新创造。
孔子曾说过：“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以礼乐与军旅对立起来。《中庸》云：“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
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
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区别了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与道义之强，意谓道义之强
是最高的，而北方强者之强价值较低。事实上，“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强也是必需的。在儒家影响之下，中国养成了一种重文轻武的传统，这也是一个严重的不足之处。
孔子回答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也是实话，但又批评樊迟道：“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
段言化表现了对农稼的轻视，也就是对于生产劳动的轻视。这是剥削阶级卑视劳动的态度。孔子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他不如此是不可能的。这是孔子的阶级局限性。现在的中国已到达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就可能站在新的高度对孔子思想进行正确评价了。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关于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我们应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1985年6月10日，为“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而作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论孔子的幽默
——《论语》杂评
孔子自然是幽默的。《论语》一书，很多他的幽默语。因为他脚踏实地，说很多入情入理的话。只惜前人理学气太厚，不曾懂得。他十四年间，游于宋、卫、陈、蔡之间，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总是泰然处之。他有伤世感时的话，在鲁国碰了季桓子、阳货这些人，想到晋国去，又去不成，到了黄河岸上，而有水哉水哉之叹。桓魋一类人想要害他，孔子：“桓魋其如予何”的话，虽然表示自信力甚强，总也是自得自适君子不忧不惧一种气派。为什么他在陈、蔡、汝、颍之间，住得特别久，我就不得而知了。他那安详自适的态度，最明显的例，是在陈绝粮一段。门人都已出怨言了，孔子独弦歌不衰，不改那种安详幽默的态度。他三次问门人：“我们一班人，不三不四，非牛非虎，流落到这田地，为什么呢？”这是我所最爱的一段，也是使我们最佩服孔子的一段。有一次，孔子与门人相失于路上。后来有人在东门找到孔子，说他的相貌，并说他像一条“丧家犬”。孔子听见说：“别的我不知道。至于像一条丧家狗，倒有点像。”
须知孔子是最近人情的，他是恭而安，威而不猛，并不是道貌岸然，冷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到了程、朱诸宋儒的手中，孔子的面目就改了。以道学面孔论孔子，必失孔子原来的面目。仿佛说，常人所为，圣人必不敢为。殊不知道学宋儒所不敢为，孔子偏偏敢为。如孺悲欲见孔子，孔子假托病不见，或使门房告诉来客说不在家，这也就够了。何以在孺悲犹在门口之时，故意“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不是太恶作剧吗？这就是活泼泼的孔丘。但这一节，道学家就难于解释。朱熹犹能了解，这是孔子深恶而痛绝乡愿的表示。到了崔东壁（述）便不行了。有人盛赞崔东壁的《洙泗考信录》。我读起来，就觉得赞道之心有余，而考证的标准太差。他以为这段必是后人所附会，圣人必不出此。这种看法，离了现代人传记文学的功夫（若
LyttonStrachey
之《维多利亚女王传》那种体会人情的看法）离得太远了。凡遇到孔子活泼泼所为未能完全与道学理想符合，或言宋儒之所不敢言（“老而不
死是为贼”），或为宋儒之不敢为（“举杖叩其胫”，“取瑟而歌，使之间之”），崔东壁就断定是“圣人必不如此”，而斥为伪作，或后人附会。顾颉刚也曾表示对崔东壁不满处：“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古史辨》第一册的长序）
读《论语》，不应该这样读法。《论语》是一本好书，虽然编的太坏，或可说，根本没人敢编过。《论语》一书，有很多孔子的人情味。要明白《论语》的意味，须先明白孔子对门人说的话，很多是燕居闲适的话，老实话，率真话，不打算对外人说的话，脱口而出的话，幽默自得话，甚至开玩笑的话，及破口骂人的话。
总而言之，是孔子与门人私下对谈的实录。最可宝贵的，使我们复见孔子的真面目，就是这些半真半假、雍容自得的实录，由这些闲谈实录，可以想见孔子的真性格。
孔子对他门人，全无架子。不像程颐对哲宗讲学，还要执师生之礼那种臭架子。他一要坐着讲。孔子说：“你们两三位，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不好说的吗？我对你们老实没有？我没有一件事不让你们两三位知道。那就是我。”这亲密的情形，就可想见。所以有一次他承认是说笑话而已。孔子到武城，是他的门人子游当城宰。听见家家有念书弦诵的声音，夫子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驳他说，夫子所教是如此。“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说：“你们两三位听，阿僵是对的。我刚才说的，是和他开玩笑而已。”（“前言戏之耳”。）这是孔子燕居与门人对谈的腔调。若做岸然道貌的考证文章，便可说“有圣人而戏言乎??不信也??不义也??圣人必不如此，可知其伪也。”你看见过那一位道学老师，肯对学生说笑话没有？
《论语》通盘这类的口调居多。要这样看法才行。随举几个例：言志之篇，“吾与点也”，大家很喜欢，就是因为孔子作近情语，不作门面语。别人说完了，曾皙以为他的“志愿”不在做官，危立于朝廷宗庙之间，他先不好意思说。夫子说：“没有关系，我要听听各人言其志愿而已。”于是曾皙砰訇一声，把瑟放下，立起来说他的志愿。大约以今人的话说来，他说：“三四月间，穿了新衣服到阳明山中正公园。五六个大人，带了六七个小孩子，在公共游泳池游一下，再到附近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吐一口气说，“阿点，我就要陪你去。”或作“我最同意你的话”。在冉有、公西华说正经话之后，曾皙这么一来放松，就得幽默作用。孔子居然很赏识。有许多《论语》读者，未能体会这种语调。必须先明白他们师生闲谈的语调，读去才有意思。
“御乎射乎”章——有人批评孔子，说“孔子真伟大，博学而无所专长”。孔子听见这么说：“教我专长什么？专骑马呢？或专射箭呢？还是专骑马好。”这话真是幽默的口气。我们也只好用幽默假痴假呆的口气读他。他哪里是正经话？或以为圣人这话未免杀风景。但是孔子幽默口气，你当真，杀风景的是你，不是孔夫子。
“其然，岂其然乎？”章——孔子问公明贾关于公叔文子这个人怎样，听见说这位先生不言、不笑、不贪。公明贾说“这是说的人张大其辞。他也有说有笑，只是说笑的正中肯合时，人家不讨厌”。孔子说：“这样？真真这样吗？”这种重叠，是《论语》写会话的笔法。
“赐也，非尔所及也”章——子贡很会说话。他说：“我不要人家怎样待我，我就不这样待人。”孔子说：“阿赐，（你说的好容易。）我看你做不到。”这又是何等熟人口中的语气。
“空空如也”章——孔子说：“你们以为我什么都懂了。我哪里懂什么。有乡下人问我一句话，我就空空洞洞了，无一句话作回答。这边说说，那边说说，再说说不下去了。”
“三嗅而作”章——这章最费解，崔东壁以为伪。其实没有什么。只有孔子嗅到雉鸡作呕不肯吃。这篇见《乡党》，专讲孔子讲究食。有飞鸟在天空翱翔，飞来飞去，又停下来。子路见机说，“这只母野鸡，来的正巧。”打下来贡献给孔夫子，孔夫子嗅了三嗅，嫌野鸡的气味太腥，就站起来，不吃也罢。原来野鸡要挂起来两三天，才好吃。我们不必在这里寻出什么大道理。
“群居终日”章——孔子说：“有些人一天聚在一起，不说一句正经话，又好行小恩惠——真难为他们。”“难矣哉”是说亏得他们做得出来。朱熹误解为“将有患难”，就是不懂这“亏得他们”的闲谈语调。因为还有一条，也是一样语调，也是用“难矣哉”，更清楚。“一天吃饱饭，什么也不用心。真亏得他们。不是还可以下棋吗？下棋用心思，总比那样无所用心好。”幽默是这样的，自自然然，在静室对挚友闲谈，一点不肯装腔作势。这是孔子的《论语》。有一天，他说：“我总应该找个差事做。我岂能像一个墙上葫芦，挂着不吃饭？”有一天他说：“出卖啊！出卖啊！我等着有人来买我（沽之哉，沽哉，我待贾者也）。”意思在求贤君能用他，话却不择言而出，不是预备给人听的。但在熟友闲谈中，不至于误会。若认真读它，便失了气味。
孔子骂人也真不少。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筲”是承米器，就是说“那些饭桶，算什么”！骂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骂了不足，还举起棍子，打那蹲在地上的原壤的腿。骂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真真不客气，对门人表示他非常生气，不赞成冉求替季氏聚敛。“由也不得其死然。”骂子路不得好死。这些都是例。
孔子真正属于机警（wit）的话，平常读者不注意。最好的，我想是见于孔子家语一段。子贡问死者有知乎。孔子说：“等你死了，就知道。”这句话，比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更属于机警一类。“一个人不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对这种人，真不知道怎么办（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这一类。“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相同。“不患人之不己知，求为可知也。”——这句话非常好。就在知字上做文章，所以为机警动人的句子。
总而言之，孔子是个通人，随口应对，都是道理。他脚踏实地，而又出以平淡浅近之语。教人事父母，不但养，还要敬，却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这不是很唐突吗？“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就是说“如果成富是求得来的，叫我做马夫赶马车，我也愿意”。都是这派不加修饰的言辞。好在他脚踏实地，所以常有幽默的成分在其口语中。美国大文豪Carl
Van Doren
对我说，他最欣赏孔子一句话，就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斯可矣。”这真正是自然流露的幽默。有点杀风景，想来却是实话
孔子在哪里？
作为教师，孔子热爱教学。除了中途当了几年官，被阴谋家离间下台，他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教育事业。不投资，不炒房，安贫乐道，心无旁骛。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典型的“舍小家，顾大家”。孔子向往荣华富贵，但反对以不义手段得之。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教学的一大特色是随意。他没有教科书，没有统编教材，不设必修课，不发文凭，不评三好。无组织，但有纪律，学生规规矩矩。他主要通过和学生聊天，完成教学任务，类似今天的小班教学。因为小班，他知道每个学生的底细，知道他们的性格和理想。他会问：同学，你的理想是什么？从而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对于学生，他不挑剔，没有入学考试——据说有面试，有教无类，好生差生一个样，不搞区别对待。好学生他当然喜欢，比如颜回。脾气坏的也喜欢，比如子路。他的学生宰予，说话不算话，大白天睡觉，气得孔子大骂“朽木不可雕也”，但他没有开除宰予，宰予后来成了孔门十哲之一。
他不体罚学生，也不“叫家长来”，不罚学生“抄N遍课文”，更不用恶毒的语言骂人。他是怎样维护课堂秩序和教学秩序的？我想，一是因为他爱学生，将他们当人，不将自己当老板。其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让人瞧不起。这就是孔子的能耐。一般人说得到，做不到。
在孔子的时代，国家不管民间教学。没有教学和科研考核，没有高考指标考核，没有既定的人才标准让他完成，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教书育人。没有国家英明领导，没有校长热情鼓舞，孔子为什么那么卖力气？我猜，其一是事业心，为理想而奋斗。其二是，孔子要靠教学质量谋生存，一心一意谋发展。学生教不好，没有生源和学费——据说是腊肉干，他吃什么，喝什么？国外私立大学办得好，也是这个道理。
孔子教育的另一特色是“不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将自己当成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圣人”是他死后别人封的。不像现在，人还没死，就妄称大师。《论语》一书主要讨论政治学、伦理学和法理学，与今天的法学相通。他要培养治国的栋梁。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种田，孔子说“吾不如老农”。又请教种菜，他说“吾不如老圃”。事后孔子很不高兴地说，樊迟是个小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他要培养经国的栋梁，而不是种田的能手。国家治理好了，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
因为不装，孔子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他的教学不是单向式的，老师灌学生听，好像自己是《真理报》。他相信教学相长，师生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师生不仅共同学习，而且共同参与社会实践，周游列国，风风火火闯九州。
孔子的课堂无所不在。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在师生游泳的归途，在君王议政的庙堂。在这一群人里，孔子是老师，但更像带头大哥。他领头在前，学生相伴在后。师徒在仁途上风尘仆仆，在春风里手舞足蹈——“咏而归”。孔门虽然没有物理上的学院，但他们有共同的精神家园。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没有了理想和理想主义者，就没有孔子和孔子学院。
（周华光摘自《文苑·经典美文》）
率真孔子
张期鹏
我读孔子，感受到的是他的率真。
在无数个深夜，我坐在桌前捧读《论语》，感觉这个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就坐在我的面前。他的深邃目光，穿越2500多年的沧桑岁月，慈祥地注视着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向不可知的远方。我的眼前，顿时幻化出一片烂漫的充满书香气息的杏林。
我的思绪在漫长的时间隧道里穿梭，眼前的场景在变换，仿佛又回到了2500多年前的某一天。那一天，孔子把他的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召集到身边，让他们尽情地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子路说完，他只是微笑了一下；冉有和公西华说完，他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但似乎皱起了眉头。轮到曾点了，他在老师的鼓励下轻声说道：“莫春着，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yí），风乎舞雩（yú），咏而归。”就是这一段轻声地描绘，引来了孔子高声地感叹和赞许：“吾与点也！”
“只有曾点的说法符合我的心愿啊！”孔子的感叹和赞许，至今依然深深地撞击着我的心扉。千百年来，有多少人把他打扮成一个不苟言笑、循规蹈矩，而且一开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闭口就是“仁”、“礼”、“忠恕”、“孝悌”之类的“至圣先师”，殊不知他始终怀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童心童趣。岂止是童心童趣啊，暮春时节，穿着新做的春服，五六个朋友一道，带着六七个孩子，在沂河里畅快地沐浴，在求雨台上迎接浩荡的春风，然后一路唱着悠扬的歌曲回去，难道不是孔子的人生理想吗？
这是一个多么可爱、多么率真的孔子！
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自然始终怀有强烈的政治热情、政治抱负和政治追求；但作为一个“士”，他更有知识分子思想纯洁和崇高的一面，不会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他30多岁的时候，因为对鲁国“三桓”的骄横跋扈不满，来到了齐国。他对齐景公讲了一番治国安邦的道理，齐景公好像很乐意接受。但他似乎又太直率了，他敏锐地看到齐国最大的危机是宫廷的奢侈，并且坦率地指出了这一点，引起了景公的极大不满。他冷冷地对孔子说：“我已经老了，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了。以您的才能，在我这里实在太委屈了。”对于这样的逐客令，《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的反应，只是说了一句“孔子行”。但就是这样一句“孔子行”，使我看到了他面对景公的凛然的表情。以孔子的温文尔雅，他不会怒斥一个自己认为不值得怒斥的人，他当时一定是“色勃如也”，一脸严肃地转身离去；“趋近，翼如也”，脚步越走越快，像鸟儿舒展开了自己的翅膀。这就是有着率真个性、独立人格的孔子啊！
我同时隐约地感到，孔子作为一个凡人，内心也有着复杂的情感，思想深处也有着复杂的矛盾，有时甚至会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斗争之中。特别是在自己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心里真比黄连还苦。在他快50岁的那一年，眼看着壮志难酬，内心的急切终于表现在了一次差一点成为现实的冒险行动上。那一年，鲁国“三桓”之一季桓子的一个家臣发动叛乱，占据了鲁国的费城，并想以此来对抗鲁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威，他特意邀请孔子参加自己的反叛行动，这一次孔子真的沉不住气了，竟然想去参加叛军。子路急切地来劝他，他自知理亏，但又为自己无望的前程悲哀，于是理屈词穷地抢白子路：“他们召我去，难道我会白去吗？如果他们是真心用我，我可以帮助他们建设一个我梦想的东周王朝啊！”
孔子当然没有成行，但即使只是这样一种想法，也引起了后人的激烈论争。在他死后2500多年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人为他的这次冒险行为辩解，他们认为
“圣人”孔子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出这样的话的。但我却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知道，孔子也是食人间烟火、吃五谷杂粮的，都快50岁了还一事无成，能不着急吗？我在今天可以想象孔子当时那种急切的样子，想象他面红耳赤地训斥子路的情景，不仅没有感到损伤了孔子形象的一分一毫，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孔子：太率真、太可爱、太伟大了。
大哉孔子
君子可欺之以方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鲍鹏山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宰予问了孔子一个很古怪的问题：“老师，一个君子，假如我们诓骗他：‘有人掉到井里啦！’他会马上跳下井去救人吗？”孔子皱眉回答说：“怎么会呢？君子会马上赶去察看，但不会糊里糊涂就往下跳，君子可以被欺骗，却不会被愚弄。”
这段对话的价值不在于宰予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技术含量，也不在于孔子对君子是否入井救人的回答，而在于孔子“君子可以被欺骗，却不会被愚弄”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孟子竟然也持这种观点。孟子有句名言：“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就是说，君子可以被人用正当的理由欺骗，用合情合理的骗局欺骗。
孟子举过一个例子。郑国国相子产，是个仁德之人、智慧之人，孔子曾经向他讨教，还夸奖他是“古之遗爱也”。一天，有人给子产送来一条活鱼，子产仁慈，让手下小吏把鱼拿到院子里的池子放生，这人却把鱼弄回家自己偷偷煮着吃了。第二天，子产见到他，问：“那鱼放生了吗？”他说：“已经放生到水池里了。”为了增加这个谎言的可信性，他接着编造说：“那鱼啊，挺逗。一开始放到水里，半死不活的；过了一会儿，它就恢复了生气，摇头摆尾地游走了。”子产一听，很高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这条鱼终于到它该去的地方去了。
这个把鱼吃掉还骗人的小吏真是个小人。他事后还洋洋得意地对别人讲：“谁说子产聪明呢？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连声称赞，真是可笑啊。”
究竟是子产可笑还是这个小吏可恶？子产让他把鱼放了，他答应后不仅没有照做，违背承诺，还把谎话编得活灵活现，合情合理。一个人，把别人对他的信任看成愚蠢，那么他希望别人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呢？
合情合理地相信别人，不仅是仁者，也不失为智者。他在被小人欺骗之前，已然站在小人无法企及的高处。
用合情合理的谎话欺骗别人，不仅是佞者，更是愚者。他在损害别人之前，自己先自堕落。
君子不怀疑正当的东西，不质疑合情合理的东西——因为，维护一个社会基本的信任底线，比防范受骗还重要。
孔子没有标准答案
作者：安德义
两千五百年前的大教育家孔子，在教学艺术上也堪称大师。作为一位教育家，他向学生提问，或解答学生的疑问时，都没有确定性标准答案。在《论语》一书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标准化考试仍然影响着我国教育的今天，读来尤其发人深思，它对语文教育甚至整个教育观念的转变都有深刻的启示。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篇》）
子路和冉有都向孔子提出“闻斯行诸”的问题，即“得到真理就马上干起来吗？”孔子的答案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孔子回答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求平日做事，过分谨慎，所以我给他壮胆；仲由的胆量却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这是典型的因材施教、因人而教的范例。孔子不设标准答案，更为有趣的是《荀子·子道篇》中记载的孔子有关“智者若何，仁者若何”的提问，先看原文。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矣。”（《荀子·子道》）
一天，孔子要考一考他的三个得意门生：子路、子贡和颜渊。他先把子路喊进屋里，“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可谓士矣。’”孔子提问的意思是：智者应该怎样做，仁者应该怎样做呢？子路回答说：“智者要能够使别人了解自己，仁者要能够使别人爱自己。”孔子的评价是“你够得上做一个‘士’的标准了。”子路出去以后，孔子又把子贡喊进屋里，“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孔子向子贡提的是同一个问题，子贡回答却说：“智者知道别人，仁者爱护别人。”孔子对子贡的回答评价却是“你可以做士君子（比“士”的标准高，比君子又略低一点）了。”子贡出去以后，孔子最后把颜渊喊进屋里，“颜渊入，子曰：‘回也，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很显然，问题是同一个，颜渊的回答却又有不同的含义，他说：“智者做到自知，仁者做到自爱。”孔子对颜渊的回答评价是：“你可以做一个聪明的君子了。”同样一个问题，对象不同，回答各异，从不同的层面说出了对“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的理解，只有看问题的角度和深浅不同，没有对和错之分，也就是说孔子没有确定性唯一的标准答案。虽然，后人王安石对这个故事持有疑议，他认为三者顺序刚好相反，应该先“自知”，后“知人”，最后是“使人知己”；“仁”也是这样，认为是荀子杜撰出来的，不管争议如何，但它至少可以说明孔子在要求学生回答他的问题时，并不要求只有唯一的所谓标准答案。
又如：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韩非子·难三篇》）
这里是叶公子高、鲁哀公、齐景公三人分别向孔子问“政”，即如何治理国家。他对三人的回答各异，对叶公子高说，“政在悦近而来远”，即使近处的高兴，使远处的归顺。对哀公说，“政在选贤”，意思是推举贤才治理国家。对景公说，“政在节财”，意思是不要奢侈浪费，要节约财政。三公向孔子提问，而孔子的回答却不相同，子贡对此迷惑不解，孔子解释说，叶的都城很大，而国家的领地却很小，老百姓有反叛之心，所以，“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仅有佞臣三人，外面障于诸侯四邻之士，内部勾结而欺骗君主，使祖先得不到祭祀，社稷不能延续，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治理国家在于推举贤才。齐景公修筑高大的雍门，建造华丽的宫殿，一上午以三百乘的资产赏赐于人，所以说治理国家在于节俭。孔子对三公的答案，因三国国情不同，而答案各异。在《论语》一书中，有关问“政”的答案，异彩纷呈，也是各各不同。
孔子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也从来不设标准答案。又如：司马牛、孟武伯、樊迟、子贡、颜渊等都曾向孔子请教过关于“仁”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孔子的回答，说法不一，内涵也不一样。一部《论语》，孔子对“仁”的解释多种多样。他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对司马牛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对子张却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对樊迟则说，“爱人”就是“仁”。除此之外，《论语》中还有许多歧异的说法，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孔子不同的说法，我们从孔子对曾参谈的一段话可大致推知“仁”的真实含义。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用现代的话说，对于不管干什么事（当然是益于社会的好事）都要尽心竭力，忠心恳恳；对人要宽以待人，仁慈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孔子从不轻许以“仁”，他在答复许多学生“不知其仁”的讲话里面，只说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这也未必说颜渊就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只说他们是“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仁”的标准何其高也。孔子没有认为哪个学生具备了“仁人”的标准。“仁”并不是孔子学说中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因此，依孔子的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所以，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不是放大了的对“仁”更深刻的解释。实际上孔子对“仁”的解答是根据不同对象的情况，各人不同的内在修养和外部表现、人品、秉性等，而取不同的含义。可见，孔子解答学生的疑问也没有标准答案。
然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和考试命题中，标准化试题却泛滥成灾。这种标准化考试只能考查学生的思维结果，而不能考查学生的思维过程；只能求同，不能求异；只能唯一，不能举一反三。泱泱大国，莘莘学子，却被定于一尊的“标准答案”扼杀了创造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导致语文教学的理性化、刻板化。殊不知，孔子教学考查学生掌握知识和能力水平时就没有标准答案。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在孔子那里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我们反而倒退了。标准化考试的做法的确难合教育实情，更难符合语文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我们欣喜地从元月23日《生活时报》刊载的一条消息看到：清华大学从本学期起鼓励老师尝试用没有标准答案的试题对学生进行考核。无标准答案的试题，主要是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及科学创新的能力，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好与不好的区别。据了解，绝大部分学生都欢迎这种无需死记硬背的考试方法，而且认为对学生的应试能力，对教师的出题与制卷水平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由此看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采用没有标准答案的方式考查学生和教学生回答问题的做法，是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孔子心和庄子气
来源:《思维与智慧》 作者:张云广
时近中秋，一场冷雨下过，天色已近黄昏。
邻居家的老榆树上，数只麻雀正梳理着翅膀下和尾巴上有些潮湿的羽毛，神情悠然而专注，还不时惬意地叽喳几声，像极了庄子眼中和笔下的风景。
天空，随风而动的灰色云层下，几只燕子在空中忙着捕食，再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跋山涉水飞往南方了。用羽翼追求梦想丈量天下，一路奔波劳顿如当年周游列国的孔子。
麻雀与燕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庄子与孔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
常常忆起老家的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大爷，算来他今年已经66岁了吧，都在城市上班的儿女曾无数次劝他离开农村一同居住却被他次次一口回绝。他吹的小曲隔着老远就能听见，他喜欢独自一个人漫步在乡间小路上，看看大豆的长势，摸摸高粱的结节，听听蟋蟀的弹奏，望望远处的羊群，满心盛开的都是满足和愉悦。他是一个典型的村庄留守者，正如那群麻雀，只在村庄和村庄附近鸣唱，任寒暑易节春秋暗换。
只是，自然界中有界限分明的麻雀和燕子，当今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却很难觅到纯粹的庄周和孔丘。孔子的入世进取激励我们在事业的疆场上驰骋拼搏，庄子的出世无为却能给欲火过旺的心灵降温，降低飞行的高度，还心态以平和安宁。
有一位朋友，上班时被同事称为工作狂人，就连中午在单位吃午饭时与饭友谈论的话题都常是下一步的计划，计划一旦制定就不折不扣地执行。但一回到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脱掉工作装，换上休闲服，下厨做菜无不精通，侍弄花草无不在行，每逢假日常常开车带上家人流连于山水之间，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小酌，即使不能远行也要起个早走出家门去广场上打太极或抖空竹，生活被他调剂得有张有弛有滋有味，人也活得抖擞高效。
怀一颗孔子心，染一身庄子气，在天作飞燕，落枝成麻雀，收放自如高下皆宜，既如君子般自强坦荡，又似隐士般自在逍遥。如此，日子就能演绎成一门生活化的艺术，一路前行的风景更是值得期待。
孔子对人生的总结
孔子72岁去世。在他71岁时，对人生进行总结。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这几句话进行理解呢？
三十而立。三十岁的人,已经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发展方向。简单地说，三十岁的人应该能坦然地面对一切了。可以用立身立业立家三个方面概括。
立身就是确立自己的品格和修养；立业就是确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立家就是应该有了自己的家庭。
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就不会怀疑了。人到了四十岁，经历了事态的冷暖，感怀了岁月的无情。以后是沉思，是恍然大悟……对外，他明白了社会；对内，他明白了自己；对自己，他明白了责任！
五十而知天命。古代把天当作神，天能决定人类命运。“天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因果报应。命里有的一定有，命里没有的别强求，乐天知命，到了五十岁明白了这个道理。
其实“天命”很简单,就是你该怎么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生观。五十岁的人，到了人生最成熟阶段，成功和辉煌带来快乐的同时，也时常伴有一些压力，但他们都能很坦然地面对，因为他们了解了社会，可他们更知道自己！
六十耳顺。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生气，心里依然平静。
六十岁的人，经历了岁月的打磨，经历了曲折和挫折，留下的只是人生足迹，成就的却是自己丰富的阅历、涵养、修养。六十岁的人，是人生中的晚秋，他的生活脚步慢了，却可以细细品味人生，欣赏人生旅途中各种景色，享受于向社会提供自己辛勤劳动后的成就感中，享受于无忧无虑的轻松生活中，享受于品味酸甜苦辣的回忆所带来一番别致感觉中。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顺从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很重要的是后面的三个字：不逾矩，得不违反规矩。
从心所欲要随遇而安，面对生活各种遭遇都坦然面对，遇到高兴的事，不过度兴奋，遇到悲伤的事，要尽快摆脱伤感，遇到失意的事，不计较，甚至对疾病的伤痛也能坦然面对，默默承受，总之，不管是遇见什么事，都是保持从容安定的心理状态。
有人说：六十岁的人，当官不当官的一个样，七十岁的人，有钱和没钱的一个样，这话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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